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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诸多高官落马 官商勾结“江湖”气息盛行
2009-01-01
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结束了一个法制混乱的时代。此后，包括总警司、总华探长以及众多黑帮纷纷垮台，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时间“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风骤雨之中，众多黑社会大佬们纷纷惊呼，“时代不同了”！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年，纪检部门反腐风暴劲刮，诸多高官纷纷落马。在这些“雷老虎”落马的身后，亦浮现出一批“帮派”人物。在过去的30年中，这些人被合称为“权贵资本”。其中，官商勾结，灰色地带发家之事，与“江湖”不无类似。 这一年，涌金集团魏东自杀，“公路大王”刘根山被捕，金元帝国向德洪被双规，中国首富黄光裕遭调查。此外，古井贡的王效金、福禧投资的张荣坤也于这一年获刑，而三鹿集团曾经的全国劳模田文华亦被刑拘。 新的时代，新的阶层，公众执着于对企业家进行“道德”追问。这一年，万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等向来以“德高艺馨”面目示人的企业家也曾饱受争议。 诸多的追问，这些年中其实一直在延续，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来中国企业家这个新兴阶层身上的“道德”与“伦理”。 更深的疑问则在于，时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与实业的游戏 在许多故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滋生腐败、贪婪与罪恶的场所，颇像黑社会操纵下的赌场。 岁末寒冬，企业界最冲击眼球的事件，莫过于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的被调查。年轻的中国首富、神秘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财富积累、强悍的商业作风、二次被查、光头，等等，这些元素使黄看上去颇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虽然截至目前，黄光裕“犯事”的真实原因仍未明了，但从官方已透露的信息来看，大概集中于证券市场操纵嫌疑，涉及黄光裕控制的三联商社、中关村重组事宜，以及其兄黄俊钦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还包括行贿商务部官员和骗取银行贷款。 国美电器的全国分店虽然已达1200家，但在行业人士看来，电器销售属于薄利。而国美商业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占用供货商3~4个月的短期流动资金，利用供货商的短期资金，黄光裕如银行吸储般将这些浮动资金用于门店扩张，并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这或许才是获取高利润回报的领域。这对于银行借贷比较困难的民营企业而言，相当于“类金融模式”。 国美电器借壳中国鹏润在香港上市之后，黄光裕曾数次套现，在2008年胡润百富榜中财富排名以430亿元位居第一。 在黄参与中关村以及三联商社的重组之中，都隐现了资本市场上惯常所用的一种手段，即“高估资产——注资控股——套现”。 做实业是一分钱一分钱挣，实在太累，而资本市场的暴富机会明显大得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受此诱惑者不知凡几。先以实业为概念，再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继续扩大和多元化，打造“产融结合”的商业帝国。前有德隆的唐万新兄弟，后有黄光裕兄弟。 “最后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根山的倒下，亦可从中寻见类似轨迹。 2000年开始，上海及浙江等地政府开始尝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建设、道路建设”的政策，在公路建设中尝试引进民营资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使得民间资本趋之若鹜。在上海，刘根山控股了沪青平高速公路，又参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上海段和南环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宁波绕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仑港高速三条公路的控股权。 但同样的道理，高速公路虽有稳定的收益，但财富积累过程“太慢”，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赢利。而刘根山着眼之处则在于，如何将这些公路资产包装后注入香港的壳公司，以便在资本市场上获取大利。 在此之后，由于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严格，刘根山的公路资产未能如愿注入香港壳公司，在资本市场遭受沉重打击。而由于摊子铺得过大，资金周转不灵，刘根山利用银行贷款在不同的项目间进行腾挪，2008年6月5日终于东窗事发，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巨额注册资本金。 “八个杯子七个盖”的游戏，前有顾雏军，今有刘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资控股董事长张荣坤的坠落之路，亦与刘根山无太大差别，坐庄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设为名获取大量银行贷款，再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来钱快”的产业。 当某一天这个游戏玩不转的时候，操纵交易、造假欺诈、违规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随之而来。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帝国”瞬间便可烟消云散，叱咤风云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谁的“原罪”？ 游戏自有游戏的规则，相对证券市场操纵交易、虚报资本、抽逃注册资本金等相对量刑较轻的罪名而言，这一游戏失败更严重的罪名则是类似张荣坤的行贿罪。 在这些企业家构筑“商业帝国”的过程之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为项目，二为银行贷款，项目能够搭建起“实业”，资金能够构筑“金融”。胆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这两项资源，在转型中国，掌握在政府部门官员的手中。 黄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与原北京中行行长牛忠光案有关。刘根山案的身后，则是原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原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等高层人士的案发，刘并牵涉在原建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中。 