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表示，引发肺鼠疫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旱獭
一只狗引发的“哈拉病”
喜马拉雅旱獭(当地人称“哈拉”)，是生活在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的主要宿主，因此在这里也被称为“哈拉病”。
“这次疫情的传播链比较明确。”在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王虎说，“一个牧民家养的狗突然死亡，根据推断，这只狗应该吃了染疫的旱獭。”兴海县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揭示了这次疫情的传播链。
疫情源头为33岁的牧民平措(化名)。牧区草场实行个人承包，冬夏迁移，择水草而居。平措的夏季牧场选在兴海县西北部的黄清村四社。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牧民们基本上都会养狗，游牧的人家帐篷附近都会有藏狗，不用绳索，都是自由放养，这些狗就会逮哈拉吃。”
在夏季牧场里，平措的两只狗突然死了，同时死亡的还有一只羊。狗是牧民四处迁移的主要伴侣，牧民们向本刊记者描述，平措很伤心，就将一条狗的尸体背出来，挖了个坑掩埋。事后，防疫人员在这条狗体内检出了鼠疫菌。
7 月23日，平措觉得不舒服，开始出现发热等症状。随后几天，他的症状加重，不断咳嗽，咳出的浓痰中带血。7月26日上午，感觉支持不住的平措在五弟护送下前往村医赞太加家里求治。赞太加发现平措情况异常，没敢收治，建议平措一行赶紧到上级医院。一家人赶紧租车护送赶往共和县，那里有全州最高的海南人民医院。但是，还未走出兴海县境，平措在车内就停止了呼吸。7月26日晚上，亲戚们前来帮助料理后事，10个人陪着平措的遗体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们请来附近寺庙的7个喇嘛做法事，把平措埋葬在尕尕滩。
平错的葬礼结束，疫情才刚开始。7 月28日，参加平措葬礼的才曾(化名)突然感觉不适，当晚平措的两个儿子也开始发烧，到29日，平措的母亲和其他4个亲戚也出现相似症状，平措的大哥和五弟将7个人送到兴海县藏医院。7月30日，这两人也病倒，发现症状与鼠疫类似，兴海藏医院院长立即将情况上报。
7月30日下午，省政府应急办的《青海值班快报》出现“海南州兴海县发现鼠疫疑似疫情”，省政府立即宣布启动应急预案，兴海县藏医院立即被封闭，所有患者均被就地隔离。
才曾和赞太加各自在半路被截住，7月30日青海省卫生部门的专家连夜赶到海南州。就在这一天村医赞太加也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就坐车到海南人民医院看病。 “幸亏我们的医务人员发现他的症状很像鼠疫，就把他截在人民医院，让他就地隔离治疗。”7月31日，才曾在村卫生所看病后觉得不满意，也要转院到海南州，在路上被巡查的防疫人员发现，立刻送到兴海县藏医院。
疫区：封锁、隔离与救治
在兴海藏医院，才曾和在此前已被隔离治疗的9人接受了医学检测。经实验室48小时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确认为肺鼠疫。8月1日，青海省卫生厅发布公告，宣布在兴海县出现肺鼠疫疫情。
7 月31日晚，临时组建的应急指挥部宣布，将疫情发生地及周边地区南北长70公里、东西宽50公里，共计3500平方公里的范围作为疫区，这实际已经包括兴海全境。在患者发病期间，所有兴海县到外地的居民都要进行隔离观察。连7月28日兴海几名到同德参加法会的牧民，也立即被进行隔离观察。
本刊记者在一份疫区防控卡点位置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子科滩镇为中心，全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安排了数个防控卡点，基本控制了兴海与外界交通的道路。政府发布通告，本县的居民基本不允许离开兴海。
从西宁出发，向西南行驶约140公里的山路就会到达海南藏族自治州所在的共和县，共和县的主要地形属高原滩地，四周是绵延的山脉，继续沿国道往西南130公里，穿越海拔3300多米的河卡山隧道才能到达以高原山地地形为主的兴海县。本刊记者在河卡隧道口收费站的汽车道上，见到铺满了消毒水浸泡的草垫。几名身穿白色隔离服的防疫人员站在出县方向车道上，对车辆进行喷雾消毒。
“穿过河卡隧道后，在距离县城28公里的地方，通向县城的公路被关卡截断。路旁支着3顶蓝色的帐篷，7名穿着白色连体防护服，戴着口罩的防疫人员在这个临时设立的关卡驻守。只有拥有通行证的车辆才可进出，所有车上的人员都必须下车登记，车辆内外也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一位进入疫区的记者这样对本刊记者转述。
兴海县城不大，以一个十字路口为中心，商铺和各种机构沿着纵横两条街道依次排开。不时有戴着口罩的政府工作人员捧着鼠疫防控知识宣传单向路人散发。“刚听说鼠疫的第一天，大家都还没什么感觉，后来逐渐了解了鼠疫的厉害，大家才开始害怕，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的商店甚至都关门歇业。最多的时候，全县有两成的商店都关了门。”兴海县里一家商店的店主说。
“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在3米的距离内，传播非常快。”在场的专家表示，这次出现的病例是家族性的，第一代病例是因为染病的狗的传染，第二代病例是通过第一代病例传播给自己的家人，目前还没有第三代病例出现。这也说明疫情还没有扩散，迅速救治与隔离密切接触者，就显得更加重要。
