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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价烟的秘密：扭曲的消费 市场游戏规则
2009-09-15
有人告诉你一包烟卖到1000元时,你会否吃惊地张大嘴巴?社会上正流行着这样的天价烟现象。贵族式香烟的购买者,多用之公关送礼。 天价烟真值天价吗?它是如何出世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价烟? 天价烟秘密。 黄鹤楼1916：扭曲的消费 一包烟卖到230元的天价,它的典藏版最高至每包1000元。这种叫做“黄鹤楼1916”的香烟,与其他天价烟一起,印证着高档香烟消费市场的扭曲。 “有‘黄鹤楼1916’吗?” “有!” 这里是北京家乐福双井店的三楼,唯一一家香烟专卖——“TOBACCO烟”。它宣称存货充足,可以开发票并“保证百分之二百是真的”。 价格为2300元,每根香烟折合11.5元! 一般商店难买到 这种叫做“黄鹤楼1916”的香烟,由湖北中烟公司生产,拿在手中,感觉略重、短粗。包装并不像它的价格那般惊人,而是古朴的铜色,印有黄色的仙鹤图案和两个成年男人的头像。前者证明它的血统——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后者是为纪念卷烟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立者。 家乐福双井店的一位女店员说,“黄鹤楼1916”的销售状况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遵循着大体的规律,过年过节送礼多时就卖得多,“一天有时能卖出去三五条。”她提醒说,如果去其他一些同类大商场买,这条烟的价格还不止每条2300元。 家乐福店的路对面,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烟酒商行,买烟的人络绎不绝。但想要买“1916”,女店长称“遥遥无期”,至少需要等上一个月,“到十一前后能给问问,能不能有”。 店主称,价格约在每条1900元,但不确定这是最终成交价。“没听说国家要给烟加税么?”她反问。 从这里向南走,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旁,是一家经销烟酒茶的小门店。 “有‘黄鹤楼1916’吗?” “这烟刚才还有个人来要……我告诉他了,没有。”男店员略带诧异,“那种烟,我们这里基本不上。” 这名店员给出的价格是:一条1400元。但何时货能到手,不能确定。他说,明天正好要去烟草公司上货,可以“捎带着”问问。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了。这样的烟,我们不敢到外面去拿,只能找烟草公司。像我们这样的烟店,一年也就能给一条两条。” 缘何身价高贵 “那支烟(指黄鹤楼1916)比一般的烟短,过滤嘴也短。就那么一小截。”39岁的公务员陈凯说。“当然是送的。咱工资能买得起那烟?” 陈凯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级别只有副科但颇有些实权。对“1916”的口感,他的评价是“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味儿”。 两条“黄鹤楼1916”是过年时送到他手中的。送烟的人对他说,这是托人拿“条子”才买到的,一般小烟店根本就上不到,也上不起,况且小烟店假烟也特别多,不敢买。 “条子”,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在天价烟的市场上复活。 “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熟悉湖北中烟的业内人士刘楚透露,“1916”的稀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因素。 其一,产量确实少。“社会上有议论说,1916的价格全是捧出来的,包装出来的。说这话的人,真是不了解这一行。” 刘楚透露,像“黄鹤楼1916”这样的高价烟,也并非外界所传“贵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与普通烟相比,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工艺制作和香料两方面。 这种烟选烟叶、制丝、加香、加料等程序均由人力以手工完成,而非像一般卷烟那般由机械处理。每200公斤烟叶中筛选出1公斤,这无疑会导致其产量受限。刘楚说,它所用的香精香料的质量也相对好些,“那烟不怎么呛嗓子。” 其二,是厂家故意控制产量,不能卖多。这也符合奢侈品营销原则。一位广东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估计,“黄鹤楼1916”每年全国的产量也只有2000箱左右,“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 当然,将香烟卖到天价,也离不开营销包装。 “黄鹤楼1916”的文化营销包装可谓从头到脚。根据厂方宣传:它的名字就起源于1916年,武汉卷烟厂前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成立。然后是当年聘请“玻利维亚首席烟草配方师”设计,却因“技术瓶颈”“成本过高”而未实现,现在…… 后面的暗示,自然是——现在的中国人,不差钱了。 市场游戏规则 《中国周刊》记者经过多方采访证实,“黄鹤楼1916”之所以难买,还有另外的因素:各地烟草专卖局对“黄鹤楼1916”之类的外地烟包括天价烟市场准入的控制。 各地的烟草专卖局首先要保证本地烟的最大销量,确保自身上交的财税。然后为了丰富市场才引进一些外地烟种,将它们批发给本地烟店售卖。而天价烟,作为对品牌利润贡献最大的烟种,也是受控最严的。 业内人士透露,这是一个博弈、相互“给面子”的过程。双方都知晓对方的底牌,也都理解对方的欲求。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做出某个地区销售多少品种的大体规 划之后,一个地区的烟草专卖局,要和数十个地区的同行单位展开博弈。 “在中国,要是能把烟卖出去,你什么都能卖出去了”。一名销售人员说,一个香烟品牌的攻城掠地,首先就要搞定当地烟草专卖部门,让他们同意你的烟在当地销售。 一位熟悉“黄鹤楼1916”市场情况的湖南经销商说,由于这种游戏规则的存在,有时候,“黄鹤楼1916”也有滞销的可能。他对《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说,因为烟草的消费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品牌忠诚度,外地烟往往比本地烟难卖,“像‘黄鹤楼1916’,在湖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并不是很高,而且价格卖不上去。这样,我们就会把拿到的烟,再中转回湖北市场,这样就能卖到更高的价钱了。” 在沈阳,当地烟草公司的人员说,在全市消费能力最强的和平区,每个月也就只能分到50条左右“黄鹤楼1916”这样的天价烟销售额。而且,天价烟一般只允许大超市售卖,一是保证质量,二是确保它们的销售档次和品位,三是“便于开正规发票报销”。 开发票报销是很重要的考量,“买‘黄鹤楼1916’的,包括其他天价烟,都要求开发票,大多为男性,没有很年轻的,有时还会穿着制服”。 扭曲的消费 即使再有技术含量、再有文化品位,仍然不会有人相信:2300元是一条烟合情合理的身价。 按照北京家乐福双井店提供的这个报价,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近。 北京的一位成功人士,时常会有朋友送他“黄鹤楼1916”,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坦言:“抽归抽,但想想一根烟十几块,简直是作孽!什么时候国家把这种烟彻底禁止就好了,我也顺便戒戒烟。”这位出身贫困农家的中年男人,称常抽这种烟,有种“忘本”的感觉。 在《中国周刊》记者调查到的四位抽过“黄鹤楼1916”的消费者中,两位的来源是“朋友”馈赠,两位的来源是“跟领导蹭”。 另据湖北中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黄鹤楼1916”之外,“黄鹤楼1916”还有一种典藏版产品,每条只有两包,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但一般消费者难以见到这款产品,只在“个别领域”流通。 舆论普遍认为,天价烟已脱离了正常的消费品范畴,而变成一种交际的润滑剂,甚至是公款腐败的“政府采购项目”。这也正是社会对天价烟普遍反感情绪的来源。 “如果有个大贪官给‘黄鹤楼1916’当形象代言人,那这烟就火大了。”湖北中烟的一名员工对记者开玩笑说。 虽是玩笑,但不无道理。有民谣为证: 千元香烟贵不贵?照样抢购排长队。 办事它是敲门砖,孝敬领导不算贿。 买的不抽抽不买,袋里一揣叫地位。 逢年过节高消费,闻着一股腐败味 (文中人物为化名) 小店烟事 “黄鹤楼1916”不仅价高，而且难买。图／CFP 烟店的老板熟知天价烟市场的行规,“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 夏日的午后,年轻的售货员百无聊奈地坐在柜台前发呆。不到15平方米的门面,摆着两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烟。 往里走,老板李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拿了包20多元的芙蓉王烟,点着。 在这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湖南县级市,作为一个A2级烟草零售商(第二档),李明的生意很不错。他有一套“烟草经”,并见证着烟草市场形形色色的行规和人物。 “谁都想卖天价烟” 李明的烟店主要靠做量赚钱。一包5元钱的白沙烟,虽然只能赚5毛钱,“但是量大,薄利多销嘛。” “天价烟赚得就多啦,谁都想卖。但不是谁都能卖的。我们这里4000多个零售商,一半以上没卖过‘和天下’这个牌子。我这里,一年也就卖几条。” 他说,“天价烟我们拿货800元左右,平时卖的话在1500至1800元之间。价格随时波动。如果逢年过节的,可能要到2000元了。” 李明所说的“和天下”,是湖南中烟公司下的一个品牌。但要赚这类天价烟的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看拿货的途径。 “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拿货,比较困难”。 李明熟知的行规是这样的:假如店里的销售业绩好,比较配合烟草专卖局的工作,可能会得到部分天价烟销售的机会,这是一种奖励。再就是去开“套餐”,比如,在当地拿一条“和天下”,就要搭配一二十条省外烟。“这些烟有的卖一条就要亏十几块,所以算下来那条高档烟的利润就要减少几百元。” “二道贩子” 物以稀为贵。即便是开“套餐”,李明也乐意。当“套餐”也开不到的时候,还有一种非常规途径,那就是“烟贩子”,他们也称作“二道贩子”。 “二道贩子会拿东西到我们这儿来卖,我们收的话就得花1500元的样子,再卖出去肯定就要到1800元左右。” 按照李明的讲述,有些烟尤其是外省烟,包括一些外省的天价烟,在当地可能没有市场,那么小零售商就会求助于烟贩,烟贩再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烟卖回产地省或者其他有市场的地方。 这样,烟贩就成为烟草产业链上重要一环。这一倒手,烟价也就提了上去。 “比如‘和天下’,我们这里有的店标价每包24.8元!明码标价,买卖由君。虽然这样的标价看着离谱,但没办法,卖家花了那么高的成本呢。不过,有的地方确实标着每条1000元,但你要买的话,肯定没门,根本没货。” 当地烟草专卖局一位片区经理曾给李明说,“内部员工都拿不到‘和天下’,拿顶级烟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我都只能通过批条子拿低一级的烟。” 送礼的客人们 李明在市区经营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 他推测,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其中4人,李明说他能叫得上名字。