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多年煤焦生意的李秋娥，三年前开始转型投资菌类食品加工，成为远近闻名的“蘑菇大王”。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领域，煤老板注定只能是一个历史过客，转型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这一次山西下定了决心要加速这一进程。离开这块熟悉的“黑金”后，煤老板们该何去何从，他们所携带的巨资又会在哪里重新找到燃烧点？转型是个痛苦的抉择，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从这个月开始，张子玉就要和煤老板的身份彻底说再见了。
在山西吕梁离石区8月开的政府协调会上，当着在座30多个离石煤老板的面，张子玉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态：不干了。他的煤矿将作为实物股份，并入离石的另一家民营煤企——东江煤业集团，合伙经营后的新企业里，张子玉的股份占49%。
在此之前，张子玉手里一共有四家煤矿，三个在离石，一个在临县，鼎盛时员工超过2000人。在过去几个月，张子玉把它们全部卖掉了。其中一个卖给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卖给了山西大土河焦化，最后的一个则入股了东江煤业。
毫无疑问，张子玉是此次兼并重组中表现最积极的煤老板之一。尽管根据《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规划》，8月底,山西各地市应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但截至9月4日，离石总共37座煤矿中只有16家签字画押，相当多的煤老板还在观望。
“去年春天我就预测到（整合）这件事了，这是政策，是无条件的，顶是顶不住的。不管想卖还是不想卖，最后结果是都要卖。”张子玉这样解释着他的决定：国家这次下了决心，以后没有煤老板这个词了。
手中有粮 心不慌
主动永远好过被动。张子玉转型的轻松自如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很早就正确地预判了形势，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适时将业务“分流”到其他行业，“鸡蛋”没有只放在煤炭这一个篮子里。
张子玉现在的身份是吕梁泰化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很好找，在离石几乎人人皆知，就在离石城南一家同样在他名下的加油站后面。这里也是他传奇发家史的起点。16年前，当时的糖烟酒公司司机张子玉下海经商，盘下了这家加油站，后来又进入煤矿开采业，最终成为离石数得上号的有钱人，连续几年都是山西省政协委员。
穿过加油站旁泥泞的小巷，就是泰化公司的大院，里面停了十几辆奔驰级的豪车，院子另一侧的铁栏后，则拴着几条高大的狼狗。这场景，多少还遗留着煤矿企业的影子。
记者见到张子玉的这一天，恰好是9月10日教师节，他很忙，要到自己租赁办学的泰化学校去给教师们讲话，要去教育局开会，还要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泰化学校占地40亩,自2004年创办以来，张子玉已经前后投资了4000多万，解决了周边数个村子的义务教育问题，直到现在泰化公司每年还拿出30万元用来资助贫困生。在学校的演讲稿上，张子玉照例对教学提出了很多期望。
除了泰化学校，张子玉现在的资产还包括位于离石的8个加油站、一个油库，两个典当行，以及一个房地产公司。张子玉说，除了加油站和学校，其他的这些基本都是去年8月煤矿停工以后搞的。
最先搞的是典当行。张子玉说，煤矿关闭后，他意识到要开始转型了，考虑到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当时“也没有经过什么慎重考虑”，只在电视上做了个广告，从20个应聘者里选了一个，便投资了典当行，好在经营还不错，不到一年，典当行现在已经有了两家，“账面资金已有4000万。”
接下来是建批发市场。先是搞了个建材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于是张子玉又趁热打铁筹备针织品批发市场和家具市场，两个项目同样进展顺利，均将在年底开业。
有了建市场的经验，张子玉开始考虑进军房地产。因为自知风险很大，2008年10月，张子玉出去转了一圈，去山东考察那里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去了五六个地方，回来后才下了决心。
人好找。张子玉招人有自己的考核标准，一是看人品，二是看技术。考察人品很简单，首先一条是招离石本地人，“离石不大，背景很容易了解清楚”，考察技术这一条则相对次要，所有新进人员都必须从底层干起，半年后再根据能力提拔。从吕梁建筑公司的下岗职工里招了两个经理、四个技术员后，泰化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泰安小区”就这样开始立项了。
泰化从初创到现在，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这是张子玉的商业理念：有多大做多大，有100万，就只做80万的事情。再说，房地产是预售，也不需要那么多启动资金。
