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歼－1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战机
亲临大阅兵
好热闹、识大体的北京民众表示了理解。就连那点磕磕碰碰，听到外地人耳中似乎都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
“明天我们只上半天班！” 北京人王睿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兴奋。
9 月18日晚10时，北京国庆大阅兵前最后一次综合演练将拉开序幕。当天下午2点，长安街沿线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享受了一次难得的提前放假，处于预演区域的学校也都停课半天。虽然距离长安街沿线交通管制还有1个半小时，商场、饭店、银行也都纷纷打烊。乘班车回家的路上，王睿看到四环上大巴一辆接着一辆，载着满满的学生向天安门方向驶去。在那儿，将聚集近20万名游行群众和受阅官兵。
正是周末黄金时段却要早早关张，难说商家没有抱怨。交通管制范围涉及8个区，从二环一路扩至东五环及京通快速路等主干道，非长安街沿线的企业给员工放假的屈指可数，不知在公交、地铁甩站的情况下，他们如何穿越偌大的北京城。
早在1949年斟酌开国阅兵地点是放在天安门广场还是西苑机场之时，周恩来在整整17天的权衡中，已经想到了当天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带来的不便，而那时北京城的“大饼”，尚未摊出二环。
不过大阅兵毕竟是“十年等一回”，好热闹、识大体的北京民众表示了理解。就连那点磕磕碰碰，听到外地人耳中似乎都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
近水楼台的好处是能先睹为快。通州水恋晶城小区的颜美园，便从自家阳台看到了空军的阅兵表演。“我正在做饭，突然听到外面轰轰直响，窗外正好飞过一架拖着两根输油管的空中加油机。接着是战斗机，呈人字形，或三架一组，或五架一组，或四架一组成两排呼啸而过，一百多架各型战机足足演练了大半个小时！有一次还看到10架直升机超低空飞行，激动得一个军事发烧友拼命问我是不是‘武直10’。”
18 日下午，有人在家打酱油，有人上街躲猫猫。虽说电视里看得更清楚，但有人就喜欢扎堆体验现场版的刺激。一位丈夫在部队的女士听说同事家能看到演练，不顾限行，揣着望远镜打车赶到了城东。嫌房间距离太远，几个人居然冒险爬上了温特莱酒店到处寻找最佳观测点，从六楼到八楼、十六楼又下到二楼，最后被保安发现捉下了楼。
下午5点，受阅战车开始排成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开出阅兵村，当第一辆抵达天安门时，最后一辆还在阅兵村。和平时期大阅兵更像是一场盛大的“生日Party”。既然是大喜的日子，军民保持着高度默契。天安门广场上的游人在警戒线外翘首以待，大望路口也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当上百辆坦克装甲车驶过湿漉漉的路面，整个区域都感受到了轰鸣与震颤，街边一阵沸腾，惊叹声、相机喀嚓声此伏彼起。虽说坦克喷出来的柴油雾着实有点呛人，但上文那位女士还是坚持从头看到尾，自言即使胸闷也乐意。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1999年一位新郎官大喜的日子，恰逢CCTV直播建国50周年大阅兵，他率领众伴郎看得入迷忘了时间，险些误了终身大事。对这样的超级“月饼族”而言，“国庆租个长安街酒店客房看阅兵”，可能最大的心愿。
日前，位处西长安街的长安街酒店公寓便打出广告，公然宣称自家这位置“是大阅兵的主要观看路段，看国庆大阅兵选择公寓没错！”旅行社也不失时机推出了“国庆北京阅兵游”。甚至连远在成都的万达广场，都打出只需消费，就可以通过超大屏幕现场感受阅兵激情，零距离体验歼10战机魅力的口号，让这场国之盛事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变得喜感十足。
但据记者了解，租酒店看阅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新闻媒体而言，大阅兵不啻为兵家必争之地，谁都垂涎长安街沿线那屈指可数的几家星级酒店。50年大庆之时，某外国知名通讯社曾一掷千金，欲豪租贵宾楼总统套间专门用于拍摄阅兵实况，合同都签了，最终还是泡了汤。此次从9月29日到10月2日中午，北京饭店将被国家征用，客房一律不对外销售。贵宾楼饭店、北京国际饭店、北京饭店莱佛士、新闻大厦也不对外营业。民族饭店、中国大饭店、凯莱大酒店、万达索菲特等酒店虽然没有被征用，但在庆典期间面临长安街的客房将被清空，客人可入住不靠近长安街一面的客房。而且无论什么人进入酒店都要过安检，跟机场的一样严格。
办公地点就在长安街两侧的日本共同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香港有线驻北京新闻中心颇令同行艳羡。但据大阅兵当日香港有线邀请的直播嘉宾徐光裕将军透露，他将在另一个房间，通过大屏幕看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点评，虽然实况与他只有咫尺之遥。
同样位于长安街沿线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位青年学者告诉记者，上周开会他们已经得到通知，自9月28日起就不用去单位上班了。同时得到叮嘱，武警会逐个房间检查，抽屉不要上锁，临街的窗户也会被封起来。
“肯尼迪总统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的？美国人最清楚。杀手在一所公共图书馆仓库的六层窗前射击，用的就是一把高精度的狙击步枪。莫斯科大剧院的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提前几个月将炸药、武器拆散了，一点一点囤积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徐光裕将军认为，像酒店、社科院这样大的单位很难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关键是一些地下旅馆和私人出租的房子。
