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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 (新聞)

全球追捕境外貪官紀實: 萬余人攜款數千億潛逃
2009-02-23

分類
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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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楊秀珠貪污案
2008溫州官員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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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報告顯示，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腐敗官員達一萬多人，攜帶出逃款項達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

2007年6月，澳大利亞司法和海關部長戴維.約翰斯頓（左）和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參加移交從中國籍經濟犯罪嫌疑人處沒收的337萬多澳元贓款儀式

浙江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借赴巴黎考察之机滯留未歸──前不久發生的這一官員“失蹤”事件一時令國人愕然。就在他疑似“出逃”前兩個月，中紀委、國家預防腐敗局等十部門剛掀起一場禁止官員公費出國、出境旅游專項整治行動，增強了打擊貪腐力度。

在國內熱議完善官員監管机制和遏制官員出逃的對策之余，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對于那些外逃人員，如何迅速將其緝返回國？

外逃人員：一個“黑數”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報告顯示，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腐敗官員達一萬多人，攜帶出逃款項達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在逃官員名錄中，許多名字為人們耳熟能詳：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中國銀行廣東幵平支行原行長許超凡……在這些外逃貪官之中，還有一些“官小事大”的，而在他們外圍，不乏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

“ 真實外逃的人數，無從計量，”原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正司級巡視員、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在接受采訪時舉了一個例子，“ 在職務犯罪查處率居全國前列的一個省份，近兩百名負案在逃的人員中，衹有不到十名案犯在海關出境時留下了記錄，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到底是不是用了假身份証、假護照逃到了境外，還是潛伏在國內，我們沒有証据，不好說。”黃風說，有些人長達十几年杳無消息，線索全斷。至于具体多少這樣的情況，黃風用了四個字：一個黑數。

在外逃人員中，金融系統、國有公司、企業的管理人員占据了一定比例。与那些惊弓之鳥般被迫出逃的刑事罪犯相比，這些人攜款外逃的行為更多地帶有主動性和計划性。

那些涉案金額相對較少、級別低一些的外逃人員，往往首先選擇逃往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和俄羅斯等周邊國家，這樣，他們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會太高﹔而逃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逃人員往往會隱姓埋名，靠贓款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因為那里的一些國家正處于轉型期，有的國家法制不很健全﹔而對于一些大貪官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移民國家，是他們的“逃亡天堂”，如美國、加拿大和荷蘭等。“盡管這些人是國家重點要求引渡遣返的對象，但那些國家的法律能為他們提供保護傘。”黃風說。

司法引渡困難重重

為緝拿這些逍遙法外的外逃人員，与各國締結雙邊引渡條約，借各國之力聯合緝逃，成為中國的一個現實選擇。

在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朱文奇看來，這些人利用的就是中國与他國法律銜接上的空子和漏洞。

“ 根据國際法原則，衹有簽訂雙邊引渡協議的國家，才有強制力要求對方予以引渡，否則，衹能靠雙方友好協商，視談判情況而定。如果沒有雙邊引渡條約，外逃人員衹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而能否遣返成功，則還要看對方國家是否給‘面子’。”朱文奇說，引渡問題一直都是國際司法協助中的難點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雙邊關系等多重复雜的問題，一旦發生沖突，協調的難度非常大。

朱文奇告訴記者，近年中國有好几起外逃美國的案子，都已通過公安部向國際刑警組織申請了紅色通緝令，卻由于中美雙方沒有引渡條約，通緝令至今石沉大海。

來自有關部門的消息說，迄今与中國締結了引渡協議的國家有43個，其中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而美國、加拿大以及西歐等容留中國外逃人員最多的國家，除了法國之外，其他都在建立引渡協議方面進展困難。

曾多年致力于國際間司法協助、引渡等方面具体談判工作的黃風感嘆，在國際司法合作談判時，一些國家往往會以此為政治籌碼，人為設置障礙，使我們的海外追逃難上加難。“西方國家不和我們談引渡條約的主要障礙是死刑問題，同時他們對我們的法治狀況，尤其是証据、刑訊方面存在誤解、偏見、不信任。”

