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渴望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的在襁褓之中就被父母带到大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在父母所打工的城市，虽然他们的户籍还在遥远的某个乡村，但是他们对身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超过几年也难得一回的故乡。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二代”的一批人。
现在，这批人中，年龄大的已经到了找工作的年龄。《＿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户籍、福利等政策限制，正让“农民工二代”面临着“求学难”、“就业难”、“交流难”的境地，真正融入城市急需政策破题。
求学难：“后义务教育”怎么办？
根据上海市教育部门统计，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现有农民工子女学生38万余人，已经占到学生总数的30%左右。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0%以上，占民工子弟总数的61%。其他的农民工子弟则在城乡结合部、郊区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在黄浦区和静安区等中心城区，已经实现农民工子女100%进入公办学校，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
在全国其他农民工流入地，农民工子弟也大多能够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读书，或者取消了借读费等额外费用。例如，辽宁省规定，凡接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的学校和单位，一律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入学赞助费等不合理费用；浙江省在2004年规定，把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当地招生计划，并将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本地教育事业规划。
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后面仍然道路漫漫。在上海，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几种编班模式，但是都各有利弊。“混合编班制”让农民工子女和上海户籍学生一起就读，用的是上海版教材。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农民工子女普遍产生光荣感和认同感，学习动力强，但是教材跟全国版不统一，农民工子女与上海学生在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容易产生隔阂。“独立编班制”能够为学生顺利回原籍参加中考提供便利，但是学生容易被边缘化，形成封闭的小群体。
最大的门槛在于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高中。根据统计，71.4%的农民工子女表示“非常喜欢”在上海读书，75.9%的人表示“不愿意”回老家读书。但是，由于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中考，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学业。
目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的非户籍初中毕业生，仅限于持有效期一年以上《上海市居住证》的国内外“引进人才”子女等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家庭状况优越，是一个跟农民工绝缘的群体。
我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农民工流入地现阶段不可能彻底打开高中升学的口子，否则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不过，解决之道还是可以找到。在上海，引导农民工子弟进入职业教育是一个有益的探索。2008年，上海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试行自主招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计划招收2360名学生。
上海市人大代表、农民工张雄伟对这种做法深表赞同。他告诉《＿望》新闻周刊，上海的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专业门类齐全，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但上海近年来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逐年下降，已经建成的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而企业需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将后继乏人。
“采取适当的政策，让农民工子女通过考试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并且入学条件如收费等应与上海户籍青年等同，接受职业教育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就业者，这样既解决了大部分孩子的就业，又为上海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作必要补充。”张雄伟说。
就业难：不容忽视的就业弱势群体
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6至35岁的来沪青年农民工中，随父母或亲友、老乡介绍来上海的占63.1%，有家庭成员在上海的占58.5%。“可以看出，第一代来沪打工者已经站稳脚跟，来沪投亲靠友的青少年非常多，其中不少就是‘农民工二代’，”上海市政协委员、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刘庆元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教育与就业是互相影响的双翼。在这些青年农民工或“农民工二代”中，初中学历的占 42.4%，高中或中专的占31.2%。他们就业的特点是：第一，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务工，且从业层次较低。在上海浦东新区，青年农民工在非公企业工作的占86%，且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第二，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集中在900到1200元之间，73.5%的人家庭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第三，青年农民工的失业率也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浦东新区，来沪青少年的失业人口比例为9.8%。第四，在择业途径方面，正规市场就业渠道并不很畅通，45.6%的人是靠亲友介绍，劳务市场应聘和广告应聘则分别为20.3%和11.0%。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青年农民工的培训愿望强烈，需求很多样，但是对培训费用的承受能力较低。调查显示，81.9%的青年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但是只有49.6%的人可以承受每年200元的培训费用。“学历和培训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城市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工资收入，而经济贫困又增加了他们继续学习的难度。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存在，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显突出，”刘庆元说。
上海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受财力、人力等资源限制，非上海户籍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等需求最迫切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要求。虽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等在银行的资助下开展了“共享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工程，但是尚不能满足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需求。
