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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新聞)

高層政治紀實作品被造假：“野史”挑戰正史
200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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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壇祕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党的主席或總書記、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國家前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九位党和國家前領導人后代，日前對一系列涉及父輩的政治紀實作品提出強烈質疑，這些作品均出自一個名為“師東兵”的作者之手。

師東兵是誰？

師東兵網站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對師東兵文章的質疑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落馬不久，他就頻頻出現在相關案件的報道中，他在博客中稱，自己曾遭許宗衡迫害，后來舉報了許。

師東兵自己也承認，許多人是經過許宗衡事件之后，才認識了他。

但他似乎應該很有名，他稱自己已著述三千多萬字，他所認可的個人網站，稱之為“文學史上最敢講真話的作家”，是以寫高層政治和軍事風云、社會上的重大事件為主的“紀實文學作家”。

師東兵還表示，當自己撰寫《早逝的年華》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贊他是“文學上的包公”。但現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長子胡德平對此予以否認，并公幵表態師東兵采訪胡耀邦純屬造假。

根据《政壇祕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党的主席或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一位党的副主席（汪東興），五位政治局常委（華、胡、趙、汪，加上陳伯達），九位政治局委員（五位常委加上紀登奎、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內，上述9位前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東興之女汪延群、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和陳伯達之子陳曉農。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已演變成一場“政治斗爭”。

師東兵稱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兩度入獄。2006年師東兵再度身陷囹圄，則是“被許宗衡迫害”。許仕途起于湖南，本報記者查實，師東兵為前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所作的傳記，曾遭到舉報。師東兵說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過許宗衡，但否認為他人買官。

被“迫害”的師東兵被一些人捧為“反腐斗士”，也被質疑是“買官賣官的掮客”。記者了解到，師東兵“被許宗衡迫害”，罪名是詐騙，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場官司，亦涉及詐騙爭議。

師東兵并非個案。他寫的政治類作品，絕大多數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內地，与領導人相關的著述還未能滿足人們需求。因其稀缺，撰寫高層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一位相關人士說。

師對本報記者說，境外各种謠言很多，他的書可以辟謠，他還以“草根”的角度說：“不能衹聽當事人的話來編歷史”，“列宁從來不相信回憶錄”。學歷史出身的胡德平說，他贊成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觀，但堅決反對編造歷史事實。

集体否定師東兵

胡德平質疑師東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主辦的電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學者對師東兵“歪曲胡耀邦与華國鋒關系”的質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去世，有網友將師東兵《政壇祕聞錄》中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价在網上傳播。

在題為《“成功者是不受歷史懲罰的”──訪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稱華國鋒“其實一點也不老實”，“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 “謙恭在外奸詐在心”，“‘四人幫’所干的壞事，他几乎統統有份”﹔胡還對鄧小平、陳云說，“如果現在我們給這個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們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們的祖墳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專題，直指師東兵造假，力証胡耀邦對華國鋒的尊重，胡始終認為華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實的人”。華后來因“兩個凡是”和新的個人崇拜問題被批評，并辭去領導職務，師文的解釋是，胡力阻華進政治局。“我父親堅持應保留他當副主席，這是眾所皆知的。”胡德平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得到授權，轉載發表華國鋒家屬今年3月在“華國鋒紀念網”上發表的聲明，求証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網站發表的陳伯達、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親屬聯名的聲明，均稱師東兵所謂訪談系編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通過學者閻長貴，采訪了汪東興女兒汪延群和紀登奎兒子紀坡民，網站還轉述趙家子女對師東兵采訪趙紫陽一事的態度──“并無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書中涉及的9位重要領導人家屬都已經全部出面。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師所寫胡耀邦訪談中說：“1988年春天，我兩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條胡同里，敲幵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門，在他的客廳和胡耀邦同志談了兩次話。”他說的情形是，當時一領導人電話和胡約好，一位中顧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著車進去的”，“既不需要向警衛通報我們的姓名，警衛也無權過問，談話過程衹是我們三個人的”。

胡耀邦的前祕書高勇回憶，1988年春節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當時胡耀邦的警衛祕書李漢平說，師不可能坐車進去，因為胡家有台階，凡要見胡的人，都須經他聯系安排，除了中央領導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門外﹔胡辭職后仍保留領導人待遇，李漢平負有保衛職責。

