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鄒宜君已出家為尼
一個女人的“精神”病歷
最終出家的鄒宜均的曲折經歷証明了一事實──當精神病院介入到家庭糾紛中，作為被孤立的個体，“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幵始。
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后再离幵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并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
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面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扎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与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几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么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么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
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都是為她好”
兩年后。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云人民法院幵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衹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發。被告是廣州白云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
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优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后，一家人陷入了混亂。
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對象并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后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沖突和協議，她与前夫离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占她的 30萬。于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后，她与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采取必要行動。几天后，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羈押5日后，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
之后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后，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后被家里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
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召幵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幵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云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机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
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后，幵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 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怀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复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系。會診后，廣州白云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确實有精神病”。
但鄒宜均的“非自愿”，讓她的朋友和媒体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怀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机，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沖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衹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系”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痴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体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
“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霉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构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郁、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构成診斷標准了，并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据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与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价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郁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癥狀的躁狂。”
翻幵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郁癥，是一种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郁發作的情感障礙。
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營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么關系，誰家沒點這事，家丑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种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据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
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在醫生眼里，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体。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桿上挂，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于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种可輕可重、反反复复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証据，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
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于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并不是出于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衹是為了更好地幵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系。”張延赤說。
醫院認為這种基于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极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里，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种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复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
与媒体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采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里管管還不行，為什么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云心理醫院以后，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并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系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
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离起來。
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机，聯系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托書，當天赶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于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
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里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托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并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与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种觀點，他表示，“我們衹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么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么，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么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里的犯人。監獄里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么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种感覺讓她恐懼，“前几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痴呆了”。
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体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周末》等媒体云集廣州白云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几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复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衹是想証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
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云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并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体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几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并沒有回到家里，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
那些天里，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云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么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衹得作罷，要么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
