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潮。
桃源农民工新“归去来兮”：从广东到巴基斯坦
这个时代，广东、桃花源、巴基斯坦、温州——这些看似无关的地点被无数农民兄弟的足迹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徐东阳归家
徐东阳太熟悉到妻子和孩子那儿的路了——各约10公里，曾经3元现在5元的车费，他们家三口就这样分布在广东惠州市内。
东阳和孩子分别在两家电子厂打工，妻子则在一个大排档里打扫卫生。2008年11月底的一天，46岁的东阳又踏上这条来来往往了几年的道路与妻儿相聚，只是这次匆匆话别后他坐上大巴赶回老家湖南常德桃源县了——东阳所在的电子厂刚刚关门。
徐东阳一家在惠州打工16年了，他一直是“普工”。在这个电子厂里他做小型电压器，厂有100多工人，11月没有订单了，拿到工资后工人们相继离开。
东阳的儿子也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此时订单虽有减少，工资也低了，但勉强维持，东阳对孩子说“有事干就先做”。
“1/4农民工返乡”
就在徐东阳回到桃源县牛车河乡老家没几天，2008年12月初，乡里主街上的蒋连刚5000块买了辆摩托车，没想到马上就忙乎开了，多是为提前返乡的老乡拉回行李。
不远处的牛车河乡政府内，老乡长郑国成当年9月就渐渐感觉到返乡农民工多起来了。“回来得早，回来得多。”围坐在炉火旁，郑国成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到12月初，从沿海回来的劳动力至少占我们去那里打工者总数的40%，有部分是正常回来的，还有部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回来的。以前腊月二十几才算高峰期。”牛车河乡副乡长商新鹤对本报记者说。
牛车河乡有13000人，绝大部分为农民，全乡劳动力7600人，几乎是一半在农村，一半出省打工。省外的3200人中在新疆务工的500人，另外2000多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
“我们县是全国首批劳务输出示范县，出县务工的有22万人，出省的19.8万人。2008年 12月中旬时有2.8万人提前回来，其中2.2万人是因为减薪或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回来的，我们估计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提前回来的农民工总数有5万人，占外出农民工的1/4。”1月20日，桃源县劳动就业处书记李永祥告诉本报记者。
桃花源里可耕田？
腊月二十四，在开往牛车河乡的小巴车上，农民杨关炳和本报记者聊起自己的经济账。杨关炳家中三口人，他、妻子和刚毕业在长沙工作的女儿，他家6亩地，水地、旱田各半。
这几年多数人的种植安排主要包括稻子和苎麻——一种中国独有的天然纺织纤维。
三亩水田种稻子，一季每亩800斤共2400斤，除去1000斤自家吃和喂猪家禽外，余下的按每斤8毛算，可收入约1200元；三亩苎麻每亩可产200斤，最近价格每斤2元，3亩可收入1200元。最后除去农药、化肥、电等所有成本500元，最终纯收入1900元。
杨关炳说，2005年至2008年，他的女儿上学每年至少花费14000元，从那时起，老杨就出门打工了。
老杨在常德市一家橱柜厂做工，他妻子则每年插过稻后就北上河北卖烤饼。老杨骄傲地说他们村100多人卖烤饼的几乎分布在河北和山西每个县城，凭这个“传统产业”每年能挣回一两万元。
在桃源县山区，很多农民都把土地“白送”给亲友耕种，只求别荒芜了。据当地官员介绍，这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苎麻因2007年后纺织品出口增幅下降等影响，价格从六七元一斤跌到两三元，本地几家企业纷纷减少收购。农民们说：“老人都不愿意收(割苎麻)，宁可上山挖草药。”
“对于平原，提高粮价可能作用大，但对我们山区，不可能机械化，现在劳动强度太大，提价作用有限。”杨关炳分析道。
到巴基斯坦去
1月19日晚十点多，张家界的农民张建勇给隔壁桃源县牛车河乡柿子坪村的康华平打电话询问护照手续。
“又有五六人春节后加入我这个小队去巴基斯坦修路，其中我们县钟家铺乡的吴明发等朋友就是刚从广东那边回来的，那边受金融危机影响厂子效益不好，这回他也要出国了。”康华平这样对记者说。
2008年，中国政府援建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高等级公路，牛车河乡组织560名农民工培训后，于4月和7月两批第一次走上出国之路。
“我们住的地方在巴基斯坦洪扎县帕苏镇，我们工程公司的老总就是牛车河人，所以很熟，2008年带我们第一次出国务工了。”C3路段施工部办公室主任朱大术对本报记者说。C3路段施工部的几百位农民工都来自牛车河或周边农村。
按平均工作10个月，每月4000元计算，这些农民工一年能给家里带回4万元。“工资稳定，又是老乡一起干活，不比进沿海工厂差。”2008年已去过巴基斯坦的彭峰松告诉记者。而这近2000万元基本都在本乡消费，带动着经济，大家半开玩笑地说牛车河的物价有时比县城还高。
“我们2009年准备带600~700名农民工去巴基斯坦，其中约20%是以前在沿海地区打工春节来报名出国务工的。现在我们的农民工出国简便、安全、收入好。”2月1日，牛车河乡副乡长商新鹤告诉记者。商新鹤算了下，截止到2008年12月中旬，已有近30位刚从沿海返乡的农民工报名西行。
人保部的加急问卷
春节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桃源县安排加急工作，要求完成100份农民工问卷，很快，问卷被快递回北京。
“据我们调查，回来的农民工想创业的有13%，想县内就业的有20%，另外的都在观望。”桃源县职业介绍中心主任沈国雄告诉本报记者。
一些干部认为以前的就业政策向农村倾斜得很少，主要是帮助城镇下岗群体。桃源县则从2008年开始更积极面对农村就业问题，如对贫困或零就业家庭的培训、推荐就业和职业介绍等等。
桃源县劳动就业处完成的本地创业情况的调研也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将要下发的县1号文件核心内容就是鼓励创业。
“从今年起，县里每年拿出500万元作为创业扶持发展基金，另外对创业有成效的发放创业奖励金，金融部门还将设立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劳动部门继续加强创业培训。”桃源县劳动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创业有的效果好，也有的盲目选择项目，另外小额贷款申请很严格，2008年共发放了63万元。2007年为90多万，总量不多，一般都是四五万元。申请成功的较少。”桃源县劳动就业处书记李永祥介绍说。
