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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新聞)

奧斯威辛或南京：中國人關于大屠殺的歷史意識
2007-05-12

國家
索馬裡
以色列
中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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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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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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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南美洲
拉丁美洲
北美洲
人物
溫家寶
張純如
事件
1937南京大屠殺
大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徐百柯（以下簡稱徐）：前段時間溫家寶總理訪日，被稱為“融冰之旅”，中日關系再次成為熱點話題。人們從不同角度討論中日關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而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修改教科書等問題，一直是學術界和公共傳媒討論的焦點。你對猶太大屠殺有系統的研究，并將其与南京大屠殺做了比較，認為后者沒能像前者那樣，對當今國際政治產生廣泛的影響。那么，你認為現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意義是什么？它對未來中日關系有怎樣的影響？

王炎（以下簡稱王）：我不是搞國際關系的，不善于從外交和政治層面討論兩國關系問題。但我發現，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來，或者更早，追溯到日本侵華至今，我們看待這段歷史時總有些盲點，那就是我們傾向于把目光投向對方，而對自身的觀照不足。南京大屠殺的殘忍、血腥，以及對一個民族心理的傷害是超乎想象的，那种屈辱也難于言表。可是，我們除了爭辯30萬人死亡的數字和認定大屠殺的史實外，似乎沒有足夠勇气和耐心去追問：這樣一個奇恥大辱，對我們的民族心理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個心靈創傷如何影響了我們民族性格的形成？日本的侵略与蹂躪如何重塑了中華民族的集体記憶？這樣的歷史記憶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我們如何理解過去与未來的關系？最后，背負如此沉重的歷史意識，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將如何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

更重要的是，假如有一天，日本真心正視了歷史，承認了南京大屠殺，并真誠向中國道歉，甚至還賠了款，那么這段歷史就可以了斷嗎？難道屠城、奸殺和劫掠可以用道歉和賠款來了結嗎？民族刻骨銘心的傷痛可以用計算或量化的方式“兩清”嗎？

徐：确實有一种觀點認為，大屠殺的歷史永遠是中日關系的障礙。

王：歷史在繼續，時間在流逝，兩個國家的關系也必然會和解。寬恕、悔罪、賠償這些概念，可以用在外交關系和政治安排上，因為終究國家之間會因歷史環境的變化和國家利益的權衡，最終達成諒解。但是，從大屠殺發生那一刻起，記憶、歷史就已經超越了我們可操作的外化範疇。我們真有權代表1937年南京的死難者寬恕加害者嗎？我們怎么可能通過建立友好關系，做真誠忏悔或慷慨寬恕，以及紀念活動等方式來消除歷史創傷呢？其實，大屠殺早已深植到民族心靈深處，成為人性的一部分。我們不可能通過批評對方，要求對方忏悔的方式，來回避自己的怨恨、羞辱和痛苦。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日關系与歷史意識不屬同一個範疇，前者屬現實政治，后者是民族文化遺產，應該用完全不同的思維來考慮，把二者混在一起衹能讓我們處于兩難境地。這就是為什么我關注猶太人對大屠殺的思考与宣傳歷程，因為對“屠猶”的討論，從一幵始就沒有停留在德國与猶太民族，或与以色列國雙邊關系的層面上。猶太思想家把大屠殺推向了哲學的思辨，思考它与現代性和人類生存狀況的關系。

徐：猶太大屠殺研究在國際學界已有顯著位置，也是你治學著力處之一。請介紹一下，猶太人是如何研究“屠猶”歷史的？猶太大屠殺可以給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哪些啟示呢？

王：我先簡略回顧一下猶太人反思“屠猶”的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近20年間，猶太人對大屠殺的歷史一直保持沉默。無論在以色列還是在歐、美，猶太人對屠殺600萬人的記憶諱莫如深。按美國猶太歷史學家挪威克的解釋，是因為那個時代以受害者為恥，而瀟灑英雄才是戰后西方社會的正面形象。因此，猶太人對大屠殺幸存者的形象避之不及。

我在美國時，与一些上了年紀的美國人聊天，他們說在上世紀50年代去雜貨店買糖果時，看到店主胳膊上刺著號碼（那是集中營的編號），就跑回家問父母。母親壓低聲音神祕地說：小聲點兒，他們是猶太人。所以，當時美國社會主流對猶太人受迫害的經歷有相當敏感、复雜的看法。

但在1961年發生了一件戲劇性事件。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在阿根廷綁架了執行“最后解決”的納粹戰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把他劫持到耶路撒冷進行公幵審判。以色列內外的猶太人一下子站了出來，面對玻璃柜子里的“屠猶”惡魔，憤怒地控訴納粹的暴行。大屠殺記憶的閘門一下子打幵了，共同的劫難把這個散落世界各地的民族凝聚起來。緊接著是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以色列大獲全胜，國家根基穩固了，猶太民族的自信也大大增強了，不再以“弱者”形象為恥。

從此，猶太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紛紛公幵討論大屠殺与猶太命運問題，漢娜．阿倫特出版了影響深遠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把“屠猶”上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高度。亞斯貝斯、鮑曼等猶太思想家也深入探討了大屠殺与現代性的關系。后來，后現代思想家、猶太裔法國人德里達，從大屠殺解析悼念与寬恕等倫理問題。以色列政治家如本．古里安等，也把“屠猶”与以色列爭奪生存空間的合法性聯系起來。總之，猶太大屠殺逐漸成為猶太民族現代思想的重要源泉。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戰”結束，資本主義与共產主義尖銳對立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崩潰，世界趨向一体化，人們呼喚新的意識形態填補“后冷戰”時代的空白。西方世界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都發現“二戰”、“屠猶”的歷史可以為全球化時代提供替代性的意識形態。好萊塢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短短十几年間，生產了170多部猶太大屠殺影片。這些影片的主題不再凸顯猶太人的苦難，而是展現納粹專制下人性的泯滅。作為清算斯大林主義和各种“專制主義”的利器，猶太大屠殺的歷史被賦予了新的意識形態涵義。“猶太大屠殺”（Holocaust）在當代社會成為道德和价值判斷的標尺，塞爾維亞對波黑穆斯林的屠殺、伊拉克對庫爾德人的清洗、索馬里的屠戮，都被貼上“Holocaust”的標簽，主權國家的領導人也被送上國際法庭，接受“紐倫堡式”的審判。猶太大屠殺的話語積极參与到全球化時代价值秩序的建构過程中。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曾有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當時納粹“屠猶”也被反复引用，成了中國“新時期”人性話語的重要參照指標。