一位北京市民告诉记者，“要不要到现场去看阅兵”，就像当初把奥运开幕式门票拿到手上，有些犹豫。不去，舍不得；去，又担心安全问题。
就在17日下午6：30，距离天安门广场南端不远的旅游闹市区大栅栏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2死12伤。
“作为首都，北京既是保安条件最好的地方，又是一个目标最突出、最容易造成影响的地方。为确保国庆60周年安全，我们已经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有些警察还配备了武装。在六环路上进行人车检查也已经有20天了。如果有什么不满意见想表达，其他地方不好下手，这些人便会看上大栅栏、王府井、东单、西单这些重要的旅游地。这也说明在这些地方巡逻的人布的点密度不够。”但徐将军认为这也是一个两难。如果“三步一岗、两步一哨”，又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说成是“高度神经紧张”。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发出号召，要“打一场国庆安保的人民战争”。
尽管苏珊.桑塔格这样的西方文化人一直对诸如阅兵的美学保持着“警觉”，给大阅兵挂上一个“集权主义美学”的标签，但也有境外观察人士给予严苛方式训练出来的方队极高评价：“ 以中国的国情和军事传统，军人的作战意志要比武器来得重要。”
徐将军认为：“方队走步的形式和高度的纪律性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国家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什么苦都能吃，他们自觉地愿意为国家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一家IT公司的部门总监从“整齐划一”的正步方阵中，看到的是一种执行力。
国庆50周年前后，有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为准备这次大庆，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
徐将军算笔细账后说，此言差矣。“他是把所有武器装备的费用都算进去了。整个游行的队伍共35个方队，游行的群众10万人，广场的学生7万。这16万人，每人的开销为500元，共8000万。彩车20辆，每辆100万改装费，共2000万。受阅部队1.2万人，按10个月300天的训练算，每天补贴50元，开销近2亿元。再加上广场装饰，把天安门广场路面换砖头都算进去，差不多能凑到最多6亿元，这不过是半架美国第四代战机F22的价格。”
徐将军认为：“一些对阅兵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出了反对意见，而且是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的，既是合理，也是合法，这绝对是件好事情。但最后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意见，这符合民主集中的原则。我想如果不是大多数人都愿意搞阅兵，中央不会下这个决心。”
但在他看来，不能仅抓住国庆是否阅兵，来判断一个国家尚武不尚武。“美国人也阅兵，只是不放在国庆节，而是放在总统就职仪式。在展示国防力量上，美国人最卖力、办法最多。他们一点都不忽略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经常通过军兵种的纪念日、总统的庆典以及各种各样所谓的开放日来鼓动。
“阅兵确实能够提振老百姓的爱国主义意识。”王睿说，“我平时没有机会考虑爱国主义情感。这段时间听交通广播，天天有一个小女孩在唱《我爱你祖国》，我还是非常有感触。但在阅兵的‘表面功夫’之外，我更在意其背后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相比较而言，人口红利和出口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思考更多。”■
探访军乐团
“站4小时不倒，坐4小时不动，吹4小时不累，憋4小时不尿”。
如果不是司机小寇驾着军车来接，记者如论如何找不到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位于北郊的训练基地。彼处人迹罕至，原是某装甲部队的训练大院，距离北京城50多公里。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几栋宿舍楼、一栋办公楼，加上沙坑、单杠、球场，就是全部。午休时间，除了落叶簌簌的声音，时间仿佛凝固。小寇开玩笑说：“来这里可以体验纯粹许三多式的生活：除了跑操，还是跑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杜银鲛、张平江、余文杰和曹军这四位大校，已经在这里呆了整整3个月。杜银鲛和张平江吹萨克斯，余文杰吹圆号，曹军吹长号。他们都40多岁了，1984年第一次代表解放军军乐团加入联合军乐团才十七八岁，转眼间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团队里已经可以当叔叔伯伯。 “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他们的父亲都比我们年轻！”
这四位大校在外被尊为艺术家、老师，都是团里的骨干，如果不是参加阅兵，他们此时应该是身着燕尾服，优雅地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国来宾演奏。
“虽然我们已经参加过两次阅兵，但再次来到这里，改变生活方式，和新入伍的战士一样，每天6点起床，叠被子、拖地、喊着一二一排队去吃饭，还是不适应。”杜银鲛笑着说。
张平江也坦言：“特别是晚上真的很无聊。没有电视、网络，从吃完晚饭一直到10：30熄灯，这4个小时基本上要靠你自己去调节。”
为了解闷，余文杰带了两盆小花装点宿舍，晚上和杜银鲛一起出去抓蛐蛐。来这儿集训，两个老同学像是回到小时候。
