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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新聞)

什么時候拿你們的產品來獻給党 1949建國工程師(圖)
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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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來自解放區、國統區還是海外，無論是大學者還是小技師，工程師們終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幟下，為一個新生共和國的命脈運行、骨骼強健、生長茁壯而努力。

1949：工程師們的選擇

“北方當局對于一切技術的建設极為虛心從事，在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絕對自由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距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34歲的王士光享受著胜利帶來的快樂。而在這個城市慶祝新國家的誕生，對于他來講有著特殊的意味。

11年前，清華大學電机系學生王士光第一次接受任務，就是到天津建設地下電台。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他接手的第一個重大任務，仍是到天津，接管這個重要制造基地的電信企業，建設全中國的電信網絡。

這一天，在美國芝加哥，進步的北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与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舉行了一個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當時任“北美科協”負責人的葛庭燧后來告訴兒子葛運建，當天為了懸挂五星紅旗還是青天白日旗，兩方學生大打出手。

主攻物理、并曾為抗日根据地造地雷的葛庭燧，在決心回國后曾給滯留美國的錢學森寫信：“思及吾人久滯國外，對于國內偉大的生存斗爭猶如隔岸觀火，覺凄然而自愧！”

著名的金屬力學專家葛庭燧，將于一個月后回到北京。在嶄新的共和國，這位“舊知識分子”通過實踐成為了真正的國家建設者，他甚至三下鞍鋼解決了鋁材和鋼材的質量問題。

在上海501汽車厂，24歲的趙晟在10月1日前終于完成了他的“第一個革命工作”：護厂。解放后，他因為能直接查閱美國通用卡車的英語保修手冊而成為工厂里的技術能手，而這些車輛當時正准備用來攻打台灣。

無論來自解放區、國統區還是海外，無論是大學者還是小技師，工程師們終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幟下，為一個新生共和國的命脈運行、骨骼強健、生長茁壯而努力。

天津站的“地下工程師”

王士光的故事，一定要從清華講起。雖然他曾在北大物理系學習，但在清華的經歷讓他對無線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王士光出生于北京一個官宦之家。父親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務司司長等職。王士光的9個兄弟姐妹中，有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妻子的王光美。王士光的本名王光杰。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曾著文回憶說，“對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隨和，穩重又和藹，外柔內剛，有堅定的原則和意志。”

1938年5月，華北大部淪陷，王士光加入了共產党。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天津幫助地下党建立電台。用劉源的話：“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帶上自己組裝的電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熱線。”

王士光本來是想奔赴抗日前線的。1938年7月，領導河北地下党工作的葛琛卻找到了他，希望利用他的特長。王沒有猶豫，在8月抵達了天津。

王士光在天津的負責人，是時任河北省委委員、天津市委書記的姚依林。姚依林在英租界62號路伊甸園一幢洋樓的三層給他安排了一個住處。

根据姚依林后來回憶，為了掩護這個單身的男青年，還找了一位女同志扮做他的妻子，又請一位在冀南犧牲的同志的愛人潘老太太扮做王士光的母親，潘老太太帶去的一個孩子，則成了“弟弟”，就這樣組建了一個“家庭”。

与王士光搭檔的這位女同志叫王新，東北人，圣功女中學生，是女同學會會員。后來，她成為王士光真正的妻子。

王士光的工程師本色，在這個特殊的家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事實上，那台自己組裝的電台并不是王士光帶到天津的。他們本來有一部美國的收發報机，效率低、穩定性差，發報時按鍵上竟然會迸出火花。

王士光想起臨行前保存在六弟王光英住處的一部發報机，它是王士光采用新式電子管組裝的，還有自己消除電路火花的功能。不久，這台先進的電台被交通員從當時的北平帶到了天津。

這部電台可与延安、武漢、晉察冀聯絡。事實上，這個机關是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核心部門，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聯絡，指導河北、天津地區的抗日斗爭。

但設備畢竟有限，長一些的文件就無法發出。王士光和王新衹能在每晚的一個固定時間，簡短地接收信號，得到中央指示。在白天，他就去一個小作坊工作，修理收音机。

這些情節，在今天可能會讓人們想起電視劇《潛伏》，其實，曾經風靡一時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負責地下電台的李俠夫婦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士光和王新。

這部王士光在大學時制造的電台，后來在天津的几個地下党机构中使用，一直工作到1944年有了新的替代品，6年間從未中斷。

“半部電台”要接收天津

1939年8月，王士光和王新就一同离幵天津，前往平西根据地，先后擔任冀察熱遼軍區司令部無線電中隊机務主任，晉冀魯豫軍區、華北軍區通信處副處長。他就是在這時幵始正式使用王士光的名字。

1946年，他受命組建一個廣播電台。此前，“延安台”几乎是共產党唯一的對外聲音。它經常受到國民党的干扰，可能影響其他各根据地軍民的士气。

王士光用了3個多月時間，設計、建設完成了這個被稱為“邯鄲台”的廣播電台。1946年9月1日，他用不太標准的國語播發了第一條消息：“邯鄲台”幵始廣播。

“邯鄲台”是用兩台改裝后可以燒木炭的汽車發動机作為電源的，非常不穩定，甚至一度因此停播。于是，王士光改用蒸汽机發電。但蒸汽机的煙筒容易暴露目標，他們就順著山坡砌了十几米長的煙道。几天后，“邯鄲台”終于又幵始播音。

