10月26日上午，浦东新区区长姜＿代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警察和保安，排成几排人墙，试图阻止人群进入大楼。一个多小时前，几十名前来讨要说法的“钓鱼”受害者，趁中午吃饭时间进入大楼，在楼上到处去找执法大队的领导，却发现几乎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带着被子，躺到了楼道里。据悉，她的儿子开车三次被钩，儿媳妇也跑了。楼道里混乱一团，人们甚至闯进食堂去吃饭。
10月27日，上海沪南公路9758号，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再次遭遇“围困”。
人群是上午9点多聚集的，张兰平赶到时，已有一二十人。11点时，人越来越多，他们想去找领导讨说法，但是门卫不让进。后来，第一批警察赶到，被他们劝了回去：我们又不打架，是来讨说法的，你们来干嘛？
这是上海市公布钓鱼事件真相的第二天。浦东新区区长姜＿向公众道歉的新闻，使他们理直气壮了许多。这是自周老虎事件后，地方政府又一次向公众道歉。
这场一波三折的事件，自9月8日起，夹杂着白领被钩、青年断指等剧烈冲突情节，使上海交通部门一直讳莫如深的钩子现象，浮出水面，而在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介的舆论推力之下，“钩子并不存在”的谎言已彻底破产。
在新华社对浦东新区“勇于纠错取信于民”的赞扬声中，随着黑幕的揭开，上海又面临着平反类似“冤假错案”的巨大压力，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前的汹涌民意，正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执政智慧。
两条战线的调查
10月23日，上海火车站，左手吊着绷带的孙中界，看到专程来沪的郝劲松时，9天以来第一次笑了。他的哥哥孙中记形容此前的一段日子：他们像掉到了油锅里。郝劲松的到来，使孙家兄弟增添了信心。
这时，上海对钓鱼式执法的态度已开始起变化了。
10月20日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国家一级律师薄海豹，接到上海市人大的电话时，天已经很晚了。电话里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媒体很关注，问他是否乐意参加。
这件媒体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孙中界遭遇倒钩事件。这天上午，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刚刚公布对其的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一时，舆论大哗。
消息发布时，孙中界并不知情。他和哥哥等人，从原南汇地带，跑到浦东新区的各个部门上访，但没有人理会他们。令人蹊跷的是，这份由《新民晚报》当天刊发的调查结果，第二天，上海的其他媒体并未刊发。
薄海豹就在这时接到了电话，成为浦东新区紧急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的方向是：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在孙中界事件中，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取证等问题。
浦东新区对调查组成员名单高度保密，在后来公布的名单中：丁仲良、王洁、李江、李燕、陆敬波、金永红、季明、唐一平、顾文剑、郭翔、郭耀明、薄海豹（按姓氏笔划排列），身份主要为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的代表、社区和企业的代表。
此前，忙于教学与律师事务的薄海豹，对孙中界事件只是一般了解。但他觉得作为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有义务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与调查组的秘密调查相比，媒介也开始了独立的调查。在上海媒体无奈失声之际，上海交管部门对钩子的一再否认，刺激了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强烈的关注热情，仅中央电视台，就有新闻节目中心、经济半小时等多部门记者，来到上海。而一年前更具轰动效应的奉贤钩子被杀案，则由于3月的全国两会、5月的四川大地震、 8月的北京奥运会，而被遮蔽不彰。
“这次，我估计要搞大了。”这种声势浩大的报道声势，甚至让前钩头罗雄(化名) 倍感鼓舞，坚定了他后来站出来说话的信心。
而在孙中界事件之前，南都周刊是唯一近距离探寻钩子的媒体，随着事态的发展，促使南都周刊编辑部决定把核心线索资源共享，以促进揭穿钩子骗局的进展。
在南都周刊记者牵线下，10月21日，奉贤一名现役钩子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采访；10月22日，前钩头罗雄再次现身说法，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10月26日，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
上海交通部门一再否认的钩子现象，逐渐被挖至深水区。
薄海豹智识钩子面目