刘庆元指出，农民工流入地必须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后续教育投入，加强对适龄就业人群的就业服务。例如，各级就业指导中心要向非本地户籍青年开放服务，加大对他们的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建立专项慈善基金，设立劳动权益维护热线，对非法用工、拖欠薪酬、非法中介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交流难：如何打破“看不见的墙”
虽然在一座城市生活，但是“农民工二代”与所在城市之间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根据上海市共青团的一项调查，19.8%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反映自己“经常感到孤独”。在被问及“哪些原因致使你没有上海籍的小伙伴”时，32.3%的人认为“没有接触机会”，42.2%的人认为“由于自己内向不善于与他们交往”，15.5%的人认为“有些看不起我们”，有27.6%的人说“从未去过上海小朋友的家 ”。
针对青年农民工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五成以上的青年农民工感到与上海同龄人在生活水平上存在差距，感到差距非常大的占13.1%。对于这种差距，47.6%的人认为是不合理的。对于“是否感到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调查，回答经常感到的占 12.6%，偶尔感到的占54.4%。
受访的专家认为，解决非上海户籍青少年融入城市的关键，还是要在政策上下功夫。对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探索出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在日本，凡是跨越市区町村界限的人口，应该在迁动14天之内向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完善的登记制度有利于政府把握人口流动现状和趋势，制定合理的人口流动管理和服务计划。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基本公共服务是向所有现住居民提供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与常住人口相同的基本待遇，例如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贫困家庭的食物补贴、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等。但是在某些方面，短期性福利和长期性福利有所区别。例如，美国各州的公立大学对在本州居住两周年以上的学生减收学费，而刚从外州迁入的学生则无法享受这种待遇。
上海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说，结合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我国的国情，我们对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特别是青少年融入当地，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手：第一，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开展实质性的协同管理，在市场需求、就业状况、人口流动趋势、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交流，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第二，保证非本地户籍人口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流动人口情况，规定连续居住一段时期的流入人口可以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待遇。第三，发挥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重视移民与迁入地的文化、社会融合
让农民工共享城市文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建设者的同时，也应当成为共享者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百万民工下珠江，到现在农民工流动以亿量来计，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是，农民工依旧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
“作为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城市财富创造者，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介绍说，“父亲到城市务工已经几十年，但现在已年逾六十的他仍旧没有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
20多年来，大量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这支“劳动大军”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如果农民工把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献给了城市发展后，年迈时仍然只能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无疑与“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新发展观相左。时福茂说，“30年前，我们不具备城市发展让农民工共享的条件，20年前甚至于10年前也许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那么3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局面没有理由继续下去。”
边缘群体“代际化”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开发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迁，目前已经有一亿多农业人口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人进城后，主要流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了“漂着的”、 “流动的”社会群体。李开发指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户口进不了城，保险上不了，住房靠租用，子女上学也解决不了。”
而且，多年来迟迟难以被城市社会认同，“漂浮”的农民工大军还繁衍出了第二代农民工，其特点是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基础，只熟悉城市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把这个群体称为“新生一代的流动人口”。
王春光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人没有务农经验，对农业没有感情，而且其进入城市的动机与第一代就大为不同。其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还带有改变身份和地位的强烈愿望。”
时福茂介绍说，在北京，农民工子女有近20万不被认可为北京的小学生，所以在办理公交卡时还不能享受学生的优惠。甚至还有“同命不同价”的“潜规则”。他举例说，如果在同一辆车上发生了车祸，遇难者拥有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享受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
二元户籍如何破难
1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但是，这样的措施因客观条件制约还远未能惠及农民工群体。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还面临着各种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一些旧的体制需要改革，而一些新的体制尚需建立并完善。首要的制度障碍便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在二元户籍制度下，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镇市民平等的就业、居住权利，分享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或福利的权利，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