桃源县劳动部门的一份总结预计，受全球性金融风暴的不利影响，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至5万人左右。另外，城镇每年还有新增的劳动力约3000人，全县城乡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等待初八”
春节期间，牛车河乡那位摩托车司机蒋连刚边拉活边在“等待初八”。
“我有亲戚在广东厂里做工，需不需要人一般初八上班后就知道了，哪里好能铮钱就去哪。”蒋连刚对本报记者说。
据牛车河乡丁家坪村支书陈正德过年时的观察，本村90位外出务工者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大概有30人，其中十多个提前返乡后报名将去遥远的巴基斯坦，另外十几个也在遍找亲朋，都要继续出去。
桃源县劳动就业处书记李永祥向本报记者分析说，曾经的农民工中，80%的农民工将继续打工，现在不少在寻找和观望；来自平原的农民工可能部分会回到土地上，这将促进土地集约和机械耕种；至于创业，虽然已有些支持，但受制于整体经济形势和个人能力胆识，这部分总是少数。
一位学者向记者分析说，如果现在农民工观望者众多、信息又不畅的话，局部地区也可能出现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农民工就业和产业发展关系似乎日益复杂。
1月31日，本报记者随机调查了桃源县漆河镇白家溶村10户农民，春节前每户都有在外打工的，一般是孩子和爱人在外，父母在家。他们的去向都为广东，集中在东莞、深圳和佛山，皮革厂、鞋厂、机械厂都至少各有2户有家人做工。
10户中有2户的打工者今年春节没回来，其余8户里节后仍然要去原工厂工作的有6户，多已出发，初五或初八上班，两户打工者不再出去了。
“我们镇提前回来的有1000多人，不到农民工的一成，但有的春节不回来还在广东等地继续找工作。”漆河镇劳动保障站站长杨正龙对本报记者说。
一位回家过年的小包工头告诉记者，他看好建筑市场，特别是地级市和县级市，“大城市建设已经饱和了。”“岁数大点了进厂就划不来，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厂子间跳槽也很难的。”
正月末，几百人的桃源农民工将浩荡奔赴巴基斯坦。而从惠州回来本想加入西去大军的徐东阳因病不得不放弃远行，他依然在等待着。
“回不去”的故乡
已经是正月初六了，周晓丽仍然坐在家门前的台阶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悠闲地与朋友聊着天。
如果换在去年，她此刻早就在东莞的一家台商办的鞋厂里开始了一年的忙碌，但今时不同往日，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她所在的鞋厂现在每个月的订货量已经从去年的月均30万双急剧下滑到3万双。
工作量的巨幅萎缩，使得老板不得不给许多厂里的员工放了长假。已经多年在大年初三就离开家人外出打工的周晓丽，也因此“忙里偷闲”地享受着与家人的欢聚。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团山村的周家＿，金融危机正以一种看似“温情”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山岭环绕的小村落。
团山村是个“打工村”，其村支部书记申家志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全村人口大约1400人，平时留守村里的只有600人左右，多数是老人和小孩，村里的精壮劳力，基本都在外经商打工，主要流向是广东、江浙一带。
至今在家务农的周金山对记者说，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儿女全部在外打工，只有他自己在家耕耘3亩多的农田。
但刚回家一个星期，周金山的小女儿周小云已经开始想要回到打工的北京。“在家太没意思了，每天除了晒太阳就是‘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游戏)，还不如在北京呢，好歹还可以逛逛街，上上网。”坐在厨房的灶台边，周小云无精打采地往灶里加了一把柴火。
其实，并非周小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春节前曾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的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
该调查还显示，农民工在外务工已经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因金融危机失业回到农村后，收入来源没有了，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直接后果往往是造成不少家庭的争吵，长辈往往不能理解有过打工经历的晚辈花钱无度，特别是购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商品与服务的做法。
对于许多农民工，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周晓丽已经订了正月十二的票回东莞，对她而言，已经生活了10年的东莞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也在那里找到了心仪的男朋友。只是厂里的情况还是让她很是担心，如果订单继续下滑，就算她是老员工，也很有可能被“扫地出门”。
她知道东莞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她也知道自己所在的外贸鞋厂的竞争力并不十分强，因为生产的鞋子“样子丑得很”，一旦真的失业，她真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
“劳务湘军”思归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需要转移就业的农民能实现本地就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长远选择
今天，蒋黎军又将挤上开往浙江嘉兴的火车，返厂上班。与一年前初次去相比，依然是一张站票，近2000公里的路程，心里的想法却已变得十分单一：何时凑足回家开养殖场所需的三四万元？
家住湖南省永州市黄田铺镇涧山村的蒋黎军，今年只有19岁。2007年12月，他弃学来到浙江打工，进入一家名为“台华高新”的染整厂，月工资一千七八百元、吃住只需两三百元。这曾让蒋黎军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然而，不期而至的经济寒流把工厂拖入了困境，从2008年6月起，月工资骤降至一千二三百元，还经常被迫“轮休”。许多的梦想顿时被拉远，无奈的蒋黎军，过年前两个月就请假回了家。
