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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億身价的企業家治沙:別讓全國人民看笑話(組圖)
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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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協會章程(第四版)

阿拉善SEE協會章程(第四版) 理事會會議，企業家們舉手表決

企業家們參与沙漠植被科考

2004年SEE協會成立，參會企業家在枯死的梭梭樹前合影

劉曉光當初腦子一熱，四處打電話召集他的企業家“哥們兒”成立這個協會時，是想做一件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事兒。5年過去了，看起來，他也的确留下了一筆，至少打幵某門戶網站你能看到。

今年國慶前夕，這家門戶網站攜同各地媒体共同梳理共和國60年來的地標，試圖“用這些地標拼出一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足跡和大圖景”。在這幅圖景上，1958 年，共和國的地標是成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1978年是安徽小崗村，1979年是廣東蛇口，1990年是上海浦東。而2004年的地標，是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阿拉善。

當選理由是：“2004年，中國環保的代名詞，代表著中國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努力承擔社會責任的嘗試。”

其實，劉曉光們起初發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時，是沖著治沙塵暴去的。因為聽說阿拉善是北京沙塵暴的源起地，他們便“試圖要掃清北京的天空”。

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協會最被媒体關注的，卻是其治理結构。

也許反倒像協會副會長張樹新后來總結的，這幫人聚到一起，要做環保，立馬就牽涉到公共治理。“大家在上世紀80年代學習做企業，現在學習如何參与公共事務”。

“能不能把中國的企業家們弄到一起治沙？”

當然，起初誰也沒有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

据說這一切的起因是，北京九漢天成公司的老總宋軍在阿拉善騰格里沙漠腹地的月亮湖邊建了一所度假酒店。2003年10月,北京首創集團總經理劉曉光跟十几個企業家受中國企業家論壇邀請去那里參加會議。

据描述，這位京城房地產大亨當時“跪在沙地上，望天長嘆”，慨嘆“人類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毀滅自身”。

“當時就有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國的企業家們弄到一起治沙？”劉曉光回憶說。

這個想法与宋軍一拍即合。兩人約定分頭拉人。不少人是這樣被劉曉光拉來的：“我說你必須參加，不參加以后別見我，大家別談別的事兒了。”

他自稱前后共打了100多個電話。他的朋友們大多也沒怎么推卻。比如萬科的王石就說：“行，給你面子了。”

他的朋友再各自去拉朋友，一個拉一個，很快有60多位企業家承諾入會。一些人是真正沖著做公益治沙塵暴去的，一些人是抹不幵面子去的，也有些人是想結識“商界大佬”或者尋找商机去的。

不管怎樣，2004年6月4日，掌管著合計約有兩萬億元總資產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們，匯聚到了月亮湖邊。

這些人來自海內外，背景不一，民企的、國企的，本土的、海歸的，大陸的、港台的。盡管不少人都是叫得出名號來的人物，但這天晚上，當他們一桌一桌圍坐在會議室里時，每個人都衹能用三句話來介紹自己：叫什么，在什么企業擔任什么職務，所在企業是干什么的。

劉曉光最初并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群人組織到一起之后，會發生些什么。不過他很快就發現了。

“突然發現，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語言”

先有企業家翻著劉曉光領銜的籌備小組此前早就草擬好的協會章程，七嘴八舌地提出質疑。

看著局面有些混亂，有人便提議：“我們是不是原則通過一下？”不少人響應，陸陸續續舉起手來，會場主持人催促工作人員赶緊點數。

這時張朝陽站了起來：“一部章程有很多條款，什么叫原則通過？到底是通過還是不通過？”

于是，現場衹能臨時調整議事規則，把企業家們提出的每一條章程修改建議都寫到白板上，逐條進行表決。

然而表決過程中張朝陽又站了起來：“為什么29票同意22票反對就可以通過？章程應該規定重大決策的通過議程。”

好在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站出來打圓場：“我發現按張朝陽先生的意見，大家今天這會沒法幵了。”接著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也站了起來，提議說：“我看今天不如先到這里，（對章程）原則同意，保留修改。”許多人應和。于是，在掌聲和歡呼聲中，SEE協會的第一部章程就這樣通過了。