“我还有个朋友,最起码抽白色包装的‘和天下’,这是内部烟,比外面卖的还贵。” “我可以肯定,99%是作为礼品来买的。”李明曾经的巧遇让他深信不疑。 那时侯,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卖出一条“和天下”后,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这条烟我连续卖了三次,因为那条烟包装一角有些破损,我认得。” “社会就这风气,比如去哪里办事,特别是去机关里,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起码要上了几十元,人家才会接。” “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买烟不需要发票,价格每条在1500-1600元,如果要发票就要再加一到两百元。 在李明的同行陈天看来,“其实每包20元的烟和200元的烟,抽起来感觉差不太多。如果算成本,哪里会相差一两百块啊!” 他认为,“天价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个烟的质量,而在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帮你达成目的,你就愿意出这个价,送礼的确合适。” (文中人物为化名) 天价烟自白 从田间烟苗,到烟厂包装,我必须完成价格的三级跳,才能成为耀眼的贵族。 有些事情,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两百元一包的天价烟,那是身份与金钱的象征,享用的人非富即贵。或者,成为几元钱一包的平价烟,流转于市井平民之间。 我的一生就是从烟苗到卷烟,然后被人们吸入肺部,化作白烟从口鼻中喷出。 开始于田间 这段短暂的旅程,开始于春分时节。那时候,泥土正在回暖,阳光逐渐灿烂。 当我还是一株绿色小烟苗时,和伙伴们躺在白色的盘子里。初春的早上,一个黝黑、干瘦的中年男人将我们插到泥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边上的土拢起来。这个男人是我的第一个主人,人们叫他老沈。 我和伙伴们相隔一尺五寸,成行状,每行之间相距1.2米。栽种之前,老沈得花半个月时间挖标准的垄沟。 他不得不像年轻人那样努力,天不亮就赶到地里,哈着白气,忙得汗流浃背。花上一天时间,他能栽完1亩多田。然后,要给我们除草、拢土,这又得花上半个月。 我们被栽到地里开始,就成了老沈家的希望。一家五口大多指望着地里的收成,孙子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有时候老沈累了就会坐在田边,抽上一口烟,沉默良久地望着我们。 黄色宽边草帽不能阻挡太阳将他晒得更黑,腿上、衣裤上总是沾满了泥巴。老沈沉默地劳作,偶尔有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会笑呵呵地回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白天,我们沐浴着阳光,晚上,我们贪婪地吮吸露水。寂静的黑暗处,不知从哪儿传出唧唧的虫鸣。偶尔,远远传来两声狗吠。 老沈精心地照料我们,他得准备适量的肥料,足够的驱虫剂。阳光的召唤,雨露的滋润让我感觉体内有一股力量在疯长,直到长成一两米的巨人。我们长到一定高度时又需要移栽,期间老沈还要不断地为我们打杈和摘掉那些白色百合般的花朵,以防止虚耗养分。 6 月,当夏天夹杂着热浪来临的时候,我已经长得青翠欲滴,如芭蕉叶般大小。这时,老沈的工作时间提前到午夜3点,他得趁着我们喝足了露水,阳光没有出来之前将我们摘下来,带回家。老沈干瘦的身子淹没在我们巨大的躯体中,露水会让他湿透,他浑然不觉,直到风湿悄悄钻进干瘦的身体。 每成熟一片烟叶,老沈就得摘下一片。午夜或者黄昏,他总在田间忙碌,人手不够还得花几十元一天请人帮忙,我知道他舍不得这个钱。他必须及时将我们送到烤房里。 老沈会把我们按上中下生长部位和摘下时间分开绑在杆子上,中部的叶子是最好的。然后他将我们送进烤房。这时候,耕作的效果显露出来了。叶子既不能种得太肥也不能太瘦。只有刚刚好的叶子才能烤成人们想要的桔黄色的上等烟叶。 老沈家的烤房比较简陋,但仍然花了几千块钱,利用烧煤的热风烘烤我们。感觉就像太上老君炼丹药,昼夜不停地烤上一星期,还必须注意不同时段不同的温度,从30、40、50……直到68摄氏度。 老沈满头大汗地隔着玻璃小窗往里瞧。看我们逐渐由绿变黄,由湿变干,他还得随时调整温度和湿度。 一个星期后,我随着第一批烟叶出来了。很诧异地发现自己变成了桔黄色,摸起来像一张纸。老沈看着我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烤出来的烟叶会根据颜色、部位、含油量等标准分成42个等级。很显然,我是上等烟叶。所有的烟叶烤好后,老沈开始整理和保存。 一般情况亩产300多斤烟叶。但今年我们的茎部比往年要短,这导致了总产量减少100多斤。他向人说起这个情况时有些不甘心。 整个7月和8月,老沈家的两层小楼,充满了一种混合着酸、霉的发酵的气味。这是我们的味道,老沈觉得很香。对于他来说,这是钱的味道。他小心地把我们扎成把,存放在铺着地毯的阴暗的仓库里。 村里的黑土是一块块的,最适合种烟草或茄子。老沈曾想种茄子,但担心销量。于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他也像其他邻居一样,种上了烟叶。 收购场的喧嚣 一切就绪,老沈等待着来收购我们的人。在这期间,烟农们总是兴冲冲地打听国家收购的价格。“据说比往年高出一块钱!”“真的?!”这时,人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听到坏消息他们就会抱怨。 种一亩水稻花的成本300元左右的话,种一亩烟叶成本则达到15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一亩水稻能赚400元,一亩烟则能赚1000多元。有时候,耕作与烘烤的水平往往决定了人们的收益。曾有烟农种三亩烟只赚了900元钱,成为老沈们的笑料。笑过后,他们总会感慨这行的风险。 老沈常跟人说,“种烟叶不要考虑销路,只盼价格高点才好。”