肺鼠疫的毒性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会引起全身多器官的衰竭，救治难度相当大。在肺鼠疫救治中，即使病情“稳定”，也不意味着风险减小，8月2日，才曾去世；8月3日，又有一名患者病情由稳定状态迅速恶化，成为第三名遇难者。
“不过鼠疫毕竟是细菌感染，对目前多种抗生素都是敏感的。在过去，鼠疫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如今只要发现及时，治愈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卫生部一位专家表示。到目前为止，12名感染者中，3名已经遇难，2名重症患者体温、血压都逐步恢复，另外7名症状较轻感染者的生命体征已经正常。
围绕兴海藏医院形成了此次疫情的隔离圈。那位进入疫区的记者向本刊记者转述，“整个医院被警戒线团团包围，以藏医院的三层楼房为中心，防疫人员设置出了数层隔离圈，最外围的一道警戒线距离医院有数百米。警戒线附近，停着一辆警车，旁边还有一顶蓝色帐篷，在正午阳光的暴晒下，身穿白色连体隔离服，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仍在沿着警戒线巡视”。据专家介绍，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的隔离要按照污染程度和管理控制要求划分成大、小隔离圈，兴海藏医院的病房被列为小隔离圈，以此为中心向外一个街区就是大隔离圈。
疫源地里的旱獭
在兴海县区域内，鼠疫菌最主要的宿主就是喜马拉雅旱獭，这一地区也被命名为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
“要预防人间鼠疫疫情，首先要控制旱獭的数量，在一定数量范围内，鼠疫就不会在旱獭的种群内传播。”海南州疾控中心办公室的董主任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规定的安全系数为0.1，即每公顷内的旱獭数量不能超过0.1只。
“哈拉的皮可值钱啦。”记者的向导老刘说，他带着本刊记者从共和县出发，一路向西南采访沿途的牧民。前几年，各地的皮货商都来青海收购旱獭皮，最高时候达到几百元一张。“那时候，好多牧民悄悄地捕哈拉，有时一户能抓几十只。西宁西南的湟源县里有一个皮货交易市场，每年这时候都有好多哈拉皮在那边交易。”
老刘参与过捕捉旱獭，“要找到哈拉的洞，大概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埋伏在一边，专业捕猎旱獭的人都带着特制的套子，用套子勒住，不能损坏皮子，捉到哈拉的时候，那个叫声就像小孩哭”。捕捉旱獭的人们也知道鼠疫的危险，他们也学会观察旱獭皮毛的颜色判断是否染病，遇到毛色黯淡的或者已经死亡的旱獭，马上就绕着走。
“其实早就有规定禁止私自捕捉、剥食哈拉，只是利润太高，哈拉肉的味道又香。”2004年，乌兰县的一个牧民剥食一只病死的旱獭染上鼠疫，这次疫情让青海省禁止捕捉旱獭的力度再次加大，老刘说，此后他们又开始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开始灭獭。
“不过这种灭獭对我们来说，积极性不是很高，杀完之后要将旱獭交给防疫部门，每只几块钱，比卖皮子挣得少多了。”
“我们疾控中心灭獭的范围主要在国道两侧5公里。”董主任说，按照防疫规定，主要控制区域在人口集中的范围内，因此防疫部门的灭獭区域就有一定的选择性，“人手太少了，我们海南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9个人，如果除去人口集中的县城，牧区的密度大大低于这个数字。按照规定，每10万人的地区配备10名左右的防疫人员，兴海县全县只有6.7万人，却有3500平方公里，我们的检疫人员从一户牧民走到下一户牧民家甚至需要四五个小时，地毯式的灭獭并不现实”。
“而且山区的牧民大多因宗教信仰，不愿杀生，一直反对捕杀旱獭。”董主任说。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旱獭的数量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和偏远的山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变化。在以山区为主的兴海县，除了县城和几个固定的集镇，全是连绵的山脉，这次疫情首例感染者平措住在尕尕滩，距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青海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在这里进行过调查，当地的旱獭密度是每公顷1.3只，是安全标准的13倍。
脆弱的草原生态
引起旱獭数量波动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于草原生态发生的变化。
向导老刘带着本刊记者从海南州出发沿国道向西南行驶，这是去兴海县的必经之路。从海南州所在的共和县出来，首先要经过名叫“塔拉”的地区，这里是海南州的牧区，可是如今国道两侧都是稀疏的灌木和小草，更多的是裸露的黄褐色土壤。“塔拉是这里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东边就是龙羊峡水库。”老刘指着东边，一座巨大的沙丘映入眼帘。
过度畜牧，几乎成为草原上灾难的原罪，鼠疫似乎也不例外。
