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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孤立的庞大百万人群——精神病人刺死亲兄的反思
2009-06-16
事发惠东长排村，至少100万精神病人散落广东各地，安全隐患巨大，亟待救治“目前广东全省有精神障碍患者1500万，约占全国15%。其中约有10%的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实际上，广东有150万精神病人。”广东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透露 “就是在这里，陈建安把他亲哥哥给杀死了！” 6月1日，说起年初村里发生的命案，惠东县稔山镇长排村的村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那是一把长长的刀，44岁的陈建安狠狠地刺向了他哥哥陈桃桂，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把他杀死了……”扬长而去。 被抓后的陈建安被司法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方无权处置，只能依法放人。 陈建安要被放出来的消息传到村里，村民不干了，一群人围到村委会，坚决要求把陈关进精神病院，无论如何不能回村。 “我们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从精神病院出来！”这话是陈建安的亲弟弟陈桃永说的，他已经被陈建安的事情折磨得精疲力尽，只希望噩梦快点结束。 上访的结果是，村镇各出3000元，从拘留所直接把陈建安送进了精神病院。 依然让村民担忧的是，6000块钱最多能住3个月，之后怎么办？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6月2日，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住院部二楼男二区，一间布满铁栅栏的7人病房里，陈建安的脚踝被铁链锁着。他坐于床前，平头短发，体格壮实，眼神迷离，游移不定。 一直对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到来保持沉默的陈建安，当得知弟弟要来看他，情绪稍许波动。而后，他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要来笔和纸，要求写明家中地址。 字体歪歪斜斜，语句逻辑不清，甚至将名字误写成了“李建按”。而在最后落脚处，“回家。哥哥。”这几个字却真切地道出了他目前最大的愿望。 中午11点左右，弟弟陈桃永的出现激起了陈建安压抑已久的恋家情绪。他甚至忘记了脚上仍戴着铁链，站起身就要往窗口走，实在走不动了，陈建安一屁股蹲在木板床上，嚎啕大哭。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陈建安撕心裂肺地哭着。 医生黄群明见此状况走了过来，当了解亲人探视的实情后，他做了同意的手势。 这一举动，陈建安看在眼里，随后像受到重大恩惠一般，单腿跪床，双手交叉并握，举于额头前，深深鞠躬，以示致谢。 “快带我回家。”陈建安不断重复着要求。 “你的病还没好，不能回家，等病好了再回去。”弟弟的一句话，给情感已达沸点的陈建安泼了一头冷水，几乎是突然间，他回复了麻木状态。 “比以前更严重了。”看到陈建安的现状，陈桃永表示担忧，特别是看到哥哥写的“书信”。 “以前他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陈建安三个字中，只写对了一个。”忍住伤心和悲痛，陈桃永压低声音说。 医生黄群明解释，“病人治疗，要一个疗程3个月才能看出效果。”黄医生也证实，陈建安的病情并没有实质性好转，“情绪很不稳定，晚上经常不睡觉”，甚至提“要回家”、“要吃东西”之类的要求。 弟弟杀死哥哥 在医生面前，陈建安是病人；在陈桃永面前，陈建安是哥哥；而在长排村民面前，陈建安是杀人狂魔。医院里，陈建安句句提出要“回家”；而在家中、在村里，没有人希望他回家，“最好一直关在精神病院”。 “他连亲生哥哥都敢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长排村民的担忧不无道理，陈建安可能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1月13日晚上的命案可以说明一切。 由于缺乏见证人，命案的详细经过已很难复原，而从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的“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仍能勾勒出命案的粗线条图景。 当晚21时许，陈建安在大哥陈桃桂家中看电视，也许是时间太晚的原因，大哥要求陈建安回家，不要再看电视了。陈建安不听劝告，继续看。大哥便驱赶陈建安，并用“铁锤”吓唬他。 用陈建安的语言，即是“(哥哥)赶我走，不肯给我看电视，拿铁头打我”。 于是，一气之下，陈建安返回家中，操起大刀，砍死了平日待他不薄的哥哥。 陈建安杀死哥哥的举动，给平静的村庄投了颗恐怖的炸弹。在陈逃亡期间，村中人心惶惶，更有村民不敢住在家里，“在外租房住”。 “那段时间，我老婆都不敢住在家里。”陈桃永坦陈。 陈建安被抓获的消息传来，村民恐怖的情绪才有所缓解。 3月27日，抓获半个多月后，陈建安被送往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做司法鉴定。 