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志强(右一)与陈冲(左二)等合影。在1983年“严打”中迟志强曾因“流氓罪”获刑四年。
“民意”的悖论
“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严重情绪化倾向的司法成为严打一大弊端
在1983年的“严打”中，执政党表达了它的决心和诚意。全国各地都有干部子弟落网，那简直是一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狂欢。在上海，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而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年8、9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审判、执行，吊销城市户口，送往西部服刑……立竿见影的是，在严打刚开始的9月，“二王”就在江西被当场击毙。
每一个大案的突破，都伴随着群众对执政党的欢呼叫好和民心的安定。在各地，经常有群众放鞭炮欢呼党和政府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甚至很多人登门表扬感谢公安派出所。
以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面貌出现、而存在严重情绪化倾向的司法，也成为严打后来被诟病的一大弊端。上海陈晓蒙案在当时被当成杀一儆百的典型，曾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样的话，也出现在1997年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而“民愤极大”的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中最后的宣判书上；而目前法学界的共识是，被判处死刑的张，罪不当死。
电影明星迟志强，就是“民意”的受害者之一。1982年在南京拍戏期间，他与一帮高干子弟交游，跳“贴面舞”，看小电影，发生自愿的“一夜情” 关系:“严打”展开后，被邻居举报。因为他的事件中没有受害者，公安部门本要通知单位接回去说服教育了事。没有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发表报道，虚构渲染了“强奸、轮奸”等情节。报道一出，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蜕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同样打到公安部，打到省委、省政法委……
最后，南京市公安局只能告诉迟的单位: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迟最后被判刑4年，他的事业在如日中天之际陨落。
迟志强在看守所遇见两个“难友”，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猥亵罪，判了4年。
禁而不止的邓丽君
1983年是中国人私人领域转折的历程中一个前景不明、停滞踟躇的年份
1983年，是中国人私人领域转折的历程中，一个前景不明、停滞踟躇的年份。那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节联欢晚会，曾被批评为“黄色歌曲”的《乡恋》成为最热门节目；4月，上海服装公司的模特队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表演，而不久之后，总书记胡耀邦身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
然而，形势也在往反方向发展。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初，歌星邓丽君的流行曲通过电波，以及私下的翻录，迅速而悄无声息地在青年中流传。这一年，她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被定为“精神污染”。1979年，国务院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的一次舞会上，“文革”期间被称为封资修的交谊舞重现江湖；尽管在公共场所聚集的舞会在此后一再被明文禁止，舞会转入私人空间，那始终是一部分年轻人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但在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对家庭舞会取缔。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 ”的公告。
成都某招待所工作人员周世凤是邓丽君的歌迷，因为着迷，她花钱买了日本收录机，花80元买宝丽金的原版磁带，而当时她的月收入只有35元。豪华的装备使她迅速成为发烧友追捧的对象，他们从她那里翻录邓丽君的磁带，甚至拿到黑市销售，5角、1元———由于“靡靡之音”不被许可，这是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内地市场唯一的流传方式，翻录带在市场上卖得火爆异常。
“严打”开始，被发现非法贩售磁带的周世凤夫妇不仅被拘留半个月，还被检察院起诉，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的罪名，分别被判徒刑七年，并被处罚金一百元。没有想到，10个月后，她们又被无罪释放了———法院认定他们翻录贩卖的是“黄色下流”而非“淫秽”的录音磁带，尚未构成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周世凤也许并不知道，仅几个月之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对邓丽君的越洋电话采访———这表明官方对邓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
1983年，人们私下的生活已经呈现多种样貌，国家却依然认为有规范人民私德的使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被单位保卫、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却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同于后两次全国性“严打”，1983年的“严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的泛滥。当时给公众留下记忆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案件。西安的马燕秦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严打”开始，早已了解她舞会组织情况以及复杂两性关系的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而另外几名被指控而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则数不胜数。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被惩处的人犯下的“罪行”，都没有受害者。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如此断言:“有时候，只是有时候，罪犯是未来道德的先行者。”仅仅20年后，木子美等私生活备受争议、却未受到任何公权力干预的人物出现，让迟志强发出慨叹:“晚生20年，我决不会坐牢！”
1983年“严打”，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2001年,沈阳严打公捕大会,这是自1983年“严打”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逮捕行动
告别运动式治理
中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超越运动式的治安治理做好了准备，然而法治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如经历过1983年“严打”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所描述的，当年的“严打”，有着它特有的“艺术表现”: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十辆警车一起出动，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确实如同一场战役。
形式化执法的影响，今天仍然不绝如缕。直到21世纪，“严打”仍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汪明亮在2002年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尽管公众已经了解“严打”中出现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冤案，绝大多数人仍然一边倒地支持“严打”刑事政策。
然而，“严打”并非如人们感性认识中那般有效。统计数据表明，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与第一次“严打 ”斗争如出一辙，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为224万起，2000年为363万起，2001年为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2001年到2002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780件，这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27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000件；并且从 2003年到2005年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20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2003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过程。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还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政策。6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宣布，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多年前因“严打”而下放的复核权从此“回家”。
至此，在政策和法律上，为超越运动式的治安治理做好了准备。然而，走向“以法治国”的法治，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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