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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现“第二经济”体系 地下贸易造就民间富豪
2009-02-17
沈旭晖/笔者刚再次到朝鲜，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旅游，第二次是考察，虽然路线和行程一模一样，所见所闻也没有太大差别，但从不少蛛丝马迹可见，朝鲜已出现“准第二经济体”，要长期维持目前的封闭面貌、继续闭关锁国，几乎不可能。从朝鲜美元到朝鲜欧元 时隔两年，以游客立场能发现的最显着改变，当首推一切游客区都弃用美元、改用欧元的事实。理论上，朝鲜早于2002年12月，已决定以欧元结算外贸活动；但实际上，交易一直使用美元，直到2006年7月，才以美国制裁为由，严格下令所有公司和旅游团以欧元结算。各地货物标价，亦一律使用欧元。当然，美元还是流通货币，但由于换算不直接，并不太受欢迎。反而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方便使用，一般被标准化为10∶1。 这似乎对实际外汇收入影响不大。毕竟朝鲜的美元旅游收入只有约100万美元，跟中国的边境贸易则一直以人民币结算。因此，朝鲜一直开宗明义地说，该决定是政治决定，目的是显示对美国的不满，好在六方会谈时向对手施加压力。 但假如我们脱离政治框架来看朝鲜的欧元，则无疑它已与国际经济潮流联成一气。近年世界各国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最具参考价值的例子，包括强烈亲美的科威特在2007年5月将货币第纳尔和美元脱钩，改和一篮子货币挂钩。表面原因是美元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科威特通货膨胀，但背后也是为迎接美元时代终结及早准备，可见政治已不能凌驾经济考量——何况第纳尔和美元脱钩后，科威特国内通货膨胀状况一如从前。同样希望和美元脱钩的沙特却不敢行动，怕动摇整个石油美元经济体系，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8月再建议沙特可“考虑”和美元脱钩。 朝鲜始终担心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影响力太大。选中欧元，明显有平衡利益的计算。它今天是最不受金融海啸冲击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还是会出现。假如金融海啸真的带来“后美元年代”，而朝鲜成了这年代的新玩家，驱使各国拿欧元开发其处女地，就显得比面对金融海啸才与欧元挂钩的冰岛有远见。这难道不是东北亚地缘经济的突破？其实，韩国也一直希望拉拢欧洲，平衡中美两国在区内的影响，韩元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前已全面浮动。朝鲜盯上欧元，说不定和南韩同胞的意愿也是暗合。 金日成小学的Yamaha 再到朝鲜期间，也参观了据说是金日成幼年时曾就读的小学。现在，那自然成了朝鲜“重点小学”，金氏父子数十年来一致定期建设。小学大门，也一如所料树立了巨型金日成铜像，虽然这个像是参照其小学造型打造，感觉较为“新鲜”，但游客也未能幸免，照样被告知必须“入乡随俗”三鞠躬。 让人略为意外的，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欢迎来宾的表演：台上正中，放置了日本Yamaha组合电子鼓，商标品牌的显眼，在强调“主体思想”的朝鲜显得特别格格不入。鼓的两旁，是弹奏电结他的男生，和拨弄电子琴的女生。演奏的曲目，除了《阿里郎》、《跟着将军走》一类朝鲜“民歌”，也有专门排演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效果和1980年代中国唐朝乐队重唱《国际歌》一类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学生在台下老师指挥下的表演也有几分机械，但毕竟，已脱离了纯革命歌曲年代的套版形象。最难忘的是表演中途，加插了学生电结他solo环节，乐谱居然是摇滚乐——那可是一幅诡异的图象，须知演出男生依然穿着白校服、系着红领巾，礼堂依然挂着金日成巨像。而这一演出，据说依然是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教导进行。 如此crossover（越界），也是颇发人深省的。朝鲜一直予人的形象，就是推广全面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思想。就是参观那里少年宫，无论琴棋书画也是集体教导，难得有个人solo空间。金日成母校的学生居然独奏摇滚乐，算是异数。当朝鲜小学生有机会独奏摇滚，而且从他们的神情可见其颇为自得，就不大可能真心真意天天参加10万人团体操的排练。