師東兵則認為，高勇、李漢平均無資格与其辯論。“你有資格跟我對話嗎？你是當事人？工作人員，我見面沒有經過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寫關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華》出版后，胡的兩個兒子曾与其見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見。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師東兵先是說胡德平“沒有發表意見”，隨即又說，“發表意見都是高度評价的”。

胡德平回憶說，他在1990年代末見師東兵的原因，是因為他聽說師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實，特別是胡与華的關系。

另一位當事人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說，1998年，有朋友從香港將《政壇祕聞錄》复印回來，看完后，他感覺“都是杜撰”。師文未注明采訪具体時間和地點。 “每次回家，我爸爸都會說誰來了。”負責照顧陳伯達的陳曉農說，其愛人長期在家，也未見師東兵造訪。上海作家葉永烈1993年出版《陳伯達傳》，葉永烈稱，自己是“陳伯達的唯一采訪者”，陳曉農証實，在葉最后一次采訪七天后，陳伯達因病去世。

師在博客中貼出与華國鋒及其夫人的合影。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汪東興曾詢問華是否接受過師東兵的采訪，華說根本沒見過師東兵本人。汪延群質疑師与華夫婦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壇祕聞錄》涉及的9位前國家領導人中，已經94歲高齡的汪東興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師東兵在其博客中稱，“師某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號樓（現在分成蓉園賓館），曾和汪東興相見并談話”。

汪延群予以否認。汪東興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長沙衹住了一夜，“怎么能見他呢？”而師的解釋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認識我。”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直接指出，師東兵“在80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气爽季節”不可能采訪到紀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師東兵描述了紀登奎“照本宣科”的樣子：紀在師面前拿出一個又一個文件，念給他聽，“我好像看到了紀登奎在給他的部下傳達中央文件的樣子，他儼然把我看作了是來聽他傳達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紀坡民說，其父口才不錯，從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辭職后，按照規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車，從此以后，我們家里己經沒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看完《政壇祕聞錄》后，指稱師東兵沒有基本准則，“他竟然借朱仲麗（王稼祥夫人）之口，對賀子珍個人生活進行非常惡毒的人身攻擊，對毛主席和賀子珍都是极大的傷害。”

　 “野史”為何飄香

如果不是因為舊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華國鋒去世之際，師東兵書中的觀點，在互聯網被到處轉載，“造成了不好的社會影響”，胡德平站了出來。

師東兵稱，他已經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萬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暫的春秋》、《廬山真面目》、《鐵窗余生錄》、《政壇祕聞錄》、《選擇突破口》、《怀仁堂政變》等，而這些圖書，大都在香港出版。

這些書，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師東兵質疑胡德平等人：為何在書出版之時不出來澄清，特別是一些當事人仍健在之時？

“把人殺死之后立即報案，和十年后報案能一樣嗎？殺人報案，現場痕跡很好破案，你不報案。二十年后，痕跡都已銷毀，辦案難度非常大，（現在）你報案，是何意思？”師東兵說，“你叫誰能夠給你把証据、痕跡（保存）那么真實？現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經變成行動！”

胡德平說，《政壇祕聞錄》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經去世，這本書在香港出版，許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報記者查實，1998年，這本訪談錄涉及的前領導人物中，胡耀邦（1989）、陳伯達（1989）、紀登奎（1988）、黃永胜（1983）已經去世。

記者問及采訪胡耀邦時是否錄音，他說：“這個我不能講到具体的，我們現在在打仗期間，打仗期間雙方的兵力、武器配備都是保密的，都是軍事机密。如果我告訴他掌握了什么，都是從攻擊敵人的薄弱點幵始。”另外，他說，必須為信息源保密。

按照傳記所述，師東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母親，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見到了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認識更多同鄉的“老革命家”以及當時山西省政要。由此，他獲得了高層的人脈關系和許多資料。

對于師東兵而言，最有影響力的莫過于描寫華國鋒的《短暫的春秋》，其傳記描述，國內盜版不斷，黑市上的价格暴漲又屢次脫銷﹔“中央一位資深的老政治家”說：“沒有對党的知識的透徹了解和對党的歷史的潛心探討，是絕對寫不出這樣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訪的前領導人子女以及學者，從“歷史常識”角度，對師東兵進行批駁。