在阅兵式上，其他方队就紧张十几分钟，而军乐团将在天安门前第一个入场，最后一个离场，连续演奏2小时40分钟，站立时间长达4个小时。于是在联合军乐团的训练驻地，便贴有这样的标语：“站4小时不倒，坐4小时不动，吹4小时不累，憋4小时不尿”。
集训数月，每日在烈日下笔挺地暴晒，4位音乐家都变得像钢铁战士一样黝黑。“刚开始的时候新鞋卡脚，我站得脚趾头都紫了，像一千只蚂蚁在咬。别人拿到矿泉水都是猛灌，我顾不上解渴，赶紧浇鞋。”不过让他们自豪的是，虽然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庆典，但从没倒过。
1999年国庆大典第一次在通县机场预演，那天天气酷热，各方队都有人晕倒，军乐团在一个半小时的预演中，也晕倒了60多人。从那以后，军乐团开始苦抓站功。
对乐手而言，他们比沙河阅兵村的士兵们还多了两项折磨——背谱和噪音。
在阅兵和游行过程中，军乐团的乐手们不能看谱，必须把所有的乐谱分毫不差地烂熟于心。短短20天要背诵20首谱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军乐团的团长于海硬是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采取‘荣誉战术’。谁先背完，就授予先进个人，哪个集体先背完，就授予先进单位。”
背谱命令一下达，乐手们就开始“玩命”了。天不亮就起来练，熄灯之后，很多人又偷偷溜去厕所、楼道甚至小树林里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军乐团有个小伙子，23首群众游行部分的曲子，用了 3天时间就背下来了。而总参有一个1天时间就把9首打击乐拿下。”张平江说，小伙子们这样一搞，他们就有点压力了。“如果按正常作息，没人背得过我们。有外事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集合之前5分钟把一首国歌背下来。但他们这么没日没夜的，我们到了这把年纪，没法再去拼体力。不过我们还是提前了5天把谱子全部背完。”
“这次整个乐队的整体水平比1984年提高了不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第一次合曲的水平，就可以去现场了，我们现在是要做到的是无缝链接。不管是解放军军乐团还是哪个军区乐团的，一视同仁，随机抽查，点哪个背哪个。我们排练一次抽查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背不出来的，除了因为紧张出现个别的小错误。”
而这几位大校的屋里也经常会有小战士跑进来，帮他们拖拖地、叠被子，就希望可以多得到点指导。
杜银鲛他们一次次参加阅兵，不仅没有一分钱补贴，还会损失很多经济上的利益。如此舍家舍业，纯粹是为了一份荣誉。“国庆大典、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外国总统来访、汶川慰问演出，我们全在现场，中国所有的大事，都跟我们有关系。而2009年国庆阅兵，将是我们4人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受阅。一生的荣誉，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 ■
于海：这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世界上让毛主席喊‘万岁’的文艺团体，只有我们军乐团！”
初探阅兵村，就幸运地听到武警总队在合练迎宾曲，军官中站得最挺最直的一位，正是联合军乐团团长、总指挥于海。
在天安门前参加完60周年国庆庆典的最近一次彩排后，他也是这么腰杆笔挺地指挥军乐团连奏160分钟，节拍丝毫不乱。
“自从知道60年大庆要阅兵，我就知道肯定是我担任总指挥。”于海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军乐团的成员，他很幸运地在天安门庆典中，为党和国家的前后四代领导人演奏过。
“1970 年国庆典礼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毛主席。作为军乐团年龄最小的演奏员之一，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刚到团里学吹黑管。我们的演奏队就在金水桥对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当他走出来一瞬间，《东方红》的乐曲一起，我真是热泪盈眶，浑身热血都沸腾了。时候想起别人和毛主席握了手几天不洗手，我就把那天戴的领章、帽徽都当宝贝似的收藏起来。”
出于对毛主席的这份敬仰，于海对乐队、合唱排练《东方红》要求非常高。在他看来，主席对军乐团也是倍加厚爱，组建千人军乐团的决定，就是毛主席亲自做出的。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高呼了一句：“军乐队万岁！”40多年后的今天，军乐团的新一代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心中依然充满着自豪感：“世界上让毛主席喊‘万岁’的文艺团体，只有我们军乐团！”
到了1951年的国庆，毛主席在庆典上看着天安门城楼对面的演奏队列忽有所感，对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天安门广场又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的军乐团才相称。”于是，有了成立全军的正规的军乐团的设想。
尽管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但聂荣臻硬是拨出了旧人民币80亿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80万元)建团费，其中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在北太平庄一带扩建营房。这在捉襟见肘的年代，已属大手笔。
