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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的农民工，何处才是你的浮木
2009-02-20
正月十五过后，农民工们又开始了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浩浩荡荡的“漂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中国今年大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漂移”，是现实中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乡村已经盛不下他们物质的梦想，也盛不下他们已被城市生活改变的精神需求。而到城市重新寻觅一份工作，已经成为失去工作的农民工最迫切的需要。 而解决进入经济下滑周期的就业岗位矛盾，并非政府的春风行动一项可以化解。 在中国，无论是在财产权利、政府提供的基础服务，还是进行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方面，农民都与非农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些差别同样体现在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性差异之中。 想要改变农民工的漂移状态，很显然，改变城市本位主义，从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审视有关农民工的基本制度是首要的。另外，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培育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 -- 中国新闻周刊 此处不再是我的“家” 金融危机和经济调整导致的失业使顾忠暂时回到家乡，但在这里，顾忠们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农历正月十七，中国农民工流出大县湖南省慈利县零溪乡岩桥村。19岁的岩桥村村民顾忠和他的表弟林勇在县城慈利游荡了整整一下午，他们想找点事做，最终却什么也没找到。到了快晚上的时间回村，他走到了一家叫做“岩桥村信息服务中心”的网吧门口。 顾忠在门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门口进进出出的，全是同顾忠一样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网吧今年生意异常得好，15台从县城里淘汰的旧电脑，24小时都满员。 这家网吧，最后成了顾忠和比他小四岁的林勇晚上的栖身之处。 在家住了三个月，回乡农民工顾忠的生活主题，便大致变成上网、找人打麻将、睡觉三部曲。顾忠很不喜欢这个在白天也看不见几个人影的山村。在他打了两年工的城市顺德，就算是半夜，街上的小店还会放《狼爱上羊》。 顾忠喜欢流行歌曲，人也很时髦，虽然父母不喜欢，但他去年11月回家之前，额前还是带着几缕紫色头发。 游荡的“油子” 半年来，顾忠已经在家乡岩桥村和广东顺德市之间来回游荡了三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去年6月份。顺德的灯具工厂因为订单减少，顾忠面临第一次放假。这也是顾忠自17岁外出打工以来，两年内第一次回家。回家呆了一个月，顾忠又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让他回去上班。 但他回去一个月后，不得已在8月份又回到岩桥。位于顺德的工厂正式倒闭了，这时候家里的稻子也熟了，顾忠便回家帮忙收稻子。之后，村里的同伴介绍顾忠去了东莞一家灯饰厂。在那里，他拧螺丝，工资每月1000元，这个工作比顺德的工作要累些，工资也少200元。三个月后，顾忠拧螺丝的右手手臂全都青了。 去年11月份是顾忠第三次回家。他辞掉了拧螺丝的工作，之后，没能找到新工作。 顾忠并不是村里唯一在家“赋闲”的人。他发现，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陆续从南方回来，时间比往常都早了好几个月。 这个春节，村里多少年来头一次这么热闹。年后也没有人急着去南方。顾忠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七八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顾忠的表弟林勇，今年15岁，在慈利县城读技校。过完年之后，林勇再也不肯去学校了，每天跟着顾忠和其他年轻人玩耍。他认为那些打工的人都找不到事情做，现在学校的毕业生更是很难找到工作了。所以不想去学校“浪费钱”。 在这个位于湘西的小县城，县里有关部门发现太多顾忠们在游荡了。于是，在年底，慈利县劳动保障部便开始针对顾忠们开展“春风行动”：包括对顾忠这些返乡人员提供了免费餐宿、进行劳动法律知识、劳动维权知识培训，并组织了农民工返厂专车，春节之后帮助农民返回务工地。 顾忠对此无动于衷。他去年已经三次回乡了，即使一分钱路费不花再回到东莞，也没什么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 回到四里地之外的村集市外，两个不满20岁的男孩坐在田边。顾忠掏出打火机，毫无目的地点燃田边的枯草。 “弟，我们去做什么？” “打油！”没有收获，表弟林勇垂头丧气。村民把四处晃荡、不务正业的人叫“油子”，“打油”的意思，就是去做“油子”。 撕不掉的农民标签 林勇说：“打死我，我也不想像爹一样成为一个农民。” 父辈们给他和顾忠的建议是：如果不去打工或种田，他们可以做的是木匠、泥瓦匠、漆匠，或者在城里学着父辈们做小工，挑土挖沙。 晚饭时，父亲又说到这些，林勇气冲冲放下碗出了门。周围还有几个失业在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发牢骚，顾忠也和家里吵架了，他要去学开车，家里拿不出钱。大家都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来撕掉农民的标签。最后，干脆聚在一起打了几小时“斗地主”。 顾忠们跳出农门、向上流动的方式极其有限，大部门人出去仍然是做苦力工人。城市生活需要城市户口、工作岗位，以及养老保险金等，这些使得顾忠和林勇成为一个城市人的梦想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村支书王兴国对顾忠说，读书才是年轻人脱离农民身份的唯一出路，但顾忠摇摇头。