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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智库分三大类型：豢养型、愤青型、赚钱型?
2009-07-19
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大脑，在哪里？谁为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利用过去、把握现在、铺垫未来？我们当然首选政府。其次是汇聚集体智慧的群策群议机构。再次是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 在意见领袖中，智库(Think Tank)是中国长期缺失的一种类型。 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新周刊》采访了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其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新周刊》求教于多家全球顶级智库。《新周刊》解读了市长和省长们偏爱“洋顾问”的现象，并调查出“谁是最值得中国公众信赖的意见领袖？”。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曹思源、北京奥运会安保方案《鱼钩与长矛》提供人高志凯、从为老板谋到为城市谋的“丙方”王志纲、深圳的“理想主义”智库因特虎，也直面《新周刊》道出中国“智库”的成长命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 我们欢迎中国智库时代的到来！ 国力升级的智慧储备 中国无智库？ 粮食储备、石油储备、黄金储备是硬实力；智库储备则是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更是前者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缺智库，中国求智库。 文/朱坤胡赳赳 将企业比做国家的血液，家庭与个人比做国家的组织、毛发与神经末梢，政府比做国家的大脑，智库就是其中的“外脑层”。国家之间的发展与竞争，不应仅是经济实力与军事的比拼，也应包括思考与学习能力的竞争。 所以，中国不仅应该有世界500强和航空母舰，还应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艺术大师、大文豪、世界级大学与顶尖智库。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按照世界上最着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 为什么需要智库？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针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议题，兰德公司得出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想将此报告以2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 其后，果然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在中国，因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要严重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在企业管理上，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它不是大学研究所，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不是策划人，不是游说公司，也不是智囊高参的官方研究机构。 虽然不少智库都依托于大学，但它与普通大学研究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开展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将之转化成可操作的政府或企业决策。 智库与商业咨询公司的差别在于，商业策略研究只占它业务的很小部分，而且智库的策略咨询相当宏观，它体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全行业的嬗变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 智库不是“点子大王”式的策划人，它不担负将某个人或某种产品脱胎换骨的责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决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备选。 相对于官方智囊的依附地位，智库的身份可谓相当独立，他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发表言论。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虽然大多数智库都宣称中立、客观与无党派，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一致立场、倾向与趣味。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是着名的民主党大本营，其贡献了奥巴马政府内的20多名高层官员，今日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就由布鲁金斯学会直接送交；传统基金会因恪守传统价值与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则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的大本营。 智库改变世界 纵观西方近500年历史，几乎每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该国智囊机构的涌现。 1560 年前后，荷兰人Cornelis de Houtman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蛰伏三年，获取了葡萄牙帝国称霸世界100年的秘密——香草群岛航线图，他回荷兰后创办了东印度公司。以现在的眼光看，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还部分地承担了国家智库的职能：它开创了商业垄断的方式，以经营公司的方式经营庞大的海外殖民地。 稍后崛起的英国，其工业革命的直接发动机就是现在还未中断的智库——英国皇家学会。在皇家学会的激励与鼓动下，不列颠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场”与“日不落帝国”。 至于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中，强大的智库群层出不穷。既有历史悠久的胡佛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有现代意义上最着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兰德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甚至，今天才被广泛运用的互联网，其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兰德公司研究员发明了。 正是因为美国智库的强大研究能力与参政能力，几十年来它一直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人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缺研究人员和机构。