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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高考加分路线图：有些“操作”门槛很低
2009-07-27
与更改民族、获得艺术加分相比，购买发明和电脑制作作品甚至不需要特殊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造假除非出卖者反水，否则几乎不会露馅即便是高考考生“少数民族”、“航模”等加分造假事件次第曝光，高考加分政策的全貌仍显得暧昧不明。 根据教育部2009年高考加分政策，有5大类情形可以加20分投档，5类加10分投档，3类优先录取。 有媒体统计，上述情形在全国各地衍生了将近200条各类地方性加分政策。 更加难以统计的是，这近200条地方性加分政策，又蕴含着多少“弹性空间”。 《＿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对教育界多位资深人士的采访，试图勾勒出目前国内高考加分政策的大致面貌，并呈现出某些人的“操作”路线图。 在公示审核前，曾经发生过什么 在5月曝光过高考航模加分事件的浙江，今年共有4998名考生申请高考加分，其中有483人未获得加分资格，淘汰率接近10%。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两级公示淘汰144名申请考生，另外339人中，276人放弃了省级测试，其余则未通过省级测试。 在审核公示关节，淘汰率最高的类别是“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26名申请者均未获加分；淘汰绝对人数最高为学科竞赛获奖者和少数民族考生，分别有48人和26人未能通过。 在淘汰的主要环节---省级统一测试中，有63名考生被淘汰，其中包括社会关注的“三模三电”类考生23人；另外，球类等集体项目中，部分非主力队员也因实际技能未达标而被刷下。 276名弃权考生中有168名考生是申请田径类加分的，比例超过六成。据介绍，这些项目申请者中的一部分人，已通过高校选拔高水平运动员和运动训练专业学生的方式升学，再次报名参加省级测试是出于双保险的心态。另外，在备受关注的“三模三电”项目中，有33名考生报名后放弃测试。 这原已列入加分名单而后又被取消资格的483名考生，让人窥见了高考加分的路径与名不副实者的规模。 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冯成火看来，公示及复审环节，在解决高考加分造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像最后一道防火墙，将造假者挡在高校大门外。 那么，在公示审核前，曾经发生过什么？ 少数民族和侨籍身份 国家高考加分政策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前者指考生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绩，由此获得加分机会；后者指考生的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少数民族。 对于重庆文科高考头名学生以少数民族身份造假而获加分，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周洪宇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例非常有代表性。“操作上存在漏洞，加上没有人去审查，这类事情相对容易运作。” 这位头名学生民族身份更改的过程相当平顺。2006年上半年，这位头名学生的父亲在县招办工作，他找到时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请其帮忙。 具体手续由这位头名学生的姑姑办理，准备完所需材料后，于2006年7月12日交到县民宗局长手中。 据《重庆市实施〈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办法》，更改民族的申请人须先向所在单位提交申请，公示7日无异议后，才可将申请材料报县民宗局待批。 而本刊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这位头名学生的父亲并没有按照规定向单位提交申请，县民宗局长也没有查验相关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就在当天签下“同意报批”，随后上报重庆市民宗部门。 10月9日，这位头名学生更改民族身份的申请获批，同时还发放了更改说明书。孩子的姑姑凭说明书到公安机关办理手续，使这个3年后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从汉族变成了土家族。 不仅仅是干部子弟，周洪宇表示，类似做法，有些群众也可能凭借关系成功运作，并最终为参加高考的孩子“争取”到加分机会。 周洪宇称，特别是少数民族及侨籍这两项，由于地方操作不够严格，让有些人很容易运作。以侨籍为例，教育部门的规定是华侨子女才可以享有加分资格，但地方上在操作时，有个身为华侨的姑姑，就可能让考生获得华侨身份。 科技发明：最保险的造假 艺术考试的非正常高温 在2009年教育部的加分原则规定中，并没有艺术加分的内容，但习惯上，各地仍会确定大量艺术加分考生。 今年大三的小贾回忆起高考前的经历，时隔数年仍然觉得“胸口一阵一阵地发闷”。“我原来是重点高中的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可以拿到一所大学20分的自主加分，但是我有二胡特长，还想冲一冲更好的大学，就没有要那张表。” 那年，她自信地走进某重点大学的艺术特长生考场，并在专业测试中名列前茅。但加分名单公布之后，小贾意外地发现自己名落孙山；更加意外的是，她在那张名单上看到了同窗的名字。“那个同学拿到的是阮(一种古琵琶)特长生名额，考到一本线就可以录取。可是，我们民乐团没人听说过她会弹阮，乐团训练她一次都没来过。我只知道她家长在政府部门做事。” 3年前的暑期，一种针对高考加分的“名校加分培训班”在上海兴起，当时，这种培训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短期集训，令学生获得艺术特长生中的表演类加分，收费3万元。据当时媒体报道，负责人称：“只要孩子长得还可以，辅导点朗诵、表演技巧，拿到10 分20分加分不成问题。代课的很多老师就是艺术特长生的面试官，会透露考试的方法和具体内容。” 而一些中学生家长对此类学校表示欢迎：“只要真的有效，不要说几万元，就是十几万、几十万也值得。” 