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交汇点
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里，郭福波从警察手上接过一碗方便面，焦急地询问着能否给老婆打个电话。
这个辽宁铁岭人是从首都机场被带回遣返所的。2009年3月6日上午，这个辽宁铁岭人拿着缺页的护照，忐忑地排在机场出关检查的队伍中。然而，他没能顺利出关。因为缺损出发地西班牙的签证页，郭福波被怀疑是非法劳工，随后从边检现场被带到了遣返所。同车的还有一个山东大汉。
郭福波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2009年3月6日下午的遣返所很忙，关在他对面的那个山东“黑工”甚至都没吃上方便面。
从2008年11月开始，北京遣返所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显着增长。这个机构成立于1998 年。起初主要负责对非法出入境及遣返旅客的审查处理和证件鉴别。后来，越来越多被遣返者需要审查看押，于是，新的职能应运而生。2009年前两个月，数字又有了新突破——他们共接收境外遣返的中国“黑工”500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上海浦东边检也有数据显示，近两个月来，仅从英国遣返人员就接近 250人，其中90%为主动回国。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潮率先影响了在国外的中国劳工，国际民工返乡潮悄然形成。有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向境外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而“黑工”的数字可能远远高于此，他们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郭福波交代了在西班牙马德里打“黑工”的一切。但在回国前，他已经4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穿着工友给的运动服，这个38岁的男人无奈地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不是你的错，世界经济都这样了。”郭福波的妻子曾在越洋电话里这么安慰他。尽管如此，没有“赚到大钱”还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与郭福波相比，被黑中介骗到波兰的14名福建劳工的遭遇更加悲惨。仅仅打了48天工，便被波兰警方遣返回国，每人拿到的300欧元工资，相对于出国前借钱交的8.5万元中介费，杯水车薪。几乎与郭福波前后脚，他们被送到了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
出国淘金梦
2006年11月，刚到马德里时，郭福波还记得工作很好找。一个老乡引荐他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没问太多就让他从洗碗工做起，每月报酬300欧元，大约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
300欧元的薪水处于欧洲劳工的最底层。当时的郭福波是个彻头彻尾的“黑工”，没有健康证、居留证、工作证，甚至自己的护照也被“导游”骗走了。
同时和郭被遣返的山东人王绪森，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王绪森是通过“导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蛇头”，被带出去的。谈妥中介费后，操着青岛口音的“导游”，帮王绪森一手操办了护照和赴马德里的旅游签证。这些年在国内，以出国旅游的方式通过海关，最后非法滞留当地打“黑工”的方式非常流行。还包括经商和探亲，在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这些方式出国后滞留不归。
2005年4月19日，王绪森连夜从山东日照的家里赶到了首都机场，他身上穿着花了两百块钱新买的褐底白纹休闲西装。一个举着小旗、戴着墨镜的“导游”接过了他的护照。自此，6个月里他再也没见到自己的护照。
半年后，山东老家的人跟他说，护照已经被“导游”寄回了家。此时，他的护照已经缺少了关键的第9页、第10页签证，第8页和11页被胶水粘在了一起。
“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民，我懂什么呀。”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王绪森为自己开脱。
王绪森是带着出去打工的念头跟“导游”接触的。只不过，一切程序他都稀里糊涂，他按照“导游”的指示进京办护照、领签证。有了疑问，对方不让问，说再问问题就不带他出去了。老实胆小的王绪森自此不敢发问，花了7.8万元，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旅行在法国转机。在他印象里，一路都是大城市。
他见到了“大铁塔”，“听人说那就是巴黎”。他还记得每次自由活动后，队伍里都会有人减少，从最初40余人缩水到二十几个，最终，连这二十几个也被“导游”遗弃在了西班牙马德里。
“他让我们等一等，然后就再也没回来”，王绪森当时一头雾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黑工”。
之后的几年，王绪森做过洗碗工、油锅工、建筑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打杂，半年前被老板辞退，从此便再也没找到工作。3月5日，再也捱不住的他买了机票回国，身上揣着最后的80欧元。
边检警方十分熟悉这种情况，一般“导游”将所有人带到目的国之后，一个人带回所有的护照，以旅行社整体的名义回国到大使馆“销签”，证明全团回国。