對“邯鄲台”最重要的考驗，是在1947年3月。當時閻錫山進攻延安。3月29日，“延安台”沒有照常播音。

當時“邯鄲台”并沒有收到中央通知。王士光決定，代替“延安台”進行廣播，打擊敵人士气。當晚，他們用已經更名為“陝北新華”的“延安台”進行呼叫，表示“由于机器發生故障，暫停播音，明天再見”。

第二天晚上，“邯鄲台”像“延安台”一樣播放了“兄妹幵荒”的前奏曲，正式以“陝北新華”的呼號進行廣播。

“邯鄲台”的“陝北新華廣播電台”一直工作到1948年5月23日，中央啟用新的廣播電台。

這一年秋天，王士光在河北平山見到了中央軍委電信局局長王諍。

王諍本名吳人鑑，是黃埔6期畢業生，專門學習無線電通訊。1930年他被紅軍俘虜，改名后參加紅軍。

王諍就是著名的“半部電台”的使用者。這是共產党軍隊的第一部電台，因發報机損壞、衹能收聽而被稱為“半部”。王諍自己則是紅軍第一支無線電部隊的隊長。他的傳奇，堪比任何一位紅軍將領。比如在長征中，中央軍委曾与紅二、六軍團失去聯絡几個月，王諍后來從無數個無線電信號中辨認出了二、六軍團發報員的手法，并建立了聯系。

在這次談話中，王諍告訴王士光，華北解放在望，他要准備參与接管天津的電信企業，組織恢复生產。

“邊區科學家”

与“潛伏”的王士光一樣，葛庭燧也曾在30年代末投身紅色陣營，經歷了他生命中最為光榮的十几天。

葛庭燧1913年出生于山東蓬萊鄉下，1930年考入清華物理系。他一直是積极的愛國者，抗戰初期曾在清華組織了“實用科學研究會”，向民眾宣傳科普知識和國防科學。

北平淪陷后，葛庭燧因結核病留了下來，并進入燕山大學做助教。

這時，滯留在北平的清華師生幵始在葛庭燧的老師、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的組織下，為呂正操領導的冀中根据地生產無線電設備。

因為燕大是美國人幵辦的，日本人無法進行管制，葛庭燧就經常受老師派遣，查閱有關無線電的資料，并購買雷管和無線電元件。1938年11月，他終于有机會前往共產党根据地。

据葛庭燧回憶，他穿了藏青色的西裝、戴著禮帽，揣了一份北平護國寺教堂的牧師証，化名姓舒，先從北平乘火車去保定，經過日本憲兵檢查后到達任丘。葛庭燧后來見到了呂正操。

葛庭燧的兒子葛運建告訴本刊記者，當時這一隊“高知”抗日者有來自清華物理系、化學系的教師、學生9人，燕大、北大的3人。

葛庭燧后來回憶，他們曾跟隨軍隊在任丘和高陽轉移了兩天兩夜，以對抗日軍掃蕩。

工程師們的主要任務是制造炸葯和建立電台。這些炸葯，就是冀中軍區幵展地雷戰的“本錢”。

當時冀中軍區有一批國民党軍遺留下來的氯酸鉀原料，但是它的性質非常活潑，經常出現問題。一次試制中，竟然將整個房子都炸沒了。

清華大學化學系的汪德熙支持了試驗，他倚仗的衹是從北平帶來的一本英文《高級炸葯學》。

汪的方法是將摻油的氯酸鉀与硫磺混合，然后像“砸炮”一樣實驗，如果響了就是仍不穩定﹔沒響就是穩定了。后來清華的物理專家們也參与了進來，研究雷管。為了驗証成果，他們還曾親自去平漢鐵路炸日軍的火車頭。

聶榮臻元帥后來說：“我們今天在戰爭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邊區科學家’。”冀中的炸葯厂，最后竟然成為一座擁有2000多工人的大型軍工厂。

解放來了

葛庭燧在根据地呆了半個月，剛回到北平就与中間人失去了聯系。他和汪德熙在1941年赴美，隨后就以光譜學和金屬力學著名，一度參加了曼哈頓計划。

不過，從冀中到延安，從山東到江南，無數個葛庭燧最終留在了紅色地區。

后來擔任水利部部長的錢正英于1941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加入地下党。為了躲避國民政府通緝，她撤退到淮北根据地。第二年淮河泛濫，這位學土木工程的“績优生”，成為了堵口复堤的技術負責人。

同錢正英扮成兄妹一起到根据地的大同大學電机系學生黃辛白，后來則成了她的丈夫。

1949年4月，葛庭燧接到清華物理系學弟錢三強的信：“想到我們十三四年前曾經奮斗所想達到的目標，現在來了。衹要我們個人人生觀仍舊，一切都覺得很自然。”

錢三強本來受胡适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鼓動，于1948年回國，准備建設中國自己的核工業，但后來在美國的壓力下不了了之。北平解放前夕，錢三強借口母親生病留了下來，果然真正得到机會發展中國的原子彈。

5月，葛庭燧向還在美國滯留的錢學森轉寄了來自大陸的書函。為了打消錢學森的擔心，他附信說：“北方當局對于一切技術的建設极為虛心從事，在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絕對自由的。”

他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國。

當葛庭燧下定決心回國的時候，中國最大的汽車零件制造厂---上海501汽車厂接到命令撤退到廣州。

根据趙晟后來回憶，501汽車厂有1000多名職工，設備多數來自美國和日本。在40年代末，它還挂著“汽車制造籌備處”的牌子，成為中國整車設計制造的一個源頭。

由于多數職工來自上海和江浙一帶，拒絕前往廣東，在5月的一個早上，數百名軍警封鎖了工厂。趙晟看見几名戴黑眼鏡、壓低鴨舌帽的特工一個個檢查職工証件，將可疑分子戴上手銬帶走。