通过艺术特长加分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变相加分。 艺术类考生每年要经历两场大考，一场是高考前各高校组织的艺术专业测试(部分省份进行统一测试)，另一场就是普通高考。如果前者合格，高考的录取成绩就会降低很多，通常比普通考生低200多分，有时甚至低300多分。 相对很低的文化课成绩，让一些考生和家长看到了希望，近年来，大量学生转投艺术类考试大军，部分考生甚至到高三时才拿起画笔，进入艺术培训班上课。 在高考大省山东，2007年艺术类相关考生达到历史峰值的16.9万人，2009年河南则一举突破10万人。 在艺术类考试中，交换试卷是最常见的作弊手段，其中有的是监考老师在受贿或迫于各种关系、压力后，帮忙把有关系考生的考卷跟同一考场里画的好的考生的试卷进行对调。 类似手段还有，单招单考的学校派往外地考点的老师，在试卷未送至学校前，帮助有关考生调包。这一招数在前几年曾广为流行，考生为此热衷于远赴外地赶考，曾经一度出现过“主场冷场，客场爆满”的怪现象。 雇用“枪手”是另外一种常见的方式。每年专业测试前，总有部分美术院校在校生为谋利而充当“替身”，替考生考试。 最初，考生会找和自己长像相似的考生替考。由于管理日益严格，如今“替身”多与考生同时参加考试，进考场后两人调换考试条码，技术高的“替身”画的是技术差的考生的考卷，如此便大功告成。 泄题是艺术考试中相对采用较少的作弊方式。考试前，通常会有工作人员参与场景布置等工作，提前一个晚上通常就能对照考生的准考证号，知道这一考场的素描对象是哪一尊石膏像；如果是考人像写生，提前一天甚至几天，“内部工作人员”也能知道个大概。 今年东部某高考大省举行省内艺术专业测试时，静物内容明码标价。有考生告诉本刊记者，要获知静物之一是“雪碧瓶”，需支付2000元，如果想知道全部4件静物，就需10000元。 还有一种方式是在考卷上做记号。这种招数大部分出自家长，直接或委托中间人贿赂个别批卷老师。 受贿者会去考场记下考生的画卷，或者让考生画上点“记号”。有些家长怕老师记不住，还会借助高科技(如微型摄像笔)把画完的卷子拍下来，发给批卷老师。 当然某些老师比较“慎重”，不收现金。于是家长会高价买一些批卷老师的画作。在一些城市，专门有画廊老板搭桥牵线，家长购买的价格往往是市价的数倍。 “艺术考试的公平完全在于监管。”周洪宇表示，艺术考试作弊与修改民族等手段相比，操作起来相对更难，所以必须加强针对艺术考生的考试监管，才能做到对所有考生的公平。 小小发明家 在教育部的规定中，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获得者，可加20分。 北京某着名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王西(化名)向本刊记者透露，以科学发明加分虽然很少被人提起，但对于“内行”来讲，它却是最保险、最不容易被发现的造假方式。 据本刊记者了解，前些年曾有家长悬赏3万元收购发明，标准就是能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相应名次。至于电脑制作作品，更可以从多种渠道购买。 与更改民族、获得艺术加分相比，购买发明和电脑制作作品甚至不需要特殊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造假除非出卖者反水，否则几乎不会露馅。 考生竞相造假，有的科技发明作品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 上海某大学化学系教师陈先生很为女儿的成绩发愁。女儿虽然就读于知名高中，但成绩只排到年级 200名以后。他了解到每年都有科技类竞赛加分，幅度还不小。于是他泡在实验室里整整一周，拿着成果和厚厚一叠资料让女儿参加竞赛。在陈先生的精心辅导下，女儿过关斩将，顺利通过成果交流、论坛展示和答辩等环节，最终拿到一等奖和与之相对应的加分。更令女儿欣喜的是，她的加分在学校公示后，居然无人表示异议。 有些加分“门槛很低” 在王西看来，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造假难度，比发明加分更为容易，“因为它没有任何衡量标准，只要把人的工作做通，就能实现。” “这种加分大多会落到中等生头上，而中等生占大多数，加分名额给谁，又要平衡。”上海一位非重点中学的高三年级组长林老师直言不讳。 她告诉《＿望东方周刊》：“每年收到市优秀毕业生的推荐表格时，一批成绩中等或者中上的学生就要开始暗地较劲。” 对于这类加分的标准，林老师认为还算公平。“就算是中等学生要拿加分，也需要按照年级排名来决定”。不过她觉得，主观的东西也存在。“以前外地有过见义勇为加分，后来还有人特地制造事端来见义勇为，这些道德性非数据化加分，本来就给操作留下了天然空间。” 王西告诉记者，这类加分考生一般出现在上游中学，名额分配给谁完全由学校控制。过去一些年，学校会把名额给中游学生，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好学校。后来很多校长“想明白了”，用它来帮助自己的学生获得“状元”称号。 家长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这些加分，需要得到班主任、校长以及教导主任的认可。许多时候，他们之间也有默契与平衡：每个人都会默认其他人提出的名单，以换取他人对自己名单的认可。 与发明加分同样的问题是，由于门槛太低，行情水涨船高，家长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来获得学校各种人物的认可。而最终在竞争中胜出的，往往是能够从更高一级找到关系的。 另外一些加20分的项目，涉及三大学科竞赛，以及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者。这些，可能是最难通过“便捷渠道”获得名次的项目。 其他一些加分项目，还包括烈士子女、自谋职业的退役军人。优先录取则主要包括一些特殊军警人员或其子女。要想通过这些途径造假，需要有非常过硬的内部关系，审核比较严格又有明确标准，一般社会人员很难实现。 名牌高校一般优先录取未加分考生 虽然加分的“途径”很多，但由于造假日益严重，名牌大学已经对其态度冷淡。 多年参与招生工作的王西告诉本刊，加分在高考录取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投档，“加上这10分20分，就可以进入高校的招生视野了。” “招考办按照加分后的成绩给你投过来，说没有大问题就录了吧，碍于对方面子，有时也不好拒绝。”王西坦承。 但是，在具体录取过程中，分数相同的考生，名牌高校一般都会优先录取没有加分的。 