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里返乡路，“大篷车”队就是以这样的队列行过。 图/钱波
失业
“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决定回家，是在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轮车码头上，秦江仁听老乡说，欠他工资的老板自杀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秦江仁打工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被称作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在过去的近四年里，他和妻子李惠琼依赖分解、运输电子垃圾中的塑料赚了近3万块钱。
从9月20日开始，码头上就已经很少有生意。秦江仁是一名三轮车驾驶员。每天靠给各工厂拉塑料原料赚钱，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拉个五六车。而妻子李惠琼则每天用打火机点燃塑料闻气味，区分哪些塑料适合做凳子，哪些又适合做手机外壳或者瓶子、杯子。
10月初，码头上彻底没了生意，妻子也失业了。往日为了抢夺客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三轮车手，开始因为百无聊赖而变得和睦。
“看来没指望了。”收工的时候，秦江仁对同村的秦洪说。秦洪提议再等等看，“往年也有淡季旺季，也许最近碰上了淡季”。但是，“等等看”得花钱。全家三口一天吃饭至少得20块，连水都要花钱——早在十年前，贵屿就已经没有人敢喝地下水了，一桶 100斤重的自来水要1.5元。
回到大约6平方米的出租房，秦江仁决定“裁员”，让儿子先回去，但遭到儿子毫不犹豫的拒绝。
儿子秦锡军初中辍学，是在贵屿成年的，土地以及故乡对于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我想在城里，我不会种地”。但最终没有熬过父亲。在多次讨要零花钱失败后，秦锡军改口讨了路费，带着女朋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河南女孩回四川平昌县元山镇八村了。
10月25日，平昌籍的二十多个三轮车手聚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见，分歧在于来年还回不回贵屿。
如果年后不来了，意味着必须带走出租房里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煤气罐、锅碗瓢盆、被子、衣服、电视机、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家具总是有的。
“我开年不来了。”元山镇九村的浦清升说。他被老乡公认为“见多识广”，平昌籍的三轮车手和湖南或者贵州的发生纠纷，也都是他出面协调。他的判断以及决定，在老乡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
一举三得的提议
“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2005年2月，秦江仁初到贵屿时，做过一段时间的拆卸工，在一排人工做的烤炉上，将电器元件的电路板上的锡烤化，然后取下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三个月后，浦清升给他介绍了开三轮车的工作，到码头上拉货，要比干拆卸自由，赚得也多。
这辆后来驾驶六千里回家的三轮车，是秦江仁当年花了3000元在一家维修点买的组装货：挂着斑驳绿漆的车头，像砍下不久的树枝，没有时速表、油表，锈迹斑斑的三角架，锈迹斑斑的车厢，只有110马力的新发动机反射着诱人的银光。
平昌县的三轮车手们几乎都开着和秦江仁类似的组装车。没有牌照，但是便宜，正规厂家的三轮车得要1万多块。
10月25日的会议过后，女人们开始卖东西和买东西。卖的，是这几年在贵屿添置的家具；买的，则是返乡带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的衣物，男人们开始去排队购买车票，并联系下家，出售自己的三轮车。
浦清升和秦江仁找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对方说，得按废铁的价格，一辆车就300块。