在这个理念之下，张子玉把泰安小区的销售策略定位在主打性价比。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他就把售价定在了1350元，只便宜两百元却极大拉动了项目销售，项目刚刚封顶，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已销售一空。
有了底气的张子玉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这次他要挑战酒店。“离石的酒店高档的太贵，低档的太便宜，好多高档酒店比太原、北京都贵，低档的却只有十几块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有新的市场空间。”经过一圈考察后，张子玉决定在离石生态公园旁建一座“能代表吕梁形象”的生态酒店。
政府部门办事的速度很快。张子玉的案头摆着一份市政府关于建设生态酒店的批示，市委书记亲自关注了这个项目，认可他“建设吕梁形象”的理念，地已经批了，就在生态公园旁边，20亩。现在只等设计院的设计图纸讨论通过，酒店就可以开工。
生态酒店和商品房不同，张子玉估计，前期投入5000万元可能不够。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如果卖煤矿的资金到账，自己手头就会有1亿元的活钱，因而这次他仍将坚持全部自己投入。至于记者提到金融危机带来的酒店业寒冬，张子玉根本不担心，“我们这里不是北京、上海，情况不一样。”
让张子玉有信心的还有他在离石的影响力。首先是人品。“我太太早年得了青光眼，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等于瞎了，但我结婚25年来从没找过二奶”。其次是他多年来积累的商业口碑，除了办学校，赞助学生，“离石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我赞助的”，他觉得，有了这些，酒店不愁没有客源。
张子玉并不是离石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离石煤老板很多身家都有几个亿，但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心向外——不是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外国，他很讨厌这样的做法，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他甚至为子女也规划了这样的未来，24岁的儿子已经从山西财大毕业，尽管想做公务员，但张子玉还是希望他来接自己的班。
张子玉下一步的打算是再开几家加油站，但都不出离石的范围。房地产公司如果做得顺利，也有可能会扩展到吕梁其他县市，但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会很大”。
为钱消得人憔悴
三年前就开始转型的李秋娥仍处于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转型之痛，一是被动的抉择，别无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飞烟灭，资金也就自然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同样有1亿的身家，同样在吕梁开过煤矿的李秋娥的转型，却远没有张子玉这样轻松自如。她不仅需要借钱，而且还借不到钱。同煤老板动辄宝马、悍马、宾利等豪车数辆相比，她的公司里最好的两辆车，也只不过是本田CR－V和别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厂就被吕梁下辖的汾阳市政府关闭，之后她转型成立了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阳城村，当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对于推车卖东北小菜和开小饭馆出身的李秋娥夫妇来说，尽管这点苦算不了什么，钱却是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煤焦厂的补助款还没完全到账，蘑菇厂前后投入就开支了近一亿，回报却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第一年不懂，种出的好蘑菇只卖10元一斤，品种差的只能卖两三块，一年下来，抛去开支，只挣了2000块。第二年，虽然情况好转，但也不尽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决心，买专利上了一条蘑菇加工的生产线，可以生产蘑菇的罐头、速食小食品和营养品，设计年产量3500吨，自己的企业也成了华北地区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业，自己的蘑菇不卖了，还收购别人的蘑菇，以备在秋交会上全面启动销售，不过此时流动资金却成了大问题。
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这是小食品一年中销售最旺的季节，紧接着就是秋交会，李秋娥又希望公司产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响，但这些都需要钱，只能看着干着急。