村里出来的大学生很少，在这个村的龙台小组，甚至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让孩子读大学跳农门的出路也不是顾忠父亲顾长青的想法。对于顾长青来说，培养顾忠读书，一是希望孩子跳出农村的藩篱，不再重复自己的苦日子；二是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使自己在村中扬眉吐气。 然而，顾忠邻村的表兄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也不过1000多块，这彻底击碎了顾长青的想法，“读高中了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读大学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十多年来，村里几乎没有人愿意送孩子读高中。县城里有两所职业高中和一所技校，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三所学校的毕业生。 顾忠的表姐林敏，2003年从技校毕业，之后被学校统一输送到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打工的第一年，就往家里寄回了一万元。有了这个榜样，2008年林勇初中毕业后，家里同样让他读了县城的技校，希望通过学校将他送到工厂去打工。 但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三所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开始变得困难。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的陆续被送往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工资每个月多数难超过15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袭来，将要毕业的学生们工作几乎全没有着落，刚读半年的林勇也不愿再去读书了。林勇在县城读技校的学费是一年2600元，每个月生活费400元，算起来，他一年需要花费6000余元。看不到出去打工挣钱的希望，父母宁愿林勇在家无所事事。 青壮打工去，收禾翁与妪 顾忠家的山后，一家城里人承包了龙台组的近150亩荒山，承包者是今年70岁的转业军官魏银初。这位老人务农的艰辛，让顾忠对农村生活更加失望。 8年前，村里人不愿种的荒山，全让魏银初承包了下来。山上种了上万棵栗子树、橘树，以及近两万棵罗汉松。150亩的山林，投入了近30万，现在每年依然要投入5000多元钱的农药化肥。他给这片山林取名为“岩桥村个体农民综合林场”。 去年山上终于有了收成，3000多斤桔子、4000多斤栗子。因为“橘子生蛆”谣言，3000多斤橘子，只卖出了几百块钱。栗子也几乎没有销路。魏银初只好叫来附近的村民摘免费的栗子吃。 摘栗子那天，周围几里地的村民都争相跑来。200多人，老魏的山林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36岁的小儿子魏祖国，原本在广州做保安，今年年初返家，也被他拉到山里来种树。 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魏祖国，没有做过一天的农民，现在每天跟在老父亲后面学习锄草。儿子挖过的地，老父亲还要在后面再补挖一遍。魏祖国已经逐渐接受了回乡种树的现实。 但顾忠另有想法。在村里，年轻人想要娶亲，至少应该有一栋漂亮的楼房。村里人不得不争相修楼，而修好一栋楼房，起码需要12万元，一个年轻人在外打工十年，才能够修起一栋房子。 “如果靠种田，一辈子也别想修楼房！”顾忠说，“娶媳妇？那是下辈子的事！” 湖南多丘陵地带，耕地资源缺乏，岩桥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湖南外出务工的农民达到960万人，其中有70%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林勇所在的慈利县则有近12万人外出务工。 村里的其他年轻人，每次回家乡都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潮。如果在家务农，会被人认为没出息。顾忠的父亲顾长青也不同意儿子在家当农民。 顾长青算了一笔账：村里人均耕地一亩，每亩稻田的亩产量约1000斤，一人一年的口粮需要500斤，能卖掉的稻谷只有500斤。 500斤稻谷能卖450元。除去农药、化肥的成本250元，请人用耕牛犁田的成本150元，种一亩水稻一年的纯利润不足50元——而在城里做小工，一天65元，工钱当天结算。大家都冷了心，没人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农活。 岩桥村龙台组38户人家中，外出打工的就有近30户，分别在广东、深圳、浙江等地。打工收入这几年改变了这个村的面貌。村里的住房，已经在10年内由瓦房变成了外墙贴着白瓷砖、铝合金大门紧锁的两层小楼。顾忠家也是这样的小楼，但楼里面的墙壁是水泥。 青壮年外出，老人们留守，已经成了这个村的常态。今年春节后的热闹反而有些反常。老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理一切，种地，养孙子孙女。这个组有一百多亩庄稼，收种都靠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 舅舅外出打工之后，顾忠72岁的外公和外婆，种着近5亩土地。从1998年算起，两位老人一共做了5次手术，花了近两万元多块钱，种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两位老人的生活和医疗。 2006年初，岩桥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年年底，顾忠外公的又动一次手术，花费5000元，通过医疗保险，报销了近3000元。老人稍微心安一点。 但本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远没有在这个县建立起来。外公和外婆只能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庄稼从地里一把一把收回来。一到春夏季节，村里到处是捡田螺、挖鳝鱼卖钱的老人。五年间，村里已经有三位生病的老人自杀。 而顾忠，仿佛从老人们的现状中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不出去打工挣钱，等我老了也就是这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预计，2009年，湖南省将有30%的外出务工人员约280万人失业返乡。 