这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价格。三轮车久久找不到下家，而卖家具的女人们也迟迟下不了狠心。从 9月份民工返乡潮开始，就有当地人开着汽车，到民工居住区收购各种家具。一辆自行车10块钱，电视机15块，煤气灶6块。女人们觉得太便宜了，“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但返乡的大巴车票价在一路飙升，8月份的时候380元一张，后来卖到了400、450、 500，并且很难买到。29日，最新的行情是涨到了520元。“干脆我们把三轮车骑回去。”12月14日，当记者问到这个提议最初是谁提出的时候，这些后来花了17天，骑了六千多里返乡的男人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
但这个提议在10月29日那天下午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至少看起来“一举三得”：家里最大的财产三轮车，可以骑回去；舍不得的家具、帮朋友带的东西可以拉上；车票也省下了。
当天下午，有19户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浦清升当返乡摩托车队的队长。
有人提议车队叫“回乡团”并且头车要挂一面旗帜，但大家觉得绝大部分是黑车，“太招摇会给车队惹来麻烦”，否决了这个提议。
一个都不能少
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
在浦清升他们的计划中，11月10日，是出发的日子。男人们喝着啤酒，决定用剩下的10天为这一路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做准备。
“每辆车多准备了三个内胎，一套轴承。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在路上换的。”秦江仁说。最重要的环节，是给三轮车装上雨篷，因为女人小孩得一路坐在车里。
负责给18辆车安装雨篷的是维修点的一个学徒，平昌县灵山镇人，16岁，姓伍，所有人都叫他小弟。小弟的叔叔伍云国也失业了（他声称自己也是开三轮的，但后来的经历让所有人怀疑），听说有一大群老乡要骑着三轮车回家，赶紧赶过来问，能不能带上他们。
“我侄子会修车。你们车队里缺一个修车的吧？”伍云国很会谈判。车队自此拥有了一个专业的技师。
女人们则开始打包、装车，尽可能把行李平摆整齐，以保证最上层铺上被子，晚上可以安卧。车厢吱吱呀呀地叫唤，秦江仁根据车胎的下陷判断，五百多斤吧。
车队安排的导航员，是初中毕业的秦雄，29岁，头脑灵活，是车队中不多的能看懂地图的人。11月7日，他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在斑斓的色块中，找到了经广东、入湖南、越贵州、翻重庆回四川平昌县的道路。
万事俱备的当口，秦洪以及灵山镇的另外两户突然退出了，因为薪水仍然没有领到，他们决定再等等。
秦江仁的出租房，是出发当天早上退的。房租一个月100元，交到了年底，现在提前走了，房东也不会退。夫妻俩觉得心疼。房东转了一圈，拿着钥匙走了，往年春节回家，他还会说一声“明年再见”呢。
摩托车踩响之后，秦江仁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低矮的平房。前面有一块房顶是下陷的，几乎随时会砸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过去三年里，自己生活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空间里。
11月10日8点过一些。秦江仁的摩托车来到了仙马村的菜市场前。这里是队伍约好的出发汇聚点。以前，李惠琼每个星期，都会来这里买菜。
附近菜市场的一些商贩，多是四川老乡，前来送行。有人送来水果，有人搬来纯净水。“老乡们都说我们了不起，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英雄。”
伍云国是最后到达出发点的。车开得很慢，并且总熄火，小弟坐在车厢里一直喊小心小心。“我发誓，伍云国他绝对没有开过三轮车。”秦雄说。有人担心伍云国这一路会拖累大家。但队长浦清升说，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我们更不能还没上路就把伍云国丢下。
11月10日上午10点，车队出发了。浦清升打头，秦雄收尾。16辆车在道路拐弯处臃肿地扭曲。
第一次减员
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
如果车队中有人查黄历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一天是一个适合出行、迁徙的好日子。没有风没有雨，阳光也不强烈，车况也很好。没有警察来盘问。
这曾经是车队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几乎都是黑车，大家曾担心，也许车队还没有离开贵屿，就已经全部被交警扣下了。
上路后他们发现自己多虑了。走到一些堵车的十字路口，交警甚至会优先让他们通过。
