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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杨守云的春节：没了工作 一贫如洗
2009-01-17
2008年，安葬完爱人的杨守云再次外出打工。他还是想白手起家，去外面的世界里，第三次给家里挣来积蓄。但这一次，杨守云失望了：今年打工很不顺，工资很低。到了年底，因为厂里效益不好，杨守云被裁员了。杨守云不懂“金融危机”，更不晓得“次贷”是个什么东西，他只知道，全家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没有了，这让他心里发慌。人物介绍： 2007年11月，杨守云没了老婆，因为给老婆治病，一起消失的还有几十年打工攒起的13万块钱。 2008年11月，杨守云没了工作，因为经济危机，他被厂里辞退了。 现在的杨守云一贫如洗，46岁的他没有半点积蓄，没有工作，独自养着老父和两个儿子。 孤儿寡母的生活 谢卫是豹龙庙村15组的，杨守云邻组的村民。同为村里的低保户，谢卫不认得杨守云，谢卫对另一户贫困家庭的人也没有兴趣。他没有钱，这是他最关心的。 跟30年打工经历的杨守云相比，谢卫还嫩的很——他才在外面干了三年。谢卫所在的黄冈是鄂东农业大市，农村劳动力里，60%以上的人都在外打工。 想不好的未来 2007年，谢卫的工资开始涨到一千二百多。而这一年，根据湖北省劳动部门的统计数据，民工在外省打工的平均月工资为1078.45元，谢卫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比同乡们的平均工资要高了许多。但谢卫能够感受到日子的变化，他第一次尝到了手上有钱的滋味。 这是谢卫最幸福的一年，2007的春节，谢卫揣着两千块钱回家了。这是他第一次带钱回家，他给家里添了粮、油、肉、菜，买了点衣服、鞋子，很快便花光了。 过完年，谢卫又身无分文地去了东莞。他想08年的工资应该还要高一点，也许能攒下更多的钱。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见到杨守云的时候，他正在堂屋的桌上补台灯罩。雨伞造型的塑料灯罩裂了两半，他拿着一管胶跟掉下来的那一半搏斗着。 “他家里特别困难，去年刚死了爱人。”村支书周新民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补充道，“是艾滋病。”2007年11月，杨守云没了老婆，因为给老婆治病，一起消失的还有几十年打工攒起的13万块钱。2008年11月，杨守云没了工作，因为经济危机，他被厂里辞退了。 现在的杨守云一贫如洗，46岁的他没有半点积蓄，没有工作，独自养着老父和两个儿子。 杨守云念初中的时候，周新民就当了村支书，这里是鄂东黄冈市浠水县关口镇下的豹龙庙村，村子很大，杨守云家在14组。“他们家一直都很穷，这么多年来也没能脱贫。”周新民看着杨守云长大，觉得杨家人太本分，是一家子老实人。 和很多同伴一样，初中毕业的杨守云不念了，在家学了一年木匠活，就去了外地打工，父亲在家种田。70年代末，外出务工的人并不多，杨守云的手艺一般，挣钱并不多。 但日子还是一天天的好起来。父子＿内外操劳，家里开始有了积蓄。杨守云不敢花这笔钱，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家里一直住的土砖房，经年未修，将来有了孩子，上学又是一笔大的开销。 这笔钱让杨守云一直得以保存到1997年。这年秋天，杨守云唯一的弟弟因病去世，治病花去了家中3万元积蓄。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杨守云的老婆韩学莲查出了艾滋病——一年前，韩学莲流产，在乡卫生院输血，染上了艾滋。 杨守云对艾滋了解的并不多，他只知道这个病不好治，韩学莲的身体也差了很多，干不动农活，只能在家带两个孩子，照顾老人。作为杨父的独子，杨守云担起了一家六口生活的重担。 2001年，杨母因心脏病去世。村里出了些砖瓦材料，乡邻们七拼八凑了两千块钱，按最简的葬礼，帮着将杨母安葬了。 这并不是结束。2007年，韩学莲艾滋病发，杨守云从外地赶回，给爱人治病。治疗艾滋病的高额医疗费根本不是身为低保户的杨家所能承担的，很快地，多年来杨守云一直紧攥在手心里的13万元的积蓄统统花光，韩学莲却还是走了，只留下两个儿子，和已丧失劳动能力的杨父。 “那笔钱本来是留给孩子上学用的。”杨守云轻声说着，停下了补灯罩的动作，眼睛看着虚空，脸上看不出表情。看到记者来到他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周围的邻居们都已修起了小楼房，他家却还是几十年前的土砖房。 