岩桥村的返乡农民中，十多年前出去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如今已年近四十，与年轻一代的返乡农民工相比，他们悄无声息地回到家乡，很快就继续融入了农村生活。而新一代的农民工如顾忠们，则大多是80后，职业中学毕业，没有务农经历，整天仍然想着的，就是离开这个破旧的农村，重新回到城市。 ★ 漂在顺德 对于这些再回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一头挂着城市，一头挂着乡村，哪里也容不下” 车刚一停稳，陈宝卫正准备起身，车门已经从外面打开，迎接他的是一名交警和一张200元的违章停车罚单。 一番拉扯之后，陈宝卫拎着两只装得鼓鼓的大包，目送司机兼表哥离去。 2月12日，农历元宵节过后的第三天，湖北天门农民陈宝卫离开岳口镇蔡堤村，坐上了表哥南下广东的顺风车，开始了1200多公里的节后旅程。 16个小时后，38岁的陈宝卫站在顺德街头。 回到顺德 夜色中，陈宝卫凭着印象，找到了老乡程银平在伦教镇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打工夫妻合租房：位于一栋三层楼民居楼梯间不足15平米的小房中，放了一张双人床、一个由木板钉制的小饭桌，一台21寸的彩电。这是程氏夫妇的所有家当。 程银平2000年经人介绍到顺德一家模具城做钳工，此后一直没换过工作。 陈宝卫到达时，程银平还没下班。程每天下午要工作到6点，晚上吃完饭还去另外一家厂子加班挣点外快，通常到了夜里10点多才能睡觉。到了6点半，程银平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满头大汗地赶回家。 当天的晚饭是清炒油麦菜、酸辣土豆丝，一人一个咸鸭蛋，没有喝酒。 陈宝卫被安排在这栋楼房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除了放着一张双人床外，无其他家具。这间房一直没有租出去，房东把大门锁了，但是靠近走廊边的窗户却没有关上，于是陈宝卫登窗入室，每天晚睡早起，平时把被褥卷起来放到床铺底下，以免被人发现。 这一夜，陈宝卫一直睡不踏实，脑海里始终浮现着10年前来顺德打工的一幕幕场景。 顺德对陈宝卫来说并不陌生。1999年，当时27岁的陈宝卫第一次来到顺德，凭借在家乡学来的操控车床的一技之长，在伦教镇找到了一份木工机器厂车工的活，每月收入接近2500元。伦教镇聚集了数百家木工机械厂，拥有全国最大的木工机械交易市场。 在顺德，几乎每个乡镇都拥有自己的优势产业，比如北镇、容桂镇分别是国内知名家电企业美的、格兰仕的总部以及主要产品工厂所在地，龙江镇有1200多家家具厂、是中国最大的家具制造中心。顺德境内的2万多家企业，不仅为顺德创造了1500亿元的 GDP，而且每天还提供了数十万个职位。 顺德所在的整个珠三角地区，在工业发展的驱动下，就像海绵一样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洪流。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广东吸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超过长三角和京津塘地区的总和，确切的人数高达1800万。 从1999年到2005年，这6年间，陈宝卫一共换了4份工作，包括车床工、折弯工、钳工，但一直没离开伦教镇，终日在车床和钢板边劳作。顺德打工6年，为陈宝卫换来了位于老家的一栋崭新的三层楼房，同时也给他的肩膀和胳膊留下永久的伤痛——长期单调、繁重的车工操作，陈宝卫落下了久治不愈的肩周炎。 2005年，陈宝卫带着打工积攒下的10万元离开了顺德，回到了家乡天门岳口镇，从当时传授他车床技术的师傅那里接手了一家木工机械厂。这是陈宝卫一直不愿回忆的一段经历。由于当时订单少，加之赊账现象普遍，不到一年时间，厂子的经营就难以为继。最后，陈宝卫不得不关闭工厂，创业梦就此破灭。南下打工，再一次成为陈宝卫的唯一选择。 “形势变了” 2月13日，陈宝卫到顺德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大良镇。大良是顺德区政府所在地，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顺德区人才市场就设在这里。 在顺德人才市场，招聘信息被分为三块：技工类、普通工类、家政服务类。在这三类职业中，技工类的平均工资最高，月薪平均在1500元以上，而后面两类则普遍低于1000元。这个价格十年没变。 陈宝卫在来顺德之前，老乡程银平就给介绍了一份车床工工作，月薪1500元。但这与陈宝卫的理想相差甚远。 第二次来顺德打工，陈宝卫给自己的工作定了两个标准：一是尽量不做车床工；二是月薪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不得少于2000元。 在顺德人才市场转悠了一圈后，陈宝卫发现，往年月薪均过2000元的车工，现在收入跌到了1500元，严重的肩周炎让他对重操旧业望而生畏；而他最感兴趣的“活不累，也干净”的器械维修，则普通要求应聘者要有高中以上学历或者中级工证明，而这二者陈皆不具备。 陈宝卫转悠了半天，又来到了离顺德人才市场不到2公里之外的顺德人才智力市场。他认为自己“既懂车床，又懂机械维修，不愁找不到工作。” 这里在2月12日举办了一场技工专场招聘会，那也是陈到达顺德的当天，他刚好错过了。陈宝卫在服务窗口拿了份求职简历信心表，花了20多分钟填写这张涉及姓名、学历等不到十个项目的简历表，其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服务人员“游”字的写法。尽管戴着400度的近视眼镜，陈宝卫却没念多少书。高二没读完，他就进了岳口镇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喜欢侠客的陈宝卫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最喜欢的是席慕容的诗。 填完后，他把简历交上去，就进入了人才网，招聘企业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他的信息。简历看上去还不错：高中学历，10年的车床工作经验，顺德、武汉两地工作经验，2000元的工作要求。 但在这两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市场里，陈宝卫最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陈宝卫接着又赶到了与大良镇比邻的伦教镇，这里有一个私人职业介绍所组成的人才市场，需要付150元的中介费。陈宝卫到了这里才发现，原本有17家职业介绍所的人才市场，现在关闭了至少一半，余下的几家挂出来的工作信息大都是招聘工厂流水线小工，技工很少，而且开出的薪水也大都是800元。 