不少人将朝鲜和“文革”期间的中国比较，但朝鲜人并不像当年中国人那样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活”；使用日制Yamaha和数码相机时，只要是党首肯，看来没有多大思想包袱。 不过话说回来，那真是金日成的母校吗？根据中国资料，金日成幼时在中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但根据朝鲜说法，金日成是在本国接受一切基础教育后，才毅然走到中国，“建立境外革命基地”。朝鲜处处景点都与金家扯上关系，在朝鲜人看来只是个人崇拜的应有环节，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有点欲盖弥彰。即便朝鲜改革开放，朝鲜人的自我中心也似乎不会改变。老派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取代，从来都是顺理成章，也许这就是后金正日时代的未来。 朝鲜边境的“第二经济体” 苏联解体前夕，国内出现国营经济体系以外的所谓“第二经济”体系。当时苏联民间通过有限的地下贸易和边境贸易，例如买卖《圣经》、炒卖政府粮券、输入国外走私香烟等，孕育了首批资本主义商人。他们再和一些心态早已下海的政府官员合作，互为表里，不久，就成了苏联解体后的寡头富豪。着名的英格兰切尔西球队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在第二经济体贩卖胶鸭仔赚得。所谓“第二经济”，并不被计算在官方国民生产总值内，也不受官方制度规管和保护，通常是政制过渡期的产品，例如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终结前，黑人社区的第二经济体系也相当活跃。 这类经历，似乎在被称为最封闭的国家朝鲜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无论金正日还在位多久。在朝鲜期间，就不断得闻其新兴边境贸易的故事。数年前开始，朝鲜已静静产生了一系列“边境富豪”，他们通过和中国辽宁、吉林等地进行贸易，在家乡已能负担名牌房车，招摇过市。贸易的内容，自然以朝鲜的丰富天然资源为主，特别是木材和一些矿产，例如铜。当中国粮食援助天天定期通过火车送往“一切自给自足”的朝鲜，朝鲜天然资源就反方向运往中国东北。朝鲜“资本家 ”自然要依靠官方联系，才能公器私用，由于是在灰色地带游走，视野又不大广阔，还不很懂做生意。内地人形容，“一个新相机就可以让朝鲜人提供很多方便”。 虽然朝鲜没有私有制，但朝鲜富豪都懂得将财产存放到边境以外的中国银行，以免血本无归。这样一来，中朝边境就出现了一批两栖人。表面上，朝鲜入境手续相当繁复，但假如是中国东北人从陆路过境，有时却连护照都不用，只需拿中国公民身份证，再临时办手续，就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的朝鲜边境城市活动。 虽然朝鲜对国民出国管制极严，但这些边境富豪要是真要“投奔自由”，依然是最有办法的一群人；要说国际视野和对世界各国改革开放经历的熟知，亦不作他人想。他们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似乎是明白自己正享受改革开放前的特殊优势，亦相信这优势在改革开放后只会得到延续，因此，都在等待，希望能像俄罗斯寡头富豪那样，在乱世的混沌阶段，分一杯羹。 事实上，要是当年金正日提议搞的“新义州特区”能成事，上述情况，只会更早出现。今天的朝鲜开放实验，集中在官方设定的开城开发区，但朝鲜和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其实已孕育了一个有实无名的特区。朝鲜政府不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也不可能不知道贪污现状，但只是勉强睁一眼闭一眼，反映其领袖的心态，已不否定改革开放的路。 张艺谋版的《阿里郎》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以300欧元的“羊牯价”，观赏了当地10万人参演的传统歌舞《阿里郎》表演，百闻不如一见。《阿里郎》是朝鲜传统民间故事，据说讲述一双兄妹相依为命成长的经历。韩国史上第一出电影的主题曲，据说就是《阿里郎》，这也成了两韩统一的民间热门歌曲，经常被用来代表整个大韩民族，地位有如两岸三地的《歌唱祖国》、《龙的传人》或《梅花》。歌词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阿里郎阿里郎阿啦里哟/阿里郎清早起来爬过山顶/天空亮晨光放穿过白云照下方/好河山美如景招手呼唤……” 但朝鲜的《阿里郎》演出，与上述故事基本上毫无关系，只是大型歌舞加上政治宣传的借题发挥，“从而突显朝鲜人民革命感人至深的心路历程”。至于表演形式，自然没有多少个人主义/即兴独奏，演员一律面目模糊，都是类似国家典型的万人操。