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企业家》研究部的调研认为：
■上海未来10年将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突出中国概念，但同时拥有大量离岸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中心，辐射范围自北亚起步；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分离的情况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竞争，但更多的将是一对分工互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新角色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化提速，2020年上海将成为北亚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
现实的发展超出了当初那些最有想像力人们的想像。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只是想建成一个中国国内的金融中心，并不敢奢望恢复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尉文渊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如此表示。作为1990年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上海资本市场创建人之一，尉文渊见证了上海金融市场筚路蓝缕的起点。“我们那时去拜访全球各大交易所，人家只派公关小姐接待，因为搞不清楚这个上交所到底在哪里。”
但情况今非昔比，十几年来上海金融实力呈几何增长，2009年3月，国务院更通过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德勤企业咨询主管合伙人施能自认为，此前上海建立金融中心主要是当地政府的提法，而现在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中国前一阶段的改革是各个区域分别发展，下一阶段则会强调整合，利用金融手段将是一个主要的途径。通常，发达国家当金融服务占到GDP的8%-10%，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占到GDP的2 %-4%的时候，政府就必须启动建设区域或国际金融中心，以推动GDP的增长。
本轮金融危机也是上海筹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催化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5月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表示，刚刚举行的G20峰会表明，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克服金融危机的问题，在过去传统框架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该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来参与，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挑战，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波士顿咨询（BCG）合伙人米嘉指出，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鼓舞，提升了自信心。因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际上过去被认为是最佳金融实践和好的监管体系被证明出现漏洞和差距，而中国过去十年所打造的严格的监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的金融机构免受冲击。奥巴马政府解决金融机构坏账学习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做法，而沃顿商学院院长Thomas Robertson也承认中国商业银行一方面国有，一方面又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模式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也促使中国从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向更侧重国内市场为主转变，所以中国必须提高效率、强化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资金流向应该得到发展的领域和行业。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中国确定了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但是，届时上海将是何种程度的金融中心？不拥有金融政策决定权是否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一个主要障碍？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对衰落为代价？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最大短板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本刊研究部的调研认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化提速，2020年上海将成为北亚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而言：
▲上海未来将是全球金融市场中突出中国概念，但同时拥有大量离岸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中心，辐射范围至少应包括北亚地区；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分离的情况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竞争，但更多的将是一对分工互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不必选择建立金融特区的方式以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
中国的，但不止中国的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需要有超越中国市场的辐射范围，其中包括拥有国际性离岸金融业务
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看法最主要是凭借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强势崛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且将很快超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但是过度强调中国经济规模的支撑，有可能忽略上海金融中心国际化的一面，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市场的通道，同样应该具有对外辐射的功能，其中应该包括一定量的离岸金融业务（参见图1）。
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有自发形成和政府推动两种，自发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依赖所在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但即使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实力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完全划等号，借助离岸金融的交易量和影响力，可以大大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19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鼎盛，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额外贸顺差并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但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后来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也严格限制本国居民参与，致使亚洲离岸金融交易很大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这影响到东京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一些排名中，东京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