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加上美国(智库的天堂)，整个西方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而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中国官方智库的一个，还有中央党校、各省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惊之余，也感到好奇：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却始终不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世界人民也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充满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 2000 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 中国式智库三大病 有人总结出中国式智库的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业型机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式智库的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看似专家学者无数，他们手中经费多多，项目多多，且在媒体频频曝光、满天飞四处参加各种名目的论坛、研讨会或咨询会，但实际上却是 “满嘴跑火车”，影响力和公信力急剧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交中心”)，实质也是出于高层对现存智库的极度不满，但依然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事先声明 “只谈经济”，与“思想无禁区”的智库宗旨背道而驰；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中国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什么时候国交中心能走出未来的总理副总理？没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最高智库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这次由国交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中，像兰德公司这样重量级的智库公司并未参与。“它们的触角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入、灵敏，你以为它会需要这样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对这个论坛不屑一顾。”主办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声说。 放眼望去，中国的智库更像是“伪智库”，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库”这样的字眼，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库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学院教育出来的，把“大词”挂在嘴边，张嘴中国闭嘴世界，但却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而安邦集团的总分析师贺军则同样面临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开动脑筋，想与大学联合开办信息研究这样的专业。 中国式智库的未来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型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中国国防思想的中国人，据说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他此次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撒切尔夫人这句话揭示了智库的一个元命题，即智库是为未来服务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为当下服务。 我们的所谓智库目前基本还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智库已在探讨将来的问题及其各种可能性。在此次智库峰会上，中粮老总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力，什么时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我们都要靠全球的智库来办事。 智库竞争：国家智商的竞争 零点调查集团带有1/3智库的影子，这正是中国智库成长道路的一种典型模式：边缘化生存、商业化运作、专业化发展。成立于1992年的零点集团，伴随着中国跨越式的经济发展，“自身发展既不快也不慢”，与这个时代合拍。袁岳觉得零点兼跨三个角色：调查、管理咨询、决策咨询。“如果比喻成盖楼房，调查是地基，管理咨询是第一层楼，决策咨询就是第二层楼。”他说，“调查不是最终的追求，从一开始，零点就有社会性和提供公共政策的目的。”他们曾游说北京市政府，将宠物管理费由每年5000元调低至900元，这一游说被采纳。 袁岳从实操性的角度总结了中国智库与国际上的智库存在的差距：一、个体化。二、资金来源的单一化。三、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 与零点调查集团同时期成立的安邦咨询集团也是一家民营信息咨询公司，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智库的角色。在它长期推出的30种信息产品中，其客户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4000多家企业，其中覆盖1/3的世界级500强企业。 1998年从科技部“下海”到安邦的研究员、现任总分析师的贺军说：“10年来我看到五六茬信息咨询公司起来又倒下了。”他对中国智库的现状用了一个比喻——“一麻袋土豆”，“小个很多，大个很少，专业性不够”。 目前，安邦集团已经是整个行业的“定价标杆”，而当年他去这个公司时，在北京南城一个车队的旧楼里办公。从小公司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可谓智库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有7个分公司分布全国。 贺军所着《政策思维》一书中，披露了大量案例，他的特点是迅速对时局变化提出预警、专业分析和策略应对。2007年5月，他在简报中向客户提出预警；而一篇名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与进程》的文章早在2002年就摆在央行和国家外管局的案头；在中美关系接近冰点的时候，他准确作出了“政经分离”的判断。 中国政府内有大量信息传递渠道，为什么还需要安邦这样的外部公司呢？“我们在行业内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贺军这样说。像北京市政府，则是他们长达10年以上的合作方。 一个国家的智商并不是由民众脑袋的总和来决定的，相反，智库的智力水平和人才优势以及发展规模才决定了国家智商。如果说政府是国家主脑，智库则是小脑，维系格局平衡。政府是国家左脑，主理性建设；智库则是右脑，主形象思维、提供预测和想象力。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还不敢给自己的智库评分。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邝新华文/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着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智库不是面子工程，智库不是养老院。