“销签”程序就是为了治理非法滞留的现象，然而“有些旅行社却在这里面钻了空子”，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一科科长刘兴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导游”销签后撕去签证页，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当事人，从而“免除旅行社的责任
“出得早，赚得多”
郭福波曾经是辽宁一家国有工厂的车工，2005年夫妻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半年亏了五六千元，被迫关停。
“那时候看看以前的老同学们，有七八个都出国打工赚钱去了，日本、韩国、美国的都有。”郭福波被周围人的“成功”刺激着，终于有一天也借足8万块钱，踏上了出国淘金的路。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这辈子哪进过这种地方啊。”在拘留室里郭福波抱怨道。
2009年3月6日下午4点，和他在遣返所里相遇的还有14个被遣返的福建劳工，其中8名来自福建平潭。平潭是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小岛，平潭人2004、2005年曾经两次在伊拉克遭遇绑架，平潭人出国“打黑工”的“秘密”不告而宣。
林明就是平潭人，和众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凑够8万元的“中介费”，都梦想到国外打工“赚大钱”。然而和大部分贫穷的平潭人一样，林明凑不出这8万元钱，以前做建筑工收入不稳定，一家四口刚够吃喝。
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一年林明认识了林我斌，后者是办理出国劳工的“中介”。林我斌给他打开了合法到波兰务工的一扇窗，承诺出去做后包吃包住，可以拿到每月至少700美元的收入，加班费按1.5倍计算，此外周六日还可以打打“黑工”，一个月赚一万元人民币不是问题。
还有另一幅美好的未来：“打工四年之后，便可在当地申请永久居住，还可以把家人孩子接过去”。
林明动了心，加上林我斌的妻子和林明是同村。下定决心的林明向高利贷借了8万元钱，每个月1600元利息，沉重地踏上了赴波兰打工之路。
他们的淘金梦并非不切实际，不乏成功的先例。
在他们一行人中就有这样的例子，46岁的陈友仁曾经到以色列做劳工，六年间赚了六七十万人民币。
“中国的劳工向境外输出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达到了高潮。”北京边检总站总站长满聚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劳工输出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美、日、法，逐步扩散到巴、墨、加等较发达国家，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
出国打工潮的背后是“出得早，赚得多”的现实。郭福波在西班牙打工的餐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青田人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旅居欧洲，1992年的西班牙大赦使得大批青田人有了合法居留身份，至今，在西班牙的14万华人中，青田人占到了70%。
“开奔驰宝马的，做老板的都是青田人啊，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郭福波后悔没早出去两年。
“我挺住了，可西班牙经济没挺住”
最初，一个人在国外，让郭福波最不能适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榨人的老板。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经常加班到后半夜。让他更难忍受的是老板的态度，经常使唤来使唤去的，晚上没有客人了，提前五分钟换衣服下班也要被骂。
慢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00欧元涨到了700欧元，出国之前借的钱都还上了，正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2008年10月的一天，他失业了。
没有任何理由，打工了两年的店子就把他辞退了。与他一起被辞掉的还有餐馆里所有打“黑工”的人。突然的失业让郭福波真实地体会到了经济危机的降临。
他所在的西班牙，截至今年1月份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失业人口突破了3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8%。为了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西班牙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便是其中的一项。
从2008年底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雇佣“黑工”的老板处以最高6万欧元的罚款和36小时羁押。
