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排名
谁的生态最文明
——中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 杨开忠
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所关注的基本课题。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概念提到全人类发展的议程。
在中国，2005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高度出发，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以生态有效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因此，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提高生态效率。
因此，我们尝试用生态效率定义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水平。通过测算，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文明水平排序如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广西、山东、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以下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湖北、海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青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
什么是生态文明水平？
看到上面的榜单，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困惑：一些人们印象中的生态大省，排名却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排名却遥遥领先。这样的榜单是通过什么数字测算的？科学么？
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缩写为EEI)，其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OECE(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中，通常作为企业和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广义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就是指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
生态文明水平的测度主要通过下列的公式实现：
EEI=GDP/地区生态足迹
EEI 为地区产生单位生态足迹(指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冲击，生态足迹等于生产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其废弃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的面积)所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它与GDP成正比，在生态足迹一定条件下，GDP越高，其水平亦越大；与生态足迹成反比，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生态足迹越小，其水平越高。 EEI由普遍公认的GDP和生态足迹两个指标直接合成，原理简明、计算方便，易于应用。因此，它是一个表示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文明程度的合适指标。
能源消耗是冲击生态的最大力量
生态足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山西、内蒙古、宁夏、辽宁、上海是最高的五个省市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西、四川、江西、安徽、重庆是最低的五个省市区。最高的山西是最低的广西的4.5倍。观察可知，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山西和内蒙古在第一梯队，远远高出其他省份，接下来宁夏、辽宁、上海、天津相对较高，数值为9以上，随后的省份平滑下降，相对连续。另外，除青海外，所有其他地区生态足迹均大于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明显。这反映出，我国生态面临巨大压力。
从生态足迹的构成看，作为整体的全国情况如下左图。其中，能源地占到71%左右，说明能源的消耗是经济活动对自然造成冲击的最主要方面，要降低一地的生态足迹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量，提高利用效率。其次是可耕地和草地，占到18%，这是和人类的生活消费有直接关系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总是在不断上升的，因此这部分消耗也是稳中有升。各个省市区生态足迹的构成虽然有差别，但差别微小，与全国情况相似。
为何北京“生态最文明”
根据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省市区分为两级六组，即：生态文明水平较全国高的等级，包括以下最高水平组、高水平组和中高水平组的14个省市自治区；生态文明水平较全国低的等级，包括分布于以下中低水平组、低水平组、最低水平组的16个省市自治区：
(1)最高水平组：北京。
在所有省市区中，北京的EEI值最高，且领先程度大。北京的人均GDP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而生态足迹的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0位，并不高。所以综合起来看，北京的生态文明水平最高，经济发展是最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
(2)高水平组：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
这些省市在排序中属于第二梯队，它们全部是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GDP水平高，但同时相应的生态足迹的水平也排在全国的较高的水平。这些省市区相对落后于北京，但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中高水平组：广西、山东、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
从绝对值上来说，这些省市区EEI值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山东为沿海地区外，其它均为中西部地区。
(4)中低水平组：湖北、海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
这些省份所处的梯队虽然属于中游，但已经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5)低水平组：青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
这一梯队已经属于绝对地落后了，在全国属于低水平。这里既有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又有东部的河北和辽宁两省。
(6)最低水平组：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
单纯从EEI的数值看，这四个省区是最落后的。但落后的原因却很不一样。山西的落后最主要的是因为其生态足迹太大。而宁夏和贵州排名靠后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本身太落后。总之，这些省区在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市区。
生态文明水平最高水平组的北京和高水平的六个省份全部是位于东部地带，显示东部地区总体上的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处于领先水平。但仍有东部省份处在中低水平甚至是低水平，比如河北省和辽宁省。处在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的13个省份中有8个中部省份、3个东部省份和2个西部省份，大部分的中部省份都处在中游水平，发展较好的重庆和四川等西部省份同样处在此列。而低水平组和最低水平组的10个省份中有6个西部省份、2个东部省份和2个中部省份。这表明，现行“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划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分布。
其次，我们按照EEI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将所有省市区分为两组，如下页图所示，我国生态文明水平较高的集中连片地区包括四块，即：京津地区、黄河下游沿岸地区、华东华南沿海及江南丘陵地区、川渝地区。其它地区生态文明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
谁能左右生态文明？
是什么决定了各地区间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差异？
首先是GDP、人口规模。理论上说，在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口和经济规模越大，生态文明水平就会越高。但是相关分析表明，这种正面影响并不大。
