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顾彬频繁来华交流，连他自己都感叹，在中国做了太多报告。顾彬在一些高校的“敢言”，还导致不少已承诺的邀请没了下文。2006年，顾彬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关问题。如今顾彬感觉挺“无奈”，“其实我是随便回答的，现在还有记者请我谈当时提的一些问题，有些采访歪曲了我的观点。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其实我只是说有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我不可能否定中国1949年以后的整个文学。”顾彬表示，自己和许多中国作家都是朋友，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开放性，“这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否则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
顾彬对有媒体不实报道他的私生活也表示不满，“有些报道弄得我的好友、妻子都对我有看法，像我根本没时间养猫养狗，有的媒体就能编故事，其实说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中国小说在德国——
竟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
在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部着作时，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是最困难的部分，顾彬说，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一直困扰着他。“其实我是想发出一种呼救声，许多中国朋友也劝我别写，因为一点价值也没有。”
顾彬毫不避讳地讲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遭遇的窘境。在1974年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没有听说过鲁迅是谁。“我的爱好在于唐宋时期的文学，到中国学习以后，中国老师向我介绍了鲁迅，研究鲁迅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了不起的作家。实际上也有许多优秀的德国作家读过鲁迅，也跟着他写过不少作品。”但是，现在的德国读者对鲁迅的兴趣越来越少，印刷精美的《鲁迅全集》乏人问津。“在波恩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几乎没有学生会来听。我在80年代德国‘中国文学热’时期培养的一批翻译人才，一个个都走了。”这些冷遇让顾彬开始思考，自己过去对中国文学所作的翻译介绍是否存在问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够不够了解？
顾彬认为有些作家很垃圾的言论被斥为“辱华”，可此次顾彬又出惊人之语。“我说的并不算什么严厉的批评，许多德国作家其实并不欢迎中国作家，他们根本不看中国小说。”顾彬自己也说，一些当代作品令他感觉相当无聊。在许多德国读者眼中，中国小说属于庸俗文学，一般只有没有什么文学水准的人才会看。“1949年至1979年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远离政治，1992年以后的文学则与市场太过亲密接触。小说不能从内在看人，而是从外在看人，描写城市写不出城市的味道，老舍笔下的北京太棒了，现在有谁能真正写出北京的味道？”在他眼中，中国当代文学简直就是一个“重症病号 ”，在许多中国人听来存在偏见，太多苛责，也难以理解。
把脉中国作家——
七宗罪要一一治疗
顾彬甚至开出了一张处方：学好外语；尊重传统；学好中文；不要急于把作品拿出来发表，就让它在抽屉里锁上20年；不要亲近市场；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你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总会说，我！而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的答案总会是别人！”……
有关中国作家的“七宗罪”，持“精英派”主张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给出了听来有些絮絮叨叨、连篇累牍的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缺乏内在力量？力量去了哪里？去了市场！”；“中国作家不互相帮助，而是互相轻视，很可怕”；“一些中国作家对文学的态度不严肃，文学不是游戏”；“德国人对像张贤亮那样的作家也有看法，他究竟是作家，还是商人？”；“我跟阿城一直有交往，我希望他早上起床以后，先写好自己的东西，再写剧本。如果从早到晚写剧本，我有点接受不了，在德国，只有非作家才写剧本”；“余华、莫言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受欢迎？英语世界最好的译者将其作品译成了英文版。余华作品在波恩大学开的朗诵会那么成功，但他自己根本听不懂！”顾彬还强调，好作家一定要学好外语。实际上，作为作家、翻译家的顾彬还是以汉学研究和翻译着作受到同行的认可，“我的同事也不认可我是作家”，顾彬的老实交待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他对于庸俗文学的批评，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作家太主张性和罪了，这是庸俗文学。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中国作家有吗？很难说。”南大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表示，顾彬的关键词还在于语言，尽管我们对他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是一个老外所谓 “中文太差”的批评，应该会让中国作家感到羞愧。“文学是语言的存在，要是语言没了文学性，就不应称其为文学。光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语言却粗鄙不堪，那就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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