从历史传统看，上海1930年代不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拥有足够的国际化程度和辐射能量，远东地区外国公司的股票、债券可以在上海上市交易，非居民都能够进行买卖。未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应该超越历史所有的高度，假使大量外国公司将亚太总部从香港、新加坡和东京迁到上海，这些公司不仅需要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市场，也需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国际业务。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更多地被用于国际贸易，将出现巨大的人民币境外资产，上海理应获得这一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
总之，上海金融中心应该依托中国市场，但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应有更大的辐射范围。
上海不是北京、香港的冤家
缺少金融总部不是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碍，上海的崛起并不一定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为代价
不少人认为，在争取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北京是上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相比上海，北京拥有更多的行政性资源，中国金融行业的决策机构“一行三会”——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所在地，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也全部位于北京。相比之下，上海只是具有比较完整的交易市场体系，缺失决策大脑将使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
但事实上，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该依赖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命令。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场交易，上海目前已经是中国发育最完备的市场。同时，交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市场投机和市场波动。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并不适合建设大规模的交易市场。
米嘉指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也使得金融机构总部和异地交易部门的沟通成本大大降低，决策中心不一定要在地理上和交易中心重合，几家大型的欧洲银行将资本市场业务的总部设在伦敦，但他们全行的总部却在不同的城市，如法兰克福或巴黎。汇丰总部位于英国，但汇丰依然是香港金融中心一支重要的力量。
另一方面，近几年已经出现了决策中心将一部分总部职能迁往上海的动向。2005年央行成立了上海总部，未来不排除监管机构和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继续将部分总部职能移往上海，形成北京决策指挥总部和上海交易经营总部“双总部”的格局。决策中心和交易中心的分离不会成为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碍。
再看看香港。上交所首任总裁尉文渊认为香港和上海的竞争关系在上海金融地位并不彰显的1990年代就已经被关注，当时他们去香港访问，经常有媒体问到未来香港和上海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在一些业务上比如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地选择上，上海确实曾经与香港有过竞争，但后来无意当中，上海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定位，未来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而存在。
事实上，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管制环境，上海和香港的差异性并不会完全消失，在竞争的同时，两者更多的会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可能会将总部从香港移到上海，但它们并不会因此放弃在香港的原有业务。
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门户的作用会随着中国市场的更加开放而弱化，但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完善的法律、金融环境，其特有的吸引力仍不可替代。还应该看到，中国和欧洲面积相当，未来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洲市场规模能够支撑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多个全球性金融中心，未来中国的市场规模也足以同时支持上海和香港等多个国际性金融中心。
先练“内功”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目前已经建成了初步的市场交易体系，云集了大批金融机构。上海已经有了筹资额曾创全球第一的股票市场，与伦敦密切联动的期货市场，试点中的外汇交易市场，但其全球影响力的确立有赖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
比如，上海证券市场如果真正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证券交易市场之一，就必须有一批国际着名公司在上海上市，并采用人民币计价，但前提是必须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但目前这两者都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完全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而何时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由中国政府在国家战略决策的层次上做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开始试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由于提出在2020年建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有理由预期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将在未来十年渐进完成。
上述都是在国家决策的层面，而对上海当地政府而言，可以着力推动的应该在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海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但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英国E/Yen咨询公司承担了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主管Mark Yeandle认为，在金融市场化取得真正进展之前，上海还不能挑战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可以以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启动第二波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并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米嘉对这一计划表示欢迎。
如果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开放和市场化提速，上海将有把握实现2020年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预定目标，届时虽然与伦敦和纽约还有距离，但很可能成为北亚地区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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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需要的“硬”功夫
波士顿咨询合伙人米嘉总结，根据BCG的一项研究表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几个“硬”功夫：
第一，金融中心需要建立独特的内在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地缘政治形势，如新加坡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更为稳定，因此是金融机构首选的经营场所。另一种情况的竞争优势是靠近处于劣势的地区性市场。对上海而言，广阔的国内市场潜力就是相对于其它金融中心巨大的竞争优势。
第二，金融中心必须有几个关键要素：1．建立开放的市场，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方面上海还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补。2．必须建立明确、国际认可的现代化法律标准。这些标准不仅与金融投资等法规相关，还要与更为复杂的制度如公司治理相关，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还无法与国际接轨。3．必需的基础设施，如清算和结算系统。4．支持类服务也非常关键，包括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其它基本服务，如签证手续、交通和通讯等。上海这方面依然有简化的空间，但交通和通讯设施已经接近世界其它许多现代化城市的水平。