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千人西洋管乐团还差点被千人民乐团所取代，所幸此建议最终被毛主席否决。他在全国音乐周期间对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说：“咱们的军乐队，还是用西洋乐器，不必敲锣打鼓吹喇叭。”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于海作为千人联合乐团的分指挥，接受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的检阅，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看到大学生们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
最让他难忘的是1999年的10月1日，那是他第一次担任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位置是最前排、最中央、最高处。当他站在上面，心中只有两个字：神圣、激动。
而在54岁的他看来，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应该是今年的10月1日。“我的指挥棒落下，神圣的国歌将被奏响。”
排练中，于海硬是把罗浪请到了阅兵村。开国典礼上，正是29岁的罗浪沉着地指挥200名军乐队队员奏响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罗浪对现在军乐团的水平很服气。他一直期望中国军乐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次来很感慨我们现在演奏曲目这么多，乐理这么精。他说我们当时水平很差，不认谱，乐器都吹不动、吹不响。”
根据罗浪的回忆，在开国大典上演奏的军乐团，是以华北军区军乐团为主临时凑集的。说起这支军乐团的来源颇为有趣。记者曾看到这么一篇记载：
“1947 年10月，在解放石家庄外围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歼灭了国民党第3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罗历戎曾是聂荣臻的学生，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是：‘我的人都被你们打散了，枪也被你们缴获完了，好在这支军乐队还算完整，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一个星期后，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的罗浪接到上级通知：速带人到清风店接受国民党第3军军乐队。在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张致祥的安排下，罗浪带着学徒单洪顺骑着缴获敌军的自行车，边走边找，经过长达15天的艰难寻觅，终于在保定找到乐队队长，在高碑店找到了其他军乐队队员。经过当地驻守部队组织的政审、鉴定和调查后确定乐队40人符合政治条件，这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10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乐队。”
1949年8月，组织上决定让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准备为开国大典进行演奏。这支新成立的军乐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起义投诚的旧军人和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使用的乐器也是五花八门。
而负责训练他们的教员，则是前国民党军乐团的团长洪潘。
“管乐在国外有几百年历史。但中国过去没有军乐，只有敲锣打鼓。1896年，袁世凯组建新军，从德国请人来训练，剪掉辫子，练习骑马、射击，并要求1万多人的军队必须有一个60人左右的军乐团。”
记者曾看过研究文章，认为国民党时期的军乐团不受重视，被讽为“洋吹鼓手”。于海认为该说法有失公道。“国民党非常重视军乐团，蒋介石就是国民党军乐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是洪潘，授少将军衔。他曾师从丰子恺学习音乐，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同窗。”
作为一名从事管乐专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于海对洪老先生仰慕已久。专程在这位老前辈93岁那年拜望，笑言“共军的团长来会见国军的团长了！”老人哈哈大笑。没想到分别不到三个月，洪潘先生便与世长辞。
在解放军军乐团刚成立的时候，人们认为军乐就是庆典上的陪衬，没有谁把它当做一个正规乐团看待。于海感慨说：“军乐团过去的水平也确实不高。不像现在国家的音乐教育普及得好，老百姓里学乐器的太多了，部队里有成千上万乐手供我们挑，来的都是尖子，那时候哪里找到一个吹号的。我们选人全靠大淘汰，一个中学上千人选出一两个，十四五岁的时候送过来从头学，两年之后还要再淘汰三分之二，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当时都拼了命地学。”
不过在于海刚入伍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乐团一天仅给一个小时练习业务，其他时间必须政治学习和劳动。我们当时150人，现在剩下的只有20多个。我只能说自己幸运。”
而如今，解放军军乐团涌现出一批国内一流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演奏的曲风涵盖爵士乐、室内乐、行进管乐……“我们8月份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票子被一抢而空。我现在正在策划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
据于海介绍，参加本次阅兵庆典的联合军乐团创下了很多新纪录：“目前这支联合军乐团是历次国庆阅兵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也是演奏水平最高的团队。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全军46支专业和业余军乐队里选拔，最终选中这1300多位高手。”
