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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间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10个人
2008-12-28
《睿》杂志特约撰稿人李泓冰／想象一下，把正走在南京路或王府井或中国任意一条街道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比如，就是您自己，“嗖”地一声扔到三十年前，会是怎样的情形？那将如同一颗超级炸弹，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街道引发惊人的骚动。您的“怪模怪样”绝对惊世骇俗：紧包着屁股的牛仔裤或西裤、抢眼而锃亮的皮鞋、紧套着脖子的领带；或是打着耳洞套着耳环，或许还有口红和上翘的假睫毛满街的“蓝蚂蚁”会被你吓得眼珠子都掉下来。您那手中时不时响铃的“秘密武器”，手指还时常痉挛般在上面戳动有如特务发密电码般可疑且诡异，甚至你还将之举起东拍西拍，这简直令人发指；如果您还漫不经心地指着领袖像“老毛老毛”地一通指点江山，或是哼着什么“死了都要卖”还有“油和米”的怪腔怪调儿，得，您一准儿会惊动警方（那时多叫民警或公安），被迅速地、绝不含糊地套入天罗地网。 是的，今天已经极为寻常的日常生活景象，倘若搬演到三十年前，全都会变成不可思议的奇迹。相隔三十年的人们，甚至无法对话，像都市报、数字电视、闪婚、小三、MSN及QQ、套牢与解套、房奴、PSP、CD、DVD、咱们PK一下、你真酷毙帅呆属于骨灰级了⋯⋯这些时下极平常的语言，你如果搁到那个时代哇啦哇啦冲你当时还年轻的爸妈说出来，他们要么给你一耳光，要么找车送你去精神病院…… 如果再有一张今天的报纸，“飘”进三十年前，上面任何一条新闻及新闻的表述方式，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都很“爆炸”：《海峡两岸“大三通”将正式变为现实》、《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与市民相约周四“网上见”》、《向美国新总统提问：奥巴马会继续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吗》、《猥亵女孩副局长趾高气扬》、《克隆技术助推，“死而复生”可成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每每提到三十年之“变”，媒体会提到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腾飞奇迹，事实上，更耐人寻味的，是民众思想观念的洗心革面之变，是生活方式的脱胎换骨之变，二者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是的，中国人的活法儿，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变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私人欲望的从禁绝到解放，从否定到认同，从压抑到张扬。 对于背负五千年厚重历史、向以禁欲为荣的古老中国而言，这一变化实在显得太过迅疾了。鲁迅先生曾经极而言之，在中国，简直是想要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对一个曾把祖宗之法看得重于泰山的民族来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催生的变化，使中国人的活法发生了一场革命，确乎是奇迹中的奇迹。 这奇迹的发生，和从前王安石变法之类的士大夫的书斋革命不同，主要是自下而上由草根阶层发起，由市场经济的洪流冲决，由执政党默认或追认，甚至是以执政党的一种自我否定方式，在没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形下逐渐呈加速度地实现的。在三十年前为冤假错案平反之时，中国官方媒体常常用到一个词，“拨乱反正”。那么，透过国人生活中林林总总的波诡云谲之“变”，其内里就是这四个字。 说来悲怆，甚至悲怆得有几分滑稽。 中国人一直奉为圭臬的，连3岁娃娃都能念诵的“马克思主义”，不容置疑地实践了数十年，数亿中国人被“主义”和“思想”们清洗得通体透明，连吃喝拉撒等生活方式都“马克思”化了，清教徒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动不动吃“忆苦饭”、军事化“拉练”、经常为了总是半夜发表的“最高指示”而举着火把欢呼游行，是三十年前每个中国人都曾有过的啼笑皆非的经历。 不意，经由思想理论界的改革开放，最终被陆续证实，被中国奉行“拿来主义”用了N久的如此这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就莫名被调了包。