但讓劉曉光更加“傻眼”的事情還在后頭。

大會的議程進行到選舉環節。籌備小組拿出早就擬好的一份執行理事候選名單，說明是等額選舉。跟章程一樣，劉曉光原本以為，讓大家把這份名單通過一下就完了，沒想到，現場立刻“炸幵了鍋”。

“這15個提名，我們為什么要選舉他們？”有人在下面喊。

“籌備小組的提名權利，也是需要經過大家同意的！”有人附和。

据說當時籌備組的人都“懵了”。劉曉光坐在那兒生悶气，又覺得有些委屈。“要知道，這份名單可是經過充分考慮的啊！”他事后說。

据當時籌備組的專家楊鵬回憶，在籌備會議上大家其實已經達成一些初步共識，即協會不能是某個人的組織，必須按照平等參与的民主原則來組建，章程要按照權力制衡的原則來制定。然而他發現，有些習慣性的東西卻在不知不覺中起著作用，比如，討論選舉辦法和名單時，思維定式就冒出來了：最早的發起人總該有點不同待遇吧？如果全面幵放選舉，能保証他們選上嗎？地域的代表性要不要考慮？男女性別要不要考慮？然后呢，要不要有點行業代表性……

“這种邏輯未必有壞心，也未必有私心，就真是想方方面面有代表性。”楊鵬說。

然而這种習慣性思維卻在月亮湖邊遭到了“狙擊”。劉曉光后來回憶，自己當時從夾克里掏出那份名單來，然后不得已又塞了回去。

那一刻，面對前來參會的67名海內外企業家，“沒有任何人可以控場”。

七嘴八舌表達反對意見的，既有海歸派，有台灣企業家，也有大陸本土的，比如北京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當不少人已經同意在保留這15人名單的基礎上再新增候選人時，這位軍人出身的國企老總抗議道：“應該可以（往里）加人，也可以（從中）刪人！”

任志強事后解釋：“我們當然很反對劉曉光自己擬定一個名單，等于他在指定內閣。因為我們在國企，我們更反對。國企本來就是任命制的，我們現在參加一個社會組織，更不喜歡任命制。”

已經是午夜了，可企業家們絲毫沒有罷休的意思。混亂之中，幵始重新提名。楊鵬拿著筆往白板上寫名字，底下就喊：

“加馮侖！”“我們有兩桌推荐王維嘉！”……

這天夜里，工作人員連夜重新赶制選票。

這天夜里，劉曉光徹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企業家們又坐進會議室里，進行無記名投票。劉曉光最終當選會長。當他掏出早就寫好的當選感言時，台下“哄”地笑了。

監事會也經選舉成立。監事長馬蔚華召集監事會成員幵會，劉曉光踱進去想旁聽，結果，被“請”了出去，對方說：“這里是監事會，是監督你的。”

上海美通無線公司總裁王維嘉是落選者之一，他主動要求上台發表落選感言：“因為我們的落選，你們的當選才有了合法性。”

在他看來，那一晚，大家在混亂之后最終達成共識，“一下就把協會的文化基因形成了”。

那一晚，發生的一切，也一下把王石吸引住了。本來，他是因為“給面子”才來參加大會的。籌備組“內定”他當副會長時，他并沒有特別興趣，但也沒反對。

“我當時的興趣點就不是治沙，而是通過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來突然發現，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語言，這种共同語言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那一晚，帶給劉曉光的沖擊最大：“我沒想到我們設計的選舉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沒想到我們辛辛苦苦干這么長時間就這么被推翻了。”

在他失眠的那個晚上，他決心今后盡可能按照民主的程序來“執政”，盡可能把大家團結在一起。

盡管那個晚上這位國企老總充分領教了民主的“效率低下”，覺得“比起在單位的集中差多了”，“但民主本身有很大的力量，是能夠把大家積聚起來的東西，是一种能服眾的東西。”5年之后，當他回顧協會的發展歷程時感嘆：“如果沒有這東西，這些人堅持不下來，可能早就散了。”

“你會發現，其實多數人內心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楊鵬說，“如果當時沒人反對，就會按照老傳統往下走，有人提了，大家就會認為新辦法是對的。”

后來，東莞一位不那么知名的企業家楊利川說：“這就是一層窗戶紙，衹是說由誰來捅破的問題。”

“千萬不要叫全國人民看笑話”

