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扬州中秋拜月仪式
“误读”引起的“误读”
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哲学通信》，这部引起启蒙运动的着作却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避免再次因为批判政府而入狱，他去往法国东北边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莱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难。
这时，伏尔泰发现在一位耶稣会士白晋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传》中描写了一位极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不仅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无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贤”。
东方的明君刚好是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几十年中都记挂心头，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或许伏公以为中国尽是明君，他到了中国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会因言论不当被一再驱逐。
中国思想西传之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此时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充满理性精神、拥有开明君主、宗教宽容的中国对了启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进入北京的利玛窦之所以在《札记》中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事实上是因为，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玛窦被召见时，只是对着一张巨大的宝座三叩六拜。而同时，耶稣会士没有介绍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明君”形象抵触的历史。
认为中国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尔泰一人，普瓦弗尔说：“你想有幸成为全球最强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吗？请到中国来，看看那位最强大的君主……他所体现的是最真实、最完美的天的形象”。而魁奈说：“中国早期几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统治者，他们通过颁布公平的法规，倡导有用的技艺，专心致力于使他们统治的王国繁荣……”
中国“明君”的形象还影响了某些欧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国王。
中国之“火”炖熟欧洲之“肉”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在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伏尔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与他的侄女演“对手戏”。
《赵氏孤儿》故事本是讲晋灵公时，权臣屠岸甲追杀异己赵朔，几位好友牺牲自己将其遗孤保全，遗孤长大后成功复仇的故事。而伏尔泰则将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而最后结局是成吉思汗被义举感动，还增加了部分“感情戏”——成吉思汗以孤儿和丈夫的命运为要挟，向伊梅达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员所谓的中国式服装：“白色的套裙，绿色的绣花胸衣，金色流苏的网衫，沙质长衫镶着蓝色塔夫绸花边……”其实是欧式风格一样，被称为“中国伦理五幕剧”的《赵氏孤儿》和原版《中国孤儿》内容，主题相距甚远。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经过耶稣会士的“误读”，再经欧洲人的再度反刍，已经是欧洲化的“中国哲学”了。它仿佛一盘欧洲化的“中国杂烩”，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着不同的人的需要。歌德、培根、马勒勃朗士、伽桑狄、卢梭、孔多赛、笛卡儿、狄德罗、孟德斯鸠、蒙田、魁奈、伏尔泰……几乎所有数得出的思想家都曾经引用中国来论述过自己的观点。
当时大部分欧洲思想家并不曾怀疑或考究中国到底形象如何，而尽管撷取中国文化中与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国的“火”，炖欧洲的“肉”。
伏尔泰发现了契合自己宗教观的孔子的现实主义，而“仁政德治”为他的开明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培尔在中国找到的是理性和宗教宽容。
莱布尼茨在《易经》中寻找到对其二进制思想的印证。从20多岁起，莱布尼茨就开始关注中国。1697年，他出版了《中国近事》，随即写信给普鲁士女皇，说自己准备在办公室门上挂上“中国事务所”的牌子，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作为回报，他和朋友可以乘着爬犁通过鞑靼直到中国……莱布尼茨没有乘坐爬犁来到中国，却在来来往往的信件中读到中国。耶稣会士白晋是莱布尼茨的中国通信者这一，1700年11月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信详细讲述了《易经》这一“最古老、最杰出哲学的零碎而珍贵的残余”。白晋写信之时，莱布尼茨也正在给白晋写信，其中讲述了自己研究二进制的情况。两封信在路上交错而过，接到信的白晋发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思想和《易经》中，阳爻、阴爻很相似，马上写信对莱布尼茨讲到这一点。苦思二十多年的二进制思想被中国的古老文明所证实，这大大激励了莱布尼茨，7天后，他就把论文寄往巴黎科学院请求发表。
众所周知的“中国迷”重农学派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的则是“遵循自然法则”。其创始人魁奈与伏尔泰同岁，都生于1694年，他因为极度赞扬孔子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崇尚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等思想。其继承人杜尔哥亦不改对中国的热爱，一次他听说有两位留法的中国学生杨德望和高磊斯在巴黎，便特意将其叫来，让两个学生回国后，为他收集有关中国经济、农业和朱熹理学的情况。
而对于歌德，中国成为一种躲避现实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饰品、中国风格在欧洲流行的时代，他对中国的初次认识，源于法兰克福他父亲墙壁上中国蜡染壁挂。这位诗人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一个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差不多是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保留下来，搁在一边，以便在危难之时能逃到它那里去。”于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反对暴力行动又无能为力的歌德一直在读中国戏曲、小说、诗歌。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中满含着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尽管在同时，也有如孟德斯鸠所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之类的负面声音，但影响有限，整片欧洲大陆被涌汹的中国热卷过。
由“白”变“黄”
和思想界的热烈讨论，社会上中国风格风靡一时相反，罗马教廷对耶稣会士描述的完美中国形象保持着冷淡态度。他们不同意耶稣会士的入乡随俗政策，不相信耶稣会士创造的，如基督教国家般的形象。经过反复争论，教皇终于厌烦了耶稣会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会，将一百多年的“礼仪之争”彻底结束。耶稣会士退出传教舞台，关上了通往中国的这扇门，也是中国形象改变的征兆。
欧洲人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他们对中国人肤色的描写可以看出，16、17世纪欧洲人的作品中，中国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占支配地位。而18世纪则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中国人描述为黄种人——中国就这样在欧洲人眼里变化了颜色。
风水轮流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欧洲，曾经被用来填补思想真空的东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连伏尔泰都反思地说：“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9月14日那个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笼罩的热河行宫，马嘎尔尼觐见了乾隆皇帝，尽管中国的荣耀仍然一目了然——陈设庄严，富丽堂皇 ——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态。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国就仿佛一艘硕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轮船，危险地四处游弋。
这样，在18世纪末期，耶稣会士、马戛尔尼使团都撤离了这只“危险的大船”，儒家的中国如同大梦一场，最终结束。虽然诸多欧洲商人仍接踵而来，但他们看重的不是孔子学问、儒家思想，而是丝绸、瓷器和亮闪闪的白银。从此“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