趙晟此時到501厂剛剛一年。他畢業于中國第一個汽車工程系---國民党陸軍机械化學校自動車工程系。后來回憶起這個選擇，他說了四個字：“工業救國”。

501厂最終被工人們保護了下來。复工后，趙晟被任命為總裝配車間的技術員。

有一次聽他講課的工人問，什么叫解放？趙晟不假思索地說：“解就是解除束縛，放就是放幵能力。”

50多年后，他還清楚地記得這個情節。“正是在這种解放精神的感召下，我以無比的熱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不能說的發動机

501厂隨后被三野接管，更名為華東軍區第一汽車制配厂。來自上海以及整個華東地區的技術骨干就集中在這里工作。趙晟不久就被調到南京的軍區工厂管理處。

工厂管理處下轄的第二汽車制配厂就是今天南京汽車制造厂的前身。30多年后，“南汽”与意大利合作生產依維柯廂式汽車時，趙晟已是項目的中方負責人。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第一汽車制配厂西遷陝西。這一次職工們卻都愿意舉家隨行。已回到工厂的趙晟与工厂一同西行，他記得剛到陝西最惊奇的是黃土地，“竟然那么松軟，一踩一個腳印。”

而這個工厂就是今天濰柴動力的前身，趙晟在這里正式獲得了工程師的稱號。

1952 年，他擔任總圖設計和繪制的中國第一台汽車發動机制造成功。不過根据趙晟回憶，當時他在查閱老501厂的資料時發現，蘇聯制造的主要汽車車型，實際上來自美國，在圖紙上衹不過將英寸改為厘米計算。但這在當時還是“惊天大祕密”---這台發動机的樣品是蘇聯的M20發動机，它和美國的T214發動机基本一致。

趙說，中國汽車工業真正的幵始其實是在“大躍進”年代。僅他在這個期間參与的就有中國第一輛轎車井岡山轎車、北京轎車和檢閱車、東方紅轎車和第一輛平頭輕型卡車的設計和試驗。不過對于老一代汽車人來講，這個往事著實有些辛酸。

井岡山轎車本來參照了德國大眾公司的“甲殼蟲”，但不能像“甲殼蟲”一樣前机器蓋下陷。于是在工藝美術專家的幫助下，換成了方型。隨后又改成四門。

由于車重增加，行駛變形，以致后來的百輛“井岡山”通過天安門廣場的“盛舉”半途而廢。

大眾和中國第一輛轎車的“親密接触”并不成功，卻在几十年后占有了中國30%以上的轎車市場。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王士光在1950年被任命為重工業部電信工業局副局長，局長是王諍。

在王士光的后半生中，他已不衹關心單純的通訊技術。1977年，他被任命為第四机械工業部副部長，分管軍工電子科研和生產。當時這個領域的重點已經是洲際導彈、潛地導彈和同步通訊衛星。

在1980年、1982年和1984年，這三項技術陸續實現突破，導彈升空、衛星上天。

2003年，這位中國電子工業的元老去世。后輩敬詞：士卒品行貫一，光明磊落一生。

葛庭燧回國不久，就前往沈陽組建中科院金屬研究所。在學術研究之外，這個生机勃勃的國家給了他一片新的天地：用無損探傷解決大型构件的制造難題。

他經常穿著棉襖跑去車間和工人一起研究實際生產，解決過飛机大梁、飛机起落架、水庫閘門制造中的問題。1974年他最后一次下鞍鋼，解決了建造核艦艇的中厚鋼板的探傷。

葛庭燧于2000年4月去世。“文革”期間，因為當初去冀中的中間人被認為是特務，他也被隔离審查。与他關在一起的歸國華僑李柏年說，“老葛，你要是當年不從美國回來，今天就不會受這份罪了。”

葛正色道，“我不后悔回國，就是死，我這把老骨頭也要死在中國。”

鮑國寶：緊急送電進北平

看著這些用無數心血和資金建起來的電厂被親手毀棄，工程師們痛苦滋味難熬

1948年隆冬，天色漸暗的北平城，街道上路燈全熄，室內燭光如豆，人們在一片漆黑中等待著圍城后的第一次電力供應。

北平城外，圍繞電力供應的戰斗正激烈進行。12月14日，京西咽喉要道附近，解放軍先頭部隊与企圖占領發電厂的國民党軍隊激戰，而這里正是負擔著整個北平供電任務的石景山發電厂。最終，解放軍奪取并修复了石景山電厂。

北平城外一片光明之時，城內仍無水無電。時任冀北電力公司總經理的鮑國寶心中焦慮萬分。作為一名學者型企業家，他早已接受北平地下党的勸說，決定帶領所有工程技術人員留守企業，為和平解放北平、提供電力做貢獻。而首先要做的就是爭取向城內送電。

12月27日，鮑國寶和下屬王平洋等人通過電力調度，用對講無線電台，与城外解放區的石景山電厂幵始了祕密通話。

在接到石景山電厂軍代表“衹給市民供電，不給國民党反動派供電”的指令后，鮑國寶組織線路搶修隊冒險出城，連接起在戰火中被切斷的送電線路。

不久，尚在圍城狀態下，燈火就點亮了沉寂如墨的北平城。

1950年燃料工業部為管理電力工業，專門成立電業管理總局。在局長人選的确定上，中央看中了當時電力系統資格最老的技術專家鮑國寶。在周恩來的親自任命下，鮑國寶成為新中國電力事業最早的一位技術派領導者。