在北大和清华每年公布的录取各省头名的数据中，细心的人会发现，有时两所学校公布的录取头名者总数，会超过全国各省头名的总和，“那是因为有时算的是加分后的‘状元’，有时还算了没加分的。” 加分政策正在收紧 取消一切高考加分政策的呼声，一直未息，但这在周洪宇看来很难实现。“侨办、军转办、计生委、工商联等，甚至有的部门把加分当做完成自身工作任务的一个手段，加分的范围一再扩大。”担任过教育厅领导的周洪宇对此感触颇深。 “如果有其他部门想参与意见，教育部门是挡不住的。”他说，有些地方出现的将考试加分当做发展地方经济、引进人才的手段，教育部门并无决定权。 周洪宇的看法，得到了南方一位省考试院负责人的认可。“每项加分政策都代表了某个部门的利益，某个资格审批部门的利益。如果说没有教育部门的利益那不确切，但教育部门在其中只是一部分。” 这位考试院负责人所在的省，近年来一直在力图缩减加分范围和幅度，“不断和发证机关、审批单位协商，后来官司打到分管省领导那里，领导说那你们教育部门先带头做起吧。”结果被取消的项目大多是教育部门有审批资格的，而降低幅度的项目是其他部门的。 这位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再要求隐去姓名和所在省份，“减少加分是教育部门的成绩，但前提是其他部门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把它拿出来当成工作成果宣传，那就更招其他部门反感了。” 比如，各省教育主管部门之上一般都有招生委员会，由分管副省长负责，这位副省长一般还分管教科文卫，“去掉哪个部门的项目，对于分管领导来说都不容易。况且从省里来讲，多搞点加分项目，高考学生就可以多走一些。”王西告诉本刊记者。 他还举例说，在一些体育大省，本该提高体育特长生标准，但由于体育部门比较强势，反而加分项目更多、幅度更大。 王西称，即使在中央，教育部门也可能受到其他部门制约，比如一些规定，就是某些部委、协会通过上级领导给教育部门施压，才成为加分项目的。 “虽然舆论一直认为高考加分是权力金钱交易的平台，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利益博弈的平台。”在王西看来，由于关系这么多政府部门的利益，取消高考加分只是纸上谈兵，“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不合理项目、降低幅度，同时完善监督。” 10天前，上海市人大代表前往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视察高考录取现场。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表示，上海市今年高考加分人数从去年的5352人减少至今年的2618人，明年将依据教育部要求进一步从紧调整，使加分幅度、范围控制在更“合理科学”的水平。 针对加分制度的变化，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蒋碧艳说，每年都会有小幅度调整，因为考虑到考生的准备问题，幅度不能太大。如以前有一年突然不招某一项目的特长生，很多家长提意见，因为特长生准备一般在初中或高一就开始了。因此，项目的增减变化需提前通知，对考生及家长负责。目前加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加分幅度的缩减，如以前重点艺术团的优秀团员加10分，微调后改为加5分。 五花八门的地方高考加分政策 山东省曾规定应届高考考生可以每人加10分，初衷是为了防止复读。2002年后此项政策取消。 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子女享受高考加分照顾政策。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福建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任建平得知见义勇为者子女高考可获加分后，便将他2003年水中救人一事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因未获认定，任建平将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告上法庭。 河北省规定，该省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增加20分；飞行学员早期培训基地初检合格学员增加10分。 江西省高招政策规定，为大力引进海外留学人才，加快实施科教兴赣步伐，建立引进留学人才的“绿色通道”，留学人才的随迁子女在江西省参加普通高考并报考省内高校的，录取时可以加20分投档。 云南省规定，在各地州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内地高寒贫困山区工作10年以上，并且现仍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教师的子女，第一志愿报考师范院校的加20分。2008年调整为报考省内院校加分，报考省外高校将不再享受加分。 重庆市规定库区移民考生可享受政策性加分5分，并可累加一项最高分值的加分，但两项相加不能超过20分。 上海市规定在校期间获得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或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个人全能奖的技能特长生，高考成绩总分加10分。 为鼓励上海考生报考外地高校，上海市对一批、二批、三批中第一、第二志愿填报外地高校的考生，在对其填报的外地高校投档时，进行加分投档(零志愿、提前批、艺术体育的外地院校除外)。如外省市院校线上生源不足，对线下的考生，在征得学校同意后分别给予合成总分加20分投档的优惠(但必须达到学校所在招生批次的控制线)。 西藏高招政策规定，在县及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10年以上的正式教师、科技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或从以上岗位退休的正式职工子女可加10分；进藏干部、职工在藏工作每满一年(截止时间为7月31日)，其子女报考普通高校加1分投档。父母双方在藏工作，以工龄较长一方为准。加分最高不超过30分。录取与否由招生学校审查决定。 黑龙江省为支持本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招徕更多的优秀人才，曾规定博士子女报考省内高校时，按侨胞子女待遇，可以获得20分的加分投档，2007年此项加分取消。 