蒋黎军并非特例。据湖南省劳动部门统计，去年上半年，湘籍农民工返乡人数即已达近百万，约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该省预计，全年将有超过280万农民工回流。返乡、创业、保就业，成为官员们口头越来越频繁的用词。
千万“劳务湘军”
地处中部的湖南是个农业大省，全省6700多万人口，有4200万以上是农民。湖南又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至2008年，虽然可望首次迈入“GDP万亿俱乐部”，但占全省人口63%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512元，“顶多了到嘴巴(永州方言，意指“刚够填饱肚子”)。”蒋黎军说。
说起在家务农的不划算，永州市石期市镇大启村44岁的陈金花更有体会。陈金花家有三个女儿。6年前，一家五口守着15亩责任田，种了水稻种蔬菜，年头忙到年尾，但年末一算账，依然口袋空空，几乎没什么余钱剩米。
2003年，先是陈金花的大女儿跟着村里人到了浙江诸暨直埠镇打工。两年内，全家先后进了同一家制鞋厂。这家只有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厂，主要生产中低档布面胶鞋，受经济波动影响不大。即使在去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般工人的年收入也能稳定在1.8 万～2.5万元，除去每年约5000元的生活费，净存款能有约1.5万元，陈金花全家一共就有约7.5万元，“跟在老家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事实上，湖南的农村劳动力超过3200万，富余劳动力约2120万。由于区位劣势和资源欠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鼓励和引导本省农民转移就业尤其是跨省就业，向来是当地政府的重要工作。这一方面有力化解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途径。
湖南省官方统计显示，目前当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约占四成，而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据湖南省省长周强上月在2009年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该省2008年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8万人，其中跨省就业占80%；共实现劳务收入95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收入1308.6亿元的七成多。
共同的期盼
外出打工能赚钱，但有太多或许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却怎么也赚不来。
陈金花的母亲几年前去世，陈金花过去两年都因加班没能回家祭奠母亲，因此今年特别希望能在春节前回家。但年后才好不容易买到火车票。1月29日，农历正月初四，陈金花和丈夫、大女儿终于到家。推开紧锁了两年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里枯黄的荒草和木窗上满布的蛛网。陈金花心里一酸，眼泪就上来了。
经历了工资骤降的蒋黎军，也对自己短短的打工生活产生了怀疑。之前跟他同在浙江打工的，还有同班同学唐元梅。她在嘉善的一家纺织厂做了两年。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一来，工厂说倒就倒了，没有其他工作可找，唐元梅便在10月份就回了家，跟人合伙在市区开了一家童装店。蒋黎军想：要是自己上班的厂也倒了，该去哪儿？
湖南省劳动部门去年下半年发布的调查显示，有五大原因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包括：国家支农政策增强了农民工回乡种粮的积极性；沿海产业转移带动农民工回乡就业；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用工需求下降；农民工自身原因，如文化素质过低、生活不便或思亲心理等。
可见，金融危机并非农民工返乡的唯一原因。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员介绍，该省农民工从外出到回流的真正拐点，出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后的2004年，并呈逐年递增趋势。金融危机只是充当了农民工返乡的“加速器”。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无论蒋黎军、陈金花，还是其他外出打工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家乡有就业机会，自己不会千里迢迢去到异乡。其实这也是地方政府的愿望。像湖南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何尝不希望本地经济能更繁荣，就业机会更多，进而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包括财政收入。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力在原籍安居乐业，无疑也是更理想的目标。
政府的努力
近年来，湖南省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文件，其中一个重要指向，正是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民在省内就业、创业。
早在2004年5月，湖南省就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发布意见，提出“引导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06年，湖南省政府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到“建设小康湖南、和谐湖南的战略任务”的高度，表示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200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1号文件聚焦“三农”，提出“积极引导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上个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首次湖南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返乡农民工就业”列为了要“尽最大努力帮助”的对象。