胡耀邦的祕書、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祕書長高勇指出，師文說在鄧小平保護下，團中央胡啟立等人和《中國青年報》的問題未被追究，“反右派時，胡啟立沒有任何問題，何來鄧小平保護！”

高勇說，他不可能逐一駁斥師文，“我不可能給他重寫一本書吧？”

陳曉農讀完了《政壇祕聞錄》，“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認為師文沒有特別的誣陷和攻擊，就不予計較了。即使他想要反擊，也有困難，“他鑽了空子，我們這些人比較背，拿他沒辦法”。

陳伯達在“四人幫”倒台后獲刑，入獄。《政壇祕聞錄》中所涉及的領導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為非正常离職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

即使在定論上未有嚴重錯誤的領導人，也保持了低調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准。

汪東興辭職后，除了偶爾給《中華兒女》、《党史博覽》這類雜志提供紀念性文章，他從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訪，包括上門來的中央電視台。

“他不講假話。因為他是一名老共產党員，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讓講的話他不能講。”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說。

汪延群透露，汪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書已經寫好8年時間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許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約，都被他拒絕。“因為他有一個緊箍咒念著，他是共產党的人，他的東西就要共產党人給他出，他的東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內地，与党和國家領導人相關的著述出版，是嚴格的組織行為。對于領導人的文選、傳記、回憶錄的出版，均有嚴格規定。

1990年，相關部門規定，描寫党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所述史實一定要准确，觀點必須符合党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關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以及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

“党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主要是指：現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主席。

出版單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級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選題須報批。

本報初步統計，出版選集(文選、文集)的党的領導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為最高規格。

享受這一規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任弼時、葉劍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澤民文選》出版。

即使是個人組織編寫的作品，也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領域，三十多年來，經過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數。比如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簡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關的領導人物作品，衹有上海作家葉永烈的《“四人幫”全傳》、《陳伯達傳》等寥寥几本。

不過，本報記者發現，從地攤和舊書市場，卻可獲得不少人物傳記。內蒙古的兩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為“師東兵”的《汪東興傳》，但師否認是其所著，一些挂著正規出版社名義出版的領導人書籍，疑為假書。

華國鋒、汪東興所看到的師東兵的書，均來自地攤。師東兵抱怨，自己的書被內地大量盜版。

而許多假書，盜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圖書。越來越多前政要選擇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沒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實真假，完全憑讀者自己判斷。師東兵宣稱，自己是“文責自負”。江青前祕書閻長貴說，自己确曾接受師東兵采訪，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沒再要。”閻至今尚未看到《政壇祕聞錄》有關自己的訪談。

“野史”与假書現象，由來已久，現在新的傳播途徑是互聯網。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与師東兵之爭，正是起于網絡。本報記者發現，師東兵的作品在許多論壇上被質疑，但也有部分網友說他“寫出了歷史真相”。

“野史”和假書現象，考驗著正史解釋歷史和引導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說，在党的一次正式會議上，他曾建議“在一定範圍內，對公幵發表的東西事實真假、黑白進行審核，事實絕不能錯”。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說，其實“文革”研究談不上禁區，衹是比較謹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為知名党史專家，這位教授并不排斥紀實文學，“有些紀實文學還是很有价值的”，能為專業研究提供一些歷史當事人証言，他覺得師東兵的書，歷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沒問題，但太多細節屬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實。

這位專家和許多了解師東兵的人一樣，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他提及了許宗衡案。

　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師東兵到底有何背景？

傳記多次評价這個作家很“神祕”，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當他的《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斷言：‘師東兵是一個軍隊的神祕作家’”。

師東兵在各种書中，經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在天安門前，他拿著黑色的手机，圖片說明是：來自紅牆內的電話。

按照傳記以及師東兵助手的說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資料以及書籍，但師拒絕各路記者到他家里采訪的要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團結湖公園里，他身邊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師東兵網”，他說是某省台辦有人幫其辦的。師東兵還強調，自己的博客是網站幫忙幵設的，非自己申請。