4月20日，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发病期)，作案当时及目前处于疾病发病期，作案当时其受精神病理的影响，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丧失，故评定其作案为无责任能力。” 根据相关法律，4月29日，陈建安将被无罪释放。 陈要被放回的消息马上在长排村掀起波澜，村民一百个不同意。 就在释放前两天，几十名村民到长排村委会反映此事，要求“不能把陈建安释放回村”。 而后经村委会和稔山镇政府出面协调，双方各出3000元，在惠东县公安局的帮助下，将陈建安送往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此举暂时安抚了村民。 谁来治疗精神病人 南方农村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无论村民，还是村委会，甚至是稔山镇的有关负责人，并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救助途径来送陈建安到精神病院治疗，也不知道这笔钱该由谁来支付。 稔山镇民政办的范主任甚至这样反问南方农村报记者，“换上你，你说怎么办？” 实际上，当前农村精神病人救助还是有一定途径可循的，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惠东县残联副理事长张兆平介绍，目前他们将精神病人分为三类加以救助，具体为： 针对“三无”精神病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无法律赡养人的病人，可通过各级上报和核实后，由市、县残联出钱，免费到医院救治。 不过，张兆平也承认，虽然可免费治疗，但符合此类条件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一种是贫困精神病人，采取市、县和个人分别筹集资金，各自承担三分之一医疗费的做法；基本上可给予一个疗程(3个月)每月600元的补助。 对于症状较轻，只需要在家服药的精神病人，经过批准可给予6个月50元/月的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病治疗在2008年底被纳入新农合的报销范畴，此前一直不是。 但据南方农村报记者了解，实际上，精神病患者很多都没有参加新农合，当然也无从报销。 “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资金匮乏是最大难题。”张兆平透露，“我们目前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每年有20万；一部分为康复经费，每年有14万元纳入政府预算。” 张估算，仅针对精神病人，惠东每年至少需要100万元，资金缺口很大。目前每年30多万元的投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除此之外，人们对精神病人的不理解，也是一大难题。当得知长排全体村民，甚至亲弟弟都要求把陈建安永远关在精神病院时，张兆平感叹：“精神病人基本上成了被社会抛弃的群体。” 被孤立的人群 陈建安确实少有人关心。 在陈桃永的带领下，6月1日，南方农村报记者来到陈建安家中。 推开房门，一股潮气袭来，一张床，凌乱不堪，三缕砖状大的光线射进房内，抬头向上，屋顶因少了三块砖头而形成窟窿；一个小煤气炉被安置在屋内一角，用于起火的木柴被随意丢在屋内；墙壁上尽有已经变黑的土灰。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邻居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陈建安平时靠捡破烂为生。 其实，陈建安并不是先天性精神病，他小时候还是很聪明的。他弟媳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很多别人干不了的精细活，他都能干好。”陈有一个要命的缺点是好赌，但总输钱，后来他老婆一气之下走了，这之后他更加滥赌。时间长了，村里人发现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最明显的就是，他开始拿着棍子打人。 几年前，陈桃永曾经帮他申请过低保，但递交表格后，就没有了音信。南方农村报记者在当地镇政府采访时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并没有收到过申请。 在公安局录的口供中，陈建安强调，“(长排村)没一个(人)对我好，周围的人都说我坏话，都不理我，要我搬(出)去住。” 而在刺死哥哥的当天晚上，他仍怀疑“大队长陈彭金”要“砍死”他。 村民是否曾讲过陈建安的坏话，已无法证实。但可推测的是，陈建安肯定不受村民欢迎，也没有村民喜欢他，在村中，他处于孤独、孤立的状态。 也许，正是这种状态，使陈建安的心理日益不健康，而心理不健康，又会进一步让村民远离他，甚至害怕他，进而使他更加孤独。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陈建安的精神状态一天差过一天。 “有些不穿的衣服，他不是扔掉，而是烧掉。”陈桃永早已意识到陈建安的异常。 令人担忧的是，陈建安绝非孤例。在稔山镇，甚至放眼整个广东，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案件屡屡出现。 据稔山镇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透露，该县梁化镇曾发生一起相似的命案，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哥哥杀死了弟弟，后来父亲则想动手把精神病儿子杀死，在村民的劝阻下，悲剧才不至于上演。 