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
央视《经济半小时》11月5日播出“警方称拐卖儿童成盗抢售产业链 利润高达数十倍”，以下为节目内容实录：
我们栏目在11月3日播出了《北大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的报道，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卫生部已责成北京市卫生局对北大医院医学生从事临床诊疗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清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卫生部要求北大医院针对临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认真调查处理好此次事件。我栏目也将对此进行跟踪报道。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大家都很关心60个被拐孩子的命运，上个星期公安部在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信息，经过这一周寻找，已经有3个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里。
除了网上公布的这60个孩子，从今年4月份公安部组织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算起，到上周，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840起，解救被拐儿童达到2169名。
我们为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孩子高兴，但也有不少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被拐卖？他们又是怎么落到人贩子手里的？我们的记者到广东东莞进行了调查。
在东莞寮步镇，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叫叶锐聪，他在自己家门口被人从看管人的怀里给抢走了。
失踪儿童叶锐聪母亲邓惠东：“就在这里，我女儿就在这边边上的，贴边的那个小型面包车，就倒过来了，倒了过来之后，我以为就是说它在前面掉头，当时我看见我女儿的动作很快，就把她弟弟抱起了，但是没有过几秒钟，它（面包车）就打开车门，它就退过来，不下车的就打开车门，就几秒钟时间。”
邓惠东说，劫匪在她眼皮子底下，从她11岁的女儿怀里抢走了9个月大的叶锐聪。她虽然拼命追赶，但犯罪分子仍然带着他的儿子逃之夭夭。在东莞，记者一共调查了30多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家长反映，无论是放学路上、超市、自己的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最小的刚生下来几天，最大的也只有9岁，绝大多数集中在3到7岁之间，同时，这些失踪儿童的家长以做生意为主，往往是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个专门照看孩子。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焦军华：“她妈妈带她。”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我是老婆是专门带小孩。”
很多家长都告诉记者，他们丢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东莞失踪儿童的统计数字里，也没有出现在东莞市公安局汇报给公安部的材料里。而民间的说法，东莞市近年来儿童神秘失踪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上千名。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自从2000年以来，按我们自己的推算，（失踪儿童）应该在一千个以上。”
这些家长称，他们凑在一起不惜倾家荡产悬赏一千万要找回自己失踪的孩子。
郑春忠：“我了解到很多家族，他们为了找小孩，他们去过，他们基本上走过半个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花费了几十万，我后来在想，我们在想，这样是不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许就是说，我们如果筹一千万（元），重赏之下也许会有勇夫，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线索。”
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平时要是自己的孩子有点头疼脑热，都会心疼。看到东莞这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不敢想象他们的心里会有多难受。
是啊，刚才那位母亲邓惠东在光天化日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东莞拐卖儿童的猖獗可见一斑。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我们也做了进一步调查。
东莞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托儿带女的父母。在一些犯罪分子眼中，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猎物，为了拐卖孩子，一些犯罪分子完全不把当地警方放在眼里，各种场所都可以成为他们拐卖儿童的狩猎场。在东莞长途车站，这个母亲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只用三四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她的孩子。
失踪儿童付敏敏母亲肖香娥：“元宵节那天，就是跟她外婆回家，回湖南，经过东莞长安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在那里停车，3分钟就丢了。”
肖香娥是湖南省洞口县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去年年底，她把只有两岁多的女儿付敏敏从湖南老家接到深圳过年，过完年后在元宵节这一天，由孩子的外婆把孩子带回湖南老家，没想到由深圳开往湖南的长途汽车，途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车站，仅仅停靠了几分钟，她的孩子就被人偷走了。
肖香娥：“当时（车）就停在这里，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抱小孩的那个地方。”
记者：“车子在这儿干什么？”
肖香娥：“它在这里搭客，载客，我妈妈去上厕所，因为它停下来了，上厕所以后小孩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小孩就不见了。”
记者：“多长时间？”
肖香娥：“大概4分吧。”
记者：“你怎么知道4分钟呢。”
肖香娥：“因为当时有两个摄像头在这里，在这里有转（着），这里有个摄像头，看到我妈妈下车的时间是47分13秒，然后再一次它是转动的，我妈妈上车的时候（镜头）没看到，再从车厢找小孩下来的时候是53分，中间只有5分钟，但是我妈妈还上车找了，车上找发现不见了的时候才下来，我小孩当时在最后一排睡觉。”
在东莞，犯罪分子不仅在车站拐卖儿童，同时他们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农民工的居住地.肖香娥的孩子丢失后，她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找线索，一边隔三差五的跑沙口派出所，找孩子的事毫无进展，她却在派出所遇到了又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这就是来自湖南在东莞市长安镇打工的焦军华、陈华娟夫妇，他们的女儿焦怡乐在今年2月27号丢失，也就是说在付敏敏丢失18天之后，东莞市长安镇再次发生孩子失踪案。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陈华娟：“是在这里，在这里给人抱走了，我问那个卖商品那个人，他说后来一对年轻的夫妇，抱走了，抱（着从）这里走了。”
目击者告诉伤心的陈华娟，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抱走了她的女儿焦怡乐。在东莞，由于孩子被拐走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家长也提高了警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可能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但在犯罪分子眼中，家长的这些努力却显得有些徒劳，毕竟父母不可能24小时都牵着孩子的手。
我们注意到，很多孩子被拐卖都和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我的同事就发现，不少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没人管。而且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混杂，这也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有这么多隐患存在，难怪人贩子会盯上他们。说到这里，我很担心这些孩子被拐走以后的遭遇，他们会受到虐待吗？人贩子又会把他们卖到哪儿去呢？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资料画面，在云南昆明，晋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贩卖婴儿，公安局立刻派出民警化妆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的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落在床边的人贩子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查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
“会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从没问题。”
“卖过多少个孩子？”
