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跑了一个。”在几乎成为一句网络流行语。
金乌集团老板逃跑，江龙控股老板逃跑，中港集团高管层集体逃跑……令人震惊的逃逸新闻一个接一个爆出。2008，在这个宏观经济的入冬之年，“逃跑”似乎成了浙江商界的新闻关键词之一。
逃跑者们留在身后的，是断裂的资金链，债台高筑的高利贷，银行上升的坏账，和集体讨薪的工人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跑？
“在宏观调控和经济降温之下，浙江商人们赖以发家的金融工具——互相担保的地雷引爆了，一位经历了多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评论说，“不，这不是地雷，这些企业就像用导火线捆在一起的集束炸药包。一个爆炸，就大家一块炸。”
而长期研究浙江经济生态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则把逃跑风潮部分归因于市场退出通道的不畅。“破产保护的理念难以植入浙商的商业文化之中。”他说。
逃跑众生相
6月，义乌金乌集团资金链断裂，负责人张政建以融资为名远遁海外，迟迟不归。10月，绍兴江龙控股集团负责人陶寿龙神秘失踪。同样是10月，位于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又传出老板丁庆平夫妇因拖欠2亿元银行债务而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的消息。
除了那些确切的逃跑事件外，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逃”而复归。3月31日，正因重感冒而挂点滴的温州米哥食品老板白创仁，匆匆从上海赶回温州。此前，温州满城风传这家当地最大的食品企业的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逃往外地躲债。
回来后，白创仁向记者否认逃跑的传言，而强调自己是在上海筹款救急。之前他在温州等地的融资以失败告终，被所有中小银行拒之门外。有一种说法是，白曾想逃跑，最终被温州政府劝回。
当然也有跑了之后无法回头的悲剧。7月19日，从温州永嘉县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在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 岁的生命，也了断了半年多的逃债生涯。临终前留给一对儿女的遗书只有20余字：“你们自己保重，对你们的妈妈好一点，爸走了，没用了。”
此时，朱吉光在一年前为自己的朋友叶贤敏做担保的借款，已经连本带利滚到1000万。多家担保公司的逼债把他逼上了黄泉路。
见诸传媒的着名逃跑只是极少数，更多的逃跑默默无闻。当地的统计显示，仅今年一季度，以五金制造业为主的台州地区就发生涉及银行融资的企业关停或企业主逃匿事件即有28起，危及银行债权2.18亿元。
逃跑事件接连发生，以至于在浙江，某个商界名流只要有稍长一点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坊间就会出现该人“跑了”的传言。
总部位于杭州的宋城集团的董事长黄巧灵是中招者之一。10月中旬，有关黄巧灵“逃跑”的传闻不胫而走，进而又传出其被限制出境的传闻。这几乎给这家年收入过亿的大型民营旅游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最后逼得黄巧灵不得不现身反击，他举行新闻发布会，把一沓盖有银行公章、长达10 页，从杭州各家商业银行刚刚打印出来的存款证实书递到记者们眼前，以揭露传言的“荒谬”。连杭州市政府也迅速出面助其澄清。
从资产规模来看，逃逸的大多是产值规模20亿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他们集中于温州、义乌、绍兴、金华、宁波、台州这些民间资本的财富之区，分布在从加工贸易到房地产的宏观政策敏感产业链上。
拴成一团的导火索
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接二连三地跑？
在2008年里，和逃跑风相应的借贷纠纷潮和频发的暴力索债案，都在诠释着问题的答案。在朱吉光的家乡温州永嘉县，今年前7个月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394件，同比上升91.8％。这些案件中，除了债主公堂索赔外，很大一部分是企业主们因不堪忍受暴力索债、非法拘禁而将担保公司或地下钱庄告上法庭。
这些民间借贷纠纷，绝大部分涉及浙江商人们赖以发家的两个金融工具——高利贷和担保圈。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结成的融资担保网络一直是浙江商帮最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之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担保圈盘根错节，把无数企业的资金链环环相扣地拴在一起。
比如，10月份出事的中港集团是6月份出事的义乌金乌集团的隐性债务人。其作为金乌集团的几个最主要担保方之一，向金融机构担保了金乌集团的贷款。在金乌资金链断裂、老板张政建逃往海外后，中港集团扛不住巨大的还贷压力，最终引发老板丁庆平的出逃。
在飞跃集团的互保公司名单上，赫然列着在台州工业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分别列第一、第三位的钱江集团、星星集团。而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南望集团的担保圈里也有三花集团、通策集团、新昌柴油机厂、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等。
这种互保方式，曾被誉为浙商的“抱团文化”而受到称赞。但当时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多米诺骨牌式风险——在宏观调控，信贷政策紧缩之下，其中一家的资金链一断，风险就转嫁到所有互保公司身上。
“这就好比我的引爆导火线装在你身上，你的导火线装在我身上，大家的导火线绑在一起，一家爆炸，就会引发一大片企业的连环爆炸。一个老板逃跑，就会引发一批老板出逃。”一位经历了多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评论说。
被丢弃的破产保护
那么，这些资不抵债的老板们为什么不申请破产保护，而选择了“跑”的下下策？事实上，在本轮宏观调控实施的一年多来，浙江已有南望、飞跃等多家大型民企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一个清楚的事实是，无论是南望、飞跃这样今年破产的大型企业，还是老板逃逸的江龙、中港这样的中型企业，都无一例外地沾染了大量的高利贷资金，几乎每家都在10亿元以上。
“高利贷是认人不认公司的，即使企业破产，老板也很难逃脱高利贷者的追索。逃跑是下下策，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合法的融资注定老板没法以合法的路径退出和收场。”吴晓波说，“大型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和区域经济关联度大，相信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所以没有逃。而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就没有这种信心了。”
“我从来没读过破产法。破产了，资产就都没有了。我不会选择破产。”听到“破产”二字，不少浙江老板都本能表现出莫名的抵触。
吴晓波认为，从浙江的商业文化而言，浙商们虽然把公司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了，但是第一代企业家往往与企业的关联度非常高，老板就是企业，父债子还，夫债妻还，血缘、宗族观念之下，债权的边界难以划清，使得有限责任企业也成为了无限责任企业，破产保护的理念难以植入商业文化之中。
除了浙商自身的原因，破产保护的操作难度也是一道不矮的槛。
在老板们爆发逃逸潮之前一年，2007年6月1日，新的《企业破产法》开始施行。这部法律详细规定了企业申请破产的前提、程序等，被舆论认为是完善了市场经济最后一环，“建立了合法的市场退出机制”。
但在现实运作中，企业的破产，关系到员工的安置，尤其是对于目前资金链紧张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更多考量的是社会稳定。所以，是否选择破产，往往不是企业家单方面能够决定的，虽有合法的退出机制，也往往扛不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
在这些压力之下，退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逃跑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他们(浙江商人们)大部分都是洗脚上田创业的，企业一旦做大了，就没有能力控制，出现资金危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保住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觉得这样比破产强。”吴晓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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