以行贿、造假、骗贷、腾挪的方式获得项目和资金，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而言，似乎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致富捷径，这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天然优势以及跨国企业财大气粗的“不平等竞争”。 违规者，要么官商勾结快速获得新资源，要么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一道瓜分国有资产。后者如顾雏军及张海，更拉上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一同“下水”。贵州金元董事长向德洪的被双规，亦与涉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关。 而由于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成熟，法律法规不细化，执行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类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项目审批、国有企业转制、公共项目招投标、银行贷款，无一不涉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出租以及万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说，这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过归谁？“权力寻租”是对市场规则和法律的践踏，还是“逼良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温州八大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全国通缉，抓的抓，逃的逃，个体户年广久也曾几度入狱，再至后来，亦有孙大午的非法民间集资罪等等。如今看来，这些罪名显然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制建设滞后的印记。 如今的问题则由“无法可依”变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思维与做法却仍然停留在发家时代，与其说他们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说是“现罪”。其背后，仍是“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风险。 道德与伦理 道德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这一年中，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全国劳模沦为公众眼中的“毒奶大王”，连此前声名颇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击为利用“民族牌”的廉价眼泪来获取公众的同情。 老牛的呼声完全可能发自一片真诚，但令人尴尬的是，事实上这种情感模式在客观上却可能有损“民族利益”：请设想，如果一家蒙古国的公司出资收购以蒙古族牧民在内蒙古草原上饲养的奶牛为奶源的奶业公司，是否还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机？ 人们不必期望企业家突破狭隘的民族想象，为全社会提供稀缺的精神粮食，这不是企业家的分内之职。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钱能还、把顾客当人而不用当作上帝，惯于贴近底线生存的中国人民就能满意了。 如果说守法经营是企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富有社会责任感则应是企业家的更高追求。多数的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税收和就业上。但在2008年，有一个人却因为“社会责任”而饱受批评，这个人就是万科董事长王石。 在“5.12大地震”后的慈善捐赠中，王石撰文认为万科捐赠220万的数目没有不当，“捐赠不能给企业造成负担”、“做慈善是一种常态”的观点，遭来网民的骂声一片，认为这不符合王石和万科一向以来树立的慈善形象，过于吝啬，缺乏社会责任感。 民众的批评虽然过于感性，评判企业和企业家慈善的标准过于简单，将法律范畴外的自愿捐赠数额的多少，一次捐赠数额的多少，完全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多少。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新的时代，民众对企业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万科承诺无偿投入1亿元用于灾后重建之后。企业家面临着“道德” 与“社会责任感”的信任危机，慈善行为几乎已经成为国产企业家从社会舆论中唯一可以获得的“检疫合格证”和“免罪符”。而且证书的有效期并不确定，全视下一次慈善表现而定，被吊销是一瞬间的事。病态社会里的病态慈善，应该被批评的，远不仅是企业家阶层。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企业家们埋头挣钱，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分配通道和个人智慧，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他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如何实现“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商业信条。 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外，在公共财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区和人群，人们更愿意看到企业或者企业家怀抱更为宽广的仁济之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度，特别是在企业的发展是依靠一些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获取的情况之下。这也是类似房地产企业或者垄断型企业为什么在此次捐赠中最为饱受非议的一个原因。 在对诸多捐赠数额小的企业家的批判中，另一个人物则受到网民推崇。他就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长陈光标。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光标即亲自率领自己公司的职员开着60台重型机械奔赴灾区参与救援，并随身带上百万余元现金，到灾区亲手给灾民发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陈光标共捐赠785万元现金，以及大量的物资。 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重塑企业伦理，是建设在法律、社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诸多企业家的道德心被尘蔽，慈善心则被压抑了。 如果中国社会确实在走向成熟，那么企业家的成熟，也应该是同步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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