必须承认，《阿里郎》演出的艺术水平可谓甚高，单是那数万人组成的、背景不断转换的人肉背景版，已使我们足够震撼——据说，这些“演员”都是中小学生。而且，连演出的后台，也是由人肉持旗砌成，全天候开合，可见导演确费过不少心思。朝鲜对此自然引以为荣，因为能发动、组织国民不断演出团体操，乐此不疲，也是一种“有效管治”，这连张艺谋也做不到。朝鲜官方刊物列出了大量来自各国元首的“赞美”：“只有朝鲜才能作这样的表演。” 不过，这些都不是这里的探讨重点。最值得研究的是，究竟一场《阿里郎》演出，对朝鲜在宣扬国威以外，还有多少经济和社会价值？ 我们作为游客，被告知不能拍摄录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告知不能朝后排观众席拍照，这可就有点玄妙。虽然在表演当日，在那个可容纳15万人的运动场（导游强调这是一个“比鸟巢还多载6万人的运动场”），倒是整整齐齐地坐满了一大半；但看来，真正自己买票进场的，只有邻近数行的一群游客。这个国家的官方人均GDP不及2000美元；导游说，首都人均收入每月大概200美元。朝鲜全年开放予大约2.5万名中国游客，和数目比例少得多的海外游客。《阿里郎》则每周演出4次，都是在那个15万人体育馆……一句到尾，哪来那么多本土观众？有理由相信，演出的“演员”除了有台上的10万人，还包括观众席上的所有朝鲜人。300欧元超值！不过，拍观众席上的朝鲜人机械性地拍手，就不好看了。 换句话说，就算每天观赏阿里郎的“真正”游客有400人（这已是乐观估计），每场外汇收入，大约也只有12万欧元，还不算有些较便宜的票价。一个月下来，勉强连场内外售卖的VCD、海报和饮食一起算，大概也只有200多万欧元，尽管这足以养活1万朝鲜人。当局声称演员只有1/10属专业人士，其他都是工人、农民、学生等义演者。但表面看，这还是不划算。 “阿里郎经济体”的未来 但假如我们以整个阿里郎歌舞团队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却可能得出其他观察角度。考虑到平壤政府不但无须付钱予所有义工，还可以当这是社会主义政府集体安排的“人民娱乐”、而不是工作，这就为政府省了一大笔康乐费用。又考虑到台上的演员，似乎是和专业运动员一起受训，好些团体操动作的玩家，很可能就是现役或退役运动员，这又省了一笔培训的重叠资源。再考虑到朝鲜相信《阿里郎》派头能为国家带来宣传效益，而当一切是公关费用，这就比奥运开幕礼更物超所值。其实，那些演员要是不演《阿里郎》，也得被安排天天参观革命烈士博物馆、学习金日成主体思想。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量化的价值实在太多。 更有意思的是，阿里郎演出地点附近摆卖的档摊，都对游客极度热情地兜售纪念品，那态度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商贩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摊位主人，并不像毫无个人动机的被组织化的个人。究其原因，是不少摊位都懂得对部分游客提供差价，部分更会偷偷和游客以黑市兑换货币。毕竟，极少游客会为了差价而在朝鲜 “报警”，尽管真要这样，那也可以治其侵吞国家财富的罪名。 在此，可以得出一个悖论：《阿里郎》也许不能为朝鲜带来账面净收入，但假如将来因为某种原因而取消《阿里郎》演出，却会增加大量政府开支，也会影响无数朝鲜人的生活。难怪《阿里郎》真正观众不多，当局却决定一再加场，欲罢不能。正如朝鲜天天安排社会各界到不同爱国基地学习，除了意识形态需要，其实也有经济考虑，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处置2000多万人口，去参与原始劳动经济以外的社会建设。但上层领袖已深知改革开放的需要，他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的招待，也不可能不传到朝鲜社会中去。朝鲜人民也懂得在框架下发展自己的第二经济，反正国家也要如此生存。 朝鲜对内宣传，一直将苦况归咎于美国制裁，和伊拉克萨达姆一模一样。一旦金正日政权、或其继任人和美国和解，这代表他带来全民大跃进，只会增其 “功绩”；一旦朝鲜宣布改革开放，说不定道路比中国的更顺畅。难怪自从朝鲜研制出核弹，外交界不但不担心金正日真的使用它，反而都预算朝鲜和美国和解的历史性日子——这是应用了美国学者肯尼斯.沃尔兹“防守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随着美国把朝鲜移除于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也就是把它从邪恶轴心除名，朝鲜全面经济开放的契机，似乎已不远了。目前出现的种种反复，不过是朝鲜外交的一贯手段而已，不能想象那本身会是目的。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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