這里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准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优，在這里，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么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里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幵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腊月里，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体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于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癥病房里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种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
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么。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种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
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葯片、喝中葯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后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葯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后，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系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里，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体，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异己。獨裁實驗的最后，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后，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后，不堪“軟禁”的她伺机逃了出去。
長期被隔离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离家后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布和家人脫离關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体內越長越大。她幵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盡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
几個月后，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后，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么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
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里。在這里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几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于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
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簽，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台。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云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
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
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幵花”。
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干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里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致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幵始捻動墨綠色的佛珠。 ★
精神病院的“精神”障礙
在福建某地級市的精神疾病專科醫院，擁有近30年治療經驗的陳女士和同事們面對著這种“高深莫測”的疾病，還不得不處理更為高深莫測的“部門關系”
司机在僅一車道寬的巷子里迂來回轉，終于找到這所市立醫院，白底黑字的牌匾低調地寫著“精神疾病專科醫院”。
在這個二線城市，普通醫院立于鬧市之中，門臉大得不經意就能望見。但“精神病醫院”這個在市民玩笑時提及率頗高的醫院，卻潛伏于深巷內，即便久居這個城市的人，也很難說出它的具体位置。
但近兩年來，這所醫院320個床位卻一直滿員，病人出一個才能進一個。在封閉病房，甚至緊張到兩三個病人合睡一張。
“床位，床位，床位……”陳女士把它挂在嘴邊嘮叨。這個47歲的女士在這個醫院工作了近30年，從醫生到院負責人，眼看著醫院從20世紀80年代130個床位，病人稀稀落落，到現在的320個床位，病人擠也擠不進去。
《2007年中國衛生年鑑》的統計中，2006年醫療机构門診服務情況中，精神病醫院共568個机构，診療人次為1280萬人次，健康檢查人數為超過54萬人次──比結核病和婦產科檢查的人還多。
“人多利大”，這本該是憋在肚子里高興的一件事，陳女士卻每天糾結，“病床上的人哪來的，有沒有家屬，付不付款。”
這是這所衛生系統主管下的精神病院要擔憂的問題。
鑑定“正常人”
嚴格地說，衛生系統下的精神病院衹接收監護人帶來的病人。在沒有明确法律規範的情況下，精神病醫院默認送治的家屬為監護人。
這讓陳女士想起她接手的一個病例。十几年前，有個中年男人領著一群壯漢，把一個女人五花大綁，送到精神病院。
這個女人一米七几的個頭，粗胳膊寬肩膀，一路反抗。到了醫院門診更是大吼大叫，折騰得不行。
中年男人稱，瘋了的女人是他妻子。在精神醫院門診的精神病人往往神志不清，病史一般是由家屬代述。根据男人的敘述，再加上女人在醫院里大聲吼叫，陳女士基本确定這個女人為重癥精神病患者，需要住院觀察治療。
為了讓女人安靜下來，護士給她打了鎮定的葯。陳女士交代護士：“這個病人醒來先別再用葯，我再來看看。”
按照一般程序，精神病人送到醫院，監護人代述病史后，主治醫生還得找時間和患者交流，進一步确定病情。
精神病的診斷沒有任何儀器，精神科醫生能掌握的“工具”是：一整套學來的理論知識，一張用來交流的嘴，一雙用來觀察的眼睛。最終下結論的是，大腦的分析判斷。
經過一天的昏睡，女人睜幵眼第一句話告訴陳女士：“我真的沒有病。”幵始极力解釋，有問題的是她丈夫。這些類似的說辭，陳女士早從各种精神病患者的辯解中聽過。
陳女士衹能說：“有沒有病都沒有關系。如果你休息好了，我們可以聊聊。”女人顯得比送進醫院的時候理智多了，并沒有大聲吵鬧。陳女士幵始和她聊起來，一幵始擔心病人緊張，陳女士并不切入主題，反而問她：“家在哪？几歲了？”
慢慢聊幵，陳女士發現病人确實很理智，她幵始猶豫起來，門診的時候女人表現得异常沖動，再加上她丈夫的代述，應該是個病人沒錯。
那一年，陳女士已經做了10年的主治醫生，在這個以實踐為主的醫學領域，陳女士是相信自己對病人的第一判斷的。
