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甄静慧
其中最微妙的，莫过于香港媒体的态度。这次空前的反“包二奶”游行，国内网站和媒体都有报道和热议，甚至国外媒体也在关注，偏偏在香港，至今没有一个主流媒体正式报道该事件。
“香港媒体全部被‘捂口’了。‘有人’不想见到我们这么做，特区政府也不想全世界看香港的笑话。”林依丽说最近经常有人跟踪她，“我知道是谁做的，但我不怕他。”
全民“包二奶”
包二奶现象并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但港人包二奶的普遍和公开程度，在华人地区可算首屈一指。林依丽说，她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关注和呼吁立法禁止包二奶。“从80年代开始，‘全民’包二奶的风气一直伤害香港女性至深。”
1998年，香港发生了一宗极为轰动的伦常惨案，被看作是包二奶引发严重社会后果的标志性事件。
是年，香港男子陈健康的妻子，因不满丈夫长期在内地包养二奶，并将微薄的薪水全部花在二奶身上，某日在香港天平＿天明楼将10岁及6岁的两个儿子从14楼抛下，继而跳楼自杀身亡。惨剧发生后，陈健康对妻儿的死丝毫不感到悲伤，不但拒绝为他们安排后事，还继续前往内地寻欢，并在媒体上大肆发表性爱言论，引来香港社会一片哗然，并被媒体称为“现代陈世美”。
“这是一起典型事件，从中你会发现，在香港包二奶并不是少部分有钱人的特权。而是包括陈健康这种普通工薪族，甚至收入更低微的泥水工、货柜车司机等都全民参与的。”
一般来说，要在长期生活的城市另筑一巢包养二房，颇有财力门槛。说白了，“包二奶”，有钱人才有资本干，不可能占社会家庭总数的绝大比例。但香港是一个例外。
由于早年香港与内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极大。如货柜车司机、泥水工等，经济景气时月入约二三万港元，在香港属于收入和地位都比较低的群体；但在深圳的打工妹眼里，他们却已是富有的“金主”。工薪族只要花4000～8000元左右，就可以在深圳郊区包养一个年轻内地女孩。
凤凰卫视曾作过一个不完全统计，深圳其中一个“二奶村”皇岗社区里，被香港人包养的“二奶”就有5万人之多。
“他们(泥水工)一下班，经常连澡都不洗就赶上深圳，身上臭得很！”林依丽说，在罗湖关口，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正匆忙赶去会二奶的香港男人。
往来深港两地坐享齐人之福，使很多处在香港社会底层的男人在“二奶”处获得了和富商权贵等同的地位和享受。
造就“绝望主妇”
陈健康事件之后，林依丽走上了呼吁香港政府立法禁止“包二奶”的漫漫长路。1998年她参选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在政纲中提出立例禁止港人包二奶的建议。
“我留意香港新闻，发现本港平均每周都有两三名女性因丈夫包二奶而自杀，情况真的很严重。”
香港死因庭2001年公布的一项统计支持了林依丽的观察结果：香港家庭主妇自杀人数从1998年起不断上升，1998年为98人，1999年116人，2000年达到157人，即平均每两三日就有一名家庭主妇自杀身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也显示，香港自杀率在全球属中等水平。但男性自杀率远低于欧美、日本，女性自杀率却较其他地区偏高。
“很明显，这已经不单纯是私人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有责任立例解决。”除了参选人大的政纲外，每年林依丽都通过各种途径促请政府拿出解决方案，“写信给中央，写信给特首，在立法会议员选举的政纲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一直以来，政府的态度都与她的期望大相径庭。“总是说商讨，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个解决方案也没有拿出来。”最后，无法忍受港府拖延态度的林依丽决定采用更为激烈的手法，促使特首尽快面对问题。
大法官力挺“包二奶”
2008年，林依丽以个人名义入禀法院告特首曾荫权、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及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称他们长期以来无视包二奶引发的社会问题，拖延立例。
就是这一次对簿公堂，香港大法官邓国桢说出了一番令林依丽大出意料的言论，令她至今仍难以置信。
林依丽告诉记者，当天一开庭，邓国桢就对她说：“林小姐，香港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你告错了。”
林问：“既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包二奶，而你们却完全没有法例监管？”
邓回答：“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上，男人可以包二奶，可以有情人、情妇，也可以与她们生儿育女，这些都是合法的，无需法例监管。”
林再问：“那一夫一妻制的‘一’是什么意思？”邓国桢遂拒不作答。
“他不是一般法官，是大法官，这番话是否代表香港政府的立场？” 林依丽愤然道，“我呼吁立例惩治包二奶这么多年，这才知道港府竟然是公然承认包二奶合情合法，认为无需管制的。台湾有‘通奸罪’，内地有‘重婚罪’，都是维护‘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手段，为什么香港却公然将‘包二奶’合法化？”