10月21日，联合调查组兵分三路，分赴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薄海豹所在的小组共四五个人，主要负责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以查明事件中的乘客是不是钩子，此人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
当天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国家一级律师薄海豹，展示了他专业的问讯技巧及判断能力。薄海豹问：“你在政府类似的交通执法中，不管是闵行、南汇，还是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陈答：“没有。”薄又问：“如果有，就证明你不是一般的乘客，而是一个钩子，可以这样认为吗？”他说：“可以。”薄再问：“要不要一个机会证明你是清白的？”陈说：“愿意。”薄再问：“你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而据新华社报道，在调查组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了陈雄杰曾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在进一步深入调查后，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且大多都由一位“蒋某某”领取，钩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钩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 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他，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的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上海钩子生物链
就在同一天，随着南都周刊、南方都市报记者对钩子的采访，以及罗雄的现身说法，“蒋某某”蒋国辉这个名字，开始浮出水面，一个庞大的钩子网络因而进一步清晰起来。
知情人士透露，40多岁的蒋国辉，出生于奉贤柘林镇。由上海市区南下50多公里，奉贤区政府所在地南桥以南七八公里处，就是这个盛产钩子的杭州湾北岸小镇，上海的钩子势力，有四股发端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这里的地痞流氓较多，构成了后来钩子云集的原因之一。
柘林镇东北方向，两三公里处的东海村，为蒋国辉的出生地，蒋为柘林系钩子第三股势力，常在闵行、南汇一带钩车。
奉贤钩子元老甲钩，则出生于柘林南宅村，手下有钩子四五十人，主要活动在闵行、松江、奉贤一带；唐老大为另一帮，有钩子十几人。
柘林以北，新寺社区以东新塘村，有后起之钩小三的家。此人手下有一二十人，多在青浦一带活动。其姘头陈素军，去年钩车失手，命丧西北方向的奉城头桥（2008年3月28日《南都周刊》有深入报道）。
而南桥钩子，自成一帮；奉贤以西金山区，是一陈姓安徽人的势力范围，拥有钩子10人以上。奉贤以北的闵行区，钩头除蒋国辉外，另有一伍姓钩头。
上海的钩子，据罗雄估计，最起码有300人。在罗雄的印象里，上海的钩子起步很早，在1994年就有了。
而蒋国辉，起步稍晚。他是一个黑老大的徒弟，后来做了钩头，手下有十几个人，常在闵行活动。罗雄和蒋国辉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蒋国辉的手下找到罗雄，邀其入伙。
胆子很大、会说几种方言的罗雄，很快成为一名金牌钩子。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钩过商务别克、本田雅阁等车辆，钓过总经理、乡长的亲戚、银行行长的司机等人物，在张军被钩的北松公路、孙中界被钩的闸航公路，都曾留下罗雄的身影。
罗雄后来做了钩子头，手下金牌钩子有五六个。多年后，罗雄仍对他们的心理素质赞不绝口：比如说，人家说他是钩子，他很镇定“钩子？我打死他，我弟弟也被钩了。你看到了，通知我一声。”还有胆子更大的，钩车时，拿着身份证。“你不相信我，给你身份证看看。”而司机即使看了也没用，钩车时一闹，身份证上的信息，多半记不牢。
罗雄自己也多次遇有危险。有一年，他到宝山去钩车，有所怀疑的司机拿起螺丝刀，对准了他。罗雄拍着胸脯：“你认为我是钩子，你一定要捅，往这里捅。你不捅的话，就错过机会了。但如果你捅错了，你就倒霉了。”
在罗雄的印象里，早期的执法部门比较乱，制服、工作证都是队里拿的，钩头把法律文书带在身边，自己执法。
早年，并非执法人员的蒋国辉，甚至带队钩过南汇的一个警察。那是某一年的晚上11点多，钩子在南汇的一条马路上扬招，一辆沪O牌造的车停了下来，钩子不去坐，让他走，他不走。有它挡道，后面的车停不过来，钩子就和他谈价钱，谈好10元钱，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小区，埋伏的人员把车子围住了，叫他不要动。那人跳了起来：“什么？你钩车钩到我头上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拿出工作证，没有用，他要打110，钩子并不害怕，你打啊。几个人把他强行扣在车后座，车子开到停车场，他看到看门的警察，就哭了。这次行动中，蒋国辉带队，负责开单子。这以后，执法大队一位大队长因为乱发执法单子，被调离岗位。
2008年3月28日，《南都周刊》报道了雷庆文刺死钩子陈素军一事，
深入还原黑机司机与钩子两类边缘人被“钓鱼执法”撕毁的人生轨迹，
是最早关注上海“钓鱼执法”问题的媒体深度报道之一。