在陈宝卫离开顺德的4年间，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政策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对农民工需求的下滑。 2008年，广东力推“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政策，这项政策旨在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这一政策实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迁往内地，由此导致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下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流入广东的外省农民工较上一年减少了5%；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高度依赖出口的广东企业的打击超乎想象，这一年，珠三角地区倒闭了近万家企业。 “今年的形势真的变了。”陈宝卫春节在家时，也听到外出打工回来的老乡说，去年沿海倒闭了很多工厂，但是他当时总觉得自己有手艺，总能找到工作。现在看来当时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了。 招聘会上， “条件不够了” 陈宝卫开始把希望放在2月14日和2月15日的两场招聘会上。 这两场招聘会分别由北镇和伦教镇劳动管理所举办。春节过后，顺德每个乡镇每月逢1日和15日均举办招聘会，以缓解当前的劳动力供需矛盾。这也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8年底下达的，旨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春风计划”的一部分。 2月14日的招聘会在北体育场举行，与会招聘的300家企业以顺德本地企业居多，顺德电视台的报道称，当天招聘会上共计提供了1万多个职位，有2万多名求职者入场。 陈宝卫到体育场时，着实被这个阵势吓着了。到处都是人，陈宝卫被裹挟在人流之中，耳朵里听到的是湖南、四川、江西各色方言，与他摩肩接踵的大都是年轻的面孔，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是一些本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日前预计，春节后入粤农民工将达到970万左右，其中200万农民工没有明确就业目标。陈宝卫就是这200万中的一员。生存的压力导致一些大学生采用“田忌赛马”式策略，与农民工一起竞争求职。 陈宝卫明显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1999年我来顺德找工作，骑自行车跑一天，去几家工厂问一问，工作就搞掂了。现在又要面试，又要试用，真麻烦。” 这是陈宝卫第一次参加招聘会，他还不习惯招聘会的种种规则。比如，要事先准备简历，面试时要自我介绍，甚至还要被问及一些知识性的问题。 他花了1个半小时走马观花式地转了一遍所有的展台。他原先尽量不做车工的打算可能要泡汤了。几乎所有职位，都要求有3年以上的连续工作经验。照此要求，他唯有重操旧业，回到机床边上，继续折磨本已酸胀不堪的肩膀，才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更糟糕的是，传统的车床开始让位于数控车床——这要求应聘者要懂得使用电脑。这对于陈宝卫来说可是难事一桩。他认为电脑是相当高深的玩意，一直敬而远之，从来也没有参加数控机床培训的打算。 陈宝卫在服务处花了2快钱，填写了两份简历。有几次，陈宝卫排着队，但听着前面的应聘者面试时口若悬河地回答考官提问，他就悄悄地离开，溜向别的展台。 对于美的、格兰仕这样的大企业的展台，陈宝卫本能地回避，在这些展台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开始，陈宝卫说他讨厌排队。后来又承认他不喜欢大公司的原因是，岗位规定得太死，规矩又多，对学历要求也高，没有上升空间。 2月15日的另外一场招聘会的一次应聘经历，几乎彻底摧毁了陈宝卫的自信。一家木工机械厂的招聘人员在现场给了陈宝卫一张施工图纸，大意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将一块钢板切割成若干块，然后焊接成一个柜子。陈宝卫盯着图纸看了差不多5分钟后，看了眼招聘人员后，说“我做了十几年车工了，理论说不上，但是到了工厂，什么都能做。” 与陈宝卫一样没有精通某项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不计其数。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广东近3000万本省和外省的农民工中，四分之三的人学历在初中以下，没有任何专业技能。此前，广东省服装、玩具等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吸纳绝大部分农民工。 陈最后去应聘了另一家五金公司的车床工。不过厂方提供的待遇令陈宝卫不太满意，月薪1500元，不包括食宿。工厂所处的位置也较为偏僻，食宿颇为不便。 “一头挂着城市，一头挂着农村” 2月16日是陈宝卫来顺德后，走路走得最多的一天。他要到位于北桃村工业园的一家五金机械厂找工作，厂名和地址是他从招聘会上抄到的。陈宝卫从伦教镇老乡陈银平家走到北镇中心城区，最后又坐公交车、摩的，最后徒步，2个小时后来到桃村工业园。 然而，他走遍工业园也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五金机械厂。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打电话再问一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记录这家工厂的电话。而他现在使用的还是家乡天门的手机号，而且已经欠费停机，手机的功能只剩下看时间。 2月12日，他来顺德第一天，老乡程银平就给他一个当地的手机卡，但是陈宝卫一直没有充值。5天来，他参加了两场招聘会，去了3家人才市场，接触了不下20家企业，所有的经历都在动摇他最初的信心。 离开桃村工业园后，失落的陈宝卫又问了附近的一些工厂，没有一家需要招聘车工。这时候，他想起给以前的老雇主，在路边的小卖部里，他客气地给这些老板们打电话，但得到都是一样的答案：现在不需要人。 在从桃村回伦教镇的途中，有一段是沿着车流滚滚的105国道行进，噪音喧天。如果这个星期还找不到工作，陈宝卫想，不如回武汉碰碰运气。毕竟那里离家近些。