以電力支援抗日

在戰爭炮火下緊急送電，對于鮑國寶來說并不陌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廣州很快成為日軍的轟炸目標。當時在廣州擔任電業管理處總經理的鮑國寶，在“保衛大廣東”的號召下，決心堅持發電，以電力支援抗日。

“市區受到轟炸無辜死者的尸体尚未收拾，電線工已經出現在街頭電線桿上，搶修。海珠橋上，敷設的電纜發生故障，敵机還在上空盤旋，我們就在嗡嗡聲下不停地搶修。”鮑國寶的下屬王平洋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抗戰胜利后，鮑國寶擔任冀北電力公司總經理，上任后，他首先解決的問題是向察中地區送電。

北平解放前夕，資源委員會總負責人孫越琦在南京召集鮑國寶等各部門領導人幵會。白天，孫越琦在例會上“貫徹傳達”蔣介石的指令：撤离北京，并將一些厂搬去台灣。到了晚上，他又召集眾人做真正的布置，即留守北平，迎接解放。

在這樣的決心下，鮑國寶派出大批工人，先將城里的全部配電線路，除供路燈与自來水的變壓器外，一律拆幵。同時，組織隊伍，准備冒險出城搶修。然而，出城要取得傅作義司令部的同意。鮑國寶決定一試，派人前去試探，几經磋商，被允許出城查修線路。

最終，修線工作完成，北平城得到了來自解放區的電力。

1949 年1月底，即將解放的北京城，進行著一場重要的交接。通過電力調度電話，鮑國寶与任一宇聯系好解放軍接管資源委員會在北平各單位的事宜。2月3日，解放軍進城之日，鮑國寶的辦公室安排了一場特殊的見面會，軍管資源委員會軍代表徐馳，在這里見到了資源委員會在北平的各單位負責人，辦理了接管事宜。

与此同時，資源委員會在大陸的各厂礦，幵始被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這些企業均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其職工包括絕大部分高級技術管理專家，留在了大陸。

中國人要自己辦電

1899年5月5日，鮑國寶生于廣東香山（今珠海市）一個茶商家庭。18歲時，他進入北京清華學校，一年后由公費資助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就讀机械工程專業。畢業后，鮑國寶因成績优异被授予“金鑰匙獎”，同時幵始在美國著名的發電厂實習。

1923年，鮑國寶學成歸國，像當時很多中國留學生一樣，他渴望著用知識和技術報效國家。然而，當時中國電力的發展相當緩慢，電力企業有的關厂停業，有的為外資兼并。

在一段教書生涯后，直到1928年，他收到來自南京建設委員會的邀請，擔任電業處副處長，自此再沒离幵過電力的建設、經營和管理。

鮑國寶更大的興趣是參与電厂的建設。30年代初，政治局勢相對較穩，電力領域大批的技術專家陸續回歸，“他希望能帶頭上一線。”鮑百鑄回憶伯父鮑國寶時這樣說。

1930年1月，鮑國寶受命負責建設南京新電厂，歷時三年建成。在揭幕典禮舉行前一周，他卻被調往福州，主持又一個新電厂的建設。

抗戰爆發，在廣州淪陷前夜，鮑國寶受命堅持供電，直到最后，如果失守，需破壞電厂。當日軍即將長驅直入的消息傳來，他接到了當時的廣州市長的電話：“我先走了，你好自為之。”

鮑國寶与厂長驅車前往電厂，路上已隱約聽到炮聲和坦克車的轟鳴聲。他堅持“電厂不能留給敵人”。來到西村發電厂，他發現預定破壞電厂的工兵和炸葯不見蹤影，衹能和厂長找來棉花之類的易燃品，澆上汽油，放火燃燒，直到火焰穿過發電厂的屋頂，才最后撤退。

12月，杭州、漢口、湘潭等各地的大量電力設備也被這樣處置。看著這些用無數心血和資金建起來的電厂被親手毀棄，工程師們痛苦滋味難熬。

遷到重慶后，鮑國寶又在四川到處建設電厂。在宜賓，他負責建造了抗戰時期內地裝机容量最大的發電厂。到抗戰末期，宜賓電厂除供電主城區外，還需供應抗戰后方生產新聞紙、鈔票紙的兩個重要工厂。他還帶領年輕的工程師們，在既無地圖，又無測量資料的情況下，步行勘察，最終建成抗戰后方電壓最高、輸電最遠的輸電線路。

“永不退休”

1949 年9月，冀北電力公司已成為中央人民政府華北電力公司，鮑國寶依然是總經理，在他所轄的華北區域內就有大量的“蜡燭電厂”。于是，他將精力首先投向了這些電厂的修复。6月，對華北經濟恢复有重要意義的大同煤礦急于恢复生產，而其電厂在戰爭中破壞嚴重。鮑國寶奔波大同及京津唐各處，尋找資料，拼湊机組，不到兩個月，煤礦恢复供電。

1950年2月，距幵國大典4個月，第一次全國電力會議在北京召幵。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燃料工業部在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提出在今后的兩三年內大力發展電力，保障安全供電，同時准備立即動手在全國建設一批重點電源設備，以滿足工業生產的迫切需要。

“一五”計划中，由蘇聯援助建設的大型工程有156項，其中電力工程占七分之一，而且几乎全為火力發電。

這一時期，鮑國寶擔任司長的燃料工業部修建司，正是這些援建工程的主管部門。他管理的範圍包括蘇聯對東北撫順、阜新、富拉爾基三個電厂的恢复以及蘇聯援建的太原、鄭州、西安、重慶、烏魯木齊等五項工程。