“没数过，卖了好多个（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干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家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三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云南我们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当地警方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后，一般会在30分钟内离开这个城市，并很快就会通过团伙的力量，在其它地区被当作大白菜一样标上价格进行出售。这些被偷孩子的命运是，大部分会被一些家庭买来收养，另外一些孩子的命运是或者沦为乞丐头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后会沦落风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犯罪嫌疑人：“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批发孩子的人贩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有的也是从别的批发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偷孩子的人贩那里买来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赚的也最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它成本就是我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他（人贩子）顶多是个运输成本。”
王大伟告诉记者，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这些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额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简单到就是有的抱着小孩说走，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粒糖，一颗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箫墙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就能一捣手赚上几万块钱，这就是吸引那些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暴利空间。
除了巨大的利润，人贩子还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们下手的治安盲点。你想，一个孩子即使卖几万块钱，这中间也要捣好几道手，有好几个人来分，对人贩子来说，要想赚大钱，只有找到能经常下手的地方，他们瞄准了哪里呢？再来看看。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东莞还是昆明，儿童失踪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官渡区护福村，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而4年时间里，他统计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失踪儿童就达到将近200名。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们都去了，我们去的地方多了，现在我们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记者注意到，在城乡结合部，你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联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区前卫镇福德第二巡访中队队长谢道红：“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谢道红告诉记者，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驻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谢道红：“近几年比较难管理。”
大量来昆明打工的人员就拖家带口地，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5、6户，多则10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丢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王兴普：“晚上八九点钟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个手机，你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不注意他就给你抢去跑了。”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难考虑。在官渡区的一个村子里，记者看到，父母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只能自顾自的在巷子里玩，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这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就在记者采访当天11点钟左右，在这个墙角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也没有专人去照顾孩子，所以这一类盗抢婴儿的事件时有发生。”
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
昆明官渡区这些城中村时常丢孩子，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我们栏目前几年也曾经调查过。没想到，几年过去，这里拐卖儿童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拐卖儿童既有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经济落后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建议。
采访中，王大伟教授告诉记者，之所以几十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现象，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对买孩子的家庭打击不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这些盗抢婴儿如果没有买方市场，它也不能形成气候，而正是由于有了买方市场，有很多人有传统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抱个孩子来，两个孩子好养活，这种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个买方市场，那么也就说加速了犯罪的泛滥和蔓延。”
王大伟告诉记者，在打击拐卖儿童的行动中，犯罪分子遭到严厉打击确实大快人心，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花钱非法从人贩子手中买来儿童的家庭，却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集合起来围攻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
王大伟：“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时候，收养方甚至还不高兴，甚至说收养的村庄还组织人来和公安机关作对。”
人贩子违法盗抢、拐卖儿童，需要付出成本，他们不可能发善心去把儿童免费的送给别人抚养，而一些家庭花钱买来儿童，已经和合法的收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现实却是，一些家庭买来孩子后，通过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这种情况下，即使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导致非法买卖人口的所谓“养父母” 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宽容虽然展现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温床。
王大伟：“要坚决的打击，即使说你是为了‘收养’目的，你没有去贩卖，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贩卖的，拐卖的儿童，我个人认为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当然不一定是刑事责任，但是也要让他受到一定的惩罚，绝不允许这种案件泛滥成灾。”
针对目前对拐卖儿童打击偏软的现实，王大伟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所以应该多给孩子一些社会常识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时，孩子万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长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自救。
王大伟：“孩子上学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女孩子更要，这是英国的东西，也就说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贩子，我们把它拉开，你看，尖叫报警，即不伤害儿童，又可以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寻人扑克，这上面联系电话什么都有，有寻亲热线，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踪地点，你像这个是发了40万副，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还有电话都放在里头，结果最后找回了13个。”
半小时观察：
公安部的最新消息说，这次打拐行动中，298个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不过，成绩背后还有个沉甸甸的数字，1900多个解救出来的孩子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仅仅依靠警方一场场打拐行动来解救被拐儿童，经济成本社会成本都太高昂。呵护好这些孩子需要我们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为农民工开办廉价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像专家建议的提高对买孩子一方的惩罚力度。堵住这些漏洞，将会挽救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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