对此，香港邓曹刘律师行合伙人林满馨律师表示，香港其实也有“重婚罪”，只是它与内地“重婚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没有针对“事实婚姻”的认定。
内地对“重婚”的认定标准，既包括“骗取合法手续再次登记结婚”，也包括“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如果配偶中的一方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查有实据者，可被判刑。
而台湾更是全世界极少数还有“通奸罪”的地区，只要捉奸在床，就能将通奸的配偶或第三者告上法庭。
虽然近年内地指“重婚罪”认定难、执行难，要求修改法例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有“事实婚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顶上，“包二奶”终究不可能成为明目张胆的公开行为。
反观香港，由于法例不认定任何事实婚姻，妻子掌握丈夫包二奶证据的唯一作用只是可以申请离婚。除非确实害怕离婚，否则男人可说无需任何忌惮。
名流“纳妾”显风流
的确，说到男性“包二奶”的公开和坦然程度，华人各地难出香港其右。
一贯以来，香港富商名流包养二奶、三奶的风流韵事，即使曝光于天下，都从不成其为丑闻，反而是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娱乐新闻，以及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而当中，最高调“包二奶”之翘楚，莫过于赌王何鸿＿。
众所周知何鸿＿共有四房妻妾，原配黎婉华是葡萄牙人，何鸿＿自己也加入了葡籍，二人本应随葡萄牙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后来因黎长期卧病在床，何鸿＿又借《大清律例》为由，另纳妾室蓝琼缨。
一妻一妾后，何鸿＿并没有停下风流的脚步，在香港政府1972年宣布华人男子一夫一妻制后，他又相继把三姨太陈婉珍和四姨太梁安琪迎入何家。也就是说，何家三姨太和四姨太与何鸿＿的夫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一边是商界名流带头“纳妾”、“包二奶”，风光无限；另一面是普通市民见怪不怪，纷纷效仿。
“香港男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包二奶’是一件羞耻的事，反而理直气壮。”正在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接受辅导的周女士对记者诉说，丈夫5年前开始在深圳“包二奶”，一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干脆天天公开上深圳。有一次，二奶不知因何事来到香港，丈夫居然将其带回家中，在隔壁房间大被同眠。
“他甚至还想过让二奶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以省点钱。”当下周女士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几次意图自杀，幸得社工及时救助，才没有酿成另一宗人伦惨案。
弱势群体求助无门
“如果我自己有工开，早就跟他离婚了。”周女士说，面对丈夫“包二奶”公开化的行为，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妻子当然会提出离婚。但像她这样的全职太太，顾虑就会多很多，往往只能含恨哑忍，最终走上绝路。
与国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一样，香港家庭大多育有不止一个儿女，作为妻子经常要同时照顾老人和孩子，繁重的负担常令她们难以继续坚持社会工作，造就了很多像周女士这样的全职太太。
“7年前生下小女儿后，我就辞了职。”周女士说。正是这一个决定，令她在面对家庭危机时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自己没有收入，孩子还小，全靠丈夫养家，如果离婚，以后怎么生活和抚养子女？”
最关键的是，香港法例里，对于离婚夫妻，既不像内地那样设立“过错”认定标准，在财产分配上向配偶有通奸行为的“非过错”方倾斜；也不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绝对优先保护女性。
周女士这样的个案，离婚时若要争取财产和赡养费，还需另打官司。妻子因怕打不赢或争取不到赡养费，往往不敢轻易说“离”。
“香港法律尊重人性，讲求‘平权’，而非单纯强调‘妇权’。从人性的角度，婚姻中的出轨、包二奶等分属私人感情问题，难以‘对错’界定，若设过错认定，离婚案岂非成了夫妻双方互相指责的闹剧？”林满馨律师解释，“西方国家在财产分配上不问情由一味倾向女性，对男性同样显失公平。并非所有失败婚姻都是男方的过错，假如一段婚姻因为女方的问题结束，男方却要因此损失大笔财产，相信很多男性会选择不结婚。那么香港女性是否又会陷入‘嫁不出’的危机？”
而当记者问及法律界是否支持将“包二奶”纳入刑罚时，林满馨立刻表示：“法律是否应当过多介入私人感情领域？‘忠于婚姻’与‘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哪个更重要？这些都需要作更多的考虑。”