3月3日下午，南雄市邓坊镇发生精神病患者持刀追砍学生事件，导致2名学生死亡，4人受伤。影响最大的可能是，2007年顺德均安镇一名患间歇性精神病的男子趁幼儿园放学之机，冲进幼儿园手持铁扳手见人就砸，18名孩子及一名老师受伤一事。 可以说，农村精神病人打人杀人的事情时有耳闻。系列命案发生后，精神病人才会引起重视，并得到特殊“关照”。而在命案前，鲜有人注意这极易造成惨案的群体。 张兆平透露，截至目前，惠东登记在册的重型精神病人有2000多人。“这只是粗线条的登记。如果加上轻微的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估计有4000多人。” 就在长排村，目前仍有几个精神病人，每日在村中游荡。 而在广东全省，精神病人的数字非常庞大。“目前广东全省有精神障碍患者1500万，约占全国的15%。其中约有10%的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实际上，广东有150万精神病人。”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透露，“这些病人中，真正到精神病院看病住院的人只占 20-30%，还有百万精神病人压根就没有得到过治疗。” “100万精神病人散落在全省，安全隐患很大。”贾福军非常担忧。 精神卫生法怀胎24年仍难产 卫生欠帐与政府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 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 一个可怕的情况是：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面临着随时被别有用心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而且，你救助无门，你越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就越被认为有精神病。你会像犯人一样被关起来。 深圳女子邹宜君，就这样被与她有利益冲突的母亲和哥哥送进了白云心理医院。 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则被与她有利益纠纷的妻子送进了广州市脑科医院。 今年3月2日和11日，邹宜均案和何锦荣案分别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和荔湾区法院开庭，被诟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乱象再次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邹宜均与何锦荣都认为，是精神病院为了钱，才不顾职业道德，强制收治了他们。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告医院只对付款人负责，坚持“谁送来的，我们就对谁负责”，把收治的患者视作送治人与医院之间合同的“标的物”。 他们认为，疯了的不是他们，而是没有精神卫生立法约束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 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承认，精神病患者可强制性住院的收治惯例，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医院从来没有被授予抓人的权力。医院也没有能力与责任去认定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这确实给别有用心者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这也是需要规范目前的精神人送治程序的根本原因所在。” “《精神卫生法》草案很糟糕” 如何找到一揽子解决当前精神病救治与管理方面难题的方案，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 传说中的《精神卫生法》被各界寄予厚望，此法已历经24年共十次修改，可谓好事多磨。 5月21日，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刘协和透露，最新修改的《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已发出，《精神卫生法》最快有望在年内出台。 全国人大精神卫生立法调研组成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近日也透露，《精神卫生法》草案，有望规定强制收治精神病人需要复核诊断。对拟强制住院的“准精神病人”，医生诊断后，应有一道复核程序，对病情做全方位的鉴定，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住进“疯人院 ”。 但已经看过最新草案的律师黄雪涛认为，(让)医生自己复核，缺乏纠错的内在动力，无真正的纠错功能。“更何况医生没有审核利益冲突的能力，没有判断利益冲突谁是谁非，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的专业能力。让医生决定谁应该被强制住院，是把医生推向不义，他们也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职权。” 黄雪涛认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确认现行的做法。” “虽然草案已经历经24年的修改，但仍然不能避免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出现‘恶法’的可能，立法还不如不立法。”