记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给汾阳政府的《发展情况汇报》上看到，山宝公司两条生产线的流动资金和生产基地扩展还需要4350万元，希望政府协助落实银行贷款和关闭煤焦厂的补助款。而据山宝公司总经理刘北鹏透露，真正的资金缺口可能有8000万元。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找煤老板融资。我在煤焦行业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煤老板里有钱人多了，他们困难时我也帮过他们，可现在需要帮助时就一个也找不到了——他们看不上种蘑菇，觉得回报太慢，都不愿意投资。”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帮忙没指望，想向银行贷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说我们有500亩的大棚，一个亿的固定资产，拿来做抵押还贷不到款？可实际上就是贷不到，银行就不贷给我们。”刘北鹏语气中很无奈。
李秋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她没有融过资，对小额贷款也是一窍不通。“我现在对采访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们的宣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接受采访，不然就算了。”从记者联系采访开始，她一直都在和记者“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转型煤老板，李秋娥几乎每天都要应付记者和各种评比，去年底一个记者做完采访，要求她给报销1万元的差旅费，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老老实实地给了，但那人转头又来要更多，李秋娥只好说，公司真的没钱。
烦恼远不止这些。8月24日晚上，汾阳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尽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抢险第一线，但大部分的大棚还是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元，虽然上了保险，但李秋娥并没抱指望：“估计赔偿数额也就是杯水车薪。”
办销售许可证的过程也远比想象中复杂。质监部门的人几次说来验收，却一直未来，“据说是主管的两个部门的处长闹别扭”。记者采访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后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来验收，就赶不上秋交会上的销售了。当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车去了太原公关，下午人还没回来，就传来两个坏消息：一是质监部门的人明天还来不了，估计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来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医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记者面前时，脸还是黄的。不过，这次她身边多了一位贵宾——汾阳分管新农村建设的市领导，领导验过记者身份后，用地方话对她说“反正不要钱，就聊聊吧”，她这才开始放心讲述。
“种蘑菇太复杂，就像养小孩。”李秋娥说公司花费了10万元提供免费培训，带动了周边1000多户农民一起种蘑菇，但产品还是供不上。公司150多个员工几乎都来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为条件差，“外地人来了留不住”，而同样无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难办——他们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对种蘑菇既不感兴趣，也不开窍，“外地人来了拼命学，学会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学还不想学，学也学不会”。
这就让原料供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李秋娥一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忙发布一个消息：“山宝愿意无偿提供大棚，并以优惠价收购种出来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阳市区的黄金地段还有一块70多亩的地，但她并不打算做房地产，而是想在那里建设一个蘑菇交易市场，部分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边角料，觉得也可以买回来用。
李秋娥的困境，并不是煤老板转型农业过程中的特例。吕梁新闻办副主任彭斌对记者说，柳林县做红枣精华素的车安奎情况更糟糕，产品研发上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2006年挂牌到现在，都还没有量产。而在汾阳南边的孝义市，煤老板郭连生投巨资打造的田源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曾被视为当地经济转型的典范，却在两起两落后，去年不得不关门歇业。?