李开发表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分割必然要被打破，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制定相关政策，让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对接。让农民工享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对此，王春光表示赞同，“我国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但我国的城市化率却比较低。他认为在农民工融入城市上应该放开。”
但是，对于城市现在是否应该完全放开接纳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告诉《＿望》新闻周刊，“目前，没有任何一级城市敢完全放开说让在城市的所有人都享受市民待遇，哪一个城市都做不到。”
范朝礼认为，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限制，一是地方财力的限制。他指出，在江苏的一些城市，流动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完全享受平等待遇，“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出”。
从公民基本权益开始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要让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政策已经不是财政的问题。”对此，王春光表示了不同意见，“农民工创造了财富，创造了财政收入，政府要财政收入的时候就吸纳他，没有就业岗位了就让他回去，当你应履行政府职责的时候就推脱了，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要解决类似的问题，王春光认为，这需要城市在规划时就考虑把流动人员纳入规划的范围，这涉及财政体制的问题。他以义务教育为例说，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就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可以考虑对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发放教育券，地方政府可以凭借这个向中央申请财政，这样就解决了流动性的问题。
在考虑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政策时，王春光指出，首先应该明确每个公民享受的基本权益是一样的。应该区分哪些是每个人必须有的，哪些是地方在一定时期可以区别对待的。“作为中国公民，在哪里其基本权益都应同等享受。”
“社会体制管理应该更开放，而公共政策也应该具有开放性。”王春光认为目前城市所使用的暂住证就值得商榷，“身份证是公民身份的标志，但是只有办理暂住证才能在城市居住，这样就使得市民权大于公民权。”
除此之外，王春光认为，目前的制度缺少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激励机制。社会应该有一个融入机制，需要对农民工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指引，给农民工尤其是“80后”的农民工一个奋斗的目标和希望，一条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现状的途径。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魏建飞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就提到了广东率先施行的“积分制”。通过设定一定的标准，农民工在达到要求后就可获得一定的积分，当积分达到规定的数量后就可以在工作所在城市落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向新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到城市与农村两个系统，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个主体，它的推进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制度创新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同时强调，制度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应以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为原则，并对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作出整体性安排。与此相适应，应以城乡一体发展为导向构筑基本政策框架，改造现行城市社会政策体系。
加强心理认同
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多位研究人士皆表达一个同样的观点，淡化乃至消除户籍差别，只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和社会管理方式上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创造了条件，体现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的认同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排斥乡下人的陈腐观念，也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堵无形的“墙”。也就是说，加强农民工的文化认同，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这成为农民工更深层次融入城市的必然要求。
受访专家指出，在文化认同上，需要宣传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树立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正面形象。重庆市于2007年9月27日设立“农民工日”，目的是通过设立这个节日，唤起社会对农民工的重视，给他们尊重，给他们平等。通过设立“农民工日”关怀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温暖。
专家建议道，除了户籍管理之外，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居住、社保问题，都应该与市民一视同仁，城市管理者、用工单位乃至每一位市民，都应该从观念上转变对农民工的认识，从感情上包容、接纳农民工的融入。
“农业人口与城市户口人群是平等的一员。近百年中，在政治、科技及实业界的各行各行人才，很多都来自农村。给他们一个杠杆，他们也能撬动地球。国家要公平对待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给予同等的机会，实现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李开发最后对本刊记者说
进城农民“心病”知多少
政府和社会应高度关注进城农民的心理健康，助其完成对城市生活的社会心理适应过程，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亚彪郑黎
越来越多的被征地农村人口以及外来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成为“新城里人”。这些农民的身份转换、社会保障、再就业、子女接受教育、医疗等话题，随着其融入城市进程的推进，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这些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身处城市生活的心态变化，比如他们从心理上能否接受新的城市生活？“身入”城市的农民是否做到了“心入”？就此，《＿望》新闻周刊前不久深入浙江省宁波市，就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探寻新老市民和谐相处深度融合进行了调查。
“新城里人”的心理不适
在宁波江北区失地农民安置小区姚江社区，过去习惯了务农的王先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初刚刚搬进楼房后，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再就业成了一大愁事，“进学校学技术觉得自己年龄太大，同周围人打交道也顾虑重重。”同样，在这里居住的蔡阿姨今年50多岁，刚搬进楼房不习惯，抱怨到朋友家还要爬楼梯。