一路马达欢唱，每辆车的车距维持在三五米左右。出了贵屿城区，收尾车上秦雄的妻子突然喊，“有只狗跟着我们唉”。
狗是贵州人的狗。贵州人是捡破烂的，上个月就回老家了，狗留了下来，把三轮车手当成了新的主人。
车队以20公里的时速，沿着324国道——4年前，他们一家就是乘坐大巴走这条路抵达汕头的——一路向西，向平昌县蜿蜒。
秦江仁后来告诉记者，从贵屿出发后，他的心情就非常复杂，有返乡的欣喜，有失业的忐忑。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我们是逃难的。”下午1点，在一个小餐馆吃饭时，因为价格发生了争执，秦江仁没好气地对老板说。有人从碗里刨了些吃剩的给卧在车队旁的黑狗。
没有人能猜到前面的六千多里有什么在等着他们。甚至大家不清楚故乡有什么在等着自己。
儿子秦锡军回家后，给秦江仁打过一个电话。家里没有米，是附近的邻居每家给了一点。家里的房子漏雨，三年来无人照看，儿子和女友只好挤在村里小学老师的宿舍里。
下午5点，车队快到陆丰时，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队长浦清升决定就在陆丰过夜。
这是大篷车队六千里归途的第一个夜晚。车队停靠在一个加油站旁（后来，几乎每天晚上，车队都是在加油站过夜），“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夫妻两口出行的，尚能都挤在车上，如果还带着小孩，男人只能在公路上打地铺。
睡觉的时候有人发现，黑狗不见了。这是车队的第一次减员。
车祸与交警
“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
依照计划，每天天黑则歇，天亮则行。因为除了领头车外，其他大篷车都没有大灯。但第一日，因为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伍云国后来吞吞吐吐地承认，他的确不太懂骑三轮，为了回家，应急以几乎白捡的低价买了一辆货三轮，并临时突击学习了一下驾驶。
后来六千多里的驾程证明，伍云国成为了车队最短的木板。几乎每天都因为他的车出现问题，耽误车队的行程。
但车队里惟一会修车的小弟，是伍云国的侄子，这是一个有趣的平衡。小弟善良、热心，他总是猴子一样出现在需要修理的三轮车前。车队进了湖南之后，差不多每过三四个小时就有车抛锚。小弟成了车队里最受欢迎的人。
仰仗自己的侄子，伍云国花了六百多元钱在陆丰淘到一个匹配的发动机，当晚8点，就把车修好了。
600块钱让伍云国心疼了一阵子。睡觉的时候他对小弟说，真该坐大巴回去。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次日上午9点，车到惠州博罗。秦雄正要给领头的浦清升电话商量是不是该吃饭了，就看到他前面的伍云国歪歪扭扭地从车队里冲出去，刮到了一辆黑色的丰田，丰田的后车门上多了一条近半米刮痕。
交警很快就来了，问公了还是私了。伍云国还在犹豫，交警补充说，公了得关半个月。“私了私了。”伍云国赶紧回答。他在身上摸烟，什么都没有摸到。反而是丰田车主掏出了烟递给交警和伍云国。“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秦雄说。
3个小时后，伍云国和丰田车谈妥，给人家赔了1500元后，车队重新上路了。
因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和运气，伍云国为这条返乡之路支付了四千多元，这是后话。
才走了半个多小时，打头的浦清升又看到路边一个交警示意车队停下。莫非是刚才忘了处罚伍云国驾驶黑车，现在要补上？浦清升赶紧堆着笑脸停下了车。
伍云国事后回忆，如果交警真的拦下罚款的话，他就耍横。才走了一天，2100元钱就没了，“你大不了把我三轮车没收了。”他远远看着浦清升跟交警交涉。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车队成员时发现，每每谈到路上的情急之处，这些男子有一句共同的口头禅：“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但仅仅过了一分多钟，浦清升就很兴奋地往后边喊，跟上跟上。车队又满腹狐疑地启动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交警其实是特意给他们带路的。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已经有好几支返乡“大篷车队”经过这里，但凡走错了路，交警便会开着警车把车队带回正确的道路上。
和车队分手的时候，交警甚至到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件纯净水分给了大家。秦江仁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交警。”
队长出走