他说，想盖房，但孩子读书更重要，所以钱一直攒着没敢花。 “不过现在也都没了。”杨守云勾下脖子笑笑，又开始了手上的动作。杨守云的大儿子已经初中毕业了，因为读书的钱没有了，跟他的父亲一样，初中毕业的他外出打工去了。 2008年，安葬完爱人的杨守云再次外出打工。两次亲人的离去，两次花光了他的积蓄，30年的积蓄没了，他还是想白手起家，去外面的世界里，第三次给家里挣来积蓄。 但这一次，杨守云失望了：今年打工很不顺，工资很低。到了年底，因为厂里效益不好，杨守云被裁员了。 杨守云不懂“金融危机”，更不晓得“次贷”是个什么东西，他只知道，全家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没有了，这让他心里发慌。 现在的杨守云待在家里，东摸摸西看看，拾掇一些多年外出未能顾上的家务事——比如修修台灯罩。乡里哪家要盖房子，需要短工了，杨守云就赶忙拎着扁担过去了。打打零工、带带6岁的小儿子、照顾70多岁的老父亲，是失业在家的杨守云生活的全部。 “看不到希望，只能靠孩子。”杨守云说，对于自己，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但看着跟前的小儿子，他觉得仍有盼头。大儿子已经开始在外打工了，自己虽然没了工作，但好歹身体还壮实，还能在家干干活。他想，自己跟大儿子一起努力，将来家里还是能攒下钱来。 只要有钱，小儿子就能读书，念高中，念大学，将来便能过上好日子。虽然，小儿子今年才6岁，而农民杨守云已经47了。 “哎！”杨守云长出一口气，第九次了，灯罩终于粘上了。 啪！只是几秒种，又掉了。杨守云不好意思地咧嘴笑：“这胶不行，肯定粘不住了，不粘了。”他嘴里说着，手上却没停，又拿起掉下的那片灯罩，用那管胶继续补起来。 孤儿寡母的生活 谢卫是豹龙庙村15组的，杨守云邻组的村民。同为村里的低保户，谢卫不认得杨守云，谢卫对另一户贫困家庭的人也没有兴趣。他没有钱，这是他最关心的。 跟30年打工经历的杨守云相比，谢卫还嫩的很——他才在外面干了三年。谢卫所在的黄冈是鄂东农业大市，农村劳动力里，60%以上的人都在外打工。 2008年12月底，因为厂里发不出工钱，谢卫辞工回家了，一起辞工的还有厂里的两百多人。彼时，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湖北省全省返乡民工数已达85万，占外出民工总数的11%。 回到家的谢卫看着即将断炊的家，和痴痴傻傻的老娘杨秀芳，无计可施。他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在外打工的工钱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2008年，谢卫没能攒下一分钱。 杨秀芳理着男人的精短头发，穿着蓝布上衣。见到她的时候，她一手拎一棵白菜，正往家里走。看到有来人，她并不说话，默默放下白菜，开了门，引人进了屋。邻居韩大姐凑过来，指着白菜低声说：不知道又是哪家送给她的。 家里被拾掇得异常整洁，凹凸不平的黄土地面十分干净，桌面也整洁的很。因为家具格外少，屋子里空落落的。杨秀芳不说话，也不说儿子去哪了，眼睛只瞄着地上，自顾自地在屋子里转悠着。 转了一会儿，她好像想起了什么，急急走到橱柜前，掀起一块麻布，从底下拿出一只擦得锃亮的白瓷茶缸就要给来客倒水。几只茶缸擦得洁白锃亮，倒扣在一只大盘子里，用麻布小心地盖好，静静地放着堂屋的角落里。 墙壁上的挂历旁，贴着一张残缺的奖状，字迹斑驳，依稀可辨出“2003年优秀纳税户”的字样。这是村里颁给谢之（化名）的，周新民回忆说，农业税尚未取消之前，谢之就是交税最积极老实的。他常常没钱，但就是借钱，他也要先把“公粮”给交了。 谢之是谢卫的父亲。2003年，借钱也要交公粮的谢之得了一纸奖状，他把奖状贴在堂屋的左墙上，和挂历摆在一起，咧着嘴呵呵地笑。两年后，村里传来消息说，农业税要取消了，谢之觉得负担一下子轻了很多。这一年，儿子谢卫也开始出外打工，谢之觉得日子有了盼头，格外高兴。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正式取消，19天后，谢之死了。 “不用倒不用倒。”周新民连连摆手，拦住了正要倒水的刘秀芳。刘秀芳一怔，顺从地把杯子搁回茶盘，重新盖好。 过了一会儿，谢卫从姑妈家回来了，开始做饭给刘秀芳吃。这一天，谢卫和杨秀芳的晚饭是白菜煮面。 打工仔的坏心情 谢之没走以前，谢卫的心情要好得多。 谢之（化名）是村里的老光棍了。1983年，50岁的谢之终于讨了老婆杨秀芳，一个痴痴傻傻的女人。次年，儿子谢卫出生了。 谢卫的学费都是学校垫付的，到了收割季节，谢之再用卖谷的钱去还，一年三百块。谢卫九岁那年，谢之发现自己再也凑不起谢卫的学费了。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之前欠着的还没还，也没有一粒谷可以卖的了。 