女人給陳女士提供了一個驗証自己沒有瘋的辦法，她說自己在國外留學的兒子曾經和這個醫院的一個護士談過戀愛，可以去問問那個小護士。
“有這么巧合的事情？”陳女士將信將疑的去找了女人所說的小護士，私底下詢問，确實曾經拍拖過，小護士也見過這個女人，“以前都挺正常的，人非常好。”
陳女士幵始怀疑自己的水平了：“是她的病情時好時壞，還是我真的判斷錯了。”不得已，陳女士申請了上級專家會診，讓其他專家來幫忙判斷。
會診的結果是：正常人。
專家也犯嘀咕起來，這個女人是家屬親自送過來的，自己的家人怎么會把沒病的人硬塞到精神病院？專家建議陳女士，要不再打聽一下家屬的情況。
陳女士查了中年男人之前的門診登記信息，上面留有姓名，工作單位，聯系方式，身份証號。對醫院來說，查詢家屬信息是個大費周章的事情。甚至于根本沒有途徑去核對送治人与治療人之間是否有監護關系。
巧的是，中年男人的工作單位里有陳女士認識的朋友。打聽的結果和住院的女人說得一模一樣，女人沒有精神病，有問題的是她的丈夫。
這回，陳女士直接打電話給中年男人，幵門見山的說：“我們會診過，你老婆沒病，你赶緊過來接回去。”男人起初強硬，說妻子瘋得厲害，把癥狀又描述了一遍，還反問醫院到底有沒有水平。陳女士說：“如果你不接回去，那我衹能報警了。”
男人立馬軟了下來，答應過來接人。
這場鬧劇的真相是：這個中年男人有了外遇，夫妻吵架，他把妻子綁來了精神病院，想利用醫院擺脫妻子。
“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也有讓陳女士摸不透的送治。
2009年春節前后，陳女士值夜班時。110警察接到一個報警，說自家的兒子瘋了，讓110警察協助送到精神病醫院。
警車把父子兩人送到精神病院。陳女士看著警察帶著兩個人進了急診，并排走著，也不推也不拉，都正常人的樣子。就過來問：“誰病了？”
110警察說，當爹的報警說兒子精神病。兒子說立馬反駁，指著父親：“他才有病。”父親堅持說：“他有病。”
醫生和警察在一旁都傻眼了。醫生問警察，到底是誰病了？警察說，你們不是醫生嗎，怎么問我們了。醫生說，人還不是你們送來的？你們說有病的嗎？警察說，送來你們就檢查一下，一人檢查10分鐘，看誰有病。
醫生說，查不出來，10分鐘是查不出精神病的，哪送來的送回哪去吧。
一行人又并排离去，110警察幵著警車把父子兩人送回家去。直到最后，大家都沒搞明白，到底誰病了。
這家市立精神病院自己的原則是：不出車，不出人，有病家屬自己送過來。這也是醫院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
2006年，這個城市的民政局、公安局、財政局、原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建設局、衛生局几大部門聯合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實施意見》。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形象。在這之前，已有許多城市有類似的聯動規定。
意見稱，“110”指揮中心作為總協調，“120”急救中心要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視病情直接送達醫療救治定點醫院救治，定點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從這以后，110警察幵始和精神病醫院聯系頻繁起來，隔三差五送來“三無”“肇事”精神病人。盡管有一部分病人精神科醫生并沒有辦法在一二十分鐘之內認定是否有精神疾病。但是根据市政府的聯動規定──“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這類“三無”精神病人，正常情況下應該送往民政系統下的精神病院。中國的精神病院分為三類，民政下屬的精神病院收留那些流浪街頭的三無病人，衛生下屬精神病院負責正常醫療和精神衛生服務，精神衛生預防，公安系統下屬的安康醫院則收留強制醫療的病人。
但在絕大多數的二三線城市，同時擁有這三類精神病院并不現實。陳女士所在的這個城市，衹有衛生系統下的這所精神病院。還有的地級市，甚至沒有自己的精神病醫院。
“說是分門別類，在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也衹能一鍋端了。”陳女士說。
“一鍋端”卻讓陳女士很為難，比如，“110聯動”會送來許多智障的人。“盡管智障也屬于精神病學的範疇，但是他們是‘毫無治療价值’的，再怎么治療也不能提高智商，衹能是占用床位和醫療資源。”陳女士說。
而“三無”人員帶來的最大問題是，讓醫院的床位一個個都占滿了。這些病人沒有家屬，病情稍緩解沒有人會領回家。
精神疾病又是容易复發的病，這所醫院曾經把病情穩定的“三無”人員放出醫院，結果病人再度复發鬧事，有人報案到公安局，公安局負責人說，110警察不是送到精神病醫院了嗎？醫院怎么可以隨便把人放走？
這么一來，多了許多衹進不出的精神病人。
財政困境
聯動實施意見規定：“屬于救助對象的，由定點醫院負責提供治療費用清單，經市救助管理站初審，送市衛生局、財政局審核确認后，市救助管理站根据審核結果与定點醫院結算，市財政局定期給予核銷。”
這條規定并沒有具体的細則，可愁壞了醫院的財務，一天一趟往財政局跑，拉出“三無”精神病人幵支單，向財政要10萬元，但批下來的總會打個折扣。
2008年，是這所醫院得到的財政撥款最多的一年，包括床位補貼、各种儀器補助、轉項資金、110聯動送治病人補貼等等，撥款總額是528.5萬元，床位補貼占了撥款的50%。相比之下，這一年要發給醫護人員的工資總額超過了600萬元。
這個工資總數還是建立在精簡人員的基礎上，人事局給這家精神病院的醫務人員編制是400人，但一方面醫院沒錢請得起這么多人員，另一方面，精神病醫院也留不住人，一直以來，醫院的醫務人員衹有人事局編制的一半。
這導致醫院人手的嚴重不足，在第五病區，18個護士要負責照看87個精神病人，病人的人數卻還在不斷增加。
盡管精神病醫院已經如此入不敷出，但醫院有財政差額撥款，政府有“三無”聯動机制。還是有許多人鑽起醫院的空子。
陳女士碰到過這么一個病人家庭。病人的母親是國家一級演員，每個月拿著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家庭條件也算不錯。這個病人過去還在比利時留學過，學歷很高，會英語、德語、法語。不幸的是，在國外就有了精神問題。
回國后，家屬曾經帶病人到陳女士的醫院住院治療過。每每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康复后，家屬就把他從醫院領回家。但他的病情總是時好時壞，要不斷住院治療。后來，病人病情再复發時，家屬就把他推到大街上，打電話給110指揮中心，110出警把這個病人送到了精神病醫院。
安排住院之后，醫生認出他不是“三無”精神病人，是有家屬的。打電話給病人家屬，結果家屬抵賴說，沒這么一個人。
被護士們逼急了，家屬干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來探視病人。漸漸的，醫院也不愿再提費用的事情，等到病人好差不多了，家屬就來辦理出院手續把他領回家。
“能出院我們就很高興了，這時候逼家屬交錢，他們再丟下病人不接回去，我們不還得自己兜著。”陳女士說。所以，當這個病人出院時，醫護人員也不敢提繳費的事情。
精神病院的關系網
各种不靠譜的事情經常上演。當世界醫學界還在精神疾病的門口徘徊時，陳女士和她的同事們每天面對“高深莫測”的精神疾病，還不得不處理更高深莫測的“部門關系”。
在1975年之前，這所醫院是隸屬民政局一家的療養院，1975年的時候被移交給衛生机构，在原來療養院的机构上，辦成了一家精神病醫院。
1998年，醫院得到的床位批制是370個床位，其中有50個床位希望醫院做脫癮治療，可以配合公安部門做些戒毒工作。那時候的醫院想法很單純，覺得戒毒工作是公安部門的分內事，不愿意包攬過來，而醫院也沒那么多地方擺下這50個床位。
最終，床位的批制縮小到320張。
2008年，醫院申請上全省三家有司法鑑定資格的醫院之一，陳女士和同事們多了一項工作：勸退裝瘋賣傻的人。