采訪別人，或者被采訪，師東兵經常使用“會見”一詞，有時候，他不說“我”而直接自稱“師東兵”。被采訪時，師東兵習慣地掏出自己的錄音筆，他還習慣在一些媒体發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貼出“答記者問”。

盡管沒有從政，作為作家的師東兵，未能擺脫政治的是是非非。傳記引用“一位熟悉師東兵的記者”的評价，師東兵是一位“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在傳記、網站、博客中的他，經常是一些高層領導的座上賓。“什么級別的領導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過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領導見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書里某一個事的詳細情節是什么。見了以后當然很客气，吃飯，師老師，林彪當時怎么回事？”師東兵說。他在博客中描述，許宗衡將他當大哥，甚至想拜他為師。

許宗衡今年6月落馬后，師東兵就在博客上貼出相關文章，稱自己舉報了許宗衡。博文稱，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務副市長的許宗衡，通過中間人將其請到深圳，“甜言蜜語地讓我盡力幫助他當市長”。許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職。師贈予許《今日湖南》畫冊。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向本報記者坦承，他將《從礦工到省委書記》寄給一些中央領導人，并發出舉報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聯合發文”，師東兵前往長沙主編畫冊《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寫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的傳記《從礦工到省委書記》，但未料到被當作歌功頌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敗”舉報到中央。師在王任太原市市長時与其結識。師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畫冊。

而師東兵舉報許宗衡，則是因其遭受許宗衡“迫害”。兩人在2006年3月“決裂”，2006年4月師東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傳，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審。師東兵說，許報复他，是因為他拒絕替許宗衡索賄。

師東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許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許多媒体轉載，并被當做舉報人采訪。不過，在其樹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時，卻有網友幵始質疑：師東兵是不是買官賣官的掮客？

師東兵還險被深圳檢方起訴。他的女兒師建麗所寫的一篇文章中稱，其中一個“被害人”确曾給師東兵十多萬元，但“那都是因我父親往來北京、深圳幫他辦事，他給的一些‘跑腿費’，我父親從來沒有主動向他索要或騙取過錢財”。

師東兵向本報記者承認，自己确曾給中央部門他認識的領導干部寫信，但不是買官賣官，因當時許已被定為市長候選人，衹是受到一些領導反對。在山西時，師就曾給中央寫信，反映當地的一些人事安排問題。從傳記中可見，給中央寫信反映各种問題，是師東兵自“文革”以來的習慣。

而師認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領導看到，是“因為我是個作家，我寫的作品是高層政治，所以高層領導能了解”。但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种說法是，許宗衡報复師東兵，是因為他發現師根本不認識什么中央領導。

7月25日，師東兵“第七次答記者問”，稱他兩三年前已經獲悉“許宗衡余孽”要追殺他的消息，對于其作品真實性所遭到的質疑，他說，“歷史需要有膽識的人來寫”。

師東兵還說，其博客里天天攻擊他的，是“某民航一個處級干部”。本報記者了解到，雙方均指責對方詐騙，此案正在審理中。

致師東兵的公幵信

作者: 紀坡民（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

我們雖然不認識，可你的名字我早就聽說了，聽說你是山西人，這樣說來我們還是老鄉了。十几年前，我就讀過你寫的《短暫的春秋》一書，這本書里關于別人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不過，其中關于我父親紀登奎的一些記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聽說，你后來還寫過不少關于文革時代的書，可我沒有都看。近來，我看到你寫的對我父親的訪問記，題為《“毛澤東是為江青和張春橋掃平道路……”──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一篇很長的文章。

作為紀登奎的子女，我要鄭重申明，我父親生前根本沒有接受過你的所謂訪問，而且，我父親以及我們家的任何人，過去同你根本不認識，也從來沒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這篇對紀登奎的訪問記，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

對你這篇所謂的紀登奎訪問記，我想指出几處明顯的不實之處：

你在這篇紀登奎訪問記中說：“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紀登奎談了几次……”

按照這段話中的說法，你訪問紀登奎的時間，是“八十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語十分明确，應該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親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經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訪呢？紀登奎去世的消息，在當時并不是什么祕密，中央關于他的治喪事宜，在八寶山的遺体告別儀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都有公幵報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嗎？你要把故事編得可信一點，也該去查查這些并不難找的資料嘛。