李秋娥办公室书架的角落里放着一幅“奋斗”字样的条幅，但已落满灰尘，废弃不用。现在，她的桌前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天道酬勤”。
最好的时光已经远去
当第一批煤老板赚得盆满钵丰、风光抽身时，煤老板的黄金时期也早已随之远去——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监管、整顿力度更甚，政策收紧之下，迟到的接盘者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谢幕的大帘就已经拉开——游戏结束，请离场。
但无论是张子玉还是李秋娥考虑的问题，对于忻州市宁武县的众多煤老板们来说，都还为时过早：巨额投资的煤矿甚至还没过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场。
来自宁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众多一天工都没开的倒霉鬼之一。老家在温州的他手里拿了村里500多人的集资来到宁武，刚办完手续，却听说自己的矿由于不足0.8公里，属于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们的矿属于斜井，算起来面积1.5平方公里都不止！”好说歹说，终于不用炸了，但矿井仍然不能生产，每天还要花钱维护，每天净亏1万元。现在又赶上了这次兼并重组。他说，国家提出的兼并重组价格，等于是1块钱买了个茶杯，一天都没用过，现在就要7毛钱收走。
“这是逼着我们自杀啊！”据他介绍，忻州有一个开报喜鸟连锁店的老板同时也经营煤矿，整天愁眉苦脸，结果前两天吃饭突然钻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没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矿面积不足0.8公里矿井被炸的同乡，每天就是蹲在矿井那里哭。
在宁武县经营煤炭贸易多年的小关告诉记者，2007年前那一拨在山西挣到钱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肃、内蒙、宁夏继续搞矿，其中相当一部分老板来自温州水头镇，他们转型后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产了。现在的煤老板跟原来买悍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远在2000公里的温州，此次感受到的冲击似乎比山西本地还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从2003年起，温州资本就开始进入山西煤矿，温州煤老板最高峰时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资本抽身退出，但至少还有一半留在山西。这一轮兼并重组开始后，很多资本开始回流到温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温州的存款从2000亿暴涨到4000亿，而这些钱，最后很多都流向了地产和股市。
在中国煤炭市场研究专家李朝林看来，这次兼并重组的性质和手段都与当年的“公私合营”相差无几，民营煤企不愿入股的原因还是因为利润没有保障。
他认为，现在煤老板们不愿签协议的原因，一是价格，二是担心那是空头支票。至于煤老板转型影响股市、楼市的担忧，则完全是杞人忧天，“满打满算就几千亿资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现在的楼价，能买多少楼？”
李朝林认为，现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经与当年那批不同，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参股煤矿也经过深思熟虑，这一轮兼并整合后，更多的煤老板可能会选择从生产型转向贸易型，也可能会有些做电子商务和期货，甚至有煤企会走出国门，去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拿矿，参与国际竞争，真正会离开煤炭行业的资本，并不一定很多。
记者来到山西省发改委和煤炭工业厅，希望了解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均被拒绝。但在政府方面看来，价格不公的问题并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厅官员就小煤矿“贱卖”一事表态说，“赔本卖矿”是煤矿主间多次私下倒卖所致，让国家以市场价去收购小煤矿，并不合理。
据银行业人士估计，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亿游资在寻找投资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这些会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吗？
至少从目前看来，煤老板惜别的衣袖，还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蔡家沟煤矿的停业和重组，已经让大量外来农民工返乡或奔赴内蒙古等地继续挖煤，而依旧滞留在此地的外地人，内心仍怀着侥幸热望。
黑金帝国的子民们
数千个煤矿关闭停工，将使得栖身其间谋生的数以万计的煤矿职工与外来民工的命运面临选择；不但当地财政会失去一块肥沃养料、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也要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偏僻的双池镇只是一个缩影。
“完了，现在的双池，已经完蛋了。” 这位来自山西平遥的小老板不无抱怨地说。双池镇主干大街旁的这家小店他已经租了三年，他目睹了这个小镇经济从高位迅速跌落，直至退化乃至瘫痪的全过程。