最初听说要指挥包括合唱群众在内的4300人，确实有点担心，相隔100多米，怎么能让所有人都跟我在同一个点上？但经过半年的训练，他已有绝对把握让 4300人变成1个人。“以前阅兵，奏乐从喇叭里传出来时有时差会干扰到士兵。后来采用了高科技的音响设备，这个问题已经被完美地解决了。”
2个小时内，联合军乐团将几乎不间断地演奏19首阅兵乐曲和24首群众游行乐曲，共计43首乐曲。于海认为最大的突破是过去阅兵的音乐多演奏进行曲，而这一次，除了常规曲目，还会增加流行歌曲的比重。
于海透露，阅兵乐曲部分的演奏次序是欢迎曲、国歌、军歌。而群众游行乐曲将以慢板的《红旗颂》开场，演奏的曲目包括《红旗飘飘》、《我和你》、《爱我中华》、《希望的田野》，《今天是你的生日》、《祝酒歌》。只是目前什么曲子对应什么方队，依然处于保密中。
而在群众游行单元里，当领导人画像在游行中出现时，军乐团会分别演奏具有代表性的乐曲。“毛主席画像出现时会演奏《东方红》，邓小平是《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是《走进新时代》，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配的是《江山》。这4首乐曲拼接在一起，就像一首完整的乐曲，现场还将播放4位国家领导人一句原音剪辑。”
在这位艺术家的心目中，他这次带着军乐团创作室精心推出的，不再是为政治任务作陪衬的背景音乐，而是融入合唱、领唱、民族打击乐等表现形式的一场气势恢宏的广场交响音乐会。■
阅兵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歌剧”的演出。不仅中国，世界各国的阅兵式，也都在通过这种“国家歌剧”向世界含蓄地表达某种“主题”。
阅兵，中国想说什么？
新中国60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阅兵。像以往一样，此次阅兵，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事件就一个，议论万万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各种各样的面孔一样，不同的人，不同国家、不同心态，折射出来的阅兵解读大相径庭。
但是，中国的用意只有一个。
阅兵史溯源
新中国的阅兵，最早可以追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的庆祝日，经过秋收起义和南昌暴动等血火拼杀，武装割据了相当地盘的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是毛泽东，“毛主席”的称呼从此走入中国人的永恒记忆。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当天，瑞金叶坪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一系列的政治议程之后，“小新中国”举行了阅兵式。由大刀、梭镖和破旧步枪、短裤、草鞋、斗笠、八角帽组成的冷兵器和热兵器杂陈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以山野夜空下的提灯游行(因为害怕空袭)，举行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阅兵”。尽管如此，它的蕴意依然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阅兵，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相对正规、完备的组织领导机构和行政体系和军队系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当时多如牛毛的土匪、军阀的最根本的地方：中共不仅有远大的建国目标，也有自己完备的国家机器的雏形。相比之下，其他的武装势力，都形似乌合之众。
正式建国前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5次重大阅兵，每次都有其深刻的内涵在里面。1933年的第二次阅兵，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毛主席”的称呼和“八一”的红色政治文化遗产。而之后的3次重大阅兵，则像三级跳一样，成为现代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质变性飞跃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至今，共进行了13次阅兵。每一次的形式和寓意都不一样。
1950年，新中国一周岁。如果说开国大典的阅兵，是万国牌武器装备的展览，此次阅兵最闪亮的一幕，是骑兵方队6路纵队，1900匹坐骑全部是白马。这是举世无双的华丽，也是空前绝后的景观。那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也是骑在马上的共和国，英俊潇洒的少年军姿！
一年前，朱德总司令在阅兵式上发布命令向全国进军；仅仅一年之后，新命令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字样：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进驻中国领土台湾……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毫无疑问，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准星里已牢牢地标定台湾，但是，东北亚局势的骤然恶化，让新中国最高层面临全新而艰难的战略抉择。
阅兵后16天，解放军进入拉萨。第19天，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西南东北左右开弓，西藏和平解放，而从10月底到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鼓作气，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把联合国军推回三八线，并于次年1月占领汉城。就像那1900匹白马昂首奋蹄的图腾所展示的，新中国气势如虹！