姑且不提马老先生如何对“人的自由发展”情有独钟，单说一直热情讴歌“世界市场”的他，早就指出过市场经济是任何地域无法超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就连在当时“流行”并被随意歪曲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也被有意无意地漠视：“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人却在不可能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苦苦地、自以为高尚地挣扎了前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千斤顶将“禁欲”二字嵌入每一个国人的心灵，自我陶醉地满足于“自给自足”、“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硬生生将马老先生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只做成了一件事，冲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大大地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情感，人们有可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国人在重补商品经济之课时，也身不由己地在商品经济大潮稀里哗啦冲洗下，快乐地趔趄不已，曾经被压抑的对物质的欲望、对爱情的欲望、对自由的欲望、反抗的欲望、对肉体欢乐的欲望、嘲弄一切经典的欲望，甚至是做恶作剧的欲望，统统从“千斤顶”下逃逸。点点滴滴，汇成颠覆之海，让这个古老的国家活了，国人活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痛快，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迷茫。 如果能看到这一切，曾经自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也会捻髯微笑了。一些卫道士们会痛心疾首，何以中国五千年抱残守缺的民族自信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此不堪一击。其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只要你打开窗口，只要你放开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便会在中国上空轻舞飞扬，使中国大地原来披着红色意识形态外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声瓦解。廉价的商品大潮与物质利益的诉求相互推拥着、相互激励着，充分调动了国人蛰伏已久的过好日子的激情与创造力，所有曾经的文明、曾经的活法被这种陌生、诱人而又极为顽强的冲动怀疑地打量，新的文明、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迅速地建立。 和世界其他地方曾经经历过的一样，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市场经济的逐利机会，让人们忽然发现，曾经对单位对组织对户口的人身依附关系，居然统统可以扔掉，“一切皆有可能”，让中国人重新咀嚼他们被忽悠了很久却并非真正得到过的“平等”、“自由”和“创造”的滋味。是的，如邓丽君、靳羽西这些原本属于天方夜谭般陌生而近妖的人物，在国人面前亲切怡人地绽开歌喉和笑颜时，人们怎能不对一种全新的活法心向往之？而为了这种诱人的新生活，他们有时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三十年，我们不光“搬动了一张桌子”，我们彻底颠覆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活法儿。我们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我们的心里也会流出看不见的鲜血。 类似的民谣在手机短信中流传，“早晨喝一杯含着三聚氰胺的牛奶，中午吃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晚上再去烫含苏丹红的牛肉火锅，这就是中国人的一天生活。”网上最轰动的新闻忽而是层出不穷的弑师案，忽而是某些高官、老总相继落马，更有“宁做三奶，不嫁穷人”之类的帖子被热炒。孩子们不看书了，都去做习题、玩网游了；成年人中，光景好的，除了吃饭之外竟找不到别的交往方式，光景差些的，打牌、麻将、赌博是最经常的娱乐。至爱的不是父母亲朋，而是倾倒众生的最大帅哥孔方兄。甚至“用人头做成的酒杯，饮下甜美的酒浆”，也成了黑砖窑中习见的景象。 痛并快乐着，是极好的写照。 痛与快乐，似乎是市场经济释放出的魔鬼和天使——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往这个思路引导大众，却忽略了一点，这一切恰恰源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恰恰源于为权力留下的坚不可破的市场黑箱空间。“多少罪恶，假市场之名以行”，殊不知，权力正在这种指责中窃笑。那么，且慢为已经过去的三十年欢呼，设想一下今后的三十年吧！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中国人的活法还将如何演变？ 温家宝在２００８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称，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这似乎表明决策层认定改革开放并非权宜之计，这面旗帜还要高张下去。如广东、上海等地，纷纷声称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问题在于，下一轮的思想解放，目标何在？最需要思想解放的，是哪些人？