湖北省规定农村独生女报考省属高校时可享受政策性加分10分。 媒体曝光湖南省教育厅发文要求省内高校降分照顾教职工子女。 贵州省高招政策规定，在该省三个自治州所属各县(市)及少数民族自治县和贫困县连续工作15 年以上的汉族干部，公办中、小学教师和卫生技术人员，其子女可以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总分低于第二批本科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10分以内的，且所报考的省内院校投档线为第二批本科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可向该省内院校提供该生档案，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体育特长生：花钱雇替身或买通对手让步 “二级运动员”的自救之路 “如果因为我们审批不严，导致教育部门和高校不再认可运动员等级制度，那么体育事业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就更低了” 7月，当高考加分造假的新闻又沸沸扬扬之时，一项有望改变体育特长生认定混乱局面的措施，正在全国体育系统悄然推行：带有全国统一编码的新版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已于本月正式启用。 国家体育总局筹备许久的新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由此进入实质阶段，“配套政策已经出了很多，现在开始抓落实。”牵头修订《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的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综合处处长郝强告诉本刊记者，如何解决国家二级运动员乱象，是新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的重点内容之一。 2006年4月，有关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的工作，由其他处室移交到竞体司综合处。两个月后，湖南曝光特大高考体育加分丑闻，多个地市涉及二级运动员身份造假。 郝强随后被国家体总特派湖南调查处理该事件。没有被报道的是，国家体总最后决定停止湖南14个地市一年的二级运动员审批发放权力，“这种处罚力度是罕见的。”在当年年底的全国体育系统会议上，湖南省体育局还专门就此事作了检查。 “2006年是个节点，从那以后二级运动员审批数量开始下降。”郝强说，之前每年国家体总会下发七八万张空白二级运动员证书，目前已减到四五万张，“这还是在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各类竞赛增加的情况下。” 不过，他认为，过去3年的查处违规更像是在到处“灭火”，“哪里出事了，就去哪里整顿”。 2009年4月13日，浙江高考航模加分事件曝光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印发新修订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2005年10月颁布的旧管理办法。 “浙江事件后，我和航管中心的人用了一天时间逐条修改相关竞赛标准，把竞赛层次提高，含糊的全删掉。”郝强说。 作为国家体育事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国家体总正希望用严格的管理体制来维护二级运动员队伍的“纯洁”。 “如果因为我们审批不严，导致教育部门和高校不再认可运动员等级制度，那么体育事业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就更低了。”郝强说，这可能对中国的体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比奥运冠军还快的业余运动员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看来，以国家二级运动员为代表的体育特长生，是整个高考加分体系中“造假最多的部分”。他自1988年开始参与高考招生，至今已20多年。 孙东东在高考大省陕西曾发现，一个班40多个学生都拥有二级运动员证书。“人人都有，审查材料的时候看成绩，1500米的速度比奥运冠军还快。”他后来发现，原来是将800米的成绩抄了上去。 2004年，西安曾曝光体育特长生造假案，当年全市616名申请二级运动员加分的考生中，只有248人通过陕西省招办的测试。经纪检部门调查，其中又有50人的二级运动员证书不符合规定，2人伪造证书。只有196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本刊记者了解到，陕西省体育局本来有望升任局级干部的相关处室负责人因此被调离。陕西省随后取消了二级运动员享受高考加分的规定。目前，该省仍规定，只有国家一级运动员可以享受10分加分。 陕西省招办负责人曾表示，造假的主要原因是发证机关管理松散，主管部门如果通过测试进行复核，像是在“怀疑”其他部门，可能引起不满，所以干脆终止这一政策。 自1958年建立的国家运动员等级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些年来，总局领导在年初布置纪检监察工作时，都会提到这一块。”郝强说。 运动员等级制度本来只在体育系统内部有一定作用，和高考加分挂钩后身价陡增。 1983年，原国家教委规定，取得相应体育比赛成绩的高考考生，可以获得最多50分的分数照顾。 3年后，原国家教委进一步确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也可获得加分。 孙东东介绍说，体育加分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学要建立运动队、招一批运动员；二是考虑学生要全面发展。“学生训练也耽误了时间，如果和普通学生一起考试，肯定不在一个起点上。”在鼓励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和竞赛的背景下，为了体现公平，体育特长生开始受到照顾。 按照国家运动员等级制度，等级称号由高到低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其中，一级及以上运动员一般在高考制度中被纳入另一个优惠政策体系：高水平运动员特招。