中国和中国军队历史上又一页篇章，揭开了。
阅与不阅
之后的阅兵式，令人目不暇接。1953年，阅兵式上出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队。这是继中国远征军出击缅甸之后，中国军队第二次在国门之外，抗击强敌，并大胜而归。“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当年的毛泽东眺望祖国山河，笔下如此感慨。在那遍地英雄中就有着四年前的白马战士，他们从天安门跨过鸭绿江，打过三八线，坚守上甘岭。
现在，他们回来了，带着满身的硝烟焦土，走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他们看着着装不同的战友从面前走过，忍不住心中阵阵激动：由苏制喀秋莎火箭炮组成的方队，走过来了。在朝鲜战争后期，随着大批苏式装备的到位，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装备差距已迅速缩小。特别是曾经在欧洲战场让纳粹德军闻风丧胆的“喀秋莎”火箭炮，开起火来如疾风暴雨，不仅让人在实体上受到杀伤，在心理上也感到恐惧。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尚且把联合国军打得丢盔卸甲，面对成建制换装同等装备的对手，美国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停战谈判开始了。中国胜利了。后来日本人说，日本就是从朝鲜战争中才真正相信，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等因素，自1960年开始取消了每年阅兵的惯例。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日，北京都以大型的游园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庆。1979年这一年，南疆战事轰轰烈烈。举国争颂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到处在唱《血染的风采》。这一年是建国30周年。国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也没有组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活动。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与往常一样，只有游人徜徉，鸽子翻飞。作为对共和国30年的庆贺，中共中央于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国庆招待会。
就在这貌似平静的一年，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慢慢地转向了……
邓时代的阅兵
直到1984年，阅兵式才恢复，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阅兵。此次阅兵，从外观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求新突变的心声。
1984年的国庆阅兵有几个抢眼的地方：总体上如果我们概略地归纳，可以将1959年建国十周年以前的11次阅兵称为毛泽东时代的阅兵式；间隔25年之后，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本年度检阅部队的首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笔者时已成为这支英雄部队的初级军官。受1979年那场战争激发出来的新时代英雄主义的激励，笔者投笔从戎。但接着就感受到军队在整个国家转型中的变革：军官再也不从士兵直接生成，所以笔者作为全军首批军校生即学生官，也一起载入共和国的军事史。笔者还参加了“802”华北军事大演习。由于这些直接的体验，当我亲眼目睹这次阅兵的场景，心中百感交集。
迄今为止，所有的报刊文献都说，这次阅兵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大阅兵；说压轴的海军导弹部队方队、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方队引人注目，说武警部队和女兵首次向全世界亮相，特别说战略导弹部队的出场一鸣惊人。
这都没有错。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只有身在其中的人，能感到那场阅兵的巨大寓意。
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受阅部队和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解放军将领们的衣服不一样！观礼者还穿着的确良军服，戴着解放帽，而受阅方队却是大檐帽、软肩章。这个简单的对比，正好是一个喻示：中国军队和当时的整个国家一样，正处于变革之中、前进之中。
受阅编队中，海军、空军以及装甲兵、炮兵的方队大大增加。46个方队中，步兵方队只有5个，而空中梯队也有5个。
这就是1979年那场边境自卫战争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变化。中国军队开始注重合成，步兵和地面力量的主力地位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的剧变，也深刻地醒悟到自身的差距。
一年后，百万大裁军开始。
三年后，军队重新实施军衔制。
阅兵是一种“国家歌剧”
1999年的阅兵是新中国20世纪最后一次阅兵，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江泽民在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的陪同下，乘坐特制的红旗敞篷轿车检阅了由42个陆海空和武警方队。