此前，小店一天平均能卖出四五百元的商品，但现在一个月也仅能赚出个房租来。一年4000块钱的房租，对于现在惨淡的营业状况而言，已是一种压力。他给自己排了时间表：再观望半年，如果生意还没有起色，他就回到老家去。
双池镇主干大街，长约两公里，路面齐整，行人不多。大街两侧，店面林立，但大多数已经停业，不少门脸外，赫然挂上了转让的标牌，或者直接贴了张打印的告示在玻璃窗上，上面粗粗写上了租金要求和店主的联络。
曾经人流如织、人声嘈杂的双池大酒店，一年来，生意冷清，现在每天的营收不到一年前的五分之一，在这里，服务员的数量，比客人还要多。因为没有生意，酒店门外原本密密麻麻停靠的黑出租，现在也仅有几辆还在百无聊赖地等客。蒙蒙细雨中，他们挤进一辆车子，一边吸烟，一边耍起纸牌来。
幽怨的村民
双池镇距吕梁市交口县城，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由于交口深居吕梁山区，这60公里的路程，大巴车往往会艰难行进近2个小时。交口的支柱产业是煤炭，而煤炭的主产区在双池，双池镇最大、最集中的煤矿则在蔡家沟。
在“黑口子”遍地的交口县，蔡家沟煤矿是双池镇最大的“明口子”，六证齐全。此前该矿隶属于蔡家沟村委会，后被煤老板陈勇相中。陈勇从村委会承包下了这个集体煤矿后，将旧有的集体矿井关停，重新选址并投资兴建目前这个新井，现在新井已经运行了七八年。
蔡家沟有七百多口人，大多数倚赖煤矿获得收入，他们或在井上做后勤，或在井下做管理，还有一些则从事与煤矿相关的衍生生意，比如煤炭运输和出租车。在双池镇，尤其在蔡家沟，运输也是养家的一个手段。
在承包协议里，村委会与煤老板明确了补偿款的发放细节，即便在蔡家沟煤矿停业的这一年多里，每个村民每年2500元的补偿款已得到落实，但村民们还是十分担心，尤其是煤矿在奥运会前停工一年多后，又迎来重组改制的风浪，如果煤矿通过买断的方式，煤老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的未来怎么办？”现在，村里赋闲的村民比往常更多了，而且每有村民聚集聊天，话题总会被延展至煤矿关停这一政策上来。
据村民介绍，大大小小的煤矿，在蔡家沟地下毫无规则地私采滥挖，两家煤矿之间甚至打通，矿工在井下互相偷对方的镐头、设备。而且小煤窑越界掏到了村子下面，已造成地面塌陷，村民的房子裂了，田地塌了，到现在，还没一个煤老板肯认账。村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煤老板一走，村民不但没工作做，资源也没了，地也不能种，靠什么生活？
有人告知，以前村民在地下打个二十来米的井就有水，现在挖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煤老板投资百万给村上打了个深井，这才喝上水，“可煤老板一走，这么昂贵的设备，随便一个水泵坏掉，就是几十万，谁负担得起？”
焦虑游走的外来工
刘继成在蔡家沟煤矿工作了四五年时间，直到现在，挖煤虽然不能展开，但井下照明和其他用电却不能停，尤其是排水和鼓风，否则瓦斯积聚，后果不堪设想。正因此，作为电工，虽然现在收入打了八折，但他依旧能够维持工作。可类似刘继成这样的维护工人，在这个原本上千号矿工的蔡家沟煤矿上，现在总共需要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已。
赵继成说，一年前，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工起码得100多号人，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了，“停工一年，该走的，都走了。”
以前村上的小卖部、理发店、诊所生意红火，现在很多收入都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
47岁的薛保朝现在已是半个蔡家沟村民了，早在1988年他就来到蔡家沟村。他从河南孟津县马屯乡和贯坡村到交口县“扣砖坯子”、“烧砖”，经过多次择业，最后落定在蔡家沟煤矿。
在最近十几年里，薛保朝的工作性质从未变动过，他是挖煤工。黑口子、明口子都干过。但现在，为了糊口，又不想离开蔡家沟，他不得不为村上打些零工，比如倒垃圾、装运土石之类。薛保朝说，在老家挣钱不好挣，也知道挖煤辛苦、危险，但自己没有别的手艺，挖煤比干别的来钱快，尤其这两年，在井下挖一平车煤，矿工可以得14块钱。“早上下井吃得饱饱的，中午舍不得上来，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再上来吃饭，这么一来，每天都能有200多块钱的收入。”
“现在所有的煤矿都停了，想挖煤也挖不了了。我搞不清楚，煤矿改制以后，矿上是不是全部要上正规军了？还要不要我们农民工了？”薛保朝十分忐忑。
这种忐忑有迹可循。据记者了解，国有大矿对矿工的吸纳，遵循严格标准，对招工时间、采集地点、人群特征等都有相关苛刻条款。另外，新员工入职后不但要有岗前培训，还要经过多重考核、实习达标后，方可下井。这也意味着，缺乏职业技能和安全防范培训的农民工，是很难进入正规大矿的。
尽管如此，与大多数村民和薛保朝一样，来自甘肃武都县石门乡上沟村的农民宋俊成还是一直心存侥幸地盼望附近煤矿能够快点开工。49岁的宋俊成来到蔡家沟村已经8年了，而最开始通过老乡引荐下井挖煤则是在1999年的朱家岭煤矿，后来他来到了蔡家沟，并乐此不疲。“山西这地方，钱好挣，像我们老家，你干上一天，最多十来块钱，在这里，只要能吃苦，一天一百多块钱，还算是少的。”
通过挖煤，宋俊成每年都能攒些收入拿回家去。他仅有的一个女儿正在老家上高中，妻子偶尔出来在理发店打打工，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
蔡家沟煤矿的停业和重组，已经让大量如宋俊成、薛保朝这类的农民工返乡或奔赴内蒙古等地继续挖煤，而宋俊成和薛保朝却依旧滞留在村庄里，他们内心怀有热望。
尴尬的村支书
交口县煤炭行业重组的消息，蔡何是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作为蔡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一度搞不清楚一个问题：“煤矿重组，我们村委会有没有权利知道，有没有权利去了解更多？”