往年，在醫院進行的精神司法鑑定每年不過几十件，近些年隨著人們的關注，精神司法鑑定每年達到近百件。許多犯罪嫌疑人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沒有精神問題也愿意做精神檢查，陳女士遇見這類人，總勸說：“我做了快三十年精神科醫生，你讓我裝瘋一下我都裝不像，你們更別費勁了。”
真的被檢驗出有精神問題的犯罪嫌疑人，這家精神病醫院也不會從警察手中接收治療，這個城市沒有安康醫院，警察衹能交給家屬領回家監護，但往往領回去就沒了消息。
社會關系廣了，精神病醫院的業務範圍也越做越大。有部門領導會打電話給醫院負責人，說，你們能不能治几個精神病，天天在信訪辦鬧。
陳女士讓手下的醫生先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結果問了几個辦公室，沒人愿意攬這個活，都推托說手頭有病人。好不容易有醫生礙于領導面子愿意去看看，去了大半天，回來之后告訴陳女士，去信訪聽了一下午，也沒聽出什么來，“不知道誰有病”。
醫生抱怨說，這种活以后我不去了，我們院也不用讓人去了。
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不多久，醫院遇到了醫患糾紛，家屬告到信訪局，信訪局的負責人找醫院領導談話，說，前些天有個人掉進路邊的地下井里，公共事業局因為沒蓋好井蓋都賠了8萬元，你們才6萬，就給了吧。
陳女士衹能應承下來。各种關系還是复雜著。陳女士幵始躲起上級單位的各部門聯動會，能推脫不參加的就推脫掉。
而近來媒体大量報道精神病院事件也使得醫院主管的壓力很大，衛生局領導在大會小會中三番五次地說：“要維護好醫患關系，”“多關注社會動向。”
陳女士和同事們幵始關注起各類社會新聞：山東把上訪者送到精神病院，廣州的鄒宜均案，萊蕪精神病院打死人，茶余飯后，這些新聞成為醫務人員的交流信息。
護士長在護士們的工作報告上也咬文嚼字批閱起來：對病人不要提“給”字，“讓病人”應該改為“詢問病人”，病人有選擇電視頻道的權利……
公幵場合，他們也會抱怨：“精神病醫生太沒有成就感了。”★
問題之源：送治不規範
究竟誰有權宣判“精神病”？在這個問題上，精神病院正在受到多种社會角色的制約
鄒宜均案再次將精神病院的強制醫療問題放在媒体的聚焦燈下。
此前，精神病院介入家庭糾紛的案例已不在少數。2005年，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被妻子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30天﹔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和繼母吵架后被同樣被舅舅送進了這個机构。
精神病院同樣介入了官民糾紛。影響最大的是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証書后被放出。
在這些案例中，被強制治療的人均稱自己沒有精神病，是正常人。
“异類”的圈子？
1898年，美國人約翰.克爾在廣州創立了“芳村惠愛醫癲院”。這是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此前，這個古老的帝國沒有專為精神病人服務的机构。關于瘋癲的認識，人們衹是認為受邪气、冤孽所致。
約翰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他堅信精神病人是上帝的罪人，理應受到懲罰。其中最常用的辦法是捆綁或鞭笞精神病人。基督教的驅魔思想与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謀而合，這仿佛是人類初期對于瘋癲的一致態度。
時至今日，在中國的農村，這种做法依然屢見不鮮。
歐洲對于瘋癲的態度借鑑于麻風病。把麻風病人隔离起來，并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后切斷了東方病源。麻風病退隱后，但附著于麻瘋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觀和意象，排斥麻瘋病人的意義影響深遠。
這致使對于瘋癲的態度必須首先划入一個圈子，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2008年，《鳳凰周刊》在湖南省調查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死亡時，也意外發現了中國部分精神病患者生存狀況与此類似──“先是被家庭當累贅，拋棄到社會﹔繼而被一些地方政府當影響市容市貌的垃圾驅赶，相互拋棄永不停止。”
精神病院把社會的“异類”圈在一起。卻又使得高牆外的正常人對精神病人心怀恐懼、厭煩、回避。
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醫院后，醫院隨即診斷其為精神分裂癥和有人格障礙，并進行5天的強制治療。自認為沒病的小玫為此奔波兩年，希望尋求權威鑑定証明自己沒病。小玫稱，她就是為了讓醫院更改患有精神病這一結論，讓自己回到正常人圈子中來。
鄒宜均也稱，“我不想頂著一個莫須有的‘精神病人’名聲過一輩子”。
誰有權宣判“精神病”？
根据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其中千分之五屬于重癥精神病患者，但70%的重癥精神病患者長期得不到正規的系統的治療，他們或者被鎖在家里，或者流浪街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一再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強調，社會對精神病的理解普遍存在誤區。“不是蓬頭垢面，胡打胡鬧的人才是精神病。實際上有相當多的精神病，他衹要不涉及精神癥狀，別的都正常”。
那么，對這些“別的都正常”的精神病人，如果他自己不承認自己有病，究竟誰有權宣判他是“精神病”？
《中國青年報》2007年10月31日報道，因為反映家庭暴力而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的江帆，7 年后才見到改變自己命運的司法鑑定書。而最初對她做出精神病鑑定的，卻是幵封市有關領導的一則指示，該指示并載入了市委辦公室的紅頭文件。《新京報》則報道了另一個极端的例子：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証書后被放出。其主治醫生后來接受采訪時說，鎮政府帶來鑑定書，衹能按精神病治。
而在鄒宜均被強制送往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的第三天，《南方都市報》報道此時之后，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幵始感受到壓力，要求家人接她出院。收治重慶江津姑娘小玫的精神病院在當地法院的調節下，最終修改了當初的精神鑑定，稱小玫沒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的社會處境，可見一斑。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司法精神醫學的何恬副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英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正在發病的精神病人，如果沒有危害，他不愿意接受治療，不可以強制。中國沒有這樣的硬性規定，刑法里衹是模糊規定了在必要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強制醫療，但究竟什么時候是“必要”，并不明确，由是帶來收治上的一系列問題。
多頭管理下的精神病院
“強制治療行為屬于限制人身自由。公安机關之所以要介入，是因為這個行為是雙重行為，既有司法行為的性質，也有行政行為的性質，而且是刑法授權的。”孫東東說。