烟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在我们身上,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期盼。但是,国家总是根据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以及各种粮食和农作物的价格来定收购价。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人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开始收购。在此之前会有烟农冒险将我们卖给那些做假烟的人。这些人的收购价格比国家高1到2元钱。但是,这种私卖烟草的行为是禁止的。 曾有贩子跟烟农说好高价收购他所有烟叶。由于价格高的离谱,烟农疑惑地问,“你带这么多钱了吗?”贩子神秘地打开手提包快速地让他看一眼说,“看到没,整包都是钱。” 两人相约晚上10点,在山上交易。却被相关部门抓个正着。后来发现,包里除了一层真钱,其余都是白纸。有的烟农高价私卖烟草,钱一到手,立马举报该贩子。名曰,“不能让他们做假烟害人。”让相关部门哭笑不得。 收购价牵涉到地方政府、农民的收入和烟草专卖局的利润。我们变成三方利益博弈的媒介。每年收烟的时候,村里就热闹非凡。 一个烈士陵园变成交易集市。公安站岗维持秩序,质检部门随时裁决买卖双方的质量分歧。整个卖场充斥着吵声、闹声、哭声、笑声,一片嘈杂。 我们经过初选,会按等级分在不同的筐里。标上主人名字和产量,送到一个由公安把守的封闭房间内接受技术人员的评级。我们被推进去后,主人立马围在门口,大气不敢出。只能依靠外面电视屏幕隐约看到里面的动静。 我们被推出时已经标上重量和价格。烟草等级全凭检测人员目测评定。价格都是围绕一个等级上下波动。由于一次评两个人的,有时更好的烟叶只比对方高出一两毛钱。价高者就大呼不公,“我的比他的好多了,为什么只多一毛钱?是不是有鬼?”这时,烟农们就一把围上去,议论纷纷。 质量差的烟,跟10元/斤的最高价比,差了六七元钱。这时候,主人不甘心,翻窗入屋,坐在一筐烟叶上大哭。“不卖了,不卖了。这样低卖不得!”不得已,烟草局当天只收一半。据说,另一半改日可以卖到6元钱。 最后,烟农们成交均价为7.9元/斤。近8个月的劳动,为老沈换来了1万多元的纯收入,他并不满意。 作为顶级烟叶,我被卖到了10元/斤。跟最低的三四元相比,这是个值得骄傲的结果。但我没料到6元差价只是价格差距的前奏。 来到复烤场 当我被烟草专卖局收购后,又被以20多元/斤的价格卖给了上级机构。我的身价翻了一番。 之后,我很快就被送到了复烤场,在这里见识工业的冷酷与力量。 宽敞的厂房、轰鸣的机器、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和女人,代替了阳光、虫鸣和老沈。我躺在冰冷的传送带上,想念刚刚度过的那个夏天。 锋利的刀片滚轴将我们解剖,机器手准确地将我们分开,通过传送带送到高温的烤炉,高温会带来蒸气,这会让我们湿润。一个机器滚筒为我们筛掉身上的泥沙。随后我们的茎部被抽掉,只剩下叶片。由机器装成30公斤一包储存起来。 这些措施都将严格按照程序设定由机器操作,人们只需要检查程序和调试机器。很少出现耕种和人工初烤时的失误,工业的严谨显露无疑。 期间,极少数顶级烟叶将被手工挑选出来。要求是中部的叶子,桔黄色,含油量符合一定标准等等。这些活靠机器是无法完成的。幸运的是,我在其中。我们与其他的伙伴分开来,被单独包装。从复烤场出来,只剩下大约12%的水分。 不久,我被运送到了卷烟厂,将在这里完成最重要的蜕变。一样的宽大厂房、一样的机器轰鸣、一样的制服,只是程序不一样而已。 真正成为香烟 厂房里充满了刺鼻的味道。我们被切成丝状,装进了卷烟机的玻璃容器中,机器开始轰鸣。打印机开始运转,白色的烟纸被印上牌号,涂上胶水,准备卷制。虽然是机器制造,但这些程序需要员工聚精会神地盯着,由于机器运转速度飞快,没胶或墨水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面积的不合格产品出现。 我们被机器快速卷进烟纸中,然后接上过滤嘴搓接成双倍长烟支,沾上滤嘴纸。一根根快速地被推向疯狂转动的刀片,被拦腰切断成为两支烟,一切都通过精确的齿轮完成。最后由输送带送往包装机。 有的卷烟出来后滤嘴比我们短,颜色不一样,我们的衣服也更加精美。包装时,会有工人手工为我们黏贴。还会打上防伪标志等特殊待遇。除了这些,还有专线制造、逐支检验等。等到出厂,我已成为了最高档的成品。 除了这些区别,我们还混合了一些来自国外的烟叶,以及独特的香料,这些被人们叫做配方组。有的配方组中还会加入名贵中草药成分。配方是整个制造环节中最关键的一环,属于绝对机密,它可以用来区分我们的档次。 与其他品种相比,我们的数量要少很多。与30元每条的平民烟相比,我的价格达到500多元每条,这都是含税的价格。我们的数量是严格控制的,不到平民烟的1/250。按照标准,一斤烟叶可以做近两条卷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根卷烟做出来。 生产出来后,我们被分为5个类别,国家规定了各类别的产量,需严格按照标准生产。新的消费税率执行后,有些厂5块钱以下的产品已经限产。因为按新税制,要卖到七八元一包才有利润,但价格不能随便涨上去。这样一来,调拨价在5块以上的产品勉强可以盈利。企业只有靠降低原材料消耗、内部挖潜来节约成本。 由于单箱利润低,不少厂家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接低档烟的活儿,但最大的烟民群体恰恰于此。为此,国家往往不得不“倒贴钱”鼓励烟厂生产低档烟。因此,烟厂盈利的真正希望,就在于我们这种贵族烟。 我逐渐明白,自身的价格就像三级跳远。如果说前面是助跑,现在则蹬出了三级跳的第一步。 豪华包装成就天价 我们被烟厂以500多元/条的调拨价又卖回给烟草专卖局,因为按相关规定,所有的烟草都必须由该局出售。到专卖局后,我们由产品变为商品,我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我们被分发到一个600多万人口的中部省会城市,跟我同档次的产品总数只有2万多条。 专卖局的客户经理们热烈讨论着如何将我们卖出去。