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日，高希武(右二)带着儿子、女儿、孙子登上天安门城楼，高希武是首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普通游客。新华社资料图片
封闭
部委领导上天安门都很难
杨登彦一连用了几个“确实不一样”，来形容天安门城楼的开放。
他说的“不一样”，主要是区别于人民大会堂和友谊商店的开放，所谓“一间礼堂、一家商店、一座城楼”。
杨登彦说，这三个地方的开放各有特点，但那两个都不好和天安门比。对中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从神坛走向普通公众，是最大的变化。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4年后，来自民间的一封信再次响起“开放天安门城楼”的呼声。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
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
当时的参观者，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
“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耀。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
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曾回忆，在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决策
从报告到获批只用3个月
时间到了1987年。因为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游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时任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希望“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找到杨登彦，商量开放天安门城楼。
杨登彦说，从写报告到获批，只有3个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铺垫，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
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
随后，王震等几位领导人先后批复“同意”。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薄熙成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
布置
大客厅弃用开国大典油画
接到筹备开放的通知后，天安门管理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布置天安门城楼。
之前，除了“五一”、国庆或春节领导人登临外，天安门城楼上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彩旗、灯笼、屏风……
这些集会上要用的东西就堆放在城楼上。仅那四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占了整整一间房。
东西搬走后，面对整饬一新却空空如也的城楼，该怎么布置？这时，市里的意见批下来，简单明了：“就按开国大典时的样子布置”。
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每件都按开国大典时的摆放。杨登彦说，筹备工作其实从35周年国庆时就开始了。为了和天安门配套，他们把原来的电灯改为宫灯、原来是白色的软沙发换成了楠木为框的沙发。
当时还有一个让筹备人员犯难的问题：城楼上的大客厅，墙壁上挂什么？“不能太政治化，但也不能不政治化。”杨登彦说，天安门城楼本身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地方，当时考虑正面不放开国大典油画，感觉太正，只能放侧面。他们考虑正面放一幅大山大河的油画。
杨登彦找来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尹的画与柳亚子的诗曾被评为“柳文尹画”。“大山大河的画作，有时候是一种抽象的描写，反映一种气势。”随后，他们又请来了田世光、郭怡宗、王庆生三位大画家在城楼上挥毫。屏风上的牡丹、翠竹、腊梅……
看起来美观又庄重。
一些细节显示出天安门管理部门对筹备工作的周密考虑。
他们将大厅里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游客行经的所有地方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这样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游客迈出的每一步都走在红地毯上，就像走向一场盛大的仪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毯对青砖地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开放
“不高调，小范围搞点活动”
1988年1月1日，正式开放的日子。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
杨登彦说，当时他与薄熙成商量的是“不高调，但还是小范围搞点活动”。
当天清晨，薄熙成从北京饭店拿来一对景泰蓝花瓶，并附带两份证书。两个花瓶有一尺多高。杨登彦记得“样子很漂亮，挺大气”。
当时的门票是对折的，像请帖那样。票面上印着烫金的天安门城楼剪影。售票处门口，还铺着大红地毯。
开放的消息早就向社会公布了。当日清早5时，天安门的值勤人员便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值勤人员忙迎上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反问———“今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你不知道？”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那种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
登楼的第一位普通人是北京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职工，75岁的高希武。他早上7点就等候在登楼售票处前。9点，当他缓步登上城楼后，接受了薄熙成赠送的“登城楼证书”和花瓶。
接受同样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游客卡特夫妇，他们是第一批登上城楼的外国旅游者。
定价
票价十元是为保护历史建筑
1988年天安门城楼开放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三角，颐和园是一元，故宫是五元。天安门的票价该定多少？这是个经过反复讨论的问题。
薄熙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不记得为这个问题开过多少次会。绝不是谁一拍脑门就能定下来的。”当时有两个听起来相互矛盾的定价原则：一，票价不能太高，要让普通百姓买得起；第二，票价不能太低，要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参观的人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最终，北京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这样的决定：外宾每人次40元(外汇人民币)；1988年龙年旅游年优惠票价为30元。内宾每人次10元。
杨登彦回忆了一个细节，从侧面证明天安门城楼的票价问题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关心。
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罗干曾给杨登彦送来10元钱，并附着一封信。大意是：登彦同志，上次我登天安门城楼没有拿钱，但这次决定天安门收费的会议我是参加的，现在补上10元钱。
杨登彦说，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天安门的收费并不仅仅是由北京市决定的。
和当时人们每月几十元的收入，以及其他景点的票价相比，天安门十元的票价并不便宜。北京市旅游局一度担心这会让人望而却步。不过，随后的滚滚参观人流打消了这一担心。
1988年元旦，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两千多人。当月，38253人次登上城楼，带来超过40万元的收入。开放头一年，天安门接待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
随着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天安门管理处的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摆脱了一直依靠财政全额拨款的局面。
在天安门城楼开放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开放在更大的棋盘上布局：1988年年初，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
同年3月4日，沿海经济开放区继续扩大。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市县总数增加到288个，人口增加到1.6亿。
同年4月，海南省建立，并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经过567年，天安门城楼由禁地走向开放。从天安门到海南岛，见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