而在那些引渡條約權限內的追逃合作中，高昂的成本也成為追逃的一大瓶頸。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公安部首次公布了“追逃成本”：國內的普通追逃在萬元左右，最高達上百萬元，而國際追逃代价更大，贓款追回的比例卻不一定能保証。僅中國銀行幵平支行4.82億美元特大貪污挪用案的主犯之一余振東一案，中美雙方談判就長達3年，其間公務往返、查証取証成本難計，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將其遣返回國。

“一些外逃貪官或經濟刑事犯罪分子實施資產轉移過程，都是在几個國家間的銀行賬戶和相關利益人中來回倒騰，攻守同盟嚴、取証難度大。”黃風說，“面對當前引渡談判艱難的情況，中國需要有探索更現實的合作智慧。”

編織全球追逃網

司法引渡難以發力并不意味著對外逃人員無計可施，在現有的司法合作框架下，引渡之外的“變通”常常在談判桌上被提及。

2008 年8月底，中國銀行幵平支行4.82億美元特大貪污挪用案的另兩名主犯“二許”在美國被定罪。“這是中美緝逃合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創造了引渡之外的另一個替代措施。”朱文奇說，“實際上，‘二許’的案件，我們采取的是在境外進行刑事行為訴訟，改變逃犯的法律地位，然后讓他們在國外定罪，最終被判刑，這在一定意義上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在追逃過程中，像“二許”這個案件，在境外進行刑事訴訟作為替代措施的時候，需要兩國執法机關密切合作。美方對“二許”定罪，中國方面提供的証据資料和執法合作中提供的相關犯罪信息和証据，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如美國聯邦法庭對他們定罪所依据的大約500件物証等証据，許多是由中國方面協助提供的。

“ 今后，外逃犯罪分子即便不能被遣返，衹要提供足夠的証据，也可以讓你在國外被定罪，”朱文奇表示，“甚至可以說，在美國被判刑的模式比起遣返模式，對仍在逃人員起到了震懾作用。如果外逃者足夠聰明，認罪并接受遣返，就會接受寬大處理，否則就會面臨跟‘二許’一樣的下場。”

就藏匿了過半數中方外逃人員的美國而言，盡管中美兩國在締結雙邊引渡條約上一直存有分歧，但美國方面也在嘗試通過多种方式協助中國懲治外逃人員。根据美國當地媒体報道，中美兩國警方就打擊逃美貪官達成了一些協議，包括如有中國貪官在入境時沒有向移民局和海關如實填寫申報單、偷稅漏稅以及非法接受海外贓款，他們將遭到指控﹔美國聯邦國稅局還懸賞一定的獎金，鼓勵民眾揭發外逃貪官。

另一個中國外逃人員的目的國加拿大也在收緊天網。2008年9月，加拿大位于多倫多的邊境服務處將逃到加拿大的中國經濟詐騙嫌犯鄧心志移交給中方，這是加拿大首次遣返中國經濟案件嫌犯歸國。

“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去尋求一些其他的措施，如像對‘二許’在境外進行刑事訴訟和通過移民法遣返鄧心志都是可行的。同時還在摸索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說勸返，勸他本人回國接受審判。”朱文奇說。

在 2008年，中國与法國、澳大利亞、葡萄牙的引渡條約相繼生效。“這些說明中國海外追逃的速度正在逐漸加快，外逃人員的生存空間也不斷被壓縮。”朱文奇表示，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歐盟25個成員國都廢除了死刑、全堅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則，在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陸續与中國達成引渡協議之后，多米諾骨牌或許就此推倒，“今后与中國進行追逃合作的國家將會更多，合作的方式也會不斷創新，以在全球範圍內編織一個法網恢恢的外逃人員追捕網。”

國際刑警組織參与反腐

國際刑警組織曾幫助中國將數名逃往海外的巨貪繩之以法。如出逃美國長達兩年半之久的前中國銀行廣東幵平支行行長余振東（許超凡的繼任者），他之所以能夠被遣送回國，國際刑警組織功不可沒。

2001年“廣東幵平支行案”案發后，中國公安部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了“紅色通緝令”，并通過國際執法合作，迅速凍結了涉案三人在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的資產。此外，曾經在溫州不可一世的大貪官楊秀珠也是在國際刑警組織的追捕下落網的。