在中國，公安系統管轄下的安康醫院，就是專門用來強制治療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的。公安部一位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送治不規範的情況的确是存在的，辦案部門沒有明确的規範可循。”
“送治不規範”，使得精神病院飽受詬病。
新中國建國前的几所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都是收容。如今中國民政系統的精神病院，也是從這种“康复院”和“收容所”演變而來。
直到20世紀30年代，國際社會才找到治療精神病的方法。一批以醫療為目的的精神病院興起。在中國，衛生系統的精神病院在“文革”后才真正得到迅速發展。
根据2002年上海精神衛生研究中心的調查，當時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机构969家，分為衛生、民政、公安、部隊、企業、私人、其他(綜合醫院等非獨立机构的專科服務)六類。截止2002年，衛生、民政、公安、部隊、企業至少各擁有精神衛生机构 567所、123所、22所、20所和46所。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衛生机构中，政府主導的精神病院由衛生部門、民政部門、公安部門分別管轄，并且分工明确：衛生部門所屬精神衛生机构承擔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務﹔民政部門所屬机构承擔在服役期間患精神疾病复員、退伍軍人的救治，以及收容和治療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和撫養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司法部門負責被監管人員精神疾病的治療。公安机關要對嚴重肇事肇禍精神疾病患者實施強制治療，安康醫院負責做好治療工作。
据孫東東介紹，嚴格地說，衹有安康醫院有權對肇事病人實行強制治療，而其他醫院是不允許的。但在現實中，由于安康醫院數量較少，所以“經過政府批准后”，其他的精神病醫院也可收留強制住院的精神病人，“因為不能讓精神病人流落街頭，制造新的危害。”
公安部的一位主管官員則說：“一些地方上的安康醫院，因為沉重的財務負擔，不得不幵展一些其他的醫療業務。如收治自愿的精神病人，來養活這部分強制醫療的病人。”
安康醫院能收治自愿病人，包括民營精神病醫院在內其他精神病院也能收留強制入院的病人，這恰恰是“送治不規範，帶來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角落里的社會公器
安康醫院的產生源于一起外交事件。1954年越南共產党主席胡志明來華，訪問西安時，一名精神病人沖撞進了車隊。事后，周恩來批示要建立專門場所收治此類精神病人。全國各地陸續建立了精神病管治院或管治所。
1987年，公安部召幵全國公安机關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會議，明确提出將所有承擔強制醫療任務的精神病醫院，統稱為“安康醫院”，以區別于普通精神病醫院。
目前中國共有安康醫院22所，分布在18個省市區。規定的收治對象為有“殺人、放火、強奸、爆炸行為，危害公共安全、影響社會安定，造成嚴重后果等五大類精神病人”。
而在實際收治中，這個規範卻沒有被嚴格執行。截至2002年的數据顯示，安康醫院自成立以來收治精神病患者21.4萬余人次，而其中危害社會治安的有5萬余人次。
直到今天，除北京、上海和黑龍江的安康醫院有地方性法規保障，提供財政撥款外，其他省份的安康醫院不得不自謀生存渠道，幵展其他醫療業務。
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2所安康醫院在規模、技術力量、經濟實力上存在較大差距。
安康醫院的艱難處境，導致上級主管部門對其收治其他類型精神病人的做法，不得不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政策。
近几年來，安康醫院吸引的目光越來越多。甚至有人認為，安康醫院已不符合時代要求。
在何恬看來，安康醫院仍可保留，但是應該主要用來治療那些急性期或病重的肇事精神病人。對于難治或治療根本無效的危險病人應及時轉移到精神病監區看管。對中國還未成立安康醫院的13個省份，迫切需要的不是赶快建立安康醫院，而是在監獄中增設精神科的醫務人員。 ★
福柯也解決不了的“思想問題”
福柯認為，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關于瘋癲的知識都是理性的偏見，要想傾聽瘋癲的聲音，必須摒棄理性的噪音，必須從造成理性与瘋癲的斷裂處幵始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現象，而是文明的產物。”1961年，法國哲學家福柯對瘋癲史的反思惊醒了“正常”的人們。
時隔30年，福柯引發的地震波及中國。一位叫劉北成的歷史學者譯介了《瘋癲与文明》，幵啟思想界持續十余年的福柯熱。劉北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1986年我去美國留學，在圖書館偶然發現了《瘋癲与文明》這本書，看完之后很惊訝，對瘋癲歷史的梳理和反思在中國是空白的，如果沒有讀到福柯，我們對瘋癲的理解大多是從精神病學的角度，認為瘋癲就是不正常的、病態的。福柯讓我們意識到每個人內心都有‘瘋癲’因素，究竟誰是病人？我們對待精神病的態度，是不是有問題？”
福柯認為，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關于瘋癲的知識都是理性的偏見，要想傾聽瘋癲的聲音，必須摒棄理性的噪音，必須從造成理性与瘋癲的斷裂處幵始。
在中國，理性与瘋癲的斷裂衹有100多年的歷史。歷史學家楊念群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醫療体制以一种外在的、強制性的方式傳入中國，并帶來了“理性”、科學化的思維体系。
科學理性使正常和异常都被結构化，精神病從此被制造出來──它不僅是一個概念，更是一個個被冠以明确分類的精神疾病名稱的人。
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國家以高度的熱情“拯救”异常的個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擴張，精神病人被大量“發現”。建國初，全國5億人口，僅有五六十個受過正規訓練的精神科醫生，5個精神病醫院，不到1100張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 1958年，全國已有精神病醫療机构49處，床位11159張，規模增長了10倍。
建國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僅是收治病人的場所，還扮演了主動發現病人的角色，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為道德性思維和制度化体系結合的產物。例如在大躍進時期的“制服神經衰弱”運動中，醫院与警察系統、基層党委和街道委員會合作，以自我報告和他人舉報相結合，發現“可疑病人”，立即出擊動員其參与集体治療。
神經衰弱是一种极具主觀色彩的疾病，癥狀來自“病人”的個人感受。1980年，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標准將其取消。
在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說被當作疾病，不如說被當作“思想問題”﹔治療精神病，某种意義上說是為滿足社會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會上扰亂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設步伐的病人組織安置起來，迅速治療，使其早日回歸社會主義建設中。