大国大思维，呼唤中国独立智库，国有依托、民有期待。 文/肖锋 智库需有体制和利益的独立性，思想观点的创新性，以及发布思想观点的传播力。以此三点评判，称当下中国无智库，实非冤枉。 决策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中国制造”行销天下。反思我们的制造成本则是日本的8倍，即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在透支祖上留下的自然资源以换取廉价GDP。自豪之余当有些许忏悔。而相对制造业的浪费，因公共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更为触目惊心。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炼钢铁，一锅锅土法炼就的废铁，学界竟无人说不。代价是劳力的巨大浪费，林木的大片消失，更关键的是错失战后黄金发展机遇。60 年代一句“人多力量大”，批臭一个人、多生两个亿，导致当今就业、社保、未富先老等所有问题的结症。那些聪明脑壳都到哪里去了？建国初北京漠视梁思成建言今天沦为“堵城”，通勤族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占去闲暇时光的1/3，北京人生活质量下降、痛苦指数上升。那些有眼光的规则专家都哪里去了？至于取消婚检这样的“ 小议题”，也会导致生育质量下滑的大问题，中国残疾残障人口已达到惊人规模。人口生产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 中国人聪明，中国人不聪明，他们精打细算，却制造了这个地球最大的浪费。 所以我们呼唤智库。智库应是独立的第三方，这个理念虽来自西方，却是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今天，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在涉及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才是必需的。网络民意，社评建言，虽是民主决策的进步，但离形成一个科学的决策尚相去甚远。不要以为，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科学不取决于意见数量的多寡，而取决于一套严密的研究逻辑和程序。只有智库能干这个事。 什么叫决策的科学化？它不是官场上的漂亮话语，不是说起来顺溜做起来难的正确废话，它是减少中国天量浪费的迫切需要。因为再这样下去，中国已浪费不起、也无可浪费了。 智库与智囊：公家与私家 专家学者的良知相比学问，哪个更重要？经济学家在利益捆绑之下，民众投资到底听谁的？ 智库与智囊有根本区别。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智囊，昔孟尝君三千门客，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主要是智囊们。那是一种委托与委身关系，有良士择明主，委身投靠的意思。智库则不同，这个现代概念包含独立、创新及一套严谨的研究逻辑。通常智库与智囊的混用，说明我们对智库还很陌生。 前国家智囊机构人士吴稼祥发出重炮，称那些中国研究院所不是智库，充其量只是翰林院罢了。话语尖刻，却一语中的。 这里尝试从智库的独立性、创新性与传播力三方面指标评判，显现中国智库们的窘境： 独立性即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直译为“思想库”，没有独立何来思想？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决断，一般先由智库提建议，然后在媒体上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最后由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其公信力来自独立性。 创新性也非点子或锦囊妙计，而是一套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创意或灵感。有人对20家主要的中国智库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发现，200多名智库的负责人中，有48人为退休官员，占两成以上。虽然姜还是老的辣，但创意、创新毕竟是项年轻事业。 传播力则直接关系到上通下达、沟通民众，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中国缺乏专家与民众沟通的渠道，传媒正在担当这一重任。中国也缺乏有影响力的智库将国家形象传播出去，海外主流媒体上很少听到中国智库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例如在2008年的“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改变宣传劣势，更别提三鹿奶粉这样的危机公关了。 所以从私家的智囊到公家的智库，中国研究院所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智库不是养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与其等待，不如呼唤民间智库的茁壮成长。 民间智库为人民 具体讲，在当下纷纷扰扰的房市、股市中，我们到底听谁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评论家都不可信。民众恐怕只有凭自己的常识下判断了。这是民众的不幸，更是智库的耻辱。 智库的首要职责是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它们来自民间、服务民众。从现实条件上看，表面上中国智库缺乏资金，但其实更缺乏公共理念导向和公众意见平台。只要有市场需求、民众需要，何愁没有支持资金？ 智库首先要洁身自爱。中国智库不但需要更多“智”，更需要更多的“心”，这样才能心智两全。中国智库的发展，首先是一个立场或屁股坐哪里的问题，从服务于利益集团的私家改制为服务于民众的公家。 智库不是面子工程，智库不是养老院。大国大思维，呼唤中国独立智库，国有依托、民有期待。看权力脸色编说法的智囊少一个，中国的决策浪费就少一分。 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天，数学家、会计师和经济学家应聘同一个职位。面试者问数学家：“2加2等于多少？”数学家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4！” 面试者再问一次：“真的是4吗？”数学家不慌不忙地说：“从数学家的角度观之，的确是4没错！”同样的问题，面试者问会计师。会计师回答说：“平均而言是 4，正负误差为10%，但平均而言是4没错！”同样的问题，面试者问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低声地回答说：“你想让它等于多少？”——这样的笑话听起来是令人发笑还是令人辛酸？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共有2500多个，被国际上认可的只有74家。国际智库业界人士认为，中国正在世界崛起，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中国想在未来2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需要大策略、大思维，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大有作为。 我们希望有一天，大到汶川地震或美国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国家不会面临测不准的困局，小到投资股市、房市，民众不会听风就是雨。如是，岂不是中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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