14辆车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
11月11日，是车队一路上最困难的一天。上午伍云国发生交通纠纷，下午又发生了队长浦清升出走事件。
在罗浮山一带的一个岔路口，导航员和队长产生了分歧。浦清升相信自己的经验，“我每年都要坐大巴走这一路。”但秦雄相信自己的地图，坚持队长这一次记错路了。
12月15日回忆此细节时，队长浦清升——这个年近四旬的男人甚至有些害羞。但当时他非常地强硬，“这一路有千千万万个岔路口，得有人说了算。要是谁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车队出不了广东就散了。”
他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结束这次争执，直接踩响了发动机，“相信我的跟我走”。
他轰了两下油门，可并没有其他的发动机回应他，后面静悄悄的。他的发动机扑腾扑腾的很孤独，“我当时觉得没面子，又觉得很委屈。”浦清升索性一个人往北走了。
秦江仁说，那天下午，另外14辆车主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文化人方能看懂地图”。
失去了队长的大篷车队，没有走多远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得等他，他肯定会回来。”车队里有人说。
果然，5点多的时候，秦雄的手机响了。浦清升在电话里问，你们在哪？
这一次折腾，耽误了大概3小时的路程。从12日开始，导航员秦雄成了车队的头车。“但大家仍然很听队长的话。啥时候出发，啥时候休息，在哪吃饭，在哪睡觉。都是他做主。”秦雄说。
被旅途绑架
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
从气候上讲，大篷车队的返乡是一次季节之旅。从贵屿出发时，司机们只穿了单衣。
一路往北，背心、毛衣不断加上。16日、17日车队进入湖南境内的时候，碰上了雨天。司机们全身都湿透了。尽管有雨棚，但车厢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仍然得把自己包在泛着湿气的被子里。
所幸的是，一路上只遇上了这两个坏天气。但不幸的是，这两个糟糕的雨天恰好碰上了最糟糕的路段——雪峰山。雪峰山，因山顶长年积雪而得名，主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
17日上午9点车队到了山脚下，在一个四川老乡开的餐馆里吃饭。老乡瞟一眼门口花花绿绿的大篷车笃定地说，“你们的车过不去”。
秦江仁沿着公路的走向，往山顶望了一眼，但雾把老乡所描述的陡峭包裹了起来。车队里没有人当回事。从广东往北，车队翻过一些陡峭的山。他们已经有了经验，有山就让女人们下车推。
开餐馆的老乡最后没有收他们钱，“你们要是过去了，就是给四川人扎起了（方言释意）。”
行至山腰，秦江仁的离合片坏了，车子不能制动。秦江仁开始下车拉，李惠琼在后面推。因为总是需要下车推车，李惠琼的鞋在过广州的时候就已经破了。
“山上很冷。”这是二十多天后秦江仁惟一能回忆到的当时的细节，“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样的苦。”
看到其他车一辆辆超过自己，妻子说，要不把车扔了吧。秦江仁没回答。要不扔一些东西吧，妻子又说。最终从车厢里拉出水桶，随后两个碗，一个小铁锤也被翻了出来，还有弟弟在贵屿塞给的矿泉水，也被放到了路边。
“扔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到10斤。但一下就觉得车变轻了。”秦江仁说。
在雪峰山上，秦江仁第一次感觉到“力竭”是如此真实。扔掉的那不到10斤东西尽管少，但恰好是他心理的体力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力竭”感一路上伴随着每一个人。后来这些车手们承认，几乎每天都有人打退堂鼓，嘟囔着把车扔了坐大巴回去。“也就说说而已，半路上放弃，这账怎么算。”秦江仁说。
他们已经被旅程所绑架。这种绑架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离家越近，他们被回乡之路绑架得越紧。
下山已经是晚上7点。秦江仁下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后面的秦洪他们电话，千万不要走东线。
秦洪的工资是16日领到的。11月18日，他们重新组织了另一个大篷车队，14辆车。因为秦江仁的提醒，第二个大篷车队没有从广州北上，而是一路往西入桂，以求走西线绕过雪峰山，“谁知道碰到了蒙山，吃的苦更多。”秦洪说。
蒙山让第二个车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山时，一辆三轮车冲进山沟里。车子全毁了，车上的一家四口受伤，被车队送到医院，所幸伤都不重。