按照2009年教育部的有关政策，其文化课成绩达到本科二批次分数线65%，就可以被录取。 武汉体育学院经管学院院长高雪峰告诉本刊记者，事实上，二级运动员是专业与业余的分水岭，一级及以上运动员一般被认为是专业运动员。 2004年陕西取消二级运动员加分后，在两年间没有一名高考考生申请一级运动员加分资格测试。而2005年、2006年该省批准的近百名一级运动员，全都是专业运动员。 花钱雇替身或买通对手让步 孙东东告诉记者，一般体育特长生造假要通过两个环节：一是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或者相应比赛的名次；二是通过各省教育主管部门举行的复审测试。而在1998年之前，体育特长生都是不需要复审测试直接加分的。 通过第一个环节的办法很多。比如在球类项目中，全队十几个队员中有一些的确是有水平的，他们的表现决定全队的成绩。如果比赛大比分领先或者是无关紧要的比赛，就派上“加分队员”，或者他们根本不上场，只出现在报名表和秩序册上。 球队取得名次后，“加分队员”就沾了光。虽然有的地方规定“主力队员”才能享受加分倾斜，但真正的主力队员在一次比赛中拿到资格后，就可以专门负责取得成绩。“加分队员”再通过主力身份，申报二级运动员资格。 这种办法非常保险，在书面材料上看不出任何破绽，几乎不违反任何规定。 如果做不到，家长还可以花钱雇别人顶替自己的孩子参加比赛。因为绝大多数青少年竞赛没有身份证的真伪识别程序，可以轻松伪造身份参加比赛。 多年前，一些地方曾发生整队足球队员全部由校外专业运动员组成的情况。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可以想办法在体育系统找人购买证书，然后伪造秩序册等材料。 在体育系统还找不到关系，仍可以直接买一个假证书，因为证书没有统一编号和严格的防伪手段，无法查询。加之青少年比赛一般规格都不高，即使假证书上的比赛是凭空捏造的，仍很难核实。 在一些棋类和单人对抗项目中，还可以买通对手让步。毕竟对于较高水平的选手来讲，取得名次的机会很多。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参加一次比赛就能挣几千元“让路费”。 “无论哪种办法，肯定都有教师参与，否则肯定做不成。”孙东东说。 种种造假途径下，高考前的复审测试就成了最后的防火墙。 “在这个环节，唯一的办法就是买通测试者。”孙东东说，记录测试成绩的笔就在测试者手中，明明100米跑了15秒，但在本子上记成10秒，即使站在一两米外的人也是看不出的。 根据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公布的信息，2009年高考等级运动员照顾加分资格审查中，共有 360人报审，其中二级运动员320人。不合格136人，其中二级运动员118人。在202名审查合格的具备二级运动员身份的考生中，最后只有不到140 人通过了测试复核，出现在网上公示名单中。 审批等级和门槛已经升高 在接手负责国家等级运动员制度后，郝强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到各地调查处理各类造假事件。 经过调研，国家体总发现，等级运动员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审批级别过低。 根据旧《办法》，申请二级运动员的，由运动员或其所属部门将申请材料报县(区)级体育部门审核；审核合格后由县(区)级体育部门报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审批。 而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分别由国家体总和省级体育局审批。 “审批级别越低，越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郝强说，地市体育局有权完成全部审批过程，只需要报省体育局备案。 根据新《办法》，等级称号审批权实行授权管理。国家体总授权省级体育主管部门一级、二级、三级运动员审批权，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将二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这样虽然一般仍由地市级审批二级运动员，但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拥有真正权力，可以对下级的审批情况进行检查和否决。 而在过去，对于地市体育部门发放的二级运动员证书，省体育局无权过问，即使出现问题也由国家体总出面。“新规定把责任落实到了省体育局，加强了对地市的监督管理。”郝强解释说。 目前，国家体总已经审核确定了469个有资格审批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地市级单位，他们在得到上级授权后，才可以审批二级运动员。 作为另一个重要环节，国家体总在本月开始启用有7套防伪措施的新版等级证书。新的二级运动员证书编号由13位组成，其中前4位是审批年份，5至8位是审批单位的全国统一编码，第9位显示等级称号“2”，后4位为审批顺序号。三级运动员不实行全国统一编号。 国家体总很快将推出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的网上公示、查询系统，二级运动员肯定也会被纳入其中。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和各个项目管理中心确定具体标准。”郝强告诉本刊，这个过程是由竞体司和各省体育局分管领导与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一起谈，确定细则。 比如，过去对竞赛范围，只会粗略说明“全国青少年比赛”，这一次则确定到底是哪些比赛，详细名称将登记在《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上。除此之外的比赛成绩都将视为无效。 根据竞体司的初步设计，球类项目的资格将更为细致。“申报时不仅要提供秩序册，还必须有比赛主办方确认的比赛信息，据此确定谁有资格获得等级称号。”郝强说，比如根据上场时间确定主力队员身份，“从第一名开始逐次递减获得等级称号的人数，充分体现公平。” 他告诉记者，目前已与各大项目管理中心谈过一遍，争取在下半年确定全部细则。 等级制度将越来越严格 2008年5月，国家体总曾在武汉召开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分管领导会议，专门讨论新的国家等级运动员制度。