2009年10月16日，《南都周刊》刊发记者谢海涛的采访手记，揭秘上海钩子们的隐秘生存状态。
009年10月23日，《南都周刊》刊发深度报道《上海钩子迷局》，
追寻孙中界事件、张军事件之后，上海的“钓鱼执法”真相。
▲ 张军在接受媒体的专访（截屏图片）。
▲ 通气会场外有抗议群众，他们说也有类似被钩车的遭遇。
钩子大佬的江湖恩怨
多年以后，罗雄在回答为什么入行钩界时说：“这一行钱来得多、快。”
罗雄介绍，每钩一辆车，宝山的价格是 200元，南汇是250元，奉贤是600元，其他是500元。一般抓一辆奖励500元的车，钩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保险和买录音笔，大头归钩头所有。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头一年少说也有十几万。
除了钩车的分成所得，养黑车是钩头的另一项生财之道。如果养20辆黑车，一辆车每月交300元信息费，年收入就可达六七万元。抓车时，钩头会及时给黑车司机发来信息：“上班了。”意思就是不能做了；“好了”、“下班了”，就是可以开车拉客了。
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在闵行北桥一带，黑车司机们买信息的花费，一手信息是每月500元，二手信息是300元，三手信息是100元。在张军被钩的俞塘村，司机李师傅原来从不相信信息费，在几次被钩之后，终于醒悟过来。现在，他每天看钩车信息，比看天气预报还积极。
除了自己养的黑车不抓外，还有一种，是黑老大养的车也不能抓。这种车上都有标志，有的是一条龙，有的是一枝花。钩子看见了，就不钩。
罗雄回忆：如果动了黑老大的车，他也不会打你，他派手下的车子，跟着你，比如早晨，车子从执法大队出来，他们派车跟着，不是一辆车跟，而是多辆车接力跟，到达抓车地点时，可能会来很多辆车，把整个马路堵死。双方有了纠纷，就要坐下来吃饭，认识了以后就好办事了。
黑老大，也经常去执法机关帮人拿车，拿一辆车500元，今天扣进去，明天放出来；或者是帮助少罚一点，从中获利。黑老大经常打电话来：“老罗，这个车子放掉好吧。”罗雄就说，好。
钩子之间还有黑吃黑的，很残酷。
知情人士透露，有一次，蒋国辉手下的车子被甲钩的人钩掉，让他放车，他不放。甲钩自己养车二三十辆，自己的弟弟弟媳也开黑车。蒋国辉想出一招，派个女的，经常坐他弟媳的车，到闵行抓车时，在半路上，把车引到高速路下面，一直往北走，最后被警察设卡拦住。甲钩的弟弟最后把车子卖掉，不做生意了。
在钩子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交情，只有永恒的利益。2001年，罗雄和蒋国辉也闹翻了。
知情人士透露，罗雄手下的一辆奉贤小奥托，在闵行被抓住了。罗雄打电话给蒋国辉：“你把车子放了，你也是养黑车的，他们要告的。”蒋国辉说：“他们不敢告，要么你告。”“我告了你怎么样？”“告了，我买个雷管，把你炸死。”“你这样说了，我马上去告你，你在哪里？” 蒋国辉把电话挂了。
罗雄火了，通过收保护费的小兄弟，联名写信，把蒋国辉告上去，说他养黑车，冒充执法人员。最后，罗雄带着警察，跑到松江，把蒋国辉抓走了。后来，他被劳动教养1年半。
大概2003年，蒋国辉出来了，通过关系，继续在闵行抓车。2005年又转战南汇。这以后，蒋国辉又养了黑车，天天叫闵行的黑车去投诉，说罗雄养黑车，最终把罗雄搞倒，逼其退出了江湖。
前钩头现身支招
10月23日，在公众的视野里，调查组的消息仍如石沉大海。
下午4点，郝劲松受孙中界委托，向原南汇区交通执法大队递交要求返还车辆和陈述、申辩的说明。
这天下午，南方都市报记者牵线，让罗雄会见孙中界，未果。傍晚时，罗雄通过南都周刊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孙中界、郝劲松，为其以后打官司支招。
罗雄说，在这种官司中，采集证据非常不利，一般的钩子在执法大队没有档案，工资单上没名字。要找到钩车线索，主要有两个链条，一是工资，钩子每月的抓车费用，由钩头定期从执法部门领取，而钩头并非执法人员，却要领钱，这就可证明钩车交易的存在；第二，就是从执法大队找到内部的扣车单，上面有“乘客”的签名，那是真实名字，可凭此找到钩子。而提供给司机的单据，只有执法人员的名字或代号。
罗雄对“钓鱼官司”的胜算并不乐观。在他的钩子生涯中，他曾数次出庭作假证，出庭时，法官问他和执法人员认识吗，他说不认识，自己就是乘客，给了司机多少钱等等。
为什么上海系列“钓鱼执法”案中，被栽赃陷害的车主为何屡诉屡败、无一胜算？此前，郝劲松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也看出了一些名堂。这份意见，由上海高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研讨而成。郝劲松认为此举与司法公正、独立原则不符；二者对某些事宜形成一致意见并要求下级法院参照执行，显然会偏袒行政执法部门，是行政机关对司法审判的行政干预。
孙中界的诉讼还未开始。而在上海奉贤西渡镇，另一个被钩者陈瑞勤则已一再经历败诉的痛苦。2008年5月12日，这个与张军一样、同在北松公路被钩的安徽青年，甚至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被打，法庭上他提供了被钩时挨打的惨叫录音，无济于事。他要证人出庭作证，法官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两审都判他输了。倔强的他几乎扔掉了工作，一有空就跑各级执法部门讨说法。
