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配图：2009年6月4日，郑州十九中高三六班
“班主任有批评学生的权利了。”由教育部出台的这项新规，伴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在各个学校间广为热议。何谓“适当的方式”？除了班主任外，其他老师难道就没批评权？作为师者，批评学生应是天职，如今重申班主任的批评权透露着一种无奈，烙上多此一举之嫌。
9月初，《青年周末》记者拨通教育部新闻办的电话，试图了解《规定》印发的动因和背景，该负责人表示相关领导不便再接受采访。
而在8月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王定华面对媒体时曾谈到之所以强调教师拥有适当“批评权”，是因为一些地区出现了“学生不好管，老师不敢管”的教育乱象，甚至发生了老师坐视学生打架而袖手旁观的极端案例。
王定华口中的极端案例指的是曾经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杨不管”事件，2008年6月，安徽省长丰县吴店中学的两名学生在上课时打架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某并未制止，继续上课直至下课，因此被称为“杨不管”而被舆论围剿。
“过去是教不严，师之惰，现在是教得严，师之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班主任这样描述近年来出现的教育困局。
如她所说，在百度上键入相关关键词，会发现多起因“批评”而引发的教育悲剧早已见诸报端。因悲于教师批评，先有枝江女孩跳湖，后有武汉男生跳楼；因愤于教师批评，先有昭通鲁甸一中某初三学生将怀孕教师打致流产，后有北京十一培训学校男生因不满女教师批评而对其连扇耳光。
“现在我们是弱者，批评教育本是我们的职责，但是现在大家全都无所适从。”9月6日，被央视《实话实说》节目就“批评权”讨论请到现场做嘉宾的全国模范班主任任小艾如是说。截止到记者发稿，《实话实说》发起的班主任调查，已有2000多人参与，其中认为“有了该《规定》，老师批评学生就不再缩手缩脚了”的投票比例不足 30%，而认为“老师确实不敢批评学生”的比例高达72.6%。
在被采访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现在的中国老师很辛苦，面对曝光与未曝光的种种教学冲突，我们必须承认，当个体性的悲剧频频发生，就理应警惕这是否是一场群体性的灾难。也许，只有通过探究教师群体的真实处境，才能找到教育困局的症结所在。
教师“教育自主权”陷入四大困境
“赋权令”好心出台，班主任们却无心接受。恢复“批评权”，只是一场恢复常识的维权运动，但吊诡的是，常识是如何丧失的？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应试教育下的“智力竞赛”，家长会遗忘“人格教育”的传统继承，用生活上的溺爱弥补学业上的残酷；面对上级问责的压力，领导会忽略教师“育人”的至高权利，受到挤压的只能是师道尊严，所以当文化与制度双重缺席的时候，就有了“师不师，生不生”的“教育自主权却不在教育者”手上的尴尬现实。
■困境之一
成绩压倒一切，取消了留级开除
在班主任群体中，赵京（化名）是一位颇有发言权的代表人物，从任教起就担任班主任，现在还是初三年级的年级组长，明年这位老教师即将退休。她向记者坦言，当了40年班主任，现在是真委屈了。
赵京供职的学校是北京市崇文区的一所普通中学，她告诉记者，每天教务处就像个“小分局”。
放学时间，记者找到了这所初中。熙熙攘攘的出门队伍里，不时会有在“吞云吐雾”中谈笑风生的少男少女结伴而出，赵京告诉记者，由于取消了留级和开除，老师们基本上对学生没有了约束力，处分变成了纸老虎，学生一届传一届，胆子也越来越大，有些学生以公开辱骂老师为荣，甚至互相攀比。
“那家长难道不会道歉吗？”记者问赵京。
“有的学生打了老师，家长会来道歉，然后也就完了。很多学生家长只关心孩子的成绩，他们觉得道德方面都是顽皮所致，只要别让孩子出事就得了。”赵京很无奈。
9月4日，记者电话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很多家庭教育的思路不对，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应试上，只关注成绩，却忽视了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因为在溺爱中成长很多孩子缺乏对长辈的尊重，自私自利，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教育扭曲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在家长的建议下，赵京所在的学校已推行了模式化教学管理，即将教师的课酬收入与学生给教师打分加以比例化。两者挂钩的结果可想而知，排名中班主任往往排名靠后，美术课、音乐课等授课老师却能拿到满分。
“老师再高尚也只是一个职业，没有多少人愿意费力不讨好，教书育人，空有教书，再无育人。”赵京无奈地对记者说。
■困境之二
丧失自主教育环境，行政领导怕维权
宋肖（化名），是赵京的老同事，在崇文区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她笑称自己的问题在于太较真，总和领导对着干。
“太较真”的宋肖曾因为“批评教育”的问题险些和校长发生冲突，因为班上有几个学生纪律性很差，学习也一直没有起色，宋肖就将他们的座位调到了第一排。
没想到，几天后的家长会上，校长公开道歉，并且暗示了宋肖这一处罚方法欠妥。
“开完会我就去找他理论，犯错就该惩戒，几十年都是这种方法，为什么现在家长一提意见就都要老师让步。”宋肖告诉记者，只要遇到家长因为孩子挨批而找到学校的问题，校领导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害怕出事，家长现在维权意识高，学校要是不道歉，他们就告到区委，甚至告到市委，领导当然都要捂着，所以教师就得让步。”
