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杭州至贵阳的K539次列车上挂出“你好，我的农民工兄弟”的横幅，问候返乡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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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午后，一辆满载的卧铺大巴从广东东莞驶出，开往湖北来凤。
当天，东莞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15摄氏度，然而卧铺大巴里的乘客却都穿着毛衣和羽绒服。“今天，我们的家乡下雪了，”26岁的张雨南说。
如今，他们的人生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寒冬”。和这辆车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张雨南在“世界工厂”失去了工作，他所在的东莞宏图电子厂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亏损倒闭。没拿到最后一个月的770元工钱，张雨南决定提前回归阔别两年的故乡。
在过去的3个月里，因为沿海地区企业倒闭或裁员，来凤县已经有1.6万人提前返乡。这个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山区小县，承受着“蝴蝶效应”带来的震颤。
进入2009年1月，经营“东莞—来凤”长途客运的老板张亚东不得不将班次加倍，运送那些滞留在候车室里的旅客。“有时候一天发两趟，有时候发三趟，”张亚东说，“生意好做，可心里不是滋味。”
同样的情景在其他地方也在上演。自入秋以来，广州火车站的客流量就比往年同期上涨近5成。而在宁波，10月中旬，火车站的日发送旅客量就达2.5万人次，同比增长20%。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从调研情况看，农民工返乡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1.4亿外出农民工的7%以上。
2008年，是全球经济动荡的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沿海大批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困境，而为数庞大的农民工正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事实上，此次返乡浪潮正是我国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城乡二元化结构所导致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有专家称，彻底的应对方式只有重新从全局的角度调整有关政策。
经过2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的大巴停在了来凤县鑫达汽车场。从进入湘西狭窄的盘山路开始，雪花就漫天而来，而这辆锈迹斑斑的大巴车也经历了数次抛锚。但对张雨南来说，回家的喜悦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因为以前工厂效益好加班，他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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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南家住来凤县翔凤镇车大坪村。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妻子和妹妹也在东莞打工。两个月前，妹妹提前回家，而妻子还留在东莞，等待3个月未结的工资。
进入车大坪村，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间的耕地。因为这个村的主要劳力都外出打工，土地上大都长满了枯黄的杂草。
张雨南家的房子显得十分破败，这是长期闲置造成的。实际上，车大坪村有好几户人家正在破土盖房。一位村民表示，因为明年形势堪忧，在家长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着还有钱，先把房盖起来”。
张雨南也打算拿出多年的积蓄，盖一栋新房。如果来年形势不好，他就不打算外出碰运气了。
在车大坪村，他有更多的资本留下来——首先，他家有5亩耕地，在全村中名列前茅；其次，初中毕业后，他曾务农过两年，拥有农业生产经验。
在5亩地上，张雨南打算种上玉米。玉米每亩能卖690元，去掉肥料、灌溉等支出，可赚350元。养4头猪，大猪能卖800元，小猪能卖600元。去掉成本，一家一年的务农收入4000元——这只是夫妻俩在东莞打工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张雨南更愿意留在粉尘飘散的车间，在没有空调的漫长夏天，忍受数以百计的机器一起轰鸣发烫。“怎么选择？现在是没得选择，”张雨南说，“当然我希望能回去，如果呆在家里种田，生活是可以维持，但不会有余钱买其他东西。”
然而，未来可能真的会这样。对于大多数耕地少的家庭来说，情况也许更糟。在车大坪3天一次的集市上，我们看到，虽然这里青菜和大米的价格低于广东沿海地区，但猪肉的价格却偏高。“在东莞7块钱1斤的猪脚，这里要卖到10块，” 一位家中只有3亩地的村民说，“算下来，在家的生活费并不比打工便宜多少。”
另外，仅有的耕地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耕种者。在车大坪村，绝大部分年轻男性初中毕业之后就涌到沿海地区打工，几乎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根据来凤县劳动就业局的统计，返乡人员中，愿意在家务农不再外出的劳动者仅占1%左右。
“一个20岁的小伙子，如果在农村种地，每月也就二三百元；而他在外面打工的同学，每月的工钱有1000多元，干的活还比种地轻松。这样一比较，你还会愿意在家里种地吗？”一个跟着手机哼唱“该死的温柔”的小伙子反问道。
尽管如此，车大坪的过年气氛还是越来越浓了。在1月6日、7日两天，我们看到，有不少村民赶着大白猪走过村头的杨树。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可以捕捉到劳累一年的村民们脸上快乐的表情。
“我小时候，还有赛龙船、扭秧歌，年味要更浓一些，”张雨南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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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打工生涯，早已改变了来凤人的生活方式。
在来凤县大河镇，有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心小区”。这是2003年后，由打工者集资修建的。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和广东的城中村类似。1月8日午后，我们看到，很多大河镇人坐在自家院子里，慢悠悠地嗑瓜子、打麻将。“大家回来无事可做，”一个嗑着瓜子的女人说，“都在等着看春节后的形势呢。”