她建议，最理想的设置是，由法院决定实施保安性强制住院治疗。但根据目前国情并借鉴外国做法，精神卫生法可规定由公安机关经法定程序决定实施保安性强制住院治疗，这和公安机关决定强制戒毒类似。 “差钱”致法律难产 除去这个问题，也有专家认为，《精神卫生法》迟迟未能出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法律条文难制定，而是政府无法确保大量的投入来配套法律的实施。 作为广东省精神卫生条例的起草人，贾福军觉得，“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对于精神病院国家一定要投入，精神卫生事业要由国家专门养起来，要像疾控中心一样参照公务员管理。” “以后对精神病医生的考核也不能以钱来考核，而是以工作量与工作标准来衡量，钱要由政府出。只有这样，精神病院才能搞好。” 贾透露，“广东省精神卫生条例将从政策层面规定各地政府在精神病患者就医、报销时的责任，精神病人将通过看病报销来实现精神病的免费治疗。目前该条例已列入省人大立法计划，有望年内出台。” “我们测算过，如果政府在三至五年内投入30亿，就能解决精神病人看病的所有问题。这几年，广东每年投入只有1500万，主要用来补助非珠三角地区的精神病医院，新医改实施后，期望能有更大的投入。目前，我们正在做相关计划。”贾福军认为，我们医疗卫生事业长期欠债，尤其是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特殊类型的医院更是如此，生存尚且难保，谈何发展。 “当然，这个卫生欠账，并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也有心无力。” 广东7个地级市无精神病院 承担治病救人使命的精神病院因为缺钱也在等待“救治” 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日报6月16日报道：要解决精神病人看病的问题，关键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疗体系的建设。但南方农村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方面是大量的精神病人需要治疗，另一方面，承担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因为缺钱)也在等待着“救治”。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广东居然出现了有7个地方没有地市级精神病院的尴尬，也出现了“有个听诊器和血压计就算不错”的精神病院，这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 “病人来了只能做一些常规检查。我们这里没有一台价值上万的仪器。”陈英勇一见到南方农村报记者，就抢着把自己的家底先摆出来。他是潮州红山医院院长，这是一家地市级的精神病院。 “一台两百毫安的X光机，有一台搞计划生育用的小型手提式B超机，也快报废了，还有一台普通的心电图机，其他的什么像样的仪器都没有。”陈抱怨，“我们的条件比基层的卫生院还差！” 在一间一开门就迎面扑来刺鼻霉味的房间里，南方农村报记者看到了红山医院的这些“宝贝”，散放在铺满灰尘的桌子上，负责的技术员想打开机器给笔者看一下，遗憾的是根本打不开。 “都好几个月没用了，也不好用！” “仪器不好用，那怎么给病人看病？”南方农村报记者问。 “只能做一些常规的检查，病人主要靠药物治疗。” 仪器的缺失与落后或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更让陈英勇担心的是，合格医生严重不足。 “我们整个医院没有一个副高以上职称的医生，没有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陈英勇甚至自嘲说，“我也是素质很低的人！” 红山医院一共有40个编制内员工，但勉强有资质的医生只有十来人。“多数还是去参加短期培训之类获得资质的，并不是真正医学院校毕业的。” “原来我们还有司法鉴定的资格，现在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力量。”在陈英勇看来，他们是最差劲，规模最小，最没有实力的地市级精神病院。 陈把困难的原因归结为医院条件差，收入不高，所以没有医生愿来。“在我们这里，一般的医生一个月只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好的也就1500元左右。”陈英勇透露，国家前几年调升工资，但医院有13个月之久只能“空调”。 说起钱的问题，陈英勇显得英雄气短，“保持医院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要200多万，就是坚持最低的工资标准，每年的缺口也至少有五六十万元。” “现在每年的财政差额拨款大约有50万。”因此，每年的经费缺口基本能填平。 陈英勇还透露，由于医院地处欠发达地区，来自农村的精神病人比较多，患者拖欠医疗费现象非常严重。该院的呆坏账已经有一百多万，“基本要不回来了！” “其实，红山医院在全省来看，已经算是中等偏上水平了，目前全省还有7个地级市甚至没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透露，这7个市是珠海、揭阳、云浮、阳江、河源、汕尾、清远。 地市级医院尚且如此，县级的精神病院条件就更差了。贾福军说，“能有个听诊器和血压计就不错了。” “这些医院的自身经济创收能力非常差，而国家又没有真正把精神病院当做公益事业来办，投入严重不足。