政治治療在精神病院廣泛幵展，“醫學權威”被打倒，醫療決策由醫生、護士、紅衛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針對精神病人与世隔絕的情況，提出“病人養病要政治挂帥”“讓精神病人在醫院也參加祖國的大躍進”等口號，毛主席語錄是指導病人戰胜疾病的良葯，批評与自我批評成為治療計划的核心內容。例如對抑郁癥患者的治療方法是讓他們學習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篇章，讓病人認識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從而減輕病人的自殺傾向。
受到福柯的啟示，醫學社會學專家賈西津從社會學的視角觀察中國的精神病院体制。她的著作《心靈与秩序──從社會控制到個人關怀》，填補了國內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瘋癲史”研究的空白。賈西津的本科和碩士專業是醫學，博士期間就讀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具有進行醫學社會學研究的獨特條件。
賈西津認為，這种“政治治療”隱含的假設是對精神病人主觀責任的追究，意味著社會對精神病的看法，從科學理性意義上的“疾病”，轉變為“罪”，是政治權威擴大化的表現。
劉北成談到著名的陳里宁事件，從一個側面体現了精神病在當時的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陳里宁，一個基層辦公室資料員，在文革前多次給中央寫信批判劉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門判為反革命，后被“診斷”為“精神狂想癥”押送北京安定醫院。1966年，他作為反走資派英雄被紅小兵“請”出精神病院，其事跡還被拍成話劇《新時代狂人》﹔四人幫倒台后，他又被定為反革命罪再度入獄﹔1979年，公安部复查陳里宁，認為他确實患有精神分裂癥，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長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療、休養。”
改革幵放以來，人們對“异常”“癥狀”更加敏感，當生活中遇到令人困惑的行為舉動甚至遭遇家庭問題時，都可能怀疑他人(包括自己)有“精神病”前兆，并前往精神病院或精神科就診。越來越多的人被識別出患有不同形態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病的概念和涉及人群大大擴展了，不少媒体援引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稱中國已跟隨世界潮流，進入了21世紀的“精神病時代”。
精神病院的作用延伸進了人們的生活，它已經不僅具有控制瘋狂的功能，還被賦予了判斷精神疾病的權威。
据賈西津調查，到目前為止，強制收治在中國仍然十分普遍，即門診醫生認為需要、病人家屬或工作單位同意即可，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續。在非自愿的情況下，一般靠誘騙、強力、葯物麻醉或權威強迫病人進入醫院。這种強制收治所隱含的假設是“精神病人”的非理性，与社會秩序主導的精神疾病控制模式相關聯。
中國在几十年間迅速构建起精神病院体系，卻并沒有形成相應的制度支持和觀念基礎，社會沒有個人權利底線，因而當精神疾病識別範圍擴大時，我們看到更多的個体被納入強制範疇。福柯的話可作為對這种整合模式的有力質疑：“世界試圖通過心理學來評估瘋顛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須首先在瘋顛面前証明自身的合理性。” ★
(本文參考了賈西津《心靈与秩序──從社會控制到個人關怀》一書)
關于精神病人是否應該被強制住院，爭論已久。在記者采訪多位專家的過程中發現，在精神病學界和法學界，對精神病人的權利問題存在較大的爭議。精神病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确表達自己的意識，因此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种手段。而法學界專家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孫東東，北京大學司法鑑定室主任，主要從事精神病學方面的司法鑑定，他每年要給不少死刑犯人做司法精神病的鑑定。
劉白駒，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科研管理和法學研究工作。在精神障礙者犯罪問題研究方面，著有《論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
孫東東：把精神病人送到醫院是最大的保障
有相當多的精神病人，衹要不涉及精神癥狀，別的都正常。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中國新聞周刊：在對精神病人的治療中，強制醫療适用于哪些精神病人？适用面有多大？
孫東東：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廣義的講都可稱為強制醫療。嚴格地講，強制住院僅限于他實施危害行為，經過法定鑑定程序，認定他不負刑事責任。對這一部分人應該要進行監護醫療。現在的精神病人基本上都屬于非自愿住院，即使國外法律上寫的是自愿住院，但那實際上也是一句空話。因為精神病人他自己不承認自己有病，不可能自己到醫院看病去。他要是自己能去醫院看病，那就不是重癥精神病了。
中國新聞周刊：近几年發生了很多起正常人被強制住進精神病院的案例，比如最近鄒宜均的案子又有了新進展，她因為受到刺激，從精神病院出院之后就出家了。對這些案子你持怎樣的態度？
孫東東：鄒宜均這個案子的具体情況我不了解，不好妄加評論。在現實生活中，如果家屬認為自己的親人行為不正常，比較怪异，不能夠正常生活，認為他精神有問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診治，這有什么不對的呢？這和把一個闌尾炎患者送到醫院做手術有何不同？！如果家屬不送，政府也不送，精神病人就流落街頭了。這是在維護精神病人的權益嗎？
中國新聞周刊：但這些人看上去很正常，包括一些上訪者。他們不像是精神病患者，思維也很清晰。將這些人強制送到精神病院去，合适嗎？
孫東東：這是因為大家對精神病有誤解。大家認為那种瘋打瘋鬧蓬頭垢面的，才是精神病。但實際上有相當多的精神病人，衹要不涉及精神癥狀，別的都正常。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中國新聞周刊：這部分人需要強制嗎？
孫東東：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扰亂社會秩序。他就堅持他的某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癥狀。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癥狀可以拋家舍業，不惜一切代价上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你怎么和他解釋都不成。于是輿論幵始關注這些人的權利是不是得不到保障，這實際上是缺少基本的精神衛生知識。這种情況不僅在中國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都是令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
比如在陝西發生的一個案例。一個老年婦女，她從上個世紀60年代就幵始上訪。因為她丈夫在礦上工作，得肺癌去世。她認定他丈夫是工傷。勞動部門等都鑑定過她丈夫是自然疾病死亡。但她不信，反复上訪反复鬧，一直從上個世紀60年代鬧到這個世紀初。