其次是人均GDP、劳动生产率。由于在不同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条件下生态效率不同，生态文明水平与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在其它条件一定情况下，地区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越高，其生态文明水平越趋于较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其生态文明水平是趋于明显改善的。
第三是经济服务化。第二产业是物质的经济，而第三产业是相对去物质化的，所以可以预见，经济服务化率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态文明水平亦会趋于较高。相对于经济快速服务化的省份，那些工业仍占较高比重的省份的生态文明水平就要明显低很多。
第四是城市化水平。生态文明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密切正相关的，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此外，家用汽车的拥有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它对生态文明水平的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从统计结果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和家用汽车拥有量的相关性为比较显着的正相关。
第五是经济活动能耗。生态文明水平与万元GDP能耗、以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呈显着负相关的。启示是：利用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发展循环经济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六是人均生态足迹。在经济产出一定的条件下，地区人均的生态足迹越大，说明人均消耗的能源和对环境的影响较大，生态文明水平也就越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显着。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FAO的官方网站等资料。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地区没有包括西藏。)
课题组首席科学家杨开忠解读排名背后：
“GDP高不一定生态文明程度高”
“刚下飞机，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作为一名着名区域经济学家，杨开忠很忙碌，8月11日下午刚从青海调研结束回京开会，12日一大早又要奔赴广西调研。
之所以忙碌，因为他除了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重要科研任务，同时身兼诸多职务：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亚洲城市和区域研究会副会长，亚太和平科学网络创始会员，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福建、青海等省的政府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等。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的每个地方。
出生于南方的湖南省，宽柔和气是他的特点；而由于长期生活在北方，身上又兼具北方人的豪爽，敢于直言是他的特点。
之所以敢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个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但是，跟其他学者相比，他研究区域经济有着更为深广的理论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条件。1983 年9月至1985年12月，杨开忠师从我国着名地理学家林超、已故陈传康教授攻读自然地理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86年3月至1988年12月师从我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地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专业背景，让他研究起区域经济游刃有余。
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杨开忠的民间知名度并不如国内一些当红的明星经济学家，但是近年来，他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成就却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关注。上文的调研报告，是其担当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
就此报告出台的台前幕后，记者专访了杨开忠教授。
仅有万元GDP能耗的数据还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您主持的这篇评估报告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份关于生态文明的排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排序？
杨开忠：据我所知，关于各个省份的生态文明程度的排序，这还是第一份。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排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考虑。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全球性战略任务。当前，美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强调ET技术(能源环境技术)、低碳经济等一系列绿色发展方式，我国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十分强调了节能降耗减排，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现在我们对中国各个省区进行生态文明排序，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各个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只一味、单纯地强调GDP的倾向，将有助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式向生态文明的方向转变。
其次是指标完善方面的考虑。关于地区的生态文明的程度，国家实施节能降耗减排以来，主要强调用万元GDP能源消耗指标去衡量，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全面，于是就考虑用单位生态足迹所支持的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在生态上是否文明，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衡量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排序刊发出来以后，您估计各省市自治区看到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开忠：这个排序可以让各个省市自治区看到自己的生态文明水平跟其他地区的对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榜单)也许对他们思考将来的发展模式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激发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排序中，我注意到北京市是排第一位的。而在2002年左右，北京的沙尘暴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在生态文明的排序中，北京为什么能上第一名？
杨开忠：在我们这里，生态文明水平是指单位生态冲击所对应的经济产出。北京单位GDP对生态的冲击要小一些，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北京第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已达74%以上)、产业技术水平、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关系。
“仅有GDP是不够的”
《中国经济周刊》：我注意到这个排序并没有按照东、中、西而得出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像东部的辽宁、河北两省，就处于低水平组；而中西部也有一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何理解这种结果？
杨开忠：这个排序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按东、中、西的地理分布。这正好说明一个地方的GDP高，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生态文明程度就一定好。上海的人均GDP全国第一，但是生态文明程度并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有一些地区很落后，人均GDP很低，也并不意味着其生态文明程度就高。因为一个地区不发展也不行。我们需要考虑GDP，但是仅有GDP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地区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冲击，需要综合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通常都认为，西部的生态环境要比北京、上海好，为什么西部的生态文明程度还低一点呢？