托马斯.斯当东：一个孩子梦破之后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使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印象的转变。
从 18世纪近乎痴狂的中国热到19世纪视中国为野蛮落后的国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如果必须找出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寄予厚望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这个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个转变的全程经历者。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亲切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不仅仅是中欧关系大转折的见证者，更是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以代替使团谈判的代表。从硬币的一面走向另一面，欧洲人到底没能读懂中国。然而，托马斯.斯当东鼓吹的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对中国人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在狂热的中国热中启程
尽管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声音已经渐次响起，但毋庸置疑，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中国热的余温踏上万里征程的。
11 岁的托马斯.斯当东是马戛尔尼副手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有幸成为这个庞大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尽管没有多少阅读经验，但是从父辈们的言谈中，小斯当东已经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向往——那是一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极乐世界。事实上，父辈们也和小斯当东一样，完全没有中国经验。
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或想象，主要有三种信息来源：一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二是官方使节的报告，三是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传闻大多难以置信，官方使节的报告稀少且片面，唯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最为深入，因而他们寄往欧洲的书简便成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核心文本。
不过，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读从最初的文字材料就开始了。尽管传教士们有人文知识，也有中国经验，但他们对中国的观察与描述却未必真实。他们为了在中国传教，百般讨好当地的统治者，在向欧洲同胞介绍中国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回避负面的评价。经过传教士们筛选过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会偏离事实和真相。第一位来华的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致读者”中就坦承：“有两类写中国的着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
真正“神化”中国的则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急于打破中世纪桎梏的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对传教士们的书简进行了随意的裁剪取舍甚至有目的的想象，于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
然而过度的神化必然要求理性的批判。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工业革命、海外扩张、政治改革和文化启蒙，欧洲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开始全面赶超中国。与此同时所有的东方大帝国先后都出现衰落，首先奥斯曼土耳其，其次是伊朗的萨菲王朝，然后是印度的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所向披靡的时候，重拾信心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随后，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孔多塞也认为，中国文明兴起于游牧时代之后，并且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相当低级的阶段。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然而，纯理论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除非出现可信的颠覆性的文本。而这个使命，很不幸恰恰落在了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身上，这其中也包括11岁就踏上万里征程的见习侍童托马斯.斯当东。
在这次规模宏大的访华行动中，使团上下对东西方两个大国的第一次正式对话抱有十足的信心。他们也的确有这自信的理由。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成为称霸欧洲的西方第一强国。当时，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对这次开辟中国市场的外交活动抱着莫大的希望。而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密切的关注着事情的进展。而这一切，对于11岁的小斯当东来讲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并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铩羽而归
尽管自信满满，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那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国家完全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更可怕的是，在其一国独大的东亚世界里早已经构筑起了相当稳固的朝贡贸易体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平等邦交和自由贸易。
事实上，早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就已经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未曾引起马戛尔尼的注意。事情的进展果然如此。
1793 年9月14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旅程后，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获准在热河行宫内觐见乾隆皇帝。然而，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礼节显然不符合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而他们精心挑选的国礼也未能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这一切，对于83岁的老皇帝而言无非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罢了。如果没有小斯当东，这次觐见必将因沉闷、无趣和一事无成而载入史册。当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小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成员时，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不仅赐给了一块翡翠，而且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事实上，这一天除了上贡，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要求开放舟山、宁波、天津等处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派驻大使以及固定关税的请求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他们在大学士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等人的一路护送下经大运河、赣江、北江穿越中国腹地。70多天的漫长旅程，使英国人对这个停滞不前的帝国印象深刻。
铩羽而归的马戛尔尼不得不尽力掩盖这次令人难堪的失败。他干脆隐匿了自己的出使报告（直到1908年他的出使日记才得以公开出版），他请副使老斯当东公布了一份相对婉转的记录，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份报告显然顾全了英国的面子，它隐藏了几乎所有令英国人感到难堪的细节。尽管如此，它对中国社会的描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