这些表态已经化作行动。去年四季度以来，湖南省把应对农民工“返乡潮”问题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务，开展了“十万党员联系帮扶返乡农民工”活动。在重点工程和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新开工的扩内需项目上，政府优先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全省新开工的18条高速公路和172个在建重点项目、新开工的27个重点项目，已吸纳返乡农民工10万余人。
授之以鱼的同时是授之以渔。该省已将返乡农民工全部纳入政府公共培训范围。初、高中毕业生，本人愿意的，可免试就读技工院校，每人每年可享受1500元学费补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的，每人享受600元培训补贴；对有创业需求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农村劳动者，政府组织开展中高级专项技术培训。
此外，湖南省还决定，在郴州市工业园区农民工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把“两型社会”试点地区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养老保险，使全省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农民工总数的四成左右。
上述政策措施受到了欢迎。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有人注意到了资金缺乏的普遍现象。经营管理能力欠缺也是个问题。湖南省外出务工人员中，中专以下学历占比约九成，且只有约两成接受过技能培训。这对创办经营企业形成了重大制约。
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或许是政策措施的因地制宜。拿蒋黎军的家乡永州来说，“‘永州八景’天下闻名，却没把旅游业搞起来，实在可惜。”蒋黎军说，要是家乡能打好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牌，游客多了，自己很可能就不需要年年挤火车，更不需要担心什么金融危机了。
广西组合拳推农民工创业
“150万左右农民工无法上岗就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蒋明红对广西春节后到3月份就业形势的估计。这个岁末年初，他所在的部门正协同各方力量试图化解影响全区的农民工返乡潮。
在广西，跨县以上转移就业的农民工约有760万人，其中在外省务工的约410万人，他们打工的收入源源不断地回输到家乡，为自家衣食住行的改善立下汗马功劳。而这410万外出务工大军中，就有355万分布在广东，珠三角在这次金融海啸中首当其冲，一旦企业出现开工不足、停产甚至关闭破产等现象，对大量农民工而言，借春节过年之际返回故里就是唯一的选择。
南宁铁路局下属的车站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在春运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农民工坐火车提前返乡，这是往年不多见的。据初步统计，到2008年12月下旬，广西返乡农民工达到63.5万人，到春节前后返乡将进入高潮，总数可能突破120万人。广西劳动部门还预计，春节过后到3月份，将有120万~150万农民工无法继续上岗就业。
四项政策支持就业
这些现象当然早在广西有关部门关注中，从2008年第三季度出现农民工返乡现象开始，广西劳动保障部门已先后组织了4个专题调研组赴广东以及柳州、玉林、贵港、百色这几个劳务输出重点地区进行调查，还特别在劳务输出的密集地容县、北流、玉州区以及玉林市召开了8次返乡农民工座谈会。
1月8日，蒋明红就在一次新闻通报会上无不忧虑地说，当前从广西外返乡的农民工以超过10万人/月的速度递增。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为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点出四条政策，他在广西扶贫办关于返乡农民工问题的情况汇报上这样批示：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生活，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一要免费培训提高技能，以便再次外出工作时提升自我价值；二要帮助拓宽就业渠道；三是当前兴修水利、修建公路及其他工程要尽量用当地农民工；四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本土创业。郭声琨要求财政、农业、水利、交通、扶贫办等部门具体落实。
另据了解，2009年，广西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资金的投入，自治区财政将安排8000万元，各市、县也配套安排8000万元，同时中央转移支付的就业补助资金中安排8000万元，用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技能提升培训、企业转岗技能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
力推自主创业
一般而言，大规模返乡的农民工春节后有五大去向：返城打工、自主创业、本地就业、参加培训提高技能和从事农业。
其中，自主创业最为劳动部门所推崇，据初步调查，当前农民工返乡后的主要创业方向是建筑、加工、制造和运输等。广西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日前推出“新政”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其中，一是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对于返乡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可提供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最高额度为5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到期确需延长的可延期1次；二是落实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税费减免政策，符合条件的创业农民工可享受新办企业免征三年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优惠政策。