杨开忠：首先要理解我们排序讲的生态文明程度，是单位生态冲击所承载的经济活动。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还受其生态是否超载影响，而在我们这个排序中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只考虑人的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不是文明。一个地方的生态没有超载，并不一定意味其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文明的，因为后者考虑的单位GDP对生态冲击，在一些西部省份，这个指标有的比北京、上海还要大。
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可能不发展，但发展要有文明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您对这些生态文明的落后地区有哪些建议？
杨开忠：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分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态文明的排序也比较低。这类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就忽视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第二种是经济发展虽较落后，但生态文明相对较高的地区，如广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因为生态文明较高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上述两类地区，都有可能存在忽视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倾向。现在全球都在强调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的生态文明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获取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远瞩，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
第三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我国是居中或者中等偏上。这类地区的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较高的产业所占比重比较大，应该去调整经济结构，最大程度摆脱对资源、环境消耗的依赖。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榜单算不算是个喜讯？
杨开忠：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应该意识到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高，只是相对全国其他地方比较高，但是跟国际的先进生态文明地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放松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只有这样，这类地区才能在国际国内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最终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国看，目前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次还有产业结构的不同，第三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体制、机制的差异，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哪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今后我国东、中、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有多大？
杨开忠：目前东、中、西部生态建设的空间都很大，而且总体来讲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但建设压力也很大。近期国内和国际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很多，国内，8月 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特别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际上，“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8月10日至1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在年底，还要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环境问题时不我待，现在不是说搞不搞生态文明的问题，而是不论东、中、西哪个地区，都应该想办法提高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此外，由于全国不同地方利用生态的效率不一样，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地区之间创造和利用一些市场机制，以便让我国的生态资源能够跨地区更加有效地利用，这是提升我国各个地区以及全国整体生态文明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生态文明评估最能推进科学发展观”
《中国经济周刊》：生态文明跟科学发展观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杨开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吸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同时也吸收了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最先进的发展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在发展中，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围绕人来展开，这才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这是发展的基本要求。
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主要是指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含在可持续发展观里面。过去，我国在强调经济发展时，比较偏颇地强调GDP增长，而忽视了生态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内在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中国经济周刊》：我注意到您的这篇调研报告署名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如何确定的，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吗？
杨开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的，每年都会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行公开招标立项。目前，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重大项目、委托项目、年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西部地区项目等五类项目，每类项目资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重大招标项目的定位是面向国家高层宏观决策和战略需求，以研究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着力推出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的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由于重大招标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层次最高的项目，代表的是国家最高水平，所以立项的标准和要求很高， 主要体现在选题重大、立意高远，导向正确、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务实管用，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等要求。
在经过了两轮的专家评审之后，确定由我来主持这个项目。现在发布的是该项目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毕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多方面的，接下来我们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能够对全国各个城市的生态文明水平进行评估，这最能让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贯彻到各个地区去。这还只是一个设想。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同样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但它更强调尊重自然，建设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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