迫于信访压力，在一年之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终于为他开出了放车通知书，但他的车仍关在停车场，如果从被钩算起，他需要交两万多元停车费。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条例》第63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交通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被遗忘的雷庆文家
10月25日，调查组的结果仍没有消息。而孙中界事件带来的效应，在上海同样遭受倒钩之害的人群中持续扩散。各种倒钩往事被人提起，而在奉贤头桥八字村一组，一年前因涉及钩子命案而轰动的雷庆文家，似乎仍是被公众遗忘的角落。
这一天，雷庆文的父亲雷长厚，在家里等着记者。这个干瘦、脸色黝黑的中年汉子，自去年已瘦了20多斤。他的妻子两眼无神，一手托腮，坐在那里，似乎身子都在往小里缩。一儿一女站在两旁，默默无言。去年3月7日的钩子事件，使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面目全非。
他们的儿子雷庆文，如今在几十公里外的提篮桥监狱。2008年 8月22日，他被上海一中院判处死缓。他们清楚地记得，一审时是7月24日，儿子哭得说不出话来；一审宣判时，雷妈妈瘫在地上。而当年的5月1日，本来是儿子结婚的日子，那个姑娘，一审时去了法庭，回来时伤心欲绝，吊了盐水，她舍不得他，而她父母说，等待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
如今，雷长厚不再卖菜。那辆令人伤心的奇瑞，一审时，被判没收，上诉后， 才得以取回，11月领回车，12月就卖了。这个贫苦的家庭，因为此前买车，去年请律师，欠下数万元债务。
49岁的雷长厚，如今在川沙修河道，7年前，他得了椎间盘突出，天一冷，腿就麻木，干活时间长了，就撑不住。他常常在全身酸痛的夜里，想着儿子最近会不会来信。而妻子身患胆囊炎，慢性胃炎，牙齿经常上火，一年的时间，掉了五六颗牙。她经常哭，小儿子和女儿说：“妈妈，你不能那样，还有我们两个呢。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雷庆文的弟弟雷庆武，也不再上学。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他，考取了高中，却没有心思上学。知道哥哥的消息时，是去年四五月份，快中考了。家里一直瞒着他。但瞒也瞒不住，有一个老乡回老家拿东西，问在上海出事的，是不是他的亲戚。第二次，又有人这样问。雷庆武觉得有些不对劲。就打哥哥的电话，电话关机，又打父亲的电话。知道消息后，他一下子瘫在地上了。
去年6月，雷庆武来到上海，陪着伤心的父母，如今，他在一个厂里做麻将桌，姐姐庆霞，跟妈妈在服装厂上班。早晨 7点上班，中午半小时吃饭，上到傍晚，再留半小时吃饭，再上到晚上9点半。
去年腊月26日，家里接到信，知道雷庆文转到提蓝桥了。27日，雷长厚4点多就起了床，坐塘四线到塘桥，天还没有亮。天亮时，问了一个警察。坐了868 公交车，到提篮桥。10点多，他找到了提篮桥监狱，围着外面兜了一大圈， 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不想，他就是去看看那个地方。
这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探望一次儿子。每次探望，雷妈妈回来就要睡好几天。她唠叨着从前：孩子13岁，就不读书了，出来帮家里打工，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
上一次探望，是9月15日。儿子的表情比以前好一些， 但瘦了很多，手上都是青筋。每一次探望他都哭，家人劝他在里面好好做人，隔着厚厚的玻璃。他在电话里说：知道。他又担心父母的身体不好。
他从里面先后写出四封信，落款都是“不孝子庆文”，有时随信开出所需物品清单：短裤，牙膏之类。他想读书，想要初中一年级的教材，而这些书新华书店买不到。他也想看经济方面的书。有一次家里买了两本书，想带进去，因为清单上没列出，就带不进去。一本是《李嘉诚：财富人生》，一本是《为什么富有的人越富有，贫穷的人越贫穷》。
雷家至今还保留着2008年7月25日的东方早报A12版，那上面有雷庆文在法庭上的照片。雷长厚到现在，仍想不通。“为什么公诉人也承认他们有过错了，判刑还是那么重？”这个可怜的汉子，央求记者去问一下，现在社会上对钓鱼案这么关注，他的儿子还有没有重新审理的可能。
“终于还我一个清白了”
10月26日上午，知道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时，郝劲松正和孙中界以及数名记者，分乘两辆车奔赴几十公里外的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前一天， 浦东城管执法局打电话给孙中界，要他去谈谈。
而关于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也在记者间流传，但确切的消息一直得不到证实。
近10点， 郝劲松一行来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发现执法大队的人，罕见地在院子里等着，并提出要到数公里外的另一处去谈。在新会谈地点，上海市原南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孙中界看见了他被钩走的、前一天还关在停车场的浙ADS595面包车，已被洗刷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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