装备是另一个抓人眼球的亮点。此次大阅兵展示的武器装备中，只有一种型号的自行火箭炮和自行加农榴弹炮参加过1984年阅兵，其余全是新型武器装备。直升机编队、空中加油机“H-6”，类似法国“飞鱼”的海军导弹、新型战略导弹引起一阵阵惊叹。外国通讯社对于1999年我国的国庆大阅兵展示的新武器有多种报道。其中美联社、俄通社等外国通讯社报道说：中国今天展示了一些最新军事装备，突出表明这支军队的实力在日益增强。
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特警和预备役部队首次出现在受阅的队伍里。中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在此次阅兵中尽显风采，为世纪末的中国，抹上了一道壮丽的亮色。
1999 年的阅兵可以作为2009年阅兵最近的参照。就军队结构和装备发展而言，10年来的进步历历在目。1999年阅兵的42个陆海空方(梯)队中，装备方队 25个。2009年阅兵，装备方队达到30个，空中梯队12个。更重要的是，此次阅兵的所有装备，均基本实现国产化。毫无疑问，这是30年来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缩影。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战争呈现出信息化和空中化的鲜明技术特征。太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更使军事领域出现颠覆传统战争的趋势。由军事技术的质变，带来的军事编制、军事学说的变化，最终必将导致新型军队的出现。而新型军队的出现，往往伴随持续的战争，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历史就是这样改变的，并继续被改变。正是看到了隐藏在这一事实背后的玄机，中国军队自1991年海湾战争后展开了新的军事变革。空军提出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海军提出由近岸向近海发展，造航空母舰的话题也不再羞羞答答。三军装备建设都有重大进展，出现在阅兵式上的新型战略导弹、远程巡航导弹、预警机、无人机、卫星通信设备及主战坦克和轻重搭配的主战飞机、战斗轰炸机就是直接的说明。正如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陆军装备大多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杂牌”，海、空军装备数量很少，性能也很落后。现在，我们在天上有军事卫星、先进战机，地面有新型主战坦克、各种火炮、导弹，海上有先进舰艇、潜艇，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各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而且不少装备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既体现了我军现代化水平，也反映了国家科技实力的巨大变化。
阅兵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歌剧”的演出。不仅中国，世界各国的阅兵式，也都在通过这种“国家歌剧”向世界含蓄地表达某种“主题”。以眼下的这次阅兵而言，笔者认为，中国通过21世纪的第一次阅兵，意在告诉世界：中国建设和谐世界，追求世界和平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不仅有这样的善意，还拥有支撑善意的力量。当今世界上，一直不乏始终杯葛、阻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势力。不仅无休无止地制造中国威胁论，还以军事基地、或明或暗的军事联盟，对中国构筑“C”字形陆海战略包围圈，支持一些国家侵害中国的岛屿，支持台独，支持民族分裂分子在中国国内制造动乱。此时此刻，中国以崭新的军姿，同时展示多达52型的军事装备，就是要告诉那些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干扰、破坏活动，都是徒劳的，都不能阻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坚定步伐。56个立体方队，以无言的誓言宣示：中国主张世界和平的决心是坚定的，但中国维护自己利益，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同样是坚定的。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5次重大阅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整个民族走向新中国；建国后的13次国庆大阅兵和2次军种阅兵，则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以新的步伐、新的面貌，阔步走向新世纪。而即将进行的2009 年阅兵，则是21世纪的中国，向着民族复兴的辉煌顶点，誓师出征。正像那些生动画面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她苦难的历史和曲折的征程，过去是激动人心的，今天依然令人惊叹。她所展现的精神和力量，诚如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结尾所言：正激励着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民族，“向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作者为着名军事评论员、空军大校)■
关于阅兵的争议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相互借鉴也是常有之事。但如果硬要把一方当作另一方的标准可就谬以千里了。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与往常一样，在法国的象征香榭里舍大街举行了阅兵式。由于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也将举行阅兵式，因此，对中法两国进行一番比较还是颇有现实意义。