在出版商的追逐下，使团中其他人的记录陆续出版。“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脱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记录很快成为欧洲人街头巷议的中国新闻。10年以后，使团的另一位副使约翰.巴罗发表了自己的出使报告，他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这份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爱丁堡评论》专门撰文，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和那些抱有不同动机的成年人不同，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亲和马戛尔尼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饰的事情。他的记录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史料。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一个中国通的诞生
1800 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就在这本着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1810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大清律例评论》，直接批评马戛尔尼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高的估计，而自己的父亲却犹豫不定，只有巴罗的观点准确而公正。
回国后，他利用搜集的信息，着书立说，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认识理解。这些着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1823 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致力于推动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第二次出使
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使节前往中国，他们肩负着与马戛尔尼完全相同的使命。新任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为了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国经验的英国人作自己的副手。已经颇有声望的小斯当东当然是不二人选。
马戛尔尼访华23年后，中英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嘉庆皇帝继承了父亲乾隆的皇位，和一个日益衰落却不自知的帝国。他上台伊始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耗费了两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整个国家四到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直到灭亡也没能彻底摆脱出来。
两手空空的嘉庆皇帝并不知道此时的英国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而即将完成的产业革命更是把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渴望世界市场的英国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开中国的市场。尽管有马戛尔尼的前车之鉴，他们依然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这是一次比马戛尔尼使团更加糟糕的经历。7月28日，使团到达北直隶时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争论。使团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叩头。他在给阿美士德勋爵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团夜里才抵达北京，而中国人却催促他们连夜前往皇宫。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于是，愤怒的嘉庆皇帝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在小斯当东眼里，这一次的屈辱远远胜过了上一次。当他们沿着旧路南下广州的时候，陪同官员的敌意代替了乾隆时代的微笑，供给也恶劣得让人难以容忍。而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的信更让英国人感到绝望：“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意思很明确，大清王朝不欢迎英国人。不仅如此，嘉庆皇帝还下令将小斯当东驱逐回国。
尽管事后中国政府出于歉意或者息事宁人的目的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法规，却无法平息小斯当东内心的愤怒。他意识到“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乾隆时代带给他的那一点点的亲切感已经随着嘉庆皇帝粗暴的态度彻底消失了。
主战
1818 年至1852 年间，小斯当东数次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是当时英国下议院中对中英关系较有影响的议员之一。就在小斯当东们因为中英之间的困境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变着中英两国的关系。他们就是鸦片走私商。
起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仅仅是为了平衡过于畸形的中英贸易。但是，鸦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参与走私的也不仅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的猖獗彻底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中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大量白银外流，引起了国内的银荒。而吸食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残害更让中国人担心它将摧毁帝国的武装力量。于是，清政府中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立即引起了英国下议院的激烈讨论。议员格莱斯顿反对为了一种罪恶的交易而挑起战争。中国通托马斯.斯当东站了起来：“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托马斯.斯当东最终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英国获得了胜利。从此，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彻底终结，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
托马斯.斯当东不会想到，他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更是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180度大转弯。而受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丧失了信心。中国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机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于是，一场从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实则西化）前仆后继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国力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依然未能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学习西方仍然是煎熬整个民族的心理共识。
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
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载泽夫人身着洋装与身着旗装的外国人合影
一百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取经，一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前。代表团的随员们已经在恭候了。他们登上了“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自从西历12月7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后换汽车到秦皇岛，再换乘当时中国最好的军舰“海圻”号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凯等官员精心安排严密保护。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在此前，清廷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中国与列强们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要修约了，朝廷一是怕列强们“索要多端”，二是担心中外礼仪不知怎么摆平，灵机一动，竟然想到了派外国人去。这个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事由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的身份是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个参与过戊戌变法又在地方上厉行新政的大员，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1905年7月16日光绪发的谕旨说得很明确：“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
1905 年时的中国，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数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这份光绪的谕旨，已将身段放得相当低，昔日天朝帝国睥睨番夷诸国的威仪已经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强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来再说。