“一个品牌是否满足目标顾客的消费欲望,是否让顾客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是判定这个品牌的潜力标准,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品牌的培育价值。”他们说,“比如,有的烟外包装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形式,若隐若现的笔韵,勾画出悠远意境和高雅气质。代表高贵的金色和代表热情的红色相结合的混合色,铺陈出一种与无伦比的视觉效果。” 客户经理分析时将我拿了起来,“这个包装采用沉稳、中庸的紫褐色为基本色,包装右侧以湖湘传统纹饰点缀,包装纹饰的设计灵感源自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皇室极品丝帛。”我压根没想到自己一身花衣裳有这么多出彩的地方。 包装完毕,如何将我们推向市场也是关键。像我们这种档次的烟,批发价高达800元/条。即使这样,零售商依然趋之若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我们,在片区成千上万个零售网点,未从正常渠道得到过我们的超过一半。 高价格意味着高利润。我们是人人都想要的香饽饽。但得到我们的途径却很少,甚至都是非常途径。曾有个这样的故事,专卖局送货车途中出事,一位零售商帮忙守护现场,而我们则作为奖品奖励给了他。 更多的时候,要想得到我们,必须开条子打通关系。专卖局内部的员工,不到一定级别也不行。 引以为豪的高身价也包括了高税收。有人算了一笔账:假如一条烟的生产成本是100元(包括原材料、人工),按照目前税率,烟厂要纳的税就是80多元。 这包烟调拨到专卖局,进行批发销售,至少要加价15%的利润。加上最近卷烟批发环节首次被征以5%的消费税,这包烟还要上一次消费税近10元。从出厂到批发,不包括采购烟叶的税在内,这包烟纳税120多元。 最后,从500多元出厂价到800元批发给零售商,我完成了三级跳的第二步。接下来,是零售终端的最后一跃。 昂贵的礼品 终于离开了工厂和仓库,我躺在透明的玻璃柜台里。许久未见的阳光还是那样温暖。周边躺着我的同类。黄的、白的、蓝的,五颜六色。 我环顾四周,立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酒瓶。白酒、洋酒、葡萄酒,流光溢彩。经常有穿着体面的人进出店铺,我被人们一次次拿起,放下。我的第二个主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是这个烟酒店的老板,精明能干。总是笑着与客人打招呼,热情而周到。 他会从我身边把各种各样的烟拿给别人,很少有人真正看上我。因为,我有了一个新名字——“天价烟”。我的标价是1000元/条,实际上卖价在2000元/条左右。 一次,有个中年男人拿着1000元钱指着我,“老板,来一条。”老板笑着说,“起码还要加一倍。”那个男人惊愕地看着。“因为国家规定烟最多卖1000/条。但这个价,我连货都进不到。”男人又望了望我,转身离开了。 当然,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买走。大多数时候,那些人都是送礼。他们会征求老板的意见,“你觉得送什么好点?”老板就指着我说,“喏,大部分都是送这个。礼重情更重。” 一天,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犹豫了许久。花了2000元钱买走了我。另外买了两瓶酒,价格也只有我的一半。他把我送给了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随后两人相谈甚欢。 年轻人走后,一个朋友来看那中年人。他将我拿出来,递给朋友。用闪闪发光的打火机熟练而优雅地点燃了我。一瞬间,我燃烧起来,他们说,“这个烟味醇,比其他的烟也淡些。” 于是,我化作蓝烟从他们的口中进入了肺部。他们享受着吞云吐雾的快感。我在他们肺里转了一圈,留下了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近四千种有毒化学物质后,从他们口鼻中冲出,化做白烟,逐渐消失。这,就是我的一生。 香烟生产流程 制丝工艺:包括备料——回潮——贮叶——切丝——烘丝——叶丝梗丝混合——加香——加料——贮丝。 其工艺任务是将各种烟叶制成配比均匀、纯净无杂质,宽度、水分、温度均符合各等级卷烟工艺要求的烟丝。 卷烟工艺:其工艺任务是充分发挥设备效率,将合格的烟丝按照制造规格及质量标准,卷制成合格的烟支,接装成滤嘴烟支。 包装工艺:采用包装材料和机械,将经烘焙后水分合格的烟支,包装成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便于贮运和销售的成品。 美国为何没有天价烟 华盛顿禁烟活动者举行示威，要求影片中不再出现吸烟内容。图／CFP 总统的禁烟铁腕,民间团体数十年的抗争,使得香烟在美国不可能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就没有了天价烟滋生的土壤。 你能想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边抽1000美金一包的万宝路,一边开“四套班子”大会吗? 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万宝路没有这么贵的。它的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烟草集团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旗下所有烟的差价都在两三美金之间,便宜的一条8美金,贵点的不过11美金。 美国公共场合严禁吸烟。不管私底下吸不吸烟,面对摄像机,美国官员永远都是一副呼吁市民禁烟的姿态。身价过百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布隆伯格亦不例外。他不仅对纽约每包香烟征收全美最高的税,他还自掏腰包上亿美元捐给美国控烟组织。 “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的天价烟。”行走世界各地、在中国从事控烟17年的美国华人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慨叹说,天价烟是中国特色。 