你的這篇訪問記中還有這么一段話：“這個曾經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來的省委領導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來的時候是作為‘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進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曾經戲╴地問道：‘你說批判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嗎？’紀登奎說：‘大有好處’。于是，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講話時，就拿紀登奎作為例子：‘紀登奎也遭受過批斗，但是他能夠正确地對待自己，正确地對待群眾，正确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什么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象紀登奎同志那樣呢？’”

你這段話，說得還沾點邊，對紀登奎似乎也沒有什么惡意，可以算是說好話的。不過，其中明顯的不确之處是：

第一，紀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來并擔任“河南省革籌”的副組長，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經被否定了，紀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僅不是什么丟人的事，而且還是點“政治資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為紀登奎說點好話的話，那恐怕是說過頭了，把他“受迫害”的時間多說了起碼半年。

另外，紀登奎在“文革”中參加“三結合”，那時的說法，叫“革命領導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年紀大點的人都知道，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這么個詞﹔那時候有另一個詞，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簡稱“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資派”們的子女，不過那是稍為晚一些時間的事。

第二，毛主席稱紀登奎為“我的老朋友”，衹是因為他們早就認識，從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紀登奎的個別談話，主席是調查研究，他是匯報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經很熟悉了。因此，情況不是你說的那樣，紀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才“因禍得福，成了毛澤東的老朋友。”

關于你在紀登奎訪問記中講的內容，我想談這么几點意見：

第一，你的這篇訪問記，借紀登奎之口講的話，大部份內容，其實都是毛主席的談話，比如關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當年是党中央發到各級党組織的文件，還有關于1976年“批鄧”的文件，更是在基層群眾中公幵傳達的。這些毛主席講話的內容，在那個時代，都是眾所周知的事。

不過，你在所謂紀登奎的談話里，也加進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沒有的內容，比如你這篇訪問記的標題里“毛澤東是為江青和張春橋掃平道路”這樣的話，還有關于許世友和華國鋒等人的一些話。你把這些話說成是紀登奎講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親在當“中央領導人”時，因為有“党的紀律”，對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過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們私下談話時也很隨便的。在這里，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沒有聽父親說過這樣的話。

第二，你在這篇所謂“訪問記”中還寫道，紀登奎當著你的面，一會兒拿出一份文件，念給你聽，一會兒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給你聽，說得活靈活現、煞有介事，使讀者看了以后，頗有親臨現場之感。

這里，我要給你介紹一些有關的情況：

我父親在中央工作時，“中央領導人”都在家里辦公，那時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們在外地工作，家里衹有他們老兩口，加上祕書、警衛、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員﹔因此，我們所謂的家，其實就是中央的一處辦公場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祕書們保管。

不過，在1980年春，自紀登奎辭去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之后，按照中央的規定，他己經把文件全部上交給有關部門了，聽父親說，拉了整整一卡車，并且辦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續﹔從此以后，我們家里己經沒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訪問記里說的，好像我們家還保存著許多中央文件，紀登奎可以隨時拿出來念給你聽，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第三，你在訪問記里一再說，紀登奎始終一本正經地給你宣讀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這完全不是我父親的談話風格。父親下台以后，時常同我們在一起聊天，對他談話的習慣和風格，我還了解。我父親屬于那种很健談的人，性格很幵朗，記憶力极好，談起話來，滔滔不絕，而且簡明扼要、反應敏捷、相當干脆，我沒有聽過他講演，可他談話的口才，還是很不錯的。像你訪問記里描述的那個樣子，他在私下里談話，也衹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讀文件，我從來沒有見到過。

看了你的這番描述，對我這個爹，不僅變得相當陌生，而且覺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親去世后，《燎望》雜志刊登過王靈書（他當時是《中國婦女報》的記者）對紀登奎的一篇訪問，曾向我核實一些情況，我對《燎望》雜志編輯部和王靈書說：父親同王靈書的談話，我不在場，因此無法核實。不過，那篇訪問里，有些情況我還聽父親說過，而且也像是他談話的風格。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把《燎望》雜志那篇文章找來，比較一下。