在塔拉，本刊记者见到了措比，一个只有28岁的女孩，她只上了3年学，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已经赶着羊群去吃草了。“我们家有300只羊和八九头牛。”措比有些微微得意，她家的房子全部用土坯制成，羊圈四周覆盖着厚厚的牛粪。起初，措比的家里只有100只羊，“可是草场不够，绵羊价格又低，就加养了200只山羊，再租几千亩草场”。对于措比一家来说，更多的山羊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山羊绒可以卖到每斤68块。“可是山羊却连牧场的草根都会吃掉，这对草场的破坏更大。”海南州农牧局副局长徐书元说。
继续西行，就会到达铁盖乡，已经接近河卡山口，这里是共和县与兴海县的交界处，地形也从平缓的滩地变成起伏的山区。牧民才让躺在公路的路基上，在一块滩涂上放水，准备给即将归来的羊群喂水。才让已经48岁，从14岁开始放羊。“过去的草场不是这样的，密密麻麻全是草。”才让望着眼前一片几乎全部沙化的滩地说。这片滩地上，随处可见拱起的鼠洞。他的羊群以每年100只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000只，牛也超过50头，是附近的大户，草越来越少，他也不得不以每亩5元的价格租赁草场放牧。
“如果塔拉禁牧5年，肯定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徐书元有些痛心地告诉本刊记者，“可现实的逻辑是，草场越沙化，牲畜死亡越多，牧民就要更多的增加牲畜弥补自己的损失。”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边疆晖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青海高原草甸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对这种现象颇感无奈。“草原沙化一个直接的结果是鼠害增加，高原鼠兔是危害青藏高原草原的主要物种之一，它们更喜欢生活在平坦的滩地，牧草减少后裸露的地面让它们有了更多的繁殖空间。”
“近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开展生物灭鼠。”海南州草原工作站站长公保才让告诉本刊记者，他所说的生物灭鼠是应用一种C型肉毒素，是肉类腐败后产生的对鼠类的毒素。7天后，毒性会基本消失，不会对牲畜造成二次中毒。“这种方法对鼠害的效果非常明显。”徐书元说，如今每年只需要巩固性撒药，这种高原鼠兔的危害已经很少了。
“高原鼠兔与旱獭都属于啮齿类动物，他们在草原的食物链中，都属于次级生物链。”边疆晖说，在青海的高寒草甸中，只有牧草一种初级生物链。草场的沙化，增加了人与高原鼠兔的矛盾，在人类介入灭鼠后，却影响到整个草原食物链的形态。“首先是狐狸、鹰的数量减少。”边疆晖说，在青海，三级食物链上的动物种类非常少，一旦某个物种波动，由于其可替代性很小，通常会造成整个生态链的变化。灭鼠就造成草原高级食物链中的物种数量降低。“在草原的高级食物链中，总共只有鹰、狼、狐狸、艾虎等几种。”艾虎甚至更早就因为皮毛具有经济价值被捕杀殆尽，很难在草原上看到了。
“鹰和狐狸的数量因为灭鼠而迅速降低，高级食物链中的种群数量急速下降，狐狸就是旱獭的主要天敌之一。”边疆晖说，次级生物链中的啮齿类动物因为生育能力较高，数量能迅速恢复，而对于食肉动物来说，种群的回复速度则慢得多，“即使20年以上也很难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如今狐狸和鹰都是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公保才让说。但他的保护对象中，并没有包括旱獭最主要的天敌：狼。在草原上，狼并不受欢迎，牧民们都称为“狼害”。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最终打破了旱獭种群数量的平衡。
“由于旱獭体型较大，狐狸和鹰一般都更愿意选择高原鼠兔为食，狼却是主要捕食旱獭。”边疆晖说。然而，由于畜牧规模的扩大，狼群与牧民的矛盾却一直在增加，上世纪中后期，这里的牧民几乎每户都有猎枪，专门对付狼。徐书元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目睹过海南州集中灭狼，“武装部的人用半自动步枪，根据狼的活动规律，早中晚3次灭狼”。这次大规模的灭狼后，牧民的猎枪也被收回，却再也没有狼的踪迹，“直到近几年，在兴海、同德的山区，才偶尔听到牧民反映有狼袭击羊群，可狼群绝没有几十年前的数量了”。
“旱獭更喜欢生活在山区的草甸里，这些地方是人活动比较少的地区，它一窝能生6~8只幼仔，比高原鼠兔的繁殖能力还强。狼和狐狸这些天敌减少后，旱獭在山区的数量就会迅速增长。” 边疆晖说。而疾控部门的灭獭则是根据公共卫生安全的原则进行的，以卫生防控为目的的灭獭很难顾及这些山间的牧区。“狼的数量回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旱獭的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边疆晖画了两条交叉的倒“U”形曲线，“一般来说，高级食物链种群数量的恢复比低级的种群有一个时滞，狼群的数量如今刚刚开始回升，可以推测在这些区域旱獭的数量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了”。根据青海疾控专家的调查，自毙旱獭中有80%可以检出鼠疫菌，即使在健康旱獭中，鼠疫菌的检出率也在2.02%，庞大的旱獭种群造成潜在的威胁。
“过度放牧增加了人和鼠、人和狼的矛盾，我们的扩张改变了整个生态链的变化。”边疆晖说，旱獭数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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