宋肖说，在这种氛围下，很多年轻班主任已经养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很多学生的问题都得过且过，“他们刚来学校，不知道水有多深，往往挨了领导一两次批评后就有了‘分寸’。”
“等我们这拨人退休了，可能就再没这么跟领导较真的班主任了。”宋肖颇有些自嘲，
“班主任不敢批评学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自主教学环境。现在的中小学，虽是教学单位，却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学校办学要对上级部门负责，并接受各类评估，这就使得学校办学会担心办学业绩因‘家长上访’等事件而被一票否决。所以学校领导遇到相关问题，往往选择无原则地批评班主任，教师的地位非常弱势。”熊丙奇分析道。
宋肖告诉记者，近几年学校出现了家长委员会，而且经常开会向校方反映教师的问题，“那学校有教师委员会吗？”记者问宋肖，“有工会，就是派发福利的，没听说维护权益的。”
“您觉得这个‘批评权’会有效吗？”记者问宋肖。
“说实话，一点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适当方式，什么叫适当，一旦家长找上门来，不还是领导定吗？”宋肖说。
在一些老师看来，教育部新规较笼统，缺乏操作细则，而基层老师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执行起来的实际意义收效不一定明显。
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广州某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告诉所有教师，学生都是上帝，如果没有学生，咱们全都下岗。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3年7月，他从安徽太平出发，开始了长达26年的乡村教育考察之路。储朝晖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屡次提到了学校管理机制的问题，“教育独立，这是任何教育改革的前提，如果行政色彩太重肯定会挤压教师的权利空间，举一个例子，从前的唱戏班子，戏怎么唱都是戏班主听角儿的，如果换过来，角儿怎么唱戏都要听戏班主的，这不是拆台吗。”
偏远山区成尊师的最后地带
■困境之三
学生成上帝，“独子时代”忽视挫折教育
“目前大城市中小学本地生源的在校生中，95％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教育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多数独生子女入学后突出的表现是对学校的各种纪律约束的不适应，有的孩子就会表现出强烈反弹。
记者翻查了中国教师与“批评权”有关的法规，只看到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现在的学生不好管，根本不像20年前的孩子那样对老师言听计从，老师也不敢管了。”刚刚从兰州一所小学退休的高级教师栾虹，现在在北京女儿家生活，她告诉《青年周末》记者，这主要是独生子女时代下的教育新病。“每个学生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被家长宠着，在温室里长大的花草经不起风吹雨打，懒惰和娇嫩的性格自然就养成了。”
在栾虹记忆中，在女儿上小学的时代，家长最爱对老师说的话就是，“老师，孩子不听话你随便收拾，不打不成材。”而现在，家长的声音变成了“老师，请对我们家孩子照顾点儿啊。”
在提倡素质教育和鼓励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在家长的溺爱中，老师面对学生，究竟该如何教育就显得错综复杂，莫衷一是了。
■困境之四
没钱没地位，老师被轻视
“在很多城乡结合紧密的地区，很多家长是瞧不起老师的，这种观念很深地影响了孩子的行为。”储朝晖告诉记者，有数据显示，当中国经济与国民收入处于快行道时，基层教师群体的收入往往是恒定的，这就造成了在相当广阔的不发达地区，教师往往干了十几年，工资还没有外出打工挣得多。储朝晖曾经到过一个学校，学校里只有9个老师，都已经50多岁，“因为当地没有人愿意教书，很多人认为只有没本事的才去教书。”
“这二三十年，钱在很多人的心理序列排序中渐渐成为了第一衡量要素，谁有钱就受人尊重，这导致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而这种观念上的变迁一旦施力于孩子，尊师重道的传统伦理就会受到冲击。”储朝晖告诉记者就因为这种观念使然，在很多学校学生伤害教师的样本数量远大于所谓的教师体罚学生，“我告诉你，‘杨不管’的事件发生前，他的那个村小学刚刚发生了一起学生拿刀砍死老师的惨案，老师还敢管吗。”
储朝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些地区在发放“化肥券”的时候会略过当地的教师，他告诉记者有些城镇的教师地位还不如乡警（负责当地治安的临时工），几乎所有的班主任一个月的补助都还只有十几元钱，沿袭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标准。
有被访者说，教师群体的失势，其背后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是学生群体——社会的未来，换言之，未来的社会。
■偏远山区成了传统尊师的最后地带
在调研中，储朝晖发现了一个有些奇特的规律：只有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才保持着依然传统的师生关系。
每每到这些村落考察，知道储朝晖是学者老师，村里人都会很热情地接待储朝晖，如果赶上逢年过节，这里还会保留着邀请老师到家中做客的习惯，储朝晖也一同去过几次。