而浦清升、秦江仁他们第一支大篷车队，损失的第一辆车，出现在19日中午11点。
第一次交费
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就像奥德修斯把他多个水手的性命留在了返乡途中一样，大篷车队也把王磊德的三轮车留在了返乡途中。走到湖南怀化的时候，王磊德车的活塞烧了。
“当时老婆就坐在地上哭。我说没事，去修一下就行了。老婆说还修它干嘛，于是便找了废品收购站把三轮车卖了。”王磊德说。
王磊德的三轮车，是秦江仁给拖到废品收购站去的。一块钱一斤，卖了298块钱。一些锅碗瓢盆的，老板不收，就全扔了。下午1点，大家吃了一顿饭，把王磊德一家送上去达州的火车。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农民的返乡之路，其实他们留在外面世界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一辆三轮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秦江仁的家乡八村共有7人因工伤而留下残疾，两人留下职业病，一人死亡。
“我们这一路是宣传队啊。”秦江仁说，“一路只要碰到有人问汕头现在好找工作不，我们就说，没看我们都逃难啦。”
“逃难”是大篷车队常用的一个词。这个词帮他们一路省了不少过路费。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一路上还是好人多。”秦江仁说。他认为他们一路碰到的最好的人，是重庆一个收费站的妇女。
这个桥段发生在11月21日，大篷车队进入重庆境内之后。某个收费站坚持要收每辆车2元的过路费。收费站是一男一女跟大篷车队交涉。僵持了半个小时，车队一路过关斩将的“逃难”口号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双方僵持的时候，收费站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走出小屋子，到车队了转了一圈。秦江仁看到她红着眼睛回来了。“我们半个多月没有洗澡了，车里的女人们脸上都是黑黢黢的。估计收费站这个女的看到了。”秦江仁猜测。
女的对浦清升说，你们过吧。横杆抬起来了，但男的仍然说不行。
女的又对浦清升说，你拿15块钱给我，还有15块钱我给你们出。浦清升同意了，女的从兜里掏了15块钱，接过浦交给她的15元，递给男的，然后再次摁下电钮，抬起了横杆。大篷车队鱼贯而过。这是大篷车队在六千多里的返乡途中，第一次交过路费。
收尾的浦升清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帮车队垫过路费的女人：“记得她30岁出头的样子，圆脸，长发，个子不高。在小屋子里望着我们笑。”
陌生的家
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一心想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11月22日到达重庆市区后，伍云国的车最后一次坏了。这一次因为配件的欠缺车队耽误了整整三天。浦清升竭力维持着队伍最后的团结。
无聊的时候，男人们也曾去重庆市区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活干，但是连棒棒们都说，生意很冷清了。
25日，车队正式解散。车队里剩余的15辆车，三三两两地走了。过去的三天，剩余的15辆坚持了自己“不丢下一辆车的”承诺，在马路边露宿了三天，等待小弟修好伍云国的车。
以前他们也曾等待过。但是家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么近过。
11月27日9点。秦江仁和秦雄走到了平昌县县城的大桥头。桥头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欢迎家乡打工的亲人回家。
秦江仁的邻居、村里代课的教师贾德生说，“第一眼看到他，我还以为是外地到我们这里来逃难的。”
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块钱，很亏。并且，三轮车刚回到家里就坏了。但来不及怨艾，他必须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12月初，秦江仁找到贾德生，想提前收回自己租给后者的一亩多地，否则明年一家人将没有吃的。
麻烦的是儿子。秦锡军声称自己明2009年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里呢？秦江仁也不知道。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要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