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卓琳始终与邓小平在一起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
从“名绅千金”
到共产党人
卓琳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充满曲折。
1916年4月6日，卓琳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忿忿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离开北平后，决计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
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过近四个月的学习，卓琳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
特殊时期共享
“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从不给邓小平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1969年10月，邓小平以 “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
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而卓琳在厂里的活儿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她看邓小平一天劳动很累，总是给他搬椅子让他坐坐。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的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烟、爱喝的酒都没了，卓琳就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习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来糯米。不多久，她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自己动手做豆瓣酱，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菜。
“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
都那么忠心
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有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人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处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起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在邓小平晚年，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但她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之后每逢祭日，卓琳都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无不让人动容。
安享晚年
心系社会
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她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还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很多百代公司出版的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卓琳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着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卓琳自参加革命以后就很少再回宣威老家，但老人家并没有忘记家乡人民，总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一次，她同姐姐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卓琳寝食不安。5月15日，92岁高龄的卓琳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卓琳表示，为帮助灾民，她愿竭尽全力。
卓琳去世，北京米粮库胡同的街坊们都自发到大院门前驻足，哀悼这位“红色大姐”，卓琳全家1977年就搬到这里来了。如今老人走了，在另一个世界与一代伟人邓小平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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