但在武汉会不会重复在顺德的遭遇，陈宝卫不敢想。 “城市的生活真是一种罪恶。”这是陈宝卫来顺德5天后，说的最有诗意的一句话。但是回到乡村，陈宝卫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我这一代人，最难了，一头挂着城市，一头挂着农村，哪里也容不下。” ★ “春风行动”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比起培训来，“春风行动”最难的，还是就业岗位的落实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叠加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二者共同放大了中国的失业影响。如何解决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当前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 “核心工作就是保就业” “就业工作是今年国家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保就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 的思路，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几个部门的首要任务。 春节过后，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这主要是因为，2000万农民工滞留在乡村，不仅会带来当地极大的经济压力，也会滋生许多社会问题。 “部里已经就具体的指导意见下发到各省，各省正在执行，现在我们打的是一场保就业‘大战’。”一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士说。 此前的12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了具体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春风行动系列活动”。 “春风行动”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一个总称。行动本身由人保部发起，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并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行动责任”，后来其行动外延被大大延伸，扩展到所有政府机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的服务。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派出十来个调查小组，分赴全国主要劳务输出、输入省份调研，参与和指导地方推动农民工就业工作。 2009年2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从人保部得知，日前该部各司局领导带队的工作小组，已经完成调研工作回到北京，相关情况将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会议中公布。 很显然，节后形势严峻，其中工作岗位的缺乏最为严重。故此，针对企业的一些刚性规定出台。 比如，2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部门 “规范企业裁员行为”，“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这被认为是从源头上控制失业的最严厉的举措。 但是企业的用工与政府的要求之间，无疑存在差异。如何解决这一差异？ 2008年12月22日，人保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出通知，提出了降低社保费率、暂缓缴保费、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社保补贴、对不裁员企业员工培训进行补贴等五项措施。 郑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需要针对就业问题采取一揽子方案，“任何单项措施都不可能奏效，中央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要有大格局、大调整。” 从现实的操作层面来讲，中央政策的引导可以从加大公共投入、给中小企业减税让利、扩大技能培训、提高就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 郑功成认为，既有的就业促进措施之外，政府还可以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旅游、文化等行业，“从而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同时还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提升文化素质。” “应该考虑是不是可以把就业岗位的增长列入评价政绩的指标。”郑功成说，“包括评估如何结合4万亿的投资来增加就业。” 各地“春风” 地方中最早行动起来的，是去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最早的广东劳务输入地东莞。 2月17日，东莞启动面向外来工群体免费就业推荐和咨询服务的“春风行动”，至3月10日，东莞市准备举办“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29场。 在火爆的招聘现场，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放下架子，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求职登记、岗位信息、职业介绍以及有关政策咨询等服务。东莞还规定，前往求职的外来工一律免收报名费、信息查询费和求职中介费。 类似于东莞这种以强化服务为主的“春风行动”随即在全国各地展开： 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2月12日表示，将在一个月内采集10万个就业岗位提供给外来农民工；湖北省劳动保障部门表示，春节前已从各个渠道为农民工筹集了43万个岗位，其中武汉市有6万多个岗位；2月上旬，青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了23家用人单位前往河北省邯郸市举办了三场“青岛—邯郸就业援助招聘会”⋯⋯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与培训之外，农民工创业也被纳入地方的应对思维之中。 