2009年6月20日，启用新版等级证书前夕，在北体大又召开了一个同级别的报告会，统一思想。 “其实，这几年国家体总一直在吹风，等级制度将越来越严格，地方上要有准备。”郝强说，体育系统和教育、文化系统一样，上级部门对下级只是指导关系，并没有人事任免和财务权力，“因此，我们只能用规章制度来约束下级单位。” 郝强最大的担心，就是新制度的贯彻落实。 国家体总希望，用追究制度来保证新等级制度的施行，同时考虑会同纪检监察机构，引入巡视和督察制度。 目前社会对高考体育加分的负面评价，给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很大压力。在2009年10个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的省市中，有7个省份或直接减少了体育加分项目，或降低了体育加分的幅度。 如果继续维持过去的操作方式，体育加分很可能从高考加分政策中消失。 不过郝强也表示，并非建立了新的等级运动员制度就能彻底解决体育特长生问题，“比如有相当一部分考生不具有二级运动员证书，但是在各种教育系统主办的中学生比赛中获得名次，根据目前的规定，也可以获得加分。” 本刊记者注意到，在2009年广东省普通高考体育尖子加分公示名单中，有数名考生的加分项目是“拉拉队”。 郝强说，高考加分真的不是一两个政府部门自己的事情。 高考加分政策源流 “那些因某些地区、部门或特殊时期的需要而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往往在照顾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后，极可能造成对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不公平” 在高涨的质疑声中，也许很少有人想到，设立高考加分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公平。 “高考按照考生总分高低排序，公平高效、操作简便，能够抵挡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原国家教委学生司一位司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也有标准单一、不利于偏才怪才选拔、无法有效考核品行等缺陷，但相对公平，是高考制度得以30年不落的根本原因。 这位原司长说，正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中的相对“不公平”因素，高考加分才应运而生，“其初衷是为了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但是即使是好的政策，在实际推行中，都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这位原司长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30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社会舆论一直在推动高考权力下放，将高考加分的具体项目和加分幅度交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面对争议，梳理30年高考加分政策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 加分对象从革命干部到三好学生 作为专门的高考史研究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罗立祝认为，现行高考加分政策与1977年建立的考试优先的高考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1977年之前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有着弥补公平性的影子。 1950年高校招生时，国家规定应“从宽录取”以下特殊考生：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 1956年，烈士子女在高校招生中也开始享受“优先录取”。同年发布的“全国高校录取、分配办法”要求，“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 罗立祝举例说，当时在录取300至320分的一般考生前，高校会对290分以上合乎优先录取条件的考生先行录取。 1966年，高考被废止。 1977年恢复高考，从此时起，高考加分制度不再对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进行照顾，而是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等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 这也是重视人才的体现。 1983年，原国家教委通过高校招生规定，对获得地区以上表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以及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5名的队员，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考分达到规定分数线的，可提上一个分数段投档。 1986年，原国家教委又规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降分投档。 “我1986年到国家教委，正赶上招生方面开始实行‘七五计划’。”那位原国家教委学生司司长回忆说，当时教委已经公布了一些加分政策，“1987年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定。” 这里指的是1987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其中规定了加分政策优惠的项目和幅度。从此开始，加分成为整个高考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之后20年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获奖者、华侨、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乃至“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青年及有特殊贡献的公民”，都开始享受降分投档、高校审查录取的政策优惠。 