大河镇本是来凤县劳务经济最发达的镇之一，全镇有78%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然而9月份以来，1900多农民工提前返乡(占10%)。大河镇劳动就业部主任李凤鸣承认，“实际的失业人数肯定远远高于我们统计的人数”，因为很多没回来的其实大都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这包括：很早就失业，但为了等欠薪，滞留在打工地的；失业后，在外面继续找工的；留在企业，等待效益回升的；几乎没有加班，只拿保底工资的。
尽管国家已决定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四个方面开辟“绿色通道”，为农民工返乡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由于政策出台实施所具有的滞后性，就业岗位短期内大幅增加难度巨大。而农民工大量返乡，并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企业倒闭潮下的被迫后退。
回溯历史，早在1993年，打工潮就开始在大河镇出现。当时有一个财校毕业的大河镇人到广州打工，每月挣到5 00块钱，一时间传为佳话，无数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山。1995年后，大河镇进入打工高峰期，很多村子里能看到的活的东西，只有老人、孩子和山间的雀鸟。此后，大河镇的经济开始逐年上升。根据2007年农村信用社的统计，这些打工者平均每人每年给大河镇带来六七千元的收入，一年总收入有将近2亿元，位居全县前列。
打工是大河镇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手段，而一旦失去打工机会，很多大河镇人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这个怎么说呢，”返乡者李胜利说，“只有有那个经济头脑的，才能回来搞起创业萨(萨，当地方言，语气助词) 。”在李胜利朴素的头脑中，最实惠的事情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挣到50块钱”。
和李胜利一样，许多大河镇人对自主创业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迷茫。“南方有的企业经营了数十年，都遇到了市场危机，我们怎么办？”返乡者粟关键说，“说不定把本钱也蚀在里面了。”
实际上，返乡农民工创业面临着重重瓶颈。这被大河镇劳动就业部主任李凤鸣总结为：有资金，没有市场不能创业；有市场，不懂业务不能创业；懂业务，不懂管理不能创业；懂管理，没有人才不能创业；有人才，不懂法律不能创业。创业之难，让李凤鸣感到，作为大河镇这样的内陆劳务输出地，近80%的劳动者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现阶段最现实的出路仍然是向长、珠三角转移劳动力。
“最好能形成规模化，比如我们有400多人举家搬到了浙江义乌的前洪村，”李凤鸣捧着一杯热茶说，“就像移民似的。”
在大河镇，16-60岁的劳动力人口有2.7万人，其中本地无法消化的剩余劳动力达2.1万人。节后严峻的形势，让很多大河镇老人想到20多年前的情景。那时是1987、1988年，打工对于大河镇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为很多劳动力无法转移，大河镇的社会治安一度异常混乱，一位老人形容，街上“就跟拍武打片似的”。
如今，受倒闭潮、返乡潮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回来做农业已经不太现实，那些80后出生的年轻人，很多都没学过农活，父母从小谆谆教诲他们的，就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告别土地。
在一个没有重工业的内陆山区县，劳动部门只能指导他们“就近就地”就业，“搞运输、开餐馆，但能解决的毕竟还是少数”。李凤鸣担心，这些年轻人一旦回来没有工作，20多年前的混乱有可能再次重演。
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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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凤县鑫达汽车场的围墙上，我们可以看到“飞车抢劫拒捕者可以当场击毙”的红色条幅。同样的条幅也挂在县城里的其他角落，除了暗示警方的威慑力之外，也暗示着所在地并不安宁。
在来凤县政府的网站上，有警方帮助村民找回被盗摩托车的新闻，而在“来凤论坛”的“百姓说话”贴吧里，则有更多的人发帖讲述被抢、被盗的经历。据来凤县公安部门透露，仅9、10月份，发生在来凤县城内的抢劫就达80多起，作案者多为返乡的打工人员。
12月25日，来凤县公安局展开了为期一月的“严打”行动。同时要求劳动就业部门加强就业培训，减少社会闲散人员。
然而扩大再就业却显得异常艰难。一方面因为来凤县地处内陆山区，不通铁路，外面的“凤凰”飞不进来；另一方面，本县的中小企业，大多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鲜有新增就业岗位，第三产业在本地市场也已经达到饱和。
县长胡泽显得忧心忡忡。在2009年的工作计划上，他提出力争年内启动10项基础设施建设，到位4.5亿元资金，给返乡民工提供就业岗位。
然而，我们看到，在政府新办公大楼对面，是大片的荒地，枯草在风中瑟瑟抖动。靠外出打工改善了经济的农民纷纷进县城置地，造成了城区地皮拥挤。早在1999年，县政府就决心以政府新办公大楼为中心，打造新区。但10年过去了，因为资金不足，这项工程只能半途搁浅。
改革开放后，来凤曾有过多年辉煌。凭借“一柱擎天”的卷烟工业，不仅人均财政收入位居全省前列，和周边省份的兄弟县市相比也是遥遥领先。但2005年8月，来凤卷烟厂倒闭，县域经济由此陷入低谷。
1月9日下午，在来凤卷烟厂，我们看到贴在大门上的招租启事。走进去，偌大的厂房像被狼掏走了内脏，空空荡荡的，几个古惑仔正坐在水泥台阶上打牌。
其中一个叫莫三，18岁，曾经是烟厂附近的“老大”，在东莞打工半年后，刚刚失业回家。
莫三带着我们熟练地躲开一些街道，抱歉说那些地方不是他的地盘，进去有被砍的危险。一路上，不时有少年跳出来喊：“三哥！”莫三只是略显疲倦地挥挥手。
莫三初中毕业，原来一直在街面上混，手下有十几号兄弟。“县城分为7块‘码头’，”他说，“为了抢地盘，我被别人砍过，也把别人砍成过重伤。”
“其实，在我们这儿，道理很简单。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年前，莫三决定退出江湖。他对手下的兄弟说：“照我们这样混下去，能有么好下场？我现在想找钱，等真的找到钱了，再来一起玩，那多好？”
他来到东莞，在虎门的码头开装卸车，每月可以挣到1500元。沿海地区的发达让他大开眼界，他决定好好工作，留下来。然而半年后，他不得不卷起铺盖回家。
他在街上逛了两个月，和原来的兄弟聚在一起。他们中有的人也刚刚回来，有的人则正打算出去。1月9日下午，他们无所事事地在烟厂的水泥台阶上打牌。夕阳像一种液体一样浸泡着他们，在无孔不入的橙色中，他们像是一株株年轻的标本。
“我现在只想更快地离开来凤，”莫三抽了口烟说，“这地方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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