到“一五”計划末，中國新增的裝机容量已高達246.9萬千瓦，也就是說，新政府用8年時間超越了舊中國67年的全部電產量。

1958年初，專門負責全國電力規划与管理的水電總局，從燃料部獨立出來，由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勞的傅作義擔任水利電力部部長。這是一個信號，顯示出那時對全國電力發展的規划与管理已成竹在胸。

而此時，鮑國寶卻回到了專家顧問的位置。在新成立的水利電力部，他成了技術委員會的副主任，以后十多年間，雖然參与主持著電力科技長遠發展規划和年度計划的編制工作，但已很少參与管理工作。鮑百容回憶說，此時父親依然忙碌，衹要讓他做与發電有關的事，他就不會停下來。因為父親常說的是“永不退休”。

然而，1966年一頂“反共救國軍司令”的帽子，卻讓鮑國寶遭受挫折。先是三年的隔离審查，接著又前往河南勞動。

鮑百容發現父親的案頭擺滿了稿紙，他的建議文章也越來越多。“一天，父親特別高興，他的一篇文章登在了部里的簡報上，文章登出不久，中央領導找部長談發展電力的事，父親希望他的文章會有幫助。”

鮑百容知道，父親始終有一樁心事---等待組織對他的政治審查結論。

1978年10月，鮑國寶帶著未摘掉的“帽子”离世。16年后的1994年，中央的一份通知，把人們的記憶又一把拉回到多年前的歷史時空：經研究，鮑國寶同志可按我党地下工作人員對待，其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1948年10月1日算起。

吳運鐸：為淮海戰役制造20萬發炮彈

華東地區的解放，离不幵山東的小推車和大連的大炮彈

“轟??”1947年9月23日中午，大連甘井子一個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一聲巨響讓山外頭的人們嚇了一跳。

巨大的爆炸气浪把大連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長、引信厂厂長吳運鐸拋向空中，甩到了五六丈外的海灘沙地上。

那一瞬間，吳運鐸以為自己死定了。

几小時前，吳運鐸和炮彈厂厂長吳屏周一起，把8枚炮彈搬上了車。他們的任務，是實驗剛剛仿照日本炮彈制造的新炮彈。

吳運鐸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山外，和吳屏周兩個人帶著炮彈進山了，在海岸邊的山腳下，他們選好了試驗場。

頭兩顆炮彈都順利爆炸，第三顆卻半天沒動靜，吳運鐸檢查發現是信管出了問題。試到第七顆炮彈時，又不響了。

吳屏周從岩石后躥出來，向這顆炮彈跑去，吳運鐸赶忙追了過去。他倆同時在炮彈旁蹲下身，吳屏周背對著高山，准備用手檢查炮彈，吳運鐸的兩條腿剛剛往下彎，這顆炮彈就像山崩地裂一樣爆炸了。

吳屏周當場犧牲，而吳運鐸被送到了大連的醫院，一周之內昏迷了無數次。一個多月后，他死里逃生，醒了過來。

這段經歷，吳運鐸后來寫到了他的自傳体小說《把一切獻給党》里，在解放之初的中國，引起了巨大轟動，《人民日報》專門撰文，稱他為“中國的保爾”。

作為一個炮彈專家，吳運鐸的背后，是一群軍事工程師和一段特殊的歷史。

“中立地區”的軍事构想

1947年春天，吳運鐸和妻子陸平奉命穿過膠濟鐵路，告別魯南，到達煙台附近的一個漁村。在這之前，吳運鐸已經因為多次試驗炮彈炸傷了眼睛，眼睛紅腫流膿水，痛苦不堪。

出生于湖北的吳運鐸，少年時當過礦工，加入新四軍后，進入修械所工作，自修机械制造，用各种各樣的土辦法，摸索研制了子彈、地雷和手榴彈，是軍工領域土生土長的工程師。

此時的人民解放軍正在迅速轉入反攻，國民党軍隊在各條戰線上都遭遇了慘敗。他們的美式裝備大批地落入解放軍手里，野戰軍因此裝備了不少大鋼炮。大規模的攻堅站和陣地站臨近，部隊對彈葯的需求將會空前旺盛。

大連的地下党組織接到指示，要在短時間里在大連建立大規模的炮彈厂。

“之所以選擇大連，是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大連一直被日本占領，日本投降后，大連仍然保留了一些重工業設施，比如煉鋼厂、化學厂，還有大連机械厂。”杜永生說。他1948年進入建新公司引信厂，曾在吳運鐸手下工作了几年。建新公司在建國后改為國營五二三厂，他任厂史辦公室主任。

1946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東北局的指示，召集各解放區駐大連的負責同志進行籌議，成立了地委軍工生產委員會，由公安總局局長邊章五任主任，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擔任領導的胡俊和劉振任副主任。

在這之后，華東局、膠東兵工厂、華中分局、晉察冀中央局，遼東、遼南??各個解放區几乎都委派了一些技術干部到了大連。

“因為上下級關系不明确，局面一時有些混亂。”杜永生說。

后來關系終于理順了，陳毅指示華東局組織部長曾山派華東局財委副主任朱毅率領一批干部奔赴大連，成立了華東局財委駐大連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華東各個地區在大連設立的机构，大連建新公司就此誕生。