禁烟文化深入人心 美国虽有5000万烟民,但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抽的可能都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价钱的香烟。“在美国,没有天价烟,也没有廉价烟。牌子不像中国品牌满天飞,非常少。”臧英年说。 由于烟税不同,美国同一个牌子香烟在不同州的价钱也不一样。烟税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地控烟组织势力大小,一个是看有没有烟草生产基地。“像纽约州和加州,烟税就比较高,而像北卡罗莱纳州这些卷烟生产基地,考虑到烟农和生意人的利益,州议会一般不会征收太高的税。”臧英年说,价钱虽有不同,可都大体相近。 在美国人心目中,烟从来就不是馈赠亲朋的礼品。概因吸烟在美国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习惯,无论你到政府机关,学校,或是餐厅,教堂,到处都是禁烟的标志。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容不下烟民。“不需要州长去呼吁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了,烟民已走投无路,香烟不可能变成一个令人有吸引力的东西。”臧说,如果香烟那么贵,谁会去买。 积极参与的还有那些已经罹患癌症的吸烟者。去世之前,他们一般都会以身示法,透过媒体向公众述说吸烟的危害,劝说年轻人不要吸烟,而去世后,医院也会宣布病人的去世与吸烟有关,以此告诫世人,吸烟是癌症的最大凶手。 根据去年9月美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吸烟是造成疾病和过早死亡的第一大可预防因素,也是致癌的最显着原因,在美国,每年导致43.8万人过早死亡,其中3.8万人是由于吸二手烟。吸烟每年在美国造成167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开支和生产力损失。 禁烟文化在美国之所以深入人心,离不开美国民间社团的大力宣传。目前,在美国参与控烟的民间机构足有1000多家,其中包括由美国许多医生参与的美国癌症协会(ACS)。 烟草企业和政府是对立关系 中国烟草产业政企合一的格局,在美国从未出现。臧英年介绍说,美国烟草业完全由私有化,由两到三家大的烟草公司控制。州长或市长亦无借烟草提振GDP的压力。“在美国,烟草收入占GDP比重只有1%,而中国是8%。”臧说。 不光不会产生瓜葛,而且历来都是死对头。最大的一场官司发生在1998年8月。其时,美国46个州与美国三大烟草巨头达成大和解,这三家烟草巨头需要为他们过去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付出2060亿美元的赔款。 人口600万的华盛顿州获得了3000万的赔款控烟,人均健康费用为5美元,而据臧英年预计,中国控烟协会一年的费用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有13亿的人口。 赔款的效果立竿见影,臧英年说,现在,华盛顿州吸烟率从原先百分之三十几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卷烟产量及销售量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2060亿赔款的胜利相当来之不易。 在美国,烟草虽然只是6个州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烟草势力却遍及全美各地。他们在国会中拥有颇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迫于烟草巨头们的财大气粗,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往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一个明显的佐证是,1980至199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的174个公共健康立法提案只有2个获得通过。 形势的逆转始自1990年代中期。彼时,美国反烟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吸烟的危害。1997年11月,加州法院判决洛里拉德烟草公司向一吸烟受害者家属赔偿150万美元,这是美国烟草商首次公开向吸烟受害者做出赔偿。 其后,烟草赔偿案屡战屡胜。最频繁的一段时期,40多个州都在审理相关诉讼,美国烟草业开始四面楚歌。 领导人率先发起禁烟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也明确要求,联邦政府也要拿烟草商“开刀”。 1999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烟草业继续做出赔偿5160亿美元,并计划拨出180万美元的专用款项,尽一切努力打赢官司。 但随着布什政府的上台,该案进展逐渐慢了下来。原因再简单不过,烟草业待共和党不薄。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各类工业领域中,布什班底与烟草业的关系最深,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花掉了1060万美元用于各方游说。 10年后,美国人才终于等来了救星奥巴马。 今年6月22日,奥巴马签署一项新控烟法案《家庭吸烟预防及烟草控制法》,这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救了美国人命”的法律。奥巴马本人曾有20年的烟龄,但在夫人米歇尔的劝说下成功戒烟,他在签署法案时说,美国每天都会新增约1000名18岁以下吸烟者,他不希望“青少年走上这条路,成为烟民”,因此签署“限烟法案”非常重要。 控烟法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护青少年。