又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这句话的深刻性，到现在也堪称入木三分。现在的中国，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果实，一部分人享受得多些；另一部分人可能虽雨露均沾，但心有不甘；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底层辗转呻吟，那些新的活法距离他们相当遥远。 所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最需要思想解放的目标人群，不是农民，不是草根阶层，而恰恰是“曾经阔气的”和“正在阔气的”。现如今，“曾经阔气的”，时常不由自主地向“左”看；“正在阔气的”，可能貌似忍不住忽左忽“右”地摇摆。表面看似一左一右，矛盾很深，其实，内里都有极为相似：抱残守缺、有意无意地拒绝改革往纵深行走。事实上，改革中的中国，呈现出的多种矛盾与冲突，往往也是“曾经阔气的”、“正在阔气的”为了守住和扩大既得利益，钻体制的空子，而大量制造出来的。如果继续改革，势必会触及他们的“阔”，对他们而言，痛何如之！ 温家宝称，唯有继续“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实，如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需决策层“ 调动”，而能自如、主动地喷发，这才是一个真正全新的时代。于是，我们为这段30年历史拉出一个“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10人名单。凑足10个人，不是难事，艰难的，是把一些人拉到名单之外。我们更愿意相信是某种诡谲的合力，推动了30年的天翻地覆。但这不妨碍我们入俗进入一次数字游戏，或回眸历史片段、或评点历史意义，或长或短的历史焦距，或宽或窄的视觉扇面，无非是些温情和敬意。 即日起，FT中文网将陆续刊出FT《睿》杂志特别策划评选的“1978-2008：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10个人物”之一： 邓丽君:甜蜜蜜的征服 邹凡杨为FT《睿》杂志撰稿／如今的歌坛，各类歌曲各种唱法各家流派，百花齐放，这在三十年前革命歌曲大一统的年代，匪夷所思。而把坚冰打破的，是台湾女歌手邓丽君。这破冰的过程，却又是异常曲折。 70年代末，上海电台原音乐组的组长叫彭秋霞，40来岁的女同志，英语好，负责收集海外音乐资讯。有一天，小彭放《小城故事》给我听，我才知道有个叫“邓丽君”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歌。听下来觉得很好，歌词和曲调都很亲切。小彭说，邓丽君有大批秘密听众。小彭希望开先河，吸引听众，她又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批过它是“靡靡之音”。据说这位领导人只喜欢高亢激扬的革命歌曲，不喜欢软绵绵唱腔。我也就没同意放了。 民间已经流行了。海员、驻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回国行李包里常能查到邓丽君磁带。更早前，福建沿海一带，也常有人用短波收听台湾电台，为的是听邓丽君，这在当时可都是“偷听敌台”。为“收听敌台”，新闻组专门安排了一名国际编辑，那是通过层层审核的。他有个专门设备，可以每天听，开会再汇报，公安局才不会找他。私底下，不少年轻同事羡慕他。 等到多喇叭录音机多起来，便随处都是邓丽君的歌。上海街头常看见小青年手拿四喇叭录音机，边走路边听邓丽君，老百姓当中流传：白天听邓小平，晚上听邓丽君。我认为邓丽君的歌是可以放的，除了有首《何日君再来》，大概词作者在上海沦陷时帮日本人做过事，曲调不错，但政治上确实不行，其他的我认为都可以放。但在我离开电台之前，一直没有放过。 有一次，去市委开会，有人在会上站起来揭发，说上海电台公开播放邓丽君，他说证据确凿，亲耳在上海电台门口听到。当时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规定了不能放邓丽君的，否则是“犯错误”，要写检讨的，严重的，连职务也保不住。 我就回电台查，查了两个星期终于查出结果。电台二楼有个录音机检修组，调试机器时，技术人员放了邓丽君的歌，检修组又离电台大门近，被路人听到了。为这事，我也写了检讨，专门向市委说明情况。 后来，有人提出，电台工作人员也不能私藏邓丽君磁带，都要收缴，这事我就没有同意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挡不住的。打电话点播邓丽君的络绎不绝，侧面说明了她的实际影响力。但点播电话在导播间就被卡掉了，听众听不到。李谷一的《乡恋》，也是点播率高的歌曲。 1986年退休后，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听到邓丽君，很感慨，在上海电台的内部刊物上写了篇文章，叫《邓丽君的歌》，后来又在新华社看到她的报道，说她在苏州买了房子，想回到大陆；本来是可以来大陆开演唱会的，但又传出在台湾慰军等事情。她生前没能回到大陆。没能有机会把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公开介绍给听众，介绍给老百姓，是我最大的遗憾。 点评人介绍：邹凡杨，原名邹沈圻，1923生，曾任上海电台台长、上海电视台总负责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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