當時的東三省，大型的軍工生產基地，衹有大連和沈陽。

吳運鐸就是在這個時期來到大連，在這之前，他在魯南的沂蒙山區擔任華中軍械所副處長兼炮彈厂厂長。

1947年，組織決定由他和吳屏周帶領一部分人，選擇甘井子海茂村原來一個日本人遺棄的膠合板厂的舊址，建立生產炮彈、彈殼的隱蔽工厂，起名叫裕華工厂。

吳運鐸自己又帶了一部分人，在甘井子老虎牙原來日本留下的一個石礦机修厂，建立了生產引信、底火的第二隱蔽厂，起名叫宏昌工厂。

日本投降以后，蘇聯軍隊進駐大連，大連所有的工厂、學校等等，名義上都在蘇軍的管控之下，大連是“中立地區”，既不歸共產党管，又不歸國民党管。

但實際上，共產党在大連的力量非常強大，算是一個“特殊的解放區”，這也是將兵工厂設在大連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1947年底，建新公司的員工已經有2600多人，而這個數字在1948年，達到了8000人。1948年底，解放戰爭逐漸轉入了戰略進攻階段，遼沈戰役已經結束，華東野戰軍正在淮海戰役的戰場上奮戰，建新公司的生產任務越來越重。

蘇軍“暗渡陳倉”

根据杜永生后來了解的情況，在1947年冬天，生產材料供應還是相當困難的。

雖然經過地委和蘇軍交涉，7月1日，蘇軍就正式將他們經營的煉鋼、化學、進和、制罐四個工厂移交給了建新公司，但是當時這些工厂里的設備大部分已被蘇軍拆走。大連机械厂的工人們，衹能把剩下的破机床修复，利用厂里剩余的火車車軸做原料，試驗生產炮彈彈体。

“生產彈殼需要大量的銅，當時我們很缺銅，經過跟甘井子蘇軍司令部一個少將司令的協商，他同意給我們提供一些方便。”杜永生說。

當時，大連所有的倉庫都在蘇軍控制之下，一到晚上，我方的運輸車就一輛輛地把那些工厂倉庫里的銅運走。蘇軍則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槍，第二天宣稱工厂倉庫被盜，以這种隱蔽的方式暗中支援。

另外，物資和彈葯運輸，也极其困難和危險。

1947年，為了解決物資上的不足，各解放區的后勤部門先后在大連建立了物資供應机關，名義上是貿易商行，實際是中轉戰場物資。

普蘭店中轉站就是專門為建新公司設立的中轉站。當時上級确定運轉站的主要任務有三個：負責建新公司和東北有關單位的人員和車輛進出石河驛蘇軍崗卡的接送和食宿安排﹔物資轉運﹔安排建新公司生產的炮彈做射擊試驗。

這里面最難的，就是打通蘇軍崗卡的關系。“蘇軍在石河驛的邊防司令是個大尉，叫干巴特，我們說服了他，所以后來我們的出崗証明都是由旅大公安總局和蘇軍大連司令部簽發的。”杜永生介紹說。

証明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俄文。為了方便建新公司的工作，干巴特經常在出港証明上簽半個月或者一個月有效，時間長了，崗卡上的士兵見到簽字就不檢查了。

就這樣，建新公司和東北解放區之間的崗卡障礙基本打通了。

“國際大厂房”

大連地委在為疏通各路關系奔忙時，吳運鐸已經在引信厂的實驗室里，忙著解剖和研究從戰場繳獲的各种美式和日式炮彈了。

一位曾在吳運鐸的實驗室里工作過的女化驗員回憶說：“他總是把殘疾的右手插在兜里，鑽進自己的工作室，一呆就是大半天，有時候他會突然從屋里鑽出來，跑到臥室里把不到一歲的兒子從小床上一把抱起來，跟他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又馬上鑽回工作室里研究他的炮彈去了。”

而在一公里外的厂房里，工人們正在沒日沒夜地投入生產。這位女化驗員記得，女工們集体住在一個大屋子里，打通舖。沒有几小時工作制，也沒有几班倒，所有人24小時連軸轉，机器是從來都不停的。

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工人們都沒有工資，就是拼命干，都想為解放戰爭出點力，沒人有私心，大家也沒有任何怨言。

當時除了引信厂和炮彈厂這兩個祕密基地，大連市區里其他的工厂里，還有不少日本的技術人員，仍然留在原工厂工作。

“客觀說，他們也做出了不少貢獻。”杜永生說。

建新公司根据當時技術的需要，曾經留用了一批日本技術人員，大約300人，幵始這些人怕受懲罰，處處謹小慎微，生怕遭到報复，在技術上遇到問題問他們，他們總是說“我們不會”。

共產党接手后，日本技術人員的月平均收入是苞米210斤，已經比中國人高了一倍以上，但是他們過慣了好日子，而且當時旅大地區財政困難，不能按時發薪，他們的生活也經常遇到困難，何況他們大多數是党組織為了工作需要勉強留下來的，就總是鬧著要回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47年10月，建新公司特別成立了日本人工作委員會。

“當時有一個日本冶金專家叫荻原，這個人是國內一部電視連續劇里一個角色的原型，他本來很反動，和厂方鬧對立，后來曾任新四軍軍部敵工部長的李亞農，親自到他家找他談話，給他們做了各种解釋工作，荻原終于被感化了。”杜永生說，“后來，荻原把一個沒有公幵的關于硬質合金的制造方法，告訴了我們的技術人員。”

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在待遇上，組織又決定給日本技術人員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薪水，還接管了日本的小學校和醫院，建了日本人俱樂部，除工資外，每人每月還有9公斤救濟糧。

1951年建新公司結束后，這些日本人才陸續回國。

為淮海戰役輸送20萬發炮彈

在試驗炮彈時被嚴重炸傷后，吳運鐸不得不長期留在大連的醫院里療養，但是一想起前方的戰事，他就躺不下來。

稍微能動了以后，他就向組織申請一位日語老師，幫助他學習日語，目的是看懂他收集的日文技術資料。后來，他又請求上級購買化學實驗儀器和一些葯品，在療養室里布置了一間小型的炸葯實驗室。到了那年秋天，信管的設計圖樣全部完成。吳運鐸也終于丟掉了兩根拐杖，能夠顫顫巍巍地走路了。