一直在“缝缝补补” “制定加分政策，一个原因是希望扶持一些人才稀缺的部门和行业，比如煤矿勘探，会在分数上适当优惠。”那位原国家教委学生司司长说，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满足高校培养尖子学生、特殊才干学生的需要，“到现在为止，清华大学仍在举办艺术冬令营，专门有个艺术教研室。”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高考制度能够更加公平。”这位原司长说，“比如转业军人，跟应届生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稀缺、条件差，就制定了相应的加分政策。” 这位原司长告诉记者，加分制度建立伊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多为一些原则性政策，加分的范围和具体分值，由各省招生委员会决定，“我签发的文件大部分都是原则，也感觉到不好定，但一般加分幅度不会超过20分。” 在开始实施加分政策不久，原国家教委就收到了下面的反映，发现执行中存在问题。 比如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的认定，“本来是高校要求的，我们研究同意。结果在实践中，发现认定的标准不太清晰，高校不大相信中学推荐的人选，大家都各自出题考试，后来有高校建议，干脆取消算了。” 当时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原国家教委组织各地专家、高校以及学生家长开会多次。 “我们当时想，既然有高考，各省又何必要对三好生、保送生命题，组织考试，这里面有没有猫腻，谁说得清楚？”这位原司长说，但只要在研讨会上提出取消三好生、优干生加分，就会遭到反对，“老师家长都说，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干吗要一刀切？” 于是，2001年的教育部高招规定中，享受加分投档优惠的，不再是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代之以省级优秀学生；而奥赛加分标准，也提高到全国奥赛省赛区一等奖以上获得者。 同时，首次明确规定，降分或加分投档的幅度不能超过20分，考生如有多项增加或降低分数投档的情形，一般不得累计，仅取其中最高一项的分值。 在进行调整后，这个加分项目得以保存。 “实际上，当时国家教委对于加分政策，也是不停地‘缝缝补补’。”这位原司长解释说，“但基本的方针是，能补的尽量补，实在补不住的，就只能砍掉。” 上收还是下放 随着加分制度的推广，制定具体加分政策的权力进一步由中央下放到地方。这位原司长说，这一变化有很多现实考虑。“学生司只有27个编制，分管招生的最多才7人，不可能解决全国所有考生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的力量。”另一方面，高考改革确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自主招生就是代表之一。“高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把招生自主权返还给各个高校。” 2004年起，高招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各地招生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制度空间：“有关省(区、市)确需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须经本省级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方能向社会公布。” 但也有质疑，权力下放客观上为各地自主设定高考加分名目放行。 比如黑龙江省为支持本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招徕更多优秀人才，曾规定博士子女报考省内高校时，按侨胞子女待遇，可以获得20分的加分投档。即便于2007年取消了加分，仍规定上述考生可享受同等条件优先录取。 反对者认为，凭父母学历获得政策倾斜，有违公民平等的原则。 “我们也会对地方的行为及时监控。”这位原司长说，“主管部门会邀请部分重点大学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长或副校长、各省的教委主任，参加每年的招生工作会议。 此外，教育主管部门还会邀请中央各部委分管教育的司局长等20余人召开务虚会，“高考加分的问题每年都会提到”。 “近两年，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要求地方砍掉一些不合理或者容易被钻空子的加分项目。”这位原司长说。 不过在罗立祝看来，加分权力的下放，势必会被某些特殊人群利用，可能严重损害高考公平。“在高考平行志愿录取模式中，高考加分对考生命运的影响力加大了，加分可能成为特权的绿色通道。” 罗立祝希望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收归中央，“那些因某些地区、部门或特殊时期需要而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往往在照顾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后，极可能造成对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不公平。” 这位原司长认为，“要在地方高校和招生办之间制造一种制约机制，不能让他们串通起来。这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出路之一。”“另外，要逐步实现高考招生的透明化、公开化。是不是少数民族、国家二级运动员，要公示出来，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是最好的监督者。” 为了农民子弟，建议“裸考” 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农村孩子承受不了 文 | 任羽中 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职责。