如果烟草企业在学校和操场300米范围内做广告,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有权禁止该企业在15个月内发布广告;同时企业也不得在香烟中加入糖果味等香味吸引青少年。 FDA不仅有权规定香烟的成分,限制某些化学成分,如要求减少尼古丁的含量,还能禁止新的香烟产品上市,这是FDA首次获得监管烟草的授权,FDA将成立一个新的烟草监管办公室,所需资金全部由烟草业提供。 法案还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注明警示标志,从2012年起生产的香烟警示标志必须占到烟盒面积的一半。 天价烟控烟最大绊脚石 “今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 去年11月22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落下帷幕。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 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按照规定,今年1月9日,中国必须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但遗憾的是,除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从烟盒的侧面挪到了正面外,未见任何警示图片。 国内鲜为人知的是,同为中华烟,国内的包装典雅大方,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出口到国外时却要打上令人惊心甚至作呕的图片,被当做有害之物低调售卖。 中国为何难以履行公约,高价烟对中国控烟又带来了哪些阻力?《中国周刊》约请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协议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和在中国控烟长达17年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进行了访谈。 《中国周刊》:最近几年,媒体曝光了很多公务抽烟的丑闻,像周久耕抽天价烟被免职,湖北公安县下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一年要抽400万的本地高价烟等。在抽高价烟的人群中,公务员所占的比率是不是非常高? 吴宜群:公安县这样的情况在各地相当普遍,全国有3000多个县,你想想一年要抽掉多少钱。某烟草企业和国家统计局曾经做过一个联合调查,近13%的人是通过收礼获得高档烟,远远高于中低档卷烟。谁在收礼?毫无疑问是拥有权力的人。 《中国周刊》:公务抽烟除了是滥用纳税人的钱外,也很不利于控烟吧。 吴宜群:严重损害政府的控烟形象,给老百姓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另外,从保护公务员身体健康角度出发,也需要控制公务用烟,公务员也是人,而且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中国周刊》:但是杜绝起来有那么容易吗?烟草部门的势力似乎十分强大。 吴宜群:2009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瓶颈问题不解决,后面的问题没法展开。5月31日戒烟日,我们联合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控中心在媒体上对此做了很多宣传。 《中国周刊》:结果如何? 吴宜群:没有结果。 《中国周刊》:阻力在哪里? 吴宜群: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本书里讲得很明确:如果把警示图像放上去了,会影响一类烟的销售。高档卷烟产品采用的包装大都是红色,如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今年国家烟草专卖要求比去年烟草销售增长10%,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控烟?! 《中国周刊》:烟草企业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宜群:清华大学曾经开过一次模拟听证会,烟草企业的人争辩说:“控烟就是国际游戏,我们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希望引起政府重视,否则在国际舞台上说不过去。这几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取消公务用烟,但作用不大。 《中国周刊》:如果包装上加上警示图案,就能杜绝天价烟了吗? 吴宜群: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你看到一些恶心的图片,就是对自己的警惕,其次,跟朋友吃饭拿出这种烟,也很不合时宜。而且,送礼没法送,给长官送这个礼,难道希望他早死吗?! 《中国周刊》:可是在中国文化中,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缺了它似乎不行啊,普通烟民似乎也没法接受。 吴宜群:这是烟民给自己的理由,不抽烟就不会交际了?可能会交际得更好。 另外政府部门不重视,对烟的危害宣传不够,对禁烟采取的手段也不够果断,税收取代国民健康成为优先考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天价烟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 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官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 “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看到这样的描述,以一般人的常识,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 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典藏版”香烟,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除了罪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 唯其如此,一位抽过天价烟的朋友说:“抽这样的烟,确实有一种犯罪感。”