河北省工商局2月5日宣布，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最低一元人民币即可办理营业执照，而且无须审验注册资金。河北省工商局主管注册工作的副局长金洪钧向媒体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 在广东，本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按程序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提供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贷款，农民工创业从事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机构可免征营业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认为，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发城市就业市场，加快城镇化步伐，推进农民市民化，“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市场。不对城乡结构失衡进行调整，这种失业就不会有多大改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 让农民工不再漂移 改变城市本位主义，要从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审视有关农民工的基本制度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社会对农民工处境给予了高度关切。人们从金融危机中大量农民工失业这一社会现实发现，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是一个农村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而这一切，又都与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关。 农民工群体为何漂移 首先，农民工劳动在异乡，但根还在生养他们的乡村。“农民工”这个词语最为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特征：农民的身份，工人的职业，是一个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夹缝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像一群候鸟，每年春节后从乡村飞向城市，又赶在来年的春节前飞回家乡，大规模地、周期性地往返迁徙，形成中国独有的“春运”难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障碍，他们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虽然他们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城市，但终究难以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摆脱不了叶落归“乡”的命运。 由于融入不了城市，农民工群体绝大部分并不放弃自己在农村拥有的土地、房产等权利，这也成为他们规避生存风险的最根本的渠道。再者，农民工的亲属、朋友关系大部分都在农村，这一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群体最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城市里一有风吹草动或春节时期，他们大多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回到农村的这个“家”，即使一家数口人都在城市打工。另外，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是乡村选举、计划生育等工作中他们并不能摆脱家乡政府的管理。可见，作为一个“漂移”在城乡社会间的群体，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经济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控制都扎根在农村。 其次，农民工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工作极不稳定。一般而言，他们的职业流动和职位变换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工人。他们大多数人从一个工厂（职业）流动到另一个工厂（职业），短的一般几个月甚至数天，长的也有三到五年时间，但大多数每一个工作持续时间是不到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虽然职业流动频繁，但社会地位却上升得极慢，基本都是在某一阶层水平流动，而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终其打工生涯都在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农民工职业之所以流动频繁，表面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大多数是体力劳动或者非技术劳动，这些职业或工种的门槛较低，变换职业或工种几乎没有技术障碍；或即使有技术要求，通过较短期的培训也可能完全胜任。职业变换频繁的较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存在。农民工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几乎是受雇于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国有企业中的临时工，工作单位与他们之间完全是单纯的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这些单位很难给他们提供固定的工作。