端方会见美国使馆官员及其夫人
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合影
美国委任长篇大论主张排华的政客出使天朝（中国清朝）
正在改变的声望
1900 年10月，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当时，八国联军刚进驻北京不久。丁韪良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问他，是不是刚打猎回来，丁回答说，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回来。“打的什么猎物？”男孩问。“老虎，哦，应该是鬣狗。”
在英语中，鬣狗代表着凶残、阴险、贪婪。这里下意识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他们留辫子、打阳伞、动作呆板、抽鸦片、撒谎偷窃。
1901年，在伦敦街头就出现过关于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的木偶活报剧，而西方记者对义和团的报道和一批当时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记”出版，更让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野蛮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将派大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件事，让外国人对中国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着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而《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更加热情：“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当时的五大臣中，还有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绍英。不料革命党人吴樾的一颗人肉炸弹，不但致吴本人当场身亡，当时的五大臣中也有三个被炸伤。爆炸之后，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一直在催促朝廷加快立宪的步伐。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慈禧们也生怕在此关键时刻落得最后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为徐世昌已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绍英伤重，朝廷换上了李盛铎和尚其亨，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二次从正阳门登上火车出发。
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上面说到斌椿随英国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国，那时他已经63岁，但是当清廷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当时周围人也有很多人劝阻斌椿，说这趟差从古没有过，谁知道是福是祸？斌椿当时还慷慨赋诗一首，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1876 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即使进入到了19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别的不说，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总结，“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10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8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还好，到了第5 天，虽然风浪还大，但是人渐渐适应了，当天正是西历1906年元旦。各国乘客都到甲板上庆贺，当天晚上，中国人吃到了船上厨师制作的“新年大饼”，“外为白糖，以大麦、菩提脯实之”，估计是一种烘制蛋糕。船长特意请中国人参与船上乘客们的游戏比赛，戴鸿慈们欣然同意，还捐了50美元的小奖金。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那次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在早期，中国国内有派来钦差大臣时，驻外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得到码头或是车站行问安礼，他们要在站台设置香案，跪在那里口唱“奴才某某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试想，在这种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这是怎样的东洋景，每每引来众人围观如堵。后来，渐渐新潮的大臣们也不愿这样当着洋人面这样表演了，礼仪改在使馆内举行。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当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以后，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甘当小学生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张五大臣出洋的路线图。
载泽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 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日本人确实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里，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日本的政府使节团赴欧洲十二国考察政治制度，时任工部大辅的伊藤博文年仅30岁，是副使之一。当年他们的考察极其认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铁臭煤气之间，天快亮才回，来不及换衣服，下一个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时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风水轮转，现在轮到他们当老师了。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在中国考察团到达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万5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回国后，戴鸿慈曾有过这样一番议论：美国是民主之国，但美国的民主选举，也伴随着弊端。而说到自由，大家都说自由就是不受压制为所欲为，而我看来，欧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每时每刻都是有约束的。这才是自由的真相——应该说，戴鸿慈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观察，已经相当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给中国人一直是红地毯待遇。载泽回国后的一番话道出真谛：造成如此状况，一在国势太弱，二在政体特殊，“故谓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强者，在弱者、尤其是“半开化”的国家面前，更容易宽宏慷慨。载泽感受到的仍是一种“轻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国实行宪政：惟有“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历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离家乡只有咫尺之遥了，戴鸿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码头迎接。戴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经夭折半年了。
眼下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回到北京以后，他们接连上折，又亲见慈禧和光绪，面陈变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1908 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的事情，当时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都被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鸽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进行一项研究时，惊讶地看到了一批当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时留下的记录，德国人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数册，至少还有德国好几个部委的8份详尽报告。阅读这些材料，夏白鸽看不出一点对中国人的敌意。然而，多年以来这段历史被尘封在档案堆里，当再被翻出时，连德国人自己都非常惊讶。夏白鸽记得他看过德国的一本着名的世界编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张中国的照片，根本没提中国政府考察团的来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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