第三，金融中心必须拥有良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能够吸引外来人才。在这一点上，上海多姿的生活方式已经让城市充满了吸引力。
北京和上海：一场暗战
北京金融街与上海陆家嘴，是在金融产业链内部的两种不同分工，前者决策，后者交易
4月，上海外滩那些古老的银行大楼外已经悬挂出庆祝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标语，大红的绸幅在阳光下异常耀眼。
但京沪两地对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看法上的微妙差异，却让人觉得欲语还休。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香港、也不是新加坡，而是北京。
也有人认为，上海和北京并不存在竞争，他们给出的方案是参照纽约—华盛顿模式，一个政治中心，一个金融中心。但事实上，对金融中心的地位，北京很难轻言放弃，上海或许想成为纽约，但北京也许更想成为伦敦。前者的角色只是金融中心，而后者却将英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合二为一。
北京无法忽视它手中掌握的巨大的金融资产和相关的行政资源，数据显示，北京金融街地区管理的资产已达1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控制着90%的信贷资金和65%的保费资金，年税收占北京总税收的25%。此外，全国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出自北京的金融街。
仅仅在一年前，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再往前一年，2007年11月，北京金融街区域拓展方案获得市政府批准。未来5年内，扩建后的金融街拟新增金融机构1200多家，达到1800家。
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一直也想打金融牌。那么北京会因为中央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放弃这张牌吗？
北京有一些传统地位和传统优势，在目前的体制下，这些优势不会马上就丧失。换言之，北京是无法撼动的总部中心。
中国金融业的决策机构，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均在北京，这是北京独特的优势，在短期内，对这种格局即使只做局部修正，也并不容易。
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简称“央行二部”）正式在上海挂牌成立。业界人士将此视为美联储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作为一个制定货币政策的委员会，美联储虽位于华盛顿，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实际由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负责。“央行二部扮演的角色还远没有达到纽约联储那样的地位。央行二部搬到上海这么多年，说实话，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传统上，大家都认为，（如果借鉴美联储和纽约联储模式，）央行二部应主要负责监管工作，但现在执行监管职能的部门主要是三会，所以现在央行二部的角色是有点儿尴尬的。”
同样的，虽然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总部也位于华盛顿，但美国是由交易所来审核上市的企业，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只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而不必获得“核准”，具有核准权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中国则不同，接收上市公司申报、审核及监管的机构不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是位于北京的证监会。
张明认为，央行二部短期内很难成功效仿纽约联储，阻力主要是现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系。央行主要是实施货币职能，它的监管职能绝大部分已经分散到三会手里。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虽然是分业经营，但美联储的角色很特殊。纽约联储除了能对商业银行监管，还能对很多其它的存款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除非未来把一行三会整合成类似于英国FSA（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是英国金融管理最高监管机构，地位具有相当于国内银监会与证监会的联合执法效力）、或者像韩国FSC（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那样的格局，“即形成新的监管机构，即金融大部，这个金融大部又有一个分支机构在上海的话，（央行二部）有可能形成像现在纽约联储那样的形式。”
除了政策制定和监管机构的总部在北京，四大商业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100多家央企的总部也设在北京，以便于更紧密地接触政策动向，或者说可以更好地游说政府部门。由此也可以看出北京本身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
这亦是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在选择总部时，会考虑选在北京的原因。
比如，除了业务偏重于零售的汇丰、渣打等总部设在上海之外，偏重于公司业务和投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均将在华总部选在北京。张明认为，与上海的“交易驱动型”所不同，北京“直白点儿说，是以关系驱动。投资银行最重要就是拉一批业务，除了凭经验、实力之外，更多的是靠关系。企业客户也是一样。”
几乎没有人会以为，四大行的总部会搬迁到上海，仅凭四大行最高领导人同时都拥有行政级别这一点就能说明问题，他们的角色会频繁地在政界和银行界之间切换，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不愿意远离行政中心。
据估算，上海自身管辖的银行（上海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全国资金量只相当于一个四大国有银行上海分行的水平。当然，上世纪80年代，交通银行总部迁往上海，是上海金融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粒棋子。但缺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海的金融中心难免要打折扣。
从市场与交易角度而言，上海确实又占据着北京所无法匹敌的明显竞争优势，它拥有国内最重要的一批全国性市场和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机构投资者债券市场、期货交易所、外汇市场、黄金市场、钻石市场等要素市场（参见图2）。
当然，就像上海试图通过建立央行二部来复制纽约联储模式、从而向北京的传统优势中渗透一样，北京也试图通过建立石油交易所、股权转让的OTC市场等来淡化上海在市场上的优势。“但这种竞争中的相互渗透，将会模糊上海和北京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张明认为。
另一方面，上海金融开放的脚步更快一些。目前，上海正在向投资和融资两个层面逐渐地开放：一方面，进一步地扩大QDII，让更多的外资资金可以投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到上交所上市。
在吸引金融人才方面，上海也先行一步。今年2月，上海市第四次户籍改革，打通居住证转户口的瓶颈，并在住房、子女就学补贴等方面对金融企业高管给予奖励，计划到2010年将金融从业人员扩充到22万人。北京在人才政策方面比较传统，不如上海灵活。
但在相互竞争中，在中国的金融生态中，北京重决策、上海重交易的分工趋势逐渐明朗，突出的是，近年来四大行的部分资金交易中心以及新设立的信用卡中心、私人银行中心的总部纷纷落地上海。
2002年，建行的信用卡中心设在上海。工行的私人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去年3月开始营业。农业银行私人银行筹备办相关人士近期也表示，要在今年内设立私人银行，总部选在上海外滩。
某国有银行战略发展部一位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四大行有这种趋势，即将交易型的机构逐步转移到上海，但其它方面，可能还要看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以后再说，各大银行还有一个观望的过程。”