蔡何说，蔡家沟煤矿是属于村集体的煤矿，牵涉到七八百号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煤矿发生兼并重组，村长和村支书不掌握详情，那么，村民会立刻有意见。但煤矿已经承包给了煤老板，他们不主动过来解释，补偿款在停工的一年里也并没有停发，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问还是不问？问多了怕对方厌烦，不问，没法向村民交代。
在依山而建的蔡家沟小学，蔡何对记者说，他的担心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蔡家沟小学的命运。蔡家沟小学是一个漂亮的山村学校，落成时间不过短短几年，蔡家沟煤矿老板全额资助，每年资助二十万，这所小学的所有民办老师、勤杂工包括村干部的工资都是矿上来负责解决的。
“如果煤老板走了，这个小学就要倒闭了。”说此话时，蔡何颇为焦灼。村长李福根补充说，村民已经开始对村干部不满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情绪也开始不稳。
虽然煤矿停业，但蔡家沟煤矿财务总监薛小红一直在矿上做统筹管理。
9月9日，在蔡家沟煤矿，薛小红对记者直言，现在像他这样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了虚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之所以没有像矿工一样拎包走人，只是为了善始善终，给煤老板一个交代，因为这几年，煤老板对自己不薄。
蔡家沟煤矿已经鲜少有人走动，大部分矿工都在一年内先后离开了，上下三层的整个蔡矿家属楼，一片寂静萧条，阴雨的天气格外清冷，映衬得这里更为落寞。
蔡家沟煤矿办公楼旁边时而有看护院落的大狗狂吠。办公室外墙壁的小黑板上，新近就重组情况写出一则通知，提示最后一批尚未离开蔡家沟的矿工，如果已经“找下合适工作，处理好各自的往来事务，打个招呼，即可离矿”。
9月12日清晨7点，蔡家沟村炊烟袅袅，新的一天开始了。
71岁的老人周世昌早早地起床，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站在村口的山坡上呆呆地凝望。对面1000米的山下，除了高高低低的一些小房子、矿井设备外，整个蔡家沟煤矿不见有人进出，当初昼夜不停的大车来往以及人员频密的场景如在眼前，天壤之别。
世代居住在村上的周世昌，从小就在煤海里生活，眼下的他，满面愁容，内心矛盾：靠煤吃饭的蔡家沟，如果煤挖不成，老百姓怎么生活？如果煤都挖光了，以后的子孙怎么办？
地处偏僻的蔡家沟是交口财政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资源性大省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一蹶不振的交口代表了一大批如许尴尬的县市。它们的未来到底该如何演进？
问题抛给了山西。
2007年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余家岭煤矿“3.28”瓦斯爆炸事故现场。频发的矿难，使得山西煤老板和地方政府形象大大受损。
煤老板现象如同一场瘟疫
山西盛产煤老板，却鲜见企业家；煤老板为什么当不成企业家，因为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二无信仰，三无创新精神，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最主要的原因是，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
煤老板之“罪”
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成为暴发户与血汗工厂的代名词。煤老板是三无产品，几乎成为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的同义词。如此巨大的道德与能力指责不是煤老板能够承担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须承担的罪责。
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与煤老板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不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战战＿＿如履薄冰，而是一掷千金购买豪宅，是品位低下挥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无信仰，才有令人震惊的黑煤窑童奴现象，不仅违法使用童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无法做出如此无底线的事。煤老板三无创新精神，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我们没有看到小煤矿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创新，更没有看到技术的创新。
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而没有手段去禁止这样的经济组织复制蔓延。
在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继钢铁和航空上演了“国进民退”后，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热闹地进行着，山西省煤炭业正在进行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 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计划，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省内五大煤矿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共1161座，地方兼并重组的为693座，到2010年底，参与兼并重组的2000座矿井仅保留479座。最终整合的结果是要将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从现在的 2200个变成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