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 既然是一种消费品,那就不能否认它的经济价值。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 38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1万亿元。 这表明,这个以损害网民健康为代价的行业,在中国“健康发展”。原因无他,盖因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序列中的支柱性地位,以及它对公共财政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羊毛”,其中又有多少出自“羊身上”(公共财政)?2008年的6.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这种燃烧的罪恶,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说:“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而且,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普遍被视为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这样,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 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在一支烟相当于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生活费的国家,天价烟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就是某些官员“吃饭基本靠请,烟酒基本靠送”的潜规则,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权力。而与权力相对应的,主要是官员。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用香烟招待。演变至今,到官府办事,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 遍寻中国官场,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此公关于地产的言论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招来一片骂声。有好事者将他“人肉”一番,竟然吃惊地发现,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面前公开摆放着“九五至尊”香烟。 这是什么概念?“九五至尊”每条1800元,即便是中等烟瘾,每天一包烟,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像周久耕这样的官员,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可以想象,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九五之尊”而成为“月光族”。最终,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周久耕乃是一介贪官。 显然,周久耕抽“九五至尊”不是一两天,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再看许多抽烟的大小官员,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红塔山”,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 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权力拥有者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被法院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入狱三年。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条款规定,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也会受到刑事检控。 反观内地制度,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公职人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往往是花拳绣腿,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 正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某种意义上为权力量身订造的天价烟,虽然罪恶昭彰,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因此,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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