2009年3月4日，西班牙着名华人报纸《欧华报》，以《检查风暴刮来矛头直指黑工》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说，自2月下旬以来开始的各项大检查，让很多华人、华商忧心忡忡，但令人忧虑的消息还在后头。本周开始起，个别华商仓库、店面分别遭到了警察部门、劳工部门的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抓捕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大力度的惩罚措施和一次次的突击检查，使得很多老板纷纷辞退“黑工”，郭福波的老板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刚刚渡过低谷的郭福波很沮丧，他开始关注当地华人报纸，试图寻找新的就业信息。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业华人跳楼、西班牙房地产走向谷底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周围没有居留证的华人也开始接连地失业。
2008年3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连任，他一向主张友善温和的移民政策。这曾让郭福波看到了些许希望，期待着再一次的大赦。谁曾想全球经济危机，让一切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甘心的郭福波走上大街不断找工作，绝望地发现没有居留证，没有地方会接收。“刚来的时候觉得打工苦，差点没挺过来，硬咬牙硬坚持，没想到我是挺过来了，西班牙经济却没挺过来。”
围追堵截
西班牙的现象并非孤立。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科长宋欣介绍说，最近半年，世界很多国家都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一方面，国内严查；另一方面，口岸严堵。
以北京边检总站为例，2008年，他们接收了5024个境外遣返人员，比上一年增长了10%。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自返和当地移民局未通知的人员。
遣返潮的另一面，是向外走的劳力的受阻。
3月6日，14名福建劳工就是在越过边境的时候被波兰边检扣押的。
和郭福波不同的是，福建的14名劳工有合法的劳工签证，他们维权意识很强，保留了中介的电话，甚至把和他们签订合同的华闽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也拍了下来。
在去年12月24日赴波兰的路上，他们自己捏着护照，自己换登机牌，直到下了飞机才由当地中介接走。
然而，到达华沙后种种被骗的迹象开始显现。
一行人被接到合同中所提到的屠宰厂的那天，正值圣诞节假期，三天没有人安排吃住；开始干活后，工厂并没有为他们办理健康证、暂住证和工作证；而且实际的工资仅为每小时1.6美元，是合同上的一半；工厂发给他们十几人使用一口小平底锅，做饭需要从凌晨三点开始轮流。
愤怒的劳工不断和远在中国的中介进行交涉，大家凑电话费，大部分电话都由中介林我斌的小舅子林述强去打。几番交涉后，中介终于同意给他们转厂。
2月20日，华沙时间下午1：30，林述强清晰地记下了一行人再次被转厂的时间。没有人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当天下着大雪。
在越过波兰边境的时候，波兰边检以“怀疑拘捕者犯过罪”为由，将他们羁押。
在拘留所里，他们曾经联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才得知华闽公司并没有向大使馆进行劳工入境的备案登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示他们这可能是不规范的劳工入境。
与此同时，他们不停地和中介进行联系，对方则一直拖延时间，一次次表示已经着手保释，一次次又让他们落空。直到他们被关押的第15天，波兰派出8名警方押解他们回国，在去机场的路上，林我斌还在电话里跟他们承诺：保释他们的人正在赶往机场⋯⋯
波兰加强边境检查也和经济危机不无关系。在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报告中预测，2009年波兰经济增长率仅为2%。金融风暴爆发以来，波兰的失业率从8.8%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5%，仅过去一个月就有16万人失业，创下了1991年以来单月失业人数最多的纪录。该国政府预测，今年的失业率甚至可能达到12%。
而在去年8月，波兰修改了相关劳工管理条例，旨在打击境内超过100万的非法劳工。
梦仍是一样
“以后再也不出国了。”来自山东、东北、福建三地的回国劳工说到这趟出境之旅，不约而同地都这么感叹。
“半年没工作，我就饿了半年”，郭福波失业后，每天吃一条0.3欧元的面包，从家乐福买1.2欧元的可乐，有时候煮一碗0.5欧元的方便面，或者到教堂吃免费午餐。现在，但凡碰到“取经”的人，他都让对方准备好一条绳子再出国，以备出国后自杀没钱买绳子。
但打“黑工”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中国法律，所以遣返所没有对“黑工”处罚，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口供，抓到组织的中介机构。抓捕也不是遣返所的责任，他们负责移交当地公安。
所以录过口供后，下午4点半，郭福波走出遣返所奔赴北京火车站，老婆发来了短信：“坐T271，大约晚上7点半，坐哪趟再发信息，我等你，很担心你。”
福建人林明等14人则要在遣返所过夜，次日北京边检将他们移交福建边防支队，安静地坐在飞回家乡的飞机后排，林明慢慢思忖回去如何对付拿走了钱的中介。
他们的难题还悬在空中，而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国劳工仍然怀揣淘金梦奔赴海外。
就在福建人林明被波兰警方押解回国的时候，在莫斯科转机时，他们遇到了平潭的老乡，一行43人正奔赴波兰。
在警察的看管下，他们彼此无法交流。
他看着，43个平潭老乡，怀着梦想登上了飞往波兰的班机。
就跟他们当初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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