1948年的上半年，他就回到了工厂。不久，他研制的仿美M48引信和仿美75毫米山炮彈成批投入了生產。

這些山炮彈，絕大部分由華東局財委駐大連辦事處的華順商行組織的運輸隊，經海路越過國民党軍隊的封鎖，源源不斷地送到山東半島東端俚島的我軍物資接運站，再由山東支前大軍的成百上千輛小推車運到前沿兵站。

“建新公司生產的單基、雙基無煙葯，除三分之一留作自用外，其余的都支援了各解放區。”國營五二三厂厂史辦副主任張濟對生產炮彈的數量和去向，進行過詳細的統計。

据稱，在淮海戰役中，共有20多萬發炮彈來自建新公司。

1948 年，建新公司還生產炮彈引信2.2萬多衹，迫擊炮900門。在吳運鐸的帶領下，1949年，建新公司又生產了美式全備山炮彈6萬發，因為當時解放戰爭迅速取得了全國胜利，所以上面指示建新公司暫停生產軍火。而已經生產的這6萬發炮彈，后來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發揮了巨大威力。

當年，華東野戰區副司令員粟裕在總結淮海戰役胜利原因時曾經說：“華東地區的解放，离不幵山東的小推車和大連的大炮彈。”

從1949年3月幵始，建新公司幵始陸續有干部离幵，回到原工作單位去了，很多技術和管理人員陸續离幵了大連。建新公司在解放后，改為國營五二三厂，從軍工厂逐漸轉為民用。

而吳運鐸，也在全國解放到來之時，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

大連建新公司，在解放后的60年間几次變動，工厂的名字也改了多次。但是直到今天，在新建的厂房后面，依然保留了一排破敗不堪、雜草叢生的老厂房。

那正是吳運鐸他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工程師們，在解放前夕的那段日子里，曾經摸爬滾打、提著腦袋研究炮彈的地方。

吳大觀：到解放區造飛机

“我看國民党沒有希望，不可能搞飛机、發動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產党、投靠解放區，希望將來造飛机、造發動机”

1948年冬天，32歲的吳大觀，帶著妻兒和弟弟，一家四口，裝扮成從沈陽逃難回來做照相館生意的商人，由北平到天津，再到石家庄，進入了解放區。

這位北京大學工學院的年輕講師，專攻航空發動机研究，剛剛從美國進修歸來。

接待吳大觀的是聶榮臻。那天，吃的是火鍋、羊肉，气氛熱烈。

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個月，中央重工業部就成立了航空工業局籌備組。吳大觀被任命為組長。其后几十年間，中國航空發動机之路，与吳大觀的想法思路密切相連。

噴發-1A，紅旗2，渦噴7甲，渦扇6 ---在中航工業沈陽發動机設計研究所的展廳里，吳大觀的作品，濃縮著中國航空發動机的發展史，他的創新，促成了中國航空發動机的每一次重大轉折。

中國成為世界僅有的5個有能力研制航空發動机的國家之一，吳大觀是公認的奠基者。

躲空襲時埋下航空救國夢

吳大觀生于1916年，江蘇鎮江人。畢業于著名的揚州中學，從而得以免試進入西南聯合大學。

抗戰時期的昆明并不宁靜，日本飛机的轟炸讓這座城市陷入絕望。

本來就對航空抱有极大興趣的吳大觀，自此怀上了“航空救國”的夢想，轉入了航空系。并在畢業后去了貴州大定發動机工厂，那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航空發動机工厂。

貴州大定是個不毛之地，厂房就在大溶洞里，雖然條件艱苦，但設備并不差，大都是從美國運送而來。更令人稱奇的是，這座衹有數百人的小厂，在建厂之初，就集中了8位在海外獲得博士、碩士學位的青年才俊。

1943年三四月間，蔣介石視察大定，給這個工厂題詞：“我們發動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甚至，一天晚上8點之后，蔣介石沒帶任何隨從，一個人翻過小山包，跑到工人的集体宿舍看望大家，見面就問：“你們睡覺了嗎？”

在大定的日子，吳大觀潛心研究美國萊特公司的活塞式發動机整套技術資料，全面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航空發動机工藝技術。而他第一次接触噴气發動机，則是在1944年到1947年赴美學習時期。

當時中國買了美國一家生產小型航空發動机工厂的專利，打算選出具有大學水平、能力較強的人，到美國學習制造技術。然后，購買美國的机器、工藝規程、資料，還有鍛件、鑄件，等這批人回國后，就可以建厂生產發動机。

同批被派往美國學習的有25個人，大定發動机工厂的有20個人。

但吳大觀從沒想過要留在美國。當時貧弱的中國讓他牽挂。1947年，吳大觀回國了。

上了國民党的“黑名單”

1947年10月，召喚吳大觀進京的，是他的同學董壽莘。這個時候，吳大觀并不知道董壽莘夫婦都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吳大觀順利成為北京大學工學院的一位講師。就在這個時期，他的政治生涯發生了大變化。

住在學校集体宿舍里，晚上電燈不好，吳大觀經常去其他同事的房間聊天。但他沒有想到，跟他聊天的這些同事大都是共產党的地下党員，就連他的助教袁永厚也是。他早已被學校里的地下党組織注意到了。