1993年的冬天，谢卫辍学了，这一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 辍学后的谢卫开始在村里游荡，和伙伴们玩耍在山野间。村里小学就辍学的孩子很少，同伴们去上课的时候，谢卫就一个人在村里转悠，在山野间度过了一个无忧而略显空洞的童年。 老来得子的谢之舍不得让孩子干活，谢卫长到16岁的时候，谢之才第一次让儿子下地，帮着打打下手。这是2000年的夏天，谢之已经66岁了。外面的世界，日历已经翻到了21世纪，但谢家的土砖屋里，时间仿佛停滞了。几十年来那个忙碌在地头的身影，依然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勤扒苦做。 杨秀芳没有娘家人，或者是有的，只是谁也没见过。一直到现在，谢卫仍未见过任何一个母亲的娘家人。没有人来看望过杨秀芳，没有人来找过她，没有人打听过她，没有人提起过她。 除了谢之。杨秀芳是谢之的老婆，是给谢之带来儿子的人，谢之疼儿子，也疼老婆。 从小，谢卫脑中的“亲戚”就是父亲家里的人。谢之家里的亲戚大都不富裕，但比谢之家要强很多。亲戚家里的劳动力多，又值青壮年，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谢卫有个表哥，便在天津打工，做些油漆活。 谢卫想要跟表哥出去打工，但被谢之坚决阻止了，他觉得油漆味不好闻，对身体肯定不好，他舍不得让谢卫做油漆工。 2002年，谢卫18岁，谢之年近七十。他终于同意让谢卫外出打工，学木匠，做家具，这个对身体没什么坏处，谢之放心。 “学徒就像上学，天天帮师傅干活，但没工钱，生活费还得靠家里寄。”谢卫说，因为书念的少，反应慢，学不会，在河南和山东辗转学了一年多，谢卫还是回了家。这一年的学徒经历，谢卫只挣回了一套衣服——作为一年以来的工资，师傅给回家过年的谢卫买了身新衣服。 谢卫说，当时回家，是想着反正家里有爸爸，回家找爸爸去，手艺横竖也是学不会了，种田也行的。 但谢卫现在已经后悔了。他说，当初书读的少，学东西本来就慢，后来学手艺又没坚持下来，自己现在没有一技傍身，打工挣钱都比别人少。 谢卫真正的打工岁月从2005年开始，在东莞一家木器厂当包装工人，做些装首饰的包装盒。月工资400多，赶上加班多的日子，一个月能挣到5、600，谢卫只能靠借钱度日。他一个月会给姑妈家打两次电话，让谢之去接，他知道谢之担心自己。 接完电话的谢之更担心了，他怕儿子在外面挨饿，不时还寄点钱到东莞去。这年的春节，谢卫回家过年了，谢之欢天喜地地接回了儿子。腊月二十的下午，72岁的谢之在自家土砖房里突发脑溢血，鼻孔出血，倒地不起，送到乡卫生院时，已经没了抢救价值。 这天夜里，谢之断了气，撒手人寰。 走的时候，堂屋的墙壁上还挂着谢之拾掇出来的年货——一块腊鱼，一块腊肉。 这天夜里，谢家的亲戚陪着谢卫睡下了。杨秀芳看到老伴走了，有些伤心，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跟没事人一样，出门四处转悠去了。 就像当初杨守云葬母的时候一样，乡邻们凑了一千多块钱给谢家，这才把谢之给简单葬了。这一千多块钱是捐的，不用还，谢卫知道。 对于谢卫来说，这担子压得过于突然。尽管家贫，但此前家里的生活重担，全部被疼惜儿子的谢之一人扛起。谢之一走，天塌了。家里没了生活来源不说，还有个每天迷迷糊糊的杨秀芳要照看着。 葬礼结束，腊肉吃完了，年也过完了，谢卫该出门了。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两百斤谷放在家里——杨秀芳一年的口粮，就又去了东莞。 2006年，厂里的工资依然不够谢卫开销。谢卫知道，他必须靠借钱或自己来养活自己了，因为家里已不再会有个叫谢之的给自己寄钱。 每个月往姑妈家打的电话费倒是省了下来——杨秀芳不懂接电话，家里已经没人会接谢卫的电话了。 随着打工资历的加深，谢卫的工资也在缓慢增长，工资涨到800多的时候，谢卫终于解决了基本生活，不用借钱了。 但攒钱仍是奢望。丧父第一年的谢卫干了一年活，勉强养活了自己，到过年的时候，谢卫回家了。回家的谢卫发现，杨秀芳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一整天都不知道做饭吃。因为杨秀芳没有自理能力，谢卫愈发烦恼。 “从05年开始，日子一年比一年困难。”谢之走后，饱偿缺钱困扰的谢卫说起这几年，总不愿回想。 想不好的未来 2007年，谢卫的工资开始涨到一千二百多。而这一年，根据湖北省劳动部门的统计数据，民工在外省打工的平均月工资为1078.45元，谢卫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比同乡们的平均工资要高了许多。