和中国不同，法国国庆节年年举行阅兵仪式，已经常态化。因此，想必与阅兵相关联的机构、人员平时都要保留。毕竟国庆游行兴师动众，仅凭临时集训是来不及的，而且好别出心裁的法国，几乎每年游行队伍的构成都有一定的变动，不提前计划和安排怎么保证阅兵的成功？不过这样下来，每年的国庆阅兵耗资是相当巨大的。中国现在的惯例是十年一阅，其声势自然不凡。毕竟要展示十年间军事上的各种进步，其规模自然不可能小。况且，在西方阅兵最大成本是人力，在中国却并不是。
法国每次国庆阅兵都是三个总动员：政治总动员、三军总动员和媒体总动员。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出头露面，甚至包括卸任的前领导人、反对党领导人等。陆海空三军更是齐齐亮相，一展雄姿。媒体更是不遑多让，从一大早就开始现场直播，直到全程结束。而贯穿全程的是爱国主义教育。法国自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就形成了大国意识。这种大国自豪感无时不在。这当然与历代、历朝、历届政府的努力分不开。
法国国庆阅兵，还往往把外交与内政裹挟进来。去年，总统萨科奇邀请地中海沿岸国家包括颇有争议的叙利亚总统出席，建立地中海联盟。以进一步突出法国的大国地位。今年，法国更邀请印度军队参加阅兵式，4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方队走过香街，格外引人注目。当然，印度也是年年都举行国庆阅兵式，两个国家算是找到共同点了。不过这一次邀请印度士兵和总理出席，其表面目的是为了军购，但恐怕还有借印度平衡中国的战略目标吧。法国的阅兵式也曾出现过中国方队。二十年前，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跑到海外的一帮流亡人士在法国的扶持下居然也组成一个方队，行走在香街上。只可惜，这些人很快就被法国政府抛弃了。说起裹挟到国庆阅兵式上的内政，更为有趣。去年由于前总统希拉克反对邀请叙利亚总统未果，毅然决定抵制。谁都知道希拉克和萨科奇虽然同属一党，但双方却存在历史积怨，希拉克也不支持萨科奇竞选总统。所以，萨科奇去年第一次阅兵就颇不给希拉克面子。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阅兵前一天总理还生龙活虎地工作，但到了国庆这一天，如此重大的场合却称病不能出席。国庆一结束，他又再次生龙活虎地工作了。
其实，法国阅不阅兵，如何阅兵，是法国的内政。外人自然不必说三道四。但是奇怪的是，面对今年中国将要举行的国庆阅兵，海内外却已经掀起一股浊浪。要求取消的噪音不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取消的理由居然是“阅兵是极权国家的传统和偏好”。这么说来，法国和印度都是极权国家了。如果中国十年举行一次是极权国家，那么每年都要举行阅兵的法国和印度岂不成了超级极权了？还有人说，今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应该取消。难道法国和印度都不是全球化中的一环，不受经济危机影响？ (法国总统萨科奇国庆节当天已经声明，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减少国防开支。)难道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不知道世道艰难，还要举行历史上规模最大、斥资最多的总统就职仪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这本无可厚非，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证明和必经的考验。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两个极端。一是上面所提到的双重标准。另一个就是一切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相互借鉴也是常有之事。但如果硬要把一方当作另一方的标准可就谬以千里了。从历史上看，还真的有不少荒唐之事。比如中国强大的时候，许多国家自动地把中国作为标准。日本就认为自己的万世一系不如中国的改朝换代科学，应该向中国学习。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也曾把中国当作偶像。当然，西方强大时，许多国家不由自主地把西方的一切都作为标准。当然，除了弱小一方主动把强大一方当作标准外，还有强大一方强要把自己的标准当作全球标准。这其中，还曾造成过极大的误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向来讲究礼仪的中国却被英国描绘成野蛮之徒。除了宣传的需要外，确实与一件“误会”有关。中英在广州对峙，英国希望谈判解决(实是以武力相威胁，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派特使打着白旗去要求谈判，结果遭到中国军队炮轰。于是英国痛斥中国野蛮、落后。其实，打白旗表示谈判这种规则仅在当时的欧洲通行，在其他地区并没有形成共识。此后东西方多次冲突都和不同的标准与规则有关。而这个过程也就是西方标准强迫他国接受的过程。比如强行派驻使馆人员，使馆人员享受特权，都是当时西方的标准。中国只是由于不够强大，战败后也只得接受西方的规则罢了。否则，如果是中国取得胜利，肯定还是中国的“朝贡体系”成为全球规则。
当然，中国落后的时候，某些群体主动把西方标准奉为至宝，还是有情可原。毕竟，历史上中国强大的时候，西方的精英阶层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但是，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债主时，再把西方的一切作为标准，这种思维定势可以休矣！(作者为巴黎文化沙龙副会长、秘书长，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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