有的地方连财政差额拨款都没有。”贾福军认为，广东精神卫生事业不够发达，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非常不相称。 据了解，广东省独立的精神病治疗机构有93家，珠三角地区比较多，其他地区相对较少，整体看就是全省分布状况不均匀，发展也很不平衡。 不能漠视精神病患者扰民之痛 惠东县稔山镇长排村陈建安将亲哥哥杀死，为了安全起见，村民筹钱将陈建安送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见6月16日南方农村报头版头条报道）。据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说，“100万精神病人散落在全省，安全隐患很大。”此担心不无道理，在广东省地区，竟然还有7个地级市没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而救助经费的缺乏与合格医生的缺失，造成了精神病救助工作难以覆盖到大部分精神患者，精神病患者伤人扰民事件常有发生。 报道中所提到的陈建安，杀死哥哥后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警察认为无权处置就只能放人，而村民认为不能放。笔者认为，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应该强制救治。《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责令精神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现实中实施难度很大。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病情都比较严重，缺乏精神医学知识和必要手段的家属或者监护人很难加以有效的管理。在现实中，处于被“看管”之中的精神病人攻击家属或者监护人的事情并不少见，许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游荡于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外，“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规定中，刑法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没有对什么是“必要的时候”给予解释，在实践中只能靠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执行结果相差很大。对此，应该修订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有杀人、伤害、强奸、放火等严重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一律由政府强制医疗。 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相应的预防救助机制，在就学、就业、日常生活、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基本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根据WHO统计，精神疾病医疗费用应占全民医疗总费用20%左右，但目前我国精神医疗机构的实际收入不及平均数的1/15。精神医疗服务在所有医疗服务中公益性最强，我国恰恰在这方面投入严重不足。 目前对于重性精神病人尤其是农村重性精神病人的管理救治，主要存在三方面障碍。一是管理救助机制不完善。 二是救助政策缺失，政府投入不足。三是农村偏远地区医疗水平差，误诊误治情况严重。此外，当前农村重性精神病人犯罪呈现发案频率高、手段残忍多样、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等特点。由于经司法鉴定后肇事者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因此重性精神病人还具有反复危害社会的特点。 由于精神疾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是一种“富贵病”，治疗上必须长期服药才能有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医疗费用就像是“无底洞”。很多家庭特别是城里的贫困家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根本无力支持。而不少西方国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都采取免费或者依靠强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支付，拨款帮助医院在精神病研究和治疗方面的投入，并对精神科医护人员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尊重。 在我国，可以投入几十亿来建广场，投入几千亿建城市轨道，采购世界最先进最豪华的地铁车厢，其实财政不缺钱,缺的是对精神病问题的重视，缺的是对精神病患权益保护的观念，更缺的是对公共资源分配的合理审议机制。因此，要保障公共安全不受精神病患者威胁，政府应该在精神病患者救助的公共资源配置上投入更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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