在GFCI指数排名中，上海第35位，北京第51位。上海更具优势，但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北京与上海更可能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谁做国际金融中心，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世界上既有如华盛顿-纽约、渥太华-多伦多、柏林-法兰克福等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分置的，也有如伦敦、东京、巴黎等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合二为一的。北京与上海，最理想的状态仍然应该是二者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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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金融中心：除了伦敦、纽约还有谁?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追述了15世纪以后全球主要力量的兴衰沉浮，历史上，全球金融中心兴替相继，情况大致类似。
13世纪，地中海是欧洲的经济重心，意大利佛罗伦萨借此崛起为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一个世纪后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欠账不还，佛罗伦萨遭受重创一蹶不振，成为唯一一个因主权风险衰落的金融中心。
随着欧洲经济重心转向西北欧，荷兰阿姆斯特丹继起成为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工业革命后，伦敦又树立起自己在全球金融市场绝对的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全球金融中心霸主的地位拱手让与纽约。
这是自发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普遍的演进逻辑。
全球金融中心另一种形式方式是政府推动，这方面最典型和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1960年代，新加坡利用位于旧金山和苏黎世两大金融市场之间的地理优势和亚洲美元市场兴起的时机，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建成了亚洲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2000年后，新加坡果断地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推出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又使新加坡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球一个重要的财富管理的中心。
自发形成和政府主导两种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并不绝然对立。二战以后由于国力衰落，伦敦全球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被纽约代替，但1970年代伦敦抓住欧洲美元市场的机会，通过获得这一离岸市场的主导权，在国力远逊的情况下，伦敦恢复了和纽约并驾齐驱的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史专家认为，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历史上伦敦、纽约这样单金融中心的情况已经被多中心、多层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格局所取代。伦敦和纽约是第一层次，东京、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等次一级的全球金融中心位于第二层次，最后一层则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和新兴市场国家新崛起的金融中心（参见图3）。
这些新崛起的金融中心中，一些利用自身优势形成了集中于特定业务领域的金融中心，比如都柏林利用毗邻伦敦，但成本便宜的优势，成为了后台业务处理的中心。
新兴市场国家中，中东国家利用近年油价飙升，石油美元膨胀的契机试图建立卡塔尔、巴林、迪拜等一批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中心多数具有离岸金融中心的特点。
最短的木板：金融定价权
如果不能引导价格，一个金融中心交易量再大，云集的金融机构再多，都不过是其它金融中心的附属
木桶的容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对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梦来说，“最短的木板”就是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多数都和某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某一金融中心的崛起就是该国货币在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获得话语权的过程，强势货币对本国金融中心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元的霸权。美元霸权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美国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将金融危机的损失平摊到所有接受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更迫切地感受到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必要，并把“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定语。
但本国货币拥有国际地位的前提是它能够自由兑换。1980年代，由于外汇短缺，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到1990年代，中国出现大量外贸盈余，但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逐步开放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同时，中国继续对资本账户实施严格管制。很大程度上，人民币不能够在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帮助中国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裁尉文渊回忆，早在上海资本市场发韧的1990年代初期，德国奔驰公司就主动联络，表示希望能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但由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开放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上交所最后只好放弃。
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新一轮高增长，人民币朝着自由兑换的步伐加快，2005年7月，中国实行汇率改革，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后，扩大了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虽然交投清淡，但开始有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与此同时，国外极度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化，并且形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影子市场”，比如新加坡NDF（人民币不可交割一年远期），就是外国投资者预测人民币未来汇率走势的重要参考依据。
值得担忧的是，由于中国资本账户不开放和迟迟不能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国外正在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离岸金融市场。
金融中心有无地位最重要是看它有没有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无论是汇率、大宗商品还是金融衍生产品，如果不能引导价格，一个金融中心交易量再大，云集的金融机构再多，都不过是其它金融中心的附属。
这就需要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而实现充分的市场交易以发现价格。事实上，中国已经具备定价的能力，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进口国，上交所的筹资额和交易量也列入全球交易所前茅，只是由于资本账户的封闭，这些市场形成的只是国内价格，还不足以影响全球市场的走势。
上海近期宣布将考虑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在上交所上市，真正实现这一点，就必然要在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上有所突破，接下来如果上海能够找到更多类似的突破点，未来几年在资本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上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借助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和上海已有的金融市场基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得到跨越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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