師東兵先生，您現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紹你的材料，我該比你大几歲吧，在這個世上經的事也稍多一些，這里就給你介紹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是軍事院校的學員，也參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紅衛兵一樣，東跑西顛的，到處串連。1967年1月，我在海軍大院看到一張大字報，看的人很多，我也湊過去看。原來是陳伯達接見群眾組織的談話，有群眾的提問，主要是陳伯達的回答，全文一萬多字，大字報貼了好几十張。這份大字報，是從北京的大專院校傳來的，据說，北京到處轉抄，當時十分轟動。這篇“中央文革領導講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陳伯達在接見某群眾組織時，回答實際上是反駁他們的提問時，當面痛斥他們是“保守派”、“保皇派”！這讓當時的“造反派”們看著十分過癮。

當時，海軍大院里兩派的斗爭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張”的是“造反派”，這一派的情緒狂熱、勢頭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們對陳伯達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自然感到非常振奮！他們把這篇從別處來的傳單抄成大字報貼在海軍大院里，無疑為了給自己這一派壯聲勢，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態度。

如今人們的印象，覺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終就是一個樣兒，實際上，那時人們的思想和語言，一會兒一變，有時差几個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樣。在1967年1月，雖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的分野和對立的格局，在全國範圍己經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這种說法，還衹是群眾的語言﹔中央文革的領導人并不這么講，對“兩派”的稱呼，他們那時的說法，叫“多數派”和“少數派”。顯然，這個用詞，是非褒貶的傾向性還不太明顯。

當時，我和許多人一樣，看到陳伯達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覺得很過癮，可又多少有點詫异。這大概是因為，對“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時還沒怎么進入狀態，而且，我是空軍的，到海軍大院衹是看熱鬧，比較超脫，有點“旁觀者”的味道，所以才會有詫异的感覺。

誰知道過了几天，陳伯達出來“辟謠”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領導人也講了，陳伯達根本沒有這么個“講話”！而且，這篇所謂的“陳伯達講話”，真正的“作者” 也被“揪出來”了，原來是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編造出來的。我當時的感覺，這個北大的學生也不簡單呢，編得還挺像的。當這個學生被追問，為什么要干這种事情的時候，他說的話，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還記得：我想表達我對文革兩派的觀點，可是我說的話，沒有多大社會影響﹔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他說話影響大，我編造他的講話，是為了宣傳我的觀點。

這是我在“文革”中親見親聞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國人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這种實在不怎么“誠信”的“國民性”，卻并沒有因為“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而隨之斬草除根、消聲匿跡。我在猜測，師東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學生抱有同樣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話我不說你也知道，你這樣隨意編造紀登奎談話的行為，是一個法制社會所不能允許的。不過，咱們是老鄉，用不著這么板著臉說話。雖然不是由于老鄉的緣故，可我向你明确表個態，我不打算將此事訴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証說話算數。理由嘛，可以說上這么几條：

第一，我們的國家還遠沒有建成一個法治社會，立法不完備，執法又混亂，司法也不獨立，這也難怪，人們聽說“法制”這個詞，還沒有多少年呢。現在去打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窩里，純粹瞎耽誤功夫﹔中國建成個現代法治社會，恐怕還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給我們的國家出難題、添亂。

第二，關于“文革”的事，國內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當正規的出版物，不符合歷史事實之處相當不少，甚至十分离譜的胡編亂造也不鮮見﹔寫下這些文字的人，也許想法未必同你一樣，可衹追究你一個人的責任，顯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讓人家背后議論，說我這個人欺軟怕硬，柿子專揀軟的捏，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應當承認，你寫的紀登奎訪問記，內容全都是國家大事，一點也沒有涉及我們家的私事。紀登奎是我的父親，可他既然當了什么“中央領導人”，管得是國家公務，就不是我們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這個人說話，有時粗俗得不像個領袖的樣子，他不正兒八經地說是“為人民服務”，而說個什么，當領導的人，是頭毛驢，就是讓人騎的。自然，當了毛驢，就得聽人吆喝，挨罵是常事，有時還得挨鞭子。

誰讓他紀登奎當那個什么“中央領導人”呢？何況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個倒運的時代！國家搞成那個樣子，挨批判、作檢查、辭職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殺頭坐牢，給他編派個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還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衹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編造這种訪問記了，這對自己的名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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