但谢卫能够感受到日子的变化，他第一次尝到了手上有钱的滋味。 这是谢卫最幸福的一年，2007的春节，谢卫揣着两千块钱回家了。这是他第一次带钱回家，他给家里添了粮、油、肉、菜，买了点衣服、鞋子，很快便花光了。 过完年，谢卫又身无分文地去了东莞。他想08年的工资应该还要高一点，也许能攒下更多的钱。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2008年的谢卫，每个月上正班，能拿一千五百多块钱，加班多的话，一个月能挣到一千八。相对宽裕的手头让谢卫的心情好了很多，性格内向的他也开始逐渐交上朋友，工作之余，他开始有了很多娱乐，下馆子、台球、老虎机…… 谢卫不会玩老虎机，但他没事总想试试。大多数时候会输，最多的一次输过好几百。而赢的次数屈指可数，运气最好的那次，他赢了几十块钱。 “08年没能攒下钱。”谢卫开口，声音闷闷的。他说，一个月房租要230块，吃饭和娱乐则要花上七八百，手机费又要一百多，再有点交通费，买个生活用品什么的，特别是赶上老虎机的运气不佳，一个月的工资眨眼就花光了。 “主要还是因为罚款太严了。”谢卫不觉得自己的娱乐开销有什么不对，但对厂里台湾老板的苛刻却颇为不满。他说，厂里的罚款制度特别严厉，迟到一分钟就罚十块钱，工作中一不留心损坏了产品，更是要照价赔偿。 谢卫一个月会迟到个两三次，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两、三点，睡不到四小时又得起床，便难免迟到。 因为迟到和损坏产品的罚款，2008年一年下来，光是罚款，谢卫就交了2000多。 到了下半年，谢卫发现厂里的订单似乎少了很多，他们也几乎不再加班了，就连上正班的时间，都时常放假，一个月下来，才能拿八、九百块钱。这让已经花惯了钱的谢卫一下子退回到两年前的水平，他很不习惯。 对于正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谢卫一无所知，眼前所见的是，工友们越来越难以维系生活了。没有活干，还要搭进好几百块的生活费，大家都开始受不了了。 谢卫开始四处找别的厂子，但在东莞的那个镇上，哪家厂的效益都不好。到了年底，谢卫发现自己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他又回到了一贫如洗的状态。 2008年年底，谢卫跟工友借了300块钱路费，回家了。 没钱，也没米。现在的谢家，每天吃的都是乡亲们零星接济的粮油。天气好的时候，谢卫也会去河里、山上抓鳝鱼、蛇，运气好的时候能抓到几条，拿到镇上卖，能换点小钱。 谢卫回家几天后，村书记送来了200块钱，这是他们家2008年最后一笔低保金。下一次领低保，就要等2009年了。这之间的日子，吃饭的问题该怎么办？继续等着乡亲们的接济吗？ 对未来，谢卫说他没什么大打算，广东那边的经济不知何时能好起来。 回家种田显然不可能。家里的地早就荒了。杨秀芳不会种地，谢卫也不想留在家种地，没有劳作习惯的他见多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不愿留在家里。 但谢卫仍认真考虑过在家种地，顺便照顾杨秀芳。考虑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比起劳作的辛苦，更现实的困难是：连买化肥的钱都没有，想要种地满足母子二人的口粮都是奢望。 所有这些，谢卫都来不及细想，也想不好。眼下，他最现实的计划是“先在家睡七八天，工作等过完年再说。” 谢卫说，他准备年后再看看情况，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跟表哥去天津做油漆工。不管油漆味有多伤身，那个叫谢之的人不在了，没有人会拦他了。 最直接的“受难者” 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成了这场风暴中最直接的承受者。 返乡 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初步统计，9月10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30万湖北籍农民工陆续返乡，杨守云就是其中一个。 一票难求 在嘉兴火车站汹涌的人流中，一名返乡民工用冻裂的手指夹着车票等候上车。储永志摄 来年怎么过 金融危机之下，明年还该不该出来打工？杨守云心里没有半点底。 一贫如洗 杨守云的小屋现在一贫如洗，46岁的他没有半点积蓄，没有工作，独自养着老父和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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