國際刑警組織在1998年創建了腐敗問題專家組，并著手組建國際刑警組織反腐敗局和反腐敗學院。國際刑警組織編纂了相關的行動方法匯編，涉及反腐敗的戰略方法、滲入調查、保護証人、反腐敗法規、預防和培訓等。2002年，國際刑警組織确立了“警察部門內部反腐敗斗爭普遍標准”，推進警方提高自身的清廉水平，并對各成員警方的廉洁度進行研究。國際刑警組織創建了名為“國家接触點”的一套國際化系統，各國執法部門可以借此迅速建立反腐敗斗爭的合作。

【旁讀】

跨國追贓樣本

尼日利亞“阿巴查”案

軍人出身的阿巴查于1993年至1998年統治尼日利亞期間，大肆搜刮國家財富，侵吞數十億美元，并將贓款祕密轉入海外，被“透明國際”列為全球第四大貪腐分子。

1998 年6月，阿巴查突發心臟病身亡。阿布巴卡爾組建的過渡政府和以奧巴桑喬為總統的民選政府上台后，幵始在全球範圍內啟動追回被阿巴查竊取的巨額國家財產。經過不懈努力，尼政府已從瑞士、盧森堡、列支敦士登、英國等處追回共計12億美元的腐敗資產，其余部分資產仍在追繳中。

尼日利亞是如何追回阿巴查腐敗資產的？

第一步，查找腐敗資金下落，設立專案組。尼新政府上台后頒布53號法令，對主動投案、交待阿巴查侵吞資產下落以及退繳腐敗資產的官員予以赦免。

第二步，尼政府向資產流入國提出司法協助請求，要求協助調查取証和凍結有關涉案銀行賬戶。

第三步，通過与腐敗財產持有人達成和解追回資產。

第四步，通過民事程序追回資產。為追回倫敦某銀行一筆約1.66億英鎊的資金，尼政府以穆罕默德.阿巴查等人為被告，向英國商事法院提起訴訟，1.1億英鎊得以返還尼日利亞。

祕魯“蒙特西諾斯”案

蒙特西諾斯是1990年至2000年藤森統治時期祕魯的國家情報顧問，在祕魯享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被稱為“藤森身后的黑影子”。2000年，一盤記錄蒙特西諾斯賄選的錄像帶播出后，引發祕魯政壇危机，蒙特西諾斯被迫流亡巴拿馬。追繳蒙特西諾斯海外非法財產隨之展幵。

瑞士是蒙特西諾斯及其同伙外逃資產的集中地，應祕魯的司法協助請求共凍結1.1億美元資產，迄今返還7000多萬美元資金。

2002 年6月，蘇黎世法院決定在祕魯滿足兩項條件的前提下，將4000萬涉案資金返還祕魯。這兩項條件要求祕魯：第一，出具針對瑞士銀行賬戶持有人的最終判決﹔第二出具証明資金來源的証据。但后來瑞士法院放棄了提供生效判決的條件，因為法院認定這筆資金明顯出于犯罪行為。8月，瑞士將7700萬資金轉入美國花旗銀行祕魯國家銀行賬下。返還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追贓之路任重道遠

在追回外逃腐敗資產實踐中，中國也有一些成功經驗。例如原中國銀行廣東幵平支行行長余振東貪污、挪用公款一案中，經中美兩國執法机關密切合作，美方將沒收的 300萬美元贓款全部歸還中方。中國銀行也在案發后，分別在香港特區、美國、加拿大、瑞士等地提起民事訴訟，并實際追回了大部分資產。

結合上述案例可以得到几點啟示：一是中國若對貪腐大案啟動資產追回，應立足于案件及所涉國家的實際情況，應有打持久戰的准備﹔二要加大境外追贓工作力度，加強人員配備和机构建設。增加對境外追贓工作的投入，設立專門机构或者就專案設立追贓机制﹔三要綜合運用多种追贓途徑，爭取成果最大化。可考慮采用民刑并舉、多管齊下的辦法，結合具体案件的特點，因地制宜地打“組合拳”，爭取最大成效﹔四要充分運用司法協助途徑﹔五可協助資產流入國啟動有關刑事程序，為返還資產創造有利條件﹔六要重視研究和利用民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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