显然，在追求绝对“人性”、“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的选择上，香港现行法律更倾向于前者。但在法律无情的“公平”面前，弱势群体的困境，又应如何解决？答案是无解。
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与周女士同病相怜的主妇，有的丈夫已经长期住在二奶处，根本不回家，连子女也不顾。这些妻子陷入绝望之中，经常都想以死解脱。
“遇到因为丈夫包二奶来求助的女性，除了给他们咨询调解外，通常还要启动防止自杀干预。”香港妇联执委兼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副召集人杨倩红议员告诉记者。
“姨太”当总理
女性弱势群体的境遇，与法律纵容下“包二奶”群体的张扬，形成强烈对比，这常常令林依丽觉得不忿。
尤其一些名流从来不忌讳利用权势财力将自己的“二奶”捧上“神坛”，继续冲击香港社会所剩无几的道德观念。
2005年，何家四姨太梁安琪在何鸿＿的支持下获选为香港着名的慈善机构“保良局”总理，2007年成为保良局节目统筹主席；三姨太陈婉珍则于2006年出任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并在2008年获授担任第五副主席。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但带头纳妾，而且让这些姨太高调进入政商界、慈善界，这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影响何等恶劣。”曾任保良局总理的林依丽又忍不住出言抨击，“保良局的宗旨是‘保赤安良’，是因要求政府立例禁止逼良为娼，保护妇女而得名的。如果让一个姨太当保良局总理，这就不是‘保赤安良’，而是‘保赤安妾’了。甚至保良局旗下学校的小朋友都会认为做二奶是没问题的，可以风风光光当总理，我长大也应该去包二奶当二奶。”
她自称有话直说，从来不怕得罪何鸿＿。但在她说出以上这番话时，在香港因太“敢言”而被称为“癫狗”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立即从旁警告：“哇！你自己说的话要自己负责任！”
“我说话当然负责任。几年前我推荐加州红卡拉OK的老板进保良局，结果被否决，因为卡拉OK的社会形象不够正面。难道姨太的形象就正面了？根本个个都怕何鸿＿，他要姨太入保良局，没人敢反对他。”
林依丽认为，现在四姨太身兼澳门立法会议员，将来何鸿＿一定会扶持她做保良局主席，任期满后她就可以获颁象征极高荣誉的“金紫荆勋章”——“届时中央是不是真的给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姨太颁发勋章？全国民众会怎么看？”
为反对四姨太入主保良局，年前林依丽再度致信特首曾荫权，但曾荫权交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给她回信，答：根据香港法例，保良局有权自己选择收什么总理。
她越来越觉得，一股强大的显贵势力正横亘在她为之奔走的道路上。
前路难行
很明显一个异状是，香港在外界眼里是一个言论极其自由的地方，但这个女性市民意愿呼声如此高的立法诉求，在法律界、政界的讨论一直少得令人惊讶。
“香港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对‘包二奶’，曾有一位女性议员参选时私下跟我说她也反‘包二奶’，但她平时只在社区内做一些活动，从不敢公然站出来说话。”
因为每个在香港政界打拼过的人都清楚，假如立例惩治“包二奶”，首当其冲撞在枪口上的，就是那些私生活已经肆无忌惮地公开化的社会名流。而他们当中大不乏有钱有权者，试问港府又敢拿谁开刀？
何鸿＿和四姨太似乎也认定林依丽在这件事上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何甚至公开在媒体面前嘲讽她：“谁能够我‘威’？省港我最‘威’！我有4个老婆。你这个100年前来的人，时代已经进步了，思想怎么还如此落后。”这一来，更多人知道她与何家结下“梁子”了，以后的路显然更为难行。
在反“包二奶”游行发起前，她曾致电多个香港女性团体，但是在以民主自由着称的香港，居然没有一个NGO愿意与她共同组织这次活动。也许她们也不是不想，只是不敢。
尽管最后游行还是进行顺利，但是由于媒体的集体失语，却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林依丽有点闷闷不乐。“当天与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很小型的游行，关于油价抗议的，所有电视报纸大肆报道，唯独对我们只字不提。”
记者搜索香港新闻，在游行的筹备阶段，曾有不少港媒追访过林依丽，问长问短，但到了“正日”反而无人理会；再结合到最近经常有人跟踪她的行动，她很难不联想到，这些可能都是“某人”正在给她“警告”。
“不过我不怕的，前段时间我去信给胡锦涛和温家宝了。为什么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我有4个老婆，我最威’这样的话，难道政协有这样的特权？”林依丽说，现在她正准备再次入禀特首、民政事务局局长、劳工局局长和律政司司长。同时就四姨太一事入禀保良局主席。
“只要我一天不死，就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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