针对这些并非个别的案例，专家认为，“被征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需要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整个社会应该高度重视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话题。”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关于《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与行为策略研究》的课题研究中，研究人员曾以被征地农民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在东部浙江省的宁波、温州等地以及西部陕西省汉中和青海省西宁等地，分别抽样调查800余名被征地农民。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被征地农民虽然变成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城里人”，可一些人由于自身无地或自己是外来务工者，而产生了失意、不满、不知所措、恐慌心理，一些“光着身子进城”农民的心理或行为问题大量出现，主要表现为疏远、道德败坏、无助、敌意、不信任、孤独、冷漠、极端化、无能感。
课题组还结合访问调查结果，发现造成这些农民聚群行为的心理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对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感到不满，有的是对基层有关部门信任度下降感到悲观无助，有的农民工是受他人影响、对共同利益关注高。一旦心理上出现情绪失控，极易发生越轨行为或违法犯罪。
造成这些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困难的原因很多。有的人进入城市社区后对角色转换产生心理抵触情绪，有的人乡土观念强，怀旧心理严重。在生活方式上，过去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为主、业缘为辅，而城市社区的交往方式更多是以业缘为主。
采访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闻小松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进城后还保留着农村的家庭生活方式，比如养殖畜禽、堆放垃圾废品、洗衣随便晾晒等，这些与城市生活方式不相符的做法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过程中在生活方式转换上的困难。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被征地农民在心理上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的进城行为只是形式上而已。
心理融合要跨三道坎
宁波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教授陈传锋认为，农民融入城市，心理上需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角色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过程。要让农民在内心认同自己已经是市民，城市社会必须首先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尤其要革除歧视性态度，以市民角色期待和要求他们；同时这些农民也要自身努力，提升知识层次与就业技能，争取城市社会的尊重。
二是就业心理的调整过程。由于被征地农民对城市工作的陌生，他们需要的帮助比下岗工人更多。在就业竞争能力上，如果没有特殊的培训和帮助，相当数量的人将成为城市中的长期失业者。
三是对城市生活及文化的适应过程。这是实现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本质特征，这一适应过程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组织方式适应等。
陈传锋曾是上述《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与行为策略研究》主要成员。他介绍说，据课题组调查，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大量增加。以浙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3年，被征地农民近200万人。
有关部门的调查也透露，中国被征地农民有数千万，其中不少人进城以务工为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转居社区及其居民还将持续增加。在宁波市新老城区交界的江东区，近年来城市化步伐加快。现已全面完成村改居，有3.6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其中适龄劳动力2.3万人，占全区就业人口的35%。前些年，部分进城农民由于对新的环境比较陌生，缺乏城市就业谋生的技艺，就靠出租房屋和集体经济分红过日子，平时打牌消磨时光，被称为“租农”、“牌农”。
“推进城乡一体，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挂上街道社区的牌子，农民换个城市户口的本子”。江东区委书记暨军民认为，农村城市化是一场深层次的“人的革命”，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让传统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合格的新建设者。
江东区从农村劳力的资源整合利用、就业创业岗位设计、渠道疏通、职业技术培训、用工合同规范及户籍社保衔接等，逐步探索出一整套较完整有效的“流水线”作业体系，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动作平台。
采访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傅女士姐妹俩都是征地进城的“新市民”，以前无所事事加入了 “牌农”队伍。参加区里组织的再就业剪裁培训后，姐妹俩合伙办了一个小型针织厂，一年收入十几万。傅女士表示，现在虽然经常加班加点忙得团团转，但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快乐。她以前的一些牌友也成了业务新伙伴。
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
陈传锋等人调查认为，当前构建针对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进城后的心理干预、心理调适机制正成为当务之急。
姚江社区就是宁波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产物，作为一个农民安置小区，它由14个行政村组成，共有74幢住宅。小区内，幼儿园、农贸市场、地下停车库等配套设施齐全。“不少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尽管成为社区居民，可社会角色与生活理念仍未转变。”社区负责人说。
一年前，宁波江北区与宁波大学联合开展农民市民化课题研究合作项目，并在姚江社区成立了农村社区心理咨询与教育服务中心。“这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这说明，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心理调适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陈传锋说。
姚江社区主任徐权中说，通过“心理调适”，不少人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明显增强，心情郁闷、脾气粗暴的居民少了，吵架、赌博现象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重视心理健康，主动购买心理学书籍。
江东区也十分重视“新城市人”的心理调适工作。不少农民进城后，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有一个适应过程，出现了心理障碍、忧郁症等所谓的现代病，曙光社区与白鹤社区开辟了聊天室，请来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士，帮助辖区居民做沟通疏导工作。
江东区街道干部认为，农民搬入现代化都市新居，告别了祖祖辈辈的农村生活方式，但中华民族邻里互助、亲情守望的优秀传统不能丢掉。为此，不少街道推出人文社区，让这些农民在新的家园仍然能够感受到和谐的氛围、浓浓的亲情与友爱，在市场经济城市化大潮中，依旧拥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城乡深度融合，不仅在于同步富裕的物质生活，同待遇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是外在的，工作真正的着力点要放在对进城农民现代文明意识的培养和精神境界追求上，努力做一名高素质的新市民。”江东区委书记暨军民说。
宁波市副市长陈炳水等人说，撤村建居后，应该加强社区心理服务和教育培训，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引导这些农民的再社会化，使他们提高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和自身素质。必须在“城中村”或撤村建居的社区中大力开展社区心理服务，加强社区干部的心理服务培训、举办心理服务专题讲座、设计心理服务宣传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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