“一些返乡农民工有自主创业的愿望，这是解决就业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它不但能够解决自己的就业，还能吸纳更多劳动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上百人实现就业。”蒋明红这样说，为了鼓励自主创业，2009年，广西计划拿出10亿元专项资金，作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资金。
桂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不完全统计就显示，从去年11月至今年1月10日止，桂林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200多期(班)，培训返乡农民工及企业失业人员和停产歇业企业职工等10100多人。通过培训，210人开办了自己的企业，提供就业岗位840个，2108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5166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一场刚刚启动的战斗
金融危机究竟导致多少重庆农民工返乡？节后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再南下珠三角或东去长三角？这些问题暂无答案。重庆正在积极应对的百万返乡农民工问题，首先遇到的是统计迷雾。
1月30日、31日是农历的初五、初六，按照20多年来的惯例，这两天应是重庆火车站出行客流压力最大的日子。往年这几天，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上通常会日夜滞留6万~8万等待赴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
然而今年似乎有所不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1月31日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上看到，广场上的人并不多，整个广场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排队购票的也只有100多人，看不到往年几百人在此通宵排队的“壮观”场面。
从重庆发往珠三角的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的超长客运汽车线路在今年春节后也意外遭受了“寒流”。重庆龙头寺长途汽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年初一到初六(1月31日)下午4时，连一趟超长线(即千公里以上的线路)的大巴车都没有发出去。”
不过，火车票依旧难买，至1月31日，重庆市火车站的14趟车、重庆北站的11趟车在10日内的有座车票已经全部售完。
金融危机对沿海企业的影响导致多少重庆农民工返乡？春节后究竟有多少农民工依旧南下广州地区或东去长三角地区开工或寻找工作？重庆市在处理返乡农民工问题上有何思路和策略？
重庆市公安局2006年11月14日公布的外出农民工的总人数为320万人，是该市总人口的10%。该局2008年公布的这一数据仍为“300多万人”。
中央电视台1月11日在报道重庆农民工问题时，采用了“目前重庆有70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如果按照25%的春节返乡率计算，也会给当地带来170万人的就业压力”这一数据。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2008年12月4日在该市“2008年第四季度市情报告会”上说，“7、8月份后，几乎每个月返乡回来1万人左右，现在市委、市政府担心的问题是在春节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将因为沿海不好找工作而不再外出打工，这部分人可能会有100万人左右。”因此重庆必须想办法解决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问题。
据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此前提供给媒体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0日，重庆全市回流返乡农民工47.2万人，占全市外出务工总数786.2万人的6%。其中：市外回流37.8万人，占已返乡农民工的80%。这其中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回流的31.2万人，占66.1%，从重庆市外其他地区回流的7.3万人，占15.5%；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达到20.4万人，占总数的43%。
这一数据没有包含今年返乡，特别是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人数。
2月1日，重庆市就业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由于农民工外出及返乡均自由行动，无需到地方基层政府部门登记，因此无法统计实际的返乡农民工数量，以及外出民工流向，现有的数据仅仅是抽样调查或估计。
新生代农民工忧思
2009年1月28日下午5点，正月初三。
在江西省抚州市客运总站候车大厅拥挤的人流当中，20岁的王鹏与21岁的同乡李国民拖着简单的行囊，默默等候发往深圳的客车。
两人来自抚州市宜黄县农村，2008年12月，两人在温州打工的鞋厂因老板赌博倒闭，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乡之旅。现在，他们再次踏上打工之路，去一个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的陌生城市。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