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加分政策实施后，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听证会上也很少出现农村学生代表。 温家宝总理就曾说，他发现大学里面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 事实确是如此。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国内一所排名前20位的大学，曾作过一个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 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后的情况来看，他们中仅有4%学习成绩排名进入全部学生的前10%，仅有26%学习成绩进入排名前50%；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是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很多部门，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增进高考的公平性，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就应该废止。 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坚决不能放权，否则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办职员，比较政治学博士生，本刊记者米艾尼整理) 要考试，也要加分 任何一个国家在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时，都会采取多种政策的组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考试，或者只有加分 文 | 劳凯声 一张试卷能反映出的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且实际上高考考的是记忆的知识，考察的是考生死记硬背的能力，显然与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差距很远， 高考加分的项目，一开始不多，而且这项政策的目的本身，并不是将高考加分变为一种特权，而是为了通过加分更好地分配高等教育的机会。 现在来看，人们认为高考加分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漏洞。但其实，这些漏洞并不一定是加分制度本身的漏洞，比如重庆31名考生涉嫌改民族成分，他们钻的就不是考试制度的漏洞，而是我们国家行政管理、户籍制度的漏洞，我想这是全社会的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不是易事。 高考加分制度，并非我国独有，实际上，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加分政策，例如美国曾数次出台相关法案，规定退伍军人在高校招生时是可以优先录取的，德国对退伍军人也有类似规定。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加分由弥补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变成了某些人谋取特权的手段。本来加分政策的目的是更全面、客观地鉴别人才，结果遭到老百姓如此多的诟病。 制度设计上存在的漏洞，导致有些人有机可乘。 第一，加分标准过宽，很多特长都被列入加分项目，这也导致了一种不好的教育导向---很多家长从小就送孩子去学习各种特长。 加分项目必须经过科学论证，还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比例也不能过大，如果一个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成为特长生，那么也就不是特长生了。加分项目过多、过滥，导致加分制度失去了原有的选拔意义。 我们需要通过对特长进行界定，制定一个公认的标准。既要保证公平，也要全面考察考生，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选进大学。 第二，缺乏严格的程序性审查，导致很多加分通过黑箱操作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现在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公示制度，但透明度还不够。 地方招生部门受其他部门影响，往往可能设计一些从各部门利益出发的加分政策。而中央能更好地统揽全局。 为了保证高考加分的客观、中立和公平，应该在操作过程中尽量避免自由裁量，越少自由裁量，越能保证公平客观。 总的说来，现在的加分政策是在原有的考试基础上进行适当修补的一种政策，从道理上来说，实行这种制度不需要太大的成本。但如果全部取消重来，建立另外一套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所需要的改革成本其实更大。 教育部希望最终使高考招生自主权回归到高校本身，但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普通高校，还不包括民办的，都自主招生，成本得有多大？ 高等学校的入学尽管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我们坚持的教育公平来说，也会是很大的伤害。 如果还有办法，来达到我们制定这项政策的最初目的，我们就该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完善它。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时，都会采取多种政策的组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考试，或者只有加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所所长，特约撰稿许路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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