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到麻雀的小孩
蚊蝇，是被拍死的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开展以消灭苍蝇和蚊子等为内容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同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
当年春季为了防痢疾，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动群众挖蛹砸蛹，改善卫生条件。在五六月痢疾流行前期，开展了群众性卫生宣传教育，提出“四要三不要”。“四要”即：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果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即：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
到春天，在爱卫会号召下，全国掀起挖蛹运动，从学校到企业，每个人都有任务。墙根、树根、厕所都有人又挖又夯，只为同一件事——挖蛹。
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也分别召开了城、郊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副食品商业局、工商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卫生工作。
会议决定：一、大力捕打苍蝇、蚊子，各区从5月9日到15日开展三天到七天的捕打苍蝇、蚊子的活动。5月24日到26日，全民动员，统一行动，每天利用中午业余时间，大规模捕打苍蝇、蚊子，继续消灭鼠雀。
二、各区、各系统加强预防痢疾的措施，做到今年痢疾发病人数比去年减少一半，并进行痢疾的危害性和防治方法的宣传。要求各单位做出防治痢疾计划，住户订出防治痢疾公约。
三、消灭蚊蝇孳生场所，继续处理积水坑洼，以民办公助方式修建污水池支管、污水池口和户内简易渗井，加强厕所的整修和保洁。郊区菜田粪稀池要严密加盖，保证不生蝇蛆。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还将在6月召开全市除四害讲卫生评比大会。
在北京市灭蝇防痢突击周第一天，各种活动同时开始。
北京市第五中学的400多名学生一清早就整队出发，到安定门外扑打苍蝇。东四区隆福寺小学的学生每人都拿着一把蝇拍，到处搜扑苍蝇。河北师范学校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打苍蝇，有事进城去的学生也都带着蝇拍，一路上见蝇就打。
各主要街道的公共厕所里，也出现了一支清扫扑蝇队，这是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副市长、卫生局局长等60多名干部组成的。东单区清洁队的工人说：“从来没听说过市长打扫厕所，这真是新人新事。”
1960年5月，昌平县卫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全县人民大搞灭蝇灭蚊活动。全县300多个中小学、5万多学生人手一拍，成为灭蝇的先锋队。各人民公社社员也购置了2000多打蝇拍，一个人人动手灭蚊蝇的活动在全县开展。
八十三中1000多名师生每天课余时间打苍蝇。八十四中还制作了大批苍蝇拍，做到了人人出入携带身边，全校以班为单位组成22个捕蝇队，消灭上万只苍蝇。沙河公社回龙观大队每天有1100人灭蝇。学生在室内外、厕所捕打，社员翻修厕所，疏通积水坑洼。沙河公社填平了300多个大小积水坑，还翻修了 870个厕所。
1960年5月，上海250万人突击捕捉苍蝇和蚊子，获得了捕捉300万只的惊人效果。绝大多数苍蝇、蚊子是在鱼品加工厂、牧场等孳生蝇蚊的场所和绿化地带捉到的。
一个医院的职工用网兜在草坪上偶然捕捞时发现，绿化地带的草地上有很多刚蜕化的苍蝇。后来又经三个木工和水电工人把网兜装置在自行车的前轮上，人骑着自行车在草坪上兜捕，效果更好。很快，上海市的公园和绿化地带都出现了这种新工具。
【事件】
麻雀冤案平反记
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但就在几天后，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商写了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中国科学家论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就在毛泽东说“麻雀还是要除”的时候，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毛泽东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注：作为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以这种方式，毛泽东终于为麻雀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