当王鹏和李国民再次踏上打工路时，我在这天清晨搭乘1213次列车回江西崇仁县老家，开车前一个小时，很顺利地从售票窗口买到一张卧铺票。在候车人潮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董文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穿着从上海七浦路购买的流行服装，警惕地观望着四周。
20岁的董文菊，已经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代工企业的熟练工。两年前，初中刚毕业的她，跟着村子里的老乡，来到了上海打工。春节前，董文菊所在班组内四成工人辞工返乡，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时间由每天8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加班虽然很辛苦，但这是董文菊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挣一些钱。“春节前多挣点钱买礼物，正月初五是母亲五十岁生日。”她对我说。除了母亲过生日外，董文菊回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春节后工厂的订单减少，工资会重新降回去，而且仍有失业的危险。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20岁的董文菊心中迷茫。
回家自己当老板？
江西省崇仁县是个以务工经济为主的农业县，有7.2万人在外务工。三个月前，我曾来这儿调研全球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县劳动就业局大门两旁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该县工业园区企业的招工信息。我将相机放到包里，用本地话与一位观看招工信息的青年男子搭讪。
这个名为王国平的小伙子显得忧心忡忡。在深圳一家知名代工厂打工的他，由于公司订单减少，他的加班费也大幅度缩水。原本每个月能拿到1900元工资，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他连续几个月只能拿到基本底薪。
他告诉我：“后来每个月的工资在900元左右，除去伙食费、电话费，再和朋友到外面耍一下，根本就没有钱了。”
这样的状况显然和他最初南下的期望相左。经过再三考虑，他辞职并离开珠三角这个最初让他存有梦想的地方。他希望能在家乡找到一份销售的工作，他觉得会比在深圳的工作更有前途，“我还年轻，并且愿意跑动。”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生于1988年的王国平属于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多数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辈更高。比起工资，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而且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他们对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们在外已经干了几年甚至数年，也未实现他们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更新换代”，农民工中坚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他们无论是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关注。
听家乡虫鸟的鸣叫
王国平告诉记者，他决定报名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一职。从招工信息来看，这是一家生产、销售箱变、油变、干变等的变电设备企业，也是崇仁县工业园区的重点企业。
这家公司提出招聘10名业务员，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200~2000元，外加业务提成。打出类似招工信息的企业有19家。
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告诉记者，2009年县内工业园区各企业需要招工人数为1949个，希望能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前来就业。
今年1月13日，崇仁县召开了客商代表和务工回乡代表迎春座谈会。县委书记李晓浩在会上表示，希望返乡人员到县工业园区看一看，留在家乡，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崇仁县城到郊区的孙坊镇，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但沿途经过的早已不是传统的乡村图景，河流已经污染或者填埋，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间的耕地，触目皆是钢筋水泥铸造的新式楼房。
骑摩托车45分钟，我们来到罗武辉的家，房子显得十分破败，这是长期闲置造成的。实际上，一路上仍看到几户人家正在破土盖房。一位村民表示，因为2009年形势堪忧，在家长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着还有钱，先把房盖起来”。
罗武辉所在的孙坊镇是崇仁县劳务经济最发达的镇之一，全镇有7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然而2008年9月份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以该镇罗家村为例，全村有300多人外出打工，春节前回来了200多人，有50多人表示要重新找工作，有30多人决定先在家等等看。
类似于孙坊镇的中国城镇，突然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当他们身处陌生城市时，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地生活着，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
现在，他们要重新审视这个记忆中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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