驱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能复苏晋商传统？如果驱逐煤老板，迎来的是计划体制，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业文化。
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
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品，拥有煤炭相当于拥有硬通货。也就是说，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是官煤勾结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商业精神竞争的结果。
山西严查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重点新闻。来看主流网络媒体新华网的报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进展顺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资入股煤矿，涉及金额9257.74万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资金4077.33万元，对剩余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进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网报道，记者从山西省纪检委执法监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员投资煤矿，到目前为止，已有1126人撤资 1.7亿元，平均每人撤资10多万元。截至目前，已经明确申报的1000多名投资入股人员已将投资入股资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资入股人员上缴收益115万多元。
围绕煤炭行业生成的利益链条毒化了公平竞争的土壤，使法治精神与公共服务成为暴利树上结出的恶之花。
2009 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治理超载为例，最早的拉煤车是三轴车，额定装载20吨，恶性竞争之后达到90吨。超载的一个秘密是，地方煤检站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开一张100吨的票，“没有找零”，这意味着车主如果不想赔本，必须超载。为了和煤检站斗法，车主们纷纷将车子从三轴改为四轴，还加上了挂车，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吨到190吨，这几乎相当于四至五节火车皮。
煤炭流通领域的怪胎——煤检站也最终默许超载，只要能罚到钱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临汾乡宁县的拉煤老板纷纷加高车辆挡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终由于高度已经达到了收费站顶棚的高度，这场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载斗法才得以停止。
“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搜罗到可以发财的地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检验与督查部门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后不得不与煤检站等部门斗法，结果是双方成为利益的争夺者，而不是经营者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
最重要的是，产权流失之忧加剧了短期行为。2006、2007年“温州炒煤团”最终都在山西栽了跟头。其中一方面是政策不稳定，另一方面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员戏弄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炒煤团。一般操作手法是：县里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权，知道煤矿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关掉，首先放出煤矿要出售的消息，温州人来到当地就买煤矿，结果买了之后就要被关停。
无论是低价获得煤矿的寻租者，还是有意无意受到蒙蔽进入煤矿行业的沿海企业主，他们要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是倒卖煤矿产权获得高额租金，而将政策风险转嫁给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典型案例，山西省孝义市东风煤矿，从2006年3月开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这个核准年产9万吨煤的小煤矿，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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