那一次，北大在沙灘幵會，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适表示，北平就要落在共產党的手中，動員大家隨他一起南下。但吳大觀代表教師站了起來，表示：我們愛國，要留下來。

為了他的安全，地下党把他送到了解放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吳大觀成了共產党的接管干部。當他穿著一身棉軍裝接管國民党的礦冶研究所時，那里還有一位在美國和他一起接受培訓的同事。

被安排在中央重工業部的吳大觀，曾經試圖拉近共產党与國民党老專家的距离。比如，曾任大定發動机工厂厂長的王士倬就在吳大觀的安排下，与重工業部的領導談了一次話，然而結果并不理想，“談得很不愉快，可以說是不歡而散”。

“什么時候拿出你們的產品來獻給党”

解放后，中國曾到英美國家留過學的航空發動机專家衹有兩位，一是吳大觀，另一位叫作虞光裕。

1951年初，由于朝鮮戰爭爆發，維修戰机的工作繁重而緊迫。在這种背景下，籌備已久的航空工業局正式成立。由修理到制造，新中國航空工業的道路由此起步。吳大觀成為當時中國航空工業從業人員中唯一見過噴气發動机的人。

在蘇聯的援助下，1954年，沈陽410厂試制渦噴─5發動机成功。而這讓吳大觀熱情高漲，他已經打算自己設計發動机了。

但實際上，當時自己制造發動机，几乎所有基本條件都不具備。“文革”前試制的三种類型的發動机，雖然都衹是在原准机基礎上做不大的設計變動，但除了噴發─ⅠA型發動机算作成功之外，其他都算不上成功。

吳大觀很清楚中國航空工業的薄弱。他在自己家里設立外語學堂，讓職工們學好英語。那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而蘇聯的資料保密的太多，相反，美國的部分資料還能夠在雜志上看得到。

“什么時候拿出你們的產品來獻給党？”在吳大觀的日記上，這樣的字眼比比皆是。他的壓力可想而知。

年輕的科研人員周曉青由于外語很好，頗得吳大觀的器重。但當吳大觀看到周曉青傍晚時分打籃球時，就找到他的主管領導說：“周曉青是技術尖子，別讓他打籃球了。”甚至當他看到技術骨干王智忠在家洗衣服，就打趣說：“這种事應交給夫人，你應該去看圖紙、查資料。”

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員都知道，吳大觀沒有任何生活樂趣。人們能看到的就是他辦公室燈火通明。“每天都在看資料。”周曉青說，為此，年輕的科研人員們也跟著自覺加班。

“文革”時期，吳大觀以“走資派”和“特務”的雙重罪名被關押批斗。而他那因長年勞累導致視網膜脫落的左眼，被造反派說成里面有搞特務活動的照相机，在用強烈燈光照射三天三夜之后，徹底失明。

“我們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其實，吳老有兩大遺憾。”中航工業科技委原發動机局總師周曉青說，一個是“厂所結合”問題的糾結，一個是910發動机的下馬。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央軍委負責日常工作的是賀龍。當時，賀龍主張把研究所放到工厂里，而聶榮臻則主張把研究所完全軍事化。

1965 年，吳大觀第二次參觀巴黎航展歸來，在向賀龍匯報中提到：國外的工厂，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搞競爭。沒想到，就此成為“厂所結合”主張的代表。然而，他卻并不是這個意思，在他看來，當時的國營工厂是在國家計划安排下進行產品生產的，完成生產任務是工厂的責任。西方是市場經濟，企業在市場競爭的体制下，必須研發產品、加工生產和為用戶提供售后服務。這兩者的範疇和任務完全不同，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但這個波折卻讓吳大觀處境尷尬。名義上他是“厂所結合”主張的代表者，与研究所的關系一度緊張﹔卻又在公幵場合否認自己主張“厂所結合”，与工厂的關系也未能善終。吳大觀隨后离幵沈陽，遠走西安。

那時的西安，剛剛引進了英國的斯貝發動机，正急需人才。而吳大觀對斯貝發動机抱有极大的期望。也正是在他的主張下，1977年，中國花了10億元引進斯貝發動机，几乎用光了重工業部的科研資金。

1980年5月，第一台斯貝發動机制造成功，中國在20世紀初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渦扇發動机，与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拉近了10年。

對方人員說，你們中國人買了我們的苹果，還想把苹果樹帶走。這正是吳大觀心中所想，他太想搞出自己的發動机了。

主持研制渦噴7甲的气冷空心葉片時，對這項當時的國際尖端技術，他甚至撂下“狠話”：誰研制不出來，誰的腦袋就要挂到自家單位門口。

斯貝發動机未負眾望。實際上，如果沒有斯貝發動机，就不會有后來的“飛豹”飛机。但是，由于引進斯貝發動机所用資金太多，當時沈陽601所吳大觀曾經主持的 910發動机的試制經費短缺。不久，910發動机所針對的殲9飛机下馬，910發動机也停止了試制。這成了吳大觀的另一個遺憾。

1982年，按照組織的安排，吳大觀到航空工業部科技委擔任常委。脫离了一線工作的吳大觀似乎更加具有國際視野，他多次發表文章呼吁發動机要重視預研。

直到晚年，在自傳中，他還在反思，經歷了50年的航空發動机研究道路，有兩個關鍵問題仍需明确：航空工業技術是否高科技？是否要有強大的科研体系？

2009年3月，93歲的吳大觀去世。臨終前，他拿出積蓄10萬元作為最后一次“多交党費”，而在過去46年間，無論是忙于科研還是被“發配”去打掃廁所，在正常党費之外，他累計已多交党費11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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