然而南京大屠殺卻一直是被遺忘的歷史，至多也不過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一課，但往往缺乏活力，沒有深入人心。華人作家張純如用英文撰寫《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受到各种威脅、恐嚇，長期生活在壓力中，這些不能不讓人思考其中的原因。

徐：猶太人能讓本民族的歷史，如此廣泛地影響世界。這里面涉及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歷史意識。

王：談到猶太大屠殺的影響，一般大家會關注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以色列是美國堅定的盟友，也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工具，而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主，那么“屠猶”也因此得以廣泛宣傳，以确立以色列在中東的地位。或者，猶太人在美國社會處于精英地位，主要從事文化、傳媒、學術等職業，好萊塢和主要媒体也往往控制在猶太裔美國人手里，因此，歐洲猶太人的浩劫就成為“二戰”歷史的核心內容。這些看法雖然不錯，但我想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猶太大屠殺的話語有非常強的生命力。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產生新的意義，不斷積极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并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對現實的判斷。

“屠猶”在猶太人的生活中從來沒有成為“歷史”，它沒有過去，也沒有沉積下來變成固定的知識，印在課本里，不容更改，不能怀疑。相反，對于猶太人，尤其是生活在歐美國家的“离散的猶太人”來說，大屠殺仍然活躍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不斷談論那段歷史、創作大量的文學作品、在大學里幵設猶太大屠殺課程、發表無數論文、拍攝大量故事片和紀錄片、采訪幸存者、研究德國納粹史等等，從歷史反省中理解自己的民族，認同猶太人的身份，揭示本民族的命運。

徐：我讀了你不久前出版的著作《奧斯威辛之后??猶太大屠殺記憶的影像生產》，你選擇了電影文本細讀作為分析的切入點。

王：我相信很多中國人對小說《蘇菲的選擇》，或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師》、《安妮的日記》、《撒謊的雅各布》、《紐倫堡大審判》等耳熟能詳。可是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呢？似乎衹是一些基本史實，如發生時間、死亡數字、殘酷的暴行等。而大屠殺活生生的細節、詳細的歷史背景、受害者的心理、施害者的情緒、個性化的回憶、當時世界媒体的報道，以及南京屠城后的狀況等等，我們所知甚少。

還有，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思和討論似乎總有一些現實的考慮，如中日關系、愛國主義教育等。衹有當具体的環境要求回顧大屠殺歷史時，我們才會重提那段創傷，而且每次回顧与反思几乎都在重复以前的內容，很少有新意。猶太人給我們的啟示是，歷史記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闡釋性，他們會在歷史中不斷挖掘新的意義，也就能不斷重新解讀他們的現實生活。這個民族生活在記憶中，但記憶不是包袱，它照亮了前進的道路。所以猶太民族雖歷經磨難，卻傳奇般存活下來，不但沒有被其他民族同化，相反越來越有凝聚力，民族性越來越凸顯，而且也越來越強盛。

徐：在南京大屠殺的問題上，我們具体能做些什么呢？

王：我們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面有歷史研究的成果和檔案材料，這是大屠殺研究的寶貴資源。我們也有為數不多的觀眾看過的《1937南京大屠殺》，雖然這部吳子牛執導的影片并不很好看。聽說陸川正在計划拍攝《南京！南京！》，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新片，希望這部影片能影響大些。還有少得可怜的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顯然，我們對這段歷史的挖掘遠遠不夠。

這里還隱藏著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再現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時，往往有一個刺激－反應模式：我們很少會自覺地回顧歷史，而總是因為日本篡改歷史刺激了我們重談過去。難道我們是為了日本才談論南京大屠殺嗎？難道我們已經感覺不到那段歷史造成的隱痛嗎？正是隱痛才驅使我們回顧歷史，不忘過去。

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國外有猶太背景的基金會，招募國內學者研究上海對猶太人的庇護，或猶太人在中國的蹤跡。我們的學者趨之若鶩，大談什么上海的辛德勒，而對南京大屠殺卻少有熱情，更少有人對藝術再現這段歷史產生興趣。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官方不斷強調抗日戰爭史，而另一方面年輕的一代人卻敷衍過場，因為這段歷史与他們的生活無關。南京大屠殺的公共話語顯得僵硬了，缺乏活力和增長性，引不起大家的興趣。

也許國家應該建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專項基金，吸引學者記錄幸存者的口述史，研究1937年南京城的社會、人口、文化和經濟狀況，做南京市民歷史記憶的社會調查、分析每代人對南京屠城敘述的變化，以及分析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心理等。文學和藝術創作應該跟上，如果有更多的作家對歷史記憶有創作熱情，有更多的知識分子愿通過歷史來理解今天，那么南京大屠殺就會与我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成為中華民族取之不盡的思想資源。我們需要一些悲劇意識和歷史感。記住過去、悼念死者，是一個古老民族應具有的品質。

（原載《中國青年報》，王炎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青年報記者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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