“他们的思维模式因其传统而愈显朴实，对家长们来讲，尊重老师是天经地义，这些口口相传的传统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得到了延续。”储朝晖告诉记者，这些农村人都没有什么文化，家庭条件也很差，对于孩子，他们没有城里人的溺爱，依然延续传统的“孩子教给您了，您帮我好好管教”的乡土思维。而打打骂骂中，老师与孩子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批评”而疏远，有些孩子犯了错误还会乖乖到老师面前脱裤子准备挨打，“家里种了什么好吃的，他们都会先跑几里地的山路给老师送过去。”
这些村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共同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极度落后，与外界几乎是一种闭塞的状态。他们的上课地点也很简陋，上课方式更谈不上正规，往往一个小学只有一两个老师，带二十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的年级都不相同，上课时间也可长可短，由老师来定。
储朝晖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太过偏僻和穷困，他们才不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尊师重道是代代相传的习俗，在这种氛围里，师生关系反而比较融洽。
“那个地方的老师收入很是微薄，可以说很苦，但换个角度看，其实他们也很幸福。”
储朝晖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想过批评权的问题。”
国外：“批评权”依法分级，从“请家长”到“勒令转校”
一位教书近30年的班主任告诉记者，现在的孩子们什么都有，但是缺少一个东西，叫做敬畏；而教书近20年的美国历史老师Petrini告诉记者，无论什么时候，孩子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没有的，还是敬畏。
■韩国学生 被老师打后父亲写感谢信
9月6日，《青年周末》记者赴《实话实说》录制现场参与了关于“批评权”话题的讨论。
场上的四位嘉宾中，来自韩国的CBA拉拉队主教练赵守镇是唯一一位外籍嘉宾，她在接近两个小时的录制过程中很少发言，但经常会做出惊诧与无奈的表情。
录制结束后，中文流利的赵守镇接受了记者采访，“我觉得很不理解，所以没法参与进去。为什么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小孩子不接受挫折，他怎么会修正自己呢，可能正因为小时候家长们就不批评孩子，所以中国的孩子们看起来这么脆弱。”
赵守镇告诉记者在她17岁的时候，曾因为严重的纪律问题被老师狠狠地打了一顿，整条腿都肿了，她笑言自己当时比中国那些弑师案中的小孩们惨多了，但是当她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马上给老师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老师帮助她。
“那你自己不嫉恨老师吗？”记者问道。
“呵呵，我告诉你啊，和我最亲的老师就是她，我从来不怪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老师对你越严厉就是越对你负责。”赵守镇非常真诚地告诉记者，“我从小家境很贫寒，能有今天这样小小的成就，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师们。”
在赵守镇眼里，韩国尊师重道的氛围非常浓厚，曾经有一次，她穿着超短裙在街上走，迎面撞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头，素不相识的老头怒不可遏，“女孩子家为什么穿成这样！”
“我虽然和他素不相识，但是他的感觉很像一位老师，所以我当时就向他鞠躬道歉。”赵守镇对记者说，“在我们国家，关于尊师有一句谚语，老师的影子都不可以踩。”
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赵守镇始终面带微笑，但是当记者谈到中国已经发生了多起由于家长投诉教师批评不当而导致校方开除教师的事件时，赵守镇有些愤怒，“这种事情在我们那儿绝对不会出现，也不应该出现啊。”
“一旦出现了会怎么样？”记者问。
“那我们全国的老师都会罢工抗议！”
■美国 法律详细规定惩处学生的等级
Petrini是美国mercy高中的历史老师，也是一位中国通。9月4日，《青年周末》记者通过MSN联系到了她。Petrini告诉记者，在美国，对孩子的奖励和惩罚都很分明，在她所在的加州，如果家长允许，甚至可以进行体罚，她的家里还备有打屁股用的专用板子，上面还写有美国的教育名言：“省下了棍子，惯坏了孩子。”
听说了中国教育部印发的《规定》，Petrini很困惑地问记者什么叫作适当，她告诉记者“适当”就等于“没有标准”，那这个《规定》还有什么意义？“你们靠什么来明确老师的权力与权利呢？”Petrini非常疑惑。
在查阅了美国的相关法律后，记者发现，在美国，“批评”要分情节轻重，首先是一般的纪律惩处，包括：给家长打电话；罚站；不让参加课外活动；罚早到校或晚离校；被勒令离开教室10分钟或是30分钟；罚星期六来学校读书。进一步的惩处还包括体罚、罚学生多少天不让上学、开除、勒令转校等。
通过Petrini，记者了解到美国的中学管理架构与中国大相径庭，如果出现关于学生的教育问题，是由学校里的教师委员会指定按照标准决定处罚方案，而家长委员会更多是负责监管和参与意见，“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打架而被开除，被打的孩子伤的并不重，但我们还是选择了让他转学，他的家长也没有任何意见，反而一直在教训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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