另外，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大多存在季节性用工需求，而且农民工作为劳动的供给方，由于数量巨大，相对于资本则处于弱势，这使得厂家在用工淡季时随时可以解雇他们，也间接造成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再次，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这也是农民工群体在主动维权中至今尚未全面顾及到的方面。与城镇居民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都难以如市民一样享受到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社会保障，究其根本，还是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在作祟。 以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例。本来养老保险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社科院农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尖锐矛盾，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能转移，但是费时费钱费精力，使农民工很难真正老有所养。这也是农民工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各地实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这一根本性的缺陷。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自然很难产生对工作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身在城市、心却“飘”在农村的局面。 最后，农民工有巨大群体，是一个很大的板块，却又是漂移的碎片，尚未有能真正切实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虽然在现实中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工加入工会，并称在2010年前实现农民工组建工会和入会的全覆盖，但现实却表明，由于资金、体制和管理等各种原因，工会很难在维护农民工的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当农民工与资本方发生冲突时，工会更多的是出来安抚农民工，促其让步，而很难真正维护农民工利益。另外，由于宏观体制环境的影响，当前部分地区成立的农民工维权NGO普遍面临着法律、政治、民间合法性的缺失，发展空间有限，维持自身生存尚且捉襟见肘，去维护农民工权益更是力难从心。 如何改变农民工的漂移状态 正是由于上面这些因素，才使农民工问题以目前这样的方式综合性表现出来。这也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性的配套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面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解决农民工不再漂移的关键。 第一，改变城市本位主义，要从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审视有关农民工的基本制度。首先要将户籍制度改革进行到底，以保障农民的平等就业权和迁徒自由。同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可以进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也就是说，如果农民要改变身份，离开农村时，土地并不能作为其财产而为他在城里创业提供资金。这实际上是阻碍了农民实现身份转换。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土地真正当成农民的财产，许可他们进行转让和抵押。 第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要从社会稳定大局和发展角度来正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社会保障要地方化，如实行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等；保障农民子弟享受国民教育的权利；克制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保障农民工提请劳资争议处理的权利；用刚性规定，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如清除地方性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政策、各地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和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保护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等。 第三，改变国家全能主义，要培育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开放社会组织，让农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和代表。让农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农民工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农民工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衡。相反，如果我们不许可农民工具有集体谈判的能力，而把农民工的命运交给那些只为获得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主及个别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员，那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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