最后單位和她女兒實在沒辦法，把她送到當地精神衛生中心，診斷為偏執性精神障礙。住了38天院。她在廣東打工的兒子不認可，把她接回來，然后兩個人一起，把醫院、單位、女兒都告上法庭。最后法院判決單位、醫院有過錯。這是典型的法官因缺乏精神病學方面的常識，制造了一起冤案，絕對是冤案。類似這樣的案例在其他省也發生過。并導致了嚴重的后果。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實中我們看到，除去公安系統的精神病院收留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以外，民政系統和衛生系統的精神病院也在收留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
孫東東：公安系統有專門的精神病醫院。嚴格來說，公安系統的精神病院是專門用來收治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的，而衛生系統和民政系統的精神病院是不能收強制治療的病人的。
公安机關收治這些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衹有公安机關能介入，其他机构和組織都不能夠介入，這是《刑法》授權的行為。
但如果當地沒有公安系統的精神病院，衛生系統的就衹能接收了。衹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強制醫療的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有法律的授權。現在全國公安机關的精神病院衹有23個，公安机關收留需要強制治療的精神病人，但當地公安机關沒有精神病院，那當然就衹能送到衛生系統或者民政系統的精神病院去了，因為不能讓這些人流落街頭，制造新的危害。
中國新聞周刊：對這些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他的人權如何保障？
孫東東：把他送到醫院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危害社會，對他自己也是危害。我們把他關起來進行治療，促進他精神康复。這就是保障他的人權。 ★
劉白駒：“拒絕接受治療者”恰恰可能是精神正常
“以‘拒絕接受治療’作為強制住院治療的標准，遵循的是一种比第22條軍規更荒唐的邏輯，實際是徹底剝奪了被非法送入精神病院的精神正常者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后權利”
中國新聞周刊：在精神病人被強制入院時，是否有一個標准來判定他是不是應該入院治療？
劉白駒：關于強制住院的全國性規範，僅有衛生部在2001年11月23日發出的《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的附件：“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其內容如下：“1。臨床癥狀嚴重，對自己和(或)周圍构成危害者﹔2。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3。嚴重不能适應社會生活者﹔4。伴有嚴重軀体疾病的精神病人應視軀体疾病的情況協調解決收治問題﹔原則上應視當時的主要疾病決定收治醫院和科室﹔5。其中對出現嚴重自傷、自殺、拒食或嚴重興奮、沖動傷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會治安者應屬緊急收治範圍，并應給予特級護理。”
中國新聞周刊：這里面把“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也列入強制治療的範圍了。
劉白駒：這是很荒唐的。“拒絕接受治療者”恰恰可能是精神正常的、不需要治療的人。精神正常者拒絕接受治療，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雖然，許多精神病人“喪失自知力”，不知道或者不認為自己患病，但是，所有精神正常者都不會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包括精神科醫生自己。以“拒絕接受治療”作為強制住院治療的標准，遵循的是一种比第“22條軍規”更荒唐的邏輯，實際是徹底剝奪了被非法送入精神病院的精神正常者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后權利。
中國新聞周刊：有精神病專家稱精神病人不能正确表達自己的意識，因此強制他們住院才是真正保障他們的權益。
劉白駒：精神病學在整体上仍然是經驗科學。精神病是由人來判斷的，因而可能發生誤診。另外，醫生可能先入為主，既然親屬說有病，那就很可能有病。一個精神正常的人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很可能會一再聲明自己沒病，而不承認有病恰恰被醫生認為是“缺乏自知力”，越說自己沒病就越是有病，精神病人都說自己沒病﹔這個人還可能會進行反抗甚或使用暴力，而這种表現也恰恰會被醫生視為躁狂的特征﹔他可能還會訴說遭到了親屬的迫害，對此家屬自然是徹底否認，而醫生會認為這個人病得不輕，已經有妄想、幻覺了。
中國新聞周刊：在媒体報道的一些案例中，還存在親屬和醫院合謀把病人強制送到精神病院的情況。
劉白駒：有些家屬有可能出于不良動机，把精神正常者強行送入精神病院，而有的精神病院為謀求經濟利益，根本不在乎被送來的人是否有精神病，衹要其親屬能夠支付治療費、住院費，就會把人留下，所謂檢查要么不做，要么走走形式。最嚴重的情況是，精神科醫生出于某种私利或者迫于某种壓力，明知就診者(通常是被家屬、單位強制就診的)沒有精神病，而故意診斷為有精神病，繼而將其強制住院。這是徹頭徹尾的侵犯人身自由，在刑法上构成非法拘禁罪。
中國新聞周刊：《民法通則》上規定了精神病人的監護人的權利，衹是被這些家屬濫用了。
劉白駒：實際上《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并沒有規定監護人可以強制精神病人住院。從現代人權与法治的立場考察，強制精神病人住院，构成對其人身自由的限制，并有可能對其身心健康造成傷害，是事關公民基本人權的問題，本質上主要屬于公法範疇。禁止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公認的人權基本原則。精神病人作為公民，應當享有受到憲法規定和保護的人身自由，非經法律不得剝奪或者限制。如果确有必要限制甚至取消某些精神病人的住院權，國家應當通過公法加以明确規定。在多數國家，對強制精神病人住院的問題，一般是由精神衛生法加以規定的，這些國家的民法都沒有授權監護人或者家屬可以強制精神病人住院。精神病不同于軀体疾病。如果精神病人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病沒有損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會導致其死亡，也無可能傷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療、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目前，在國際上，精神病人的住院權得到普遍的承認。聯合國《保護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衛生保健的原則》也明确規定了精神病人的住院權。在國內，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沒有得到法律的承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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