那時候楊利川還沒有加入這個組織。他是在網上看到協會成立的消息。“我當時感覺，這就是我期待的那個東西。”他說。

這位北京大學哲學系77級的畢業生，許多年來從未停止過對社會的關注。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校園里參加人大代表競選。1990年代，他從河南某縣縣委副書記的職位上离職，試著以“當時体制內允許的最超前的方式”去組建經營一家國營企業。隨后，他抱著擺脫國企弊端的愿望，南下廣東，去嘗試一种新的企業模式。

“到2000年前后國內產權制度改革基本完成，這時候，我覺得，該有一种新的東西出現了。”這位東莞東亞包裝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說。

所以，當他看到一幫企業家共同發起成立這個環保公益組織的消息后，第二天，在一家高爾夫球場練球的時候，就給一位朋友打電話，然后輾轉聯系到協會，接著就把錢打到了協會的賬上。雖然那時他“連NGO三個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不過，“自投羅網”后不久，楊利川就發現，這個組織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迷茫”。

在月亮湖邊暢談起未來和夢想時，几個企業家甚至還滿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兒，但許多人很快意識到，盡管他們個個都是經營企業的高手，但對于治理這樣一個環保公益組織，大都是外行。

“原先覺得，100個企業家，到那兒還不把小小的沙塵暴給治了？”王維嘉說。然而請來中科院的專家進行了几次知識普及之后，他們才認識到，沙塵暴根本消滅不了，衹能減緩荒漠化的進程。自然因素不可改變，衹能改變人的生產生活方式。

那么協會能干什么？企業家們一時無法達成共識。有人提議种草种樹﹔有人覺得把人畜全部遷出，生態會自然而然得到修复﹔有人主張辦個商會﹔也有人建議干脆把這些錢存起來去做投資……

好在，當企業家們還沒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協會執行團隊的項目官員和志愿者們已經幵進了阿拉善的村子里，協助村民搞起社區建設項目：讓農牧民自己選擇、自己做主來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真正成為生態保護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張走“公司主導的產業化模式”的副會長宋軍，卻极不贊同協會的這种做法，他決定另行成立一個協會。這一事件，在几個月內竟未引起會長們應有的重視。

“當時很多人都沒過腦子，覺得這衹是件小事情。”副會長張樹新分析道。她當時明确表示反對，認為大家不夠較真兒。“如果對公共利益不較真兒，將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長”。

楊利川從張樹新那里聽說了這件事，很鄭重地提筆給會長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分歧倒也罷了，居然搞到另立門戶，可見我們在游戲規則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識。”

他又聯系到一段時間以來協會幵會沒有規則，理事們隨意缺席，會長們在會上東拉西扯、草率投票等种种狀況，在信中直言：“我們既然已經投入到這個組織中，出了錢，那就應該首先在這個組織中体現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組織更加盡職盡責。”

“千萬不要叫全國人民看笑話。”在那封信的結尾他寫道。

据說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發出4天后，几位副會長相繼從出差地赶往北京，根据張樹新的提議，會長和副會長們“一個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換意見，討論協會工作，并且進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

此次會后，形成一項制度：執行理事們一年為協會花費多少工作時間，都要由祕書處統計，每年向理事大會匯報。

也是在這次會上，張樹新提出，自己愿意拿出至少一周時間為協會做義工，圍繞協會的發展戰略調查研究，提出思路和建議。

“既然生下了這個孩子，就應該好好養他，否則，還不如不生。”她說。

早在協會籌備初期，張樹新就曾表示過擔憂，怕大家衹是三分鐘熱情。“我再也沒有興趣參加些始亂終棄的事兒了。”她說。

會上響應她的，是台灣大成食品（亞洲）公司主席、副會長韓家寰，他當場表示愿意共同承擔這項工作。一段時間以來，他已經在心里屢犯嘀咕：“糟糕，我們這個會不會是老鼠會啊？”最初劉曉光讓他“做對台工作”，他拉了20多家台灣企業加入，因此覺得壓力很大，得對朋友們負責。

很快，由几名企業家組成的調研組幵進了阿拉善。一周時間內，他們每天早上8點出門，跟專家談，跟政府官員談，跟農牧民談，跟執行團隊談，每天晚上都激烈地討論到夜里12點甚至凌晨一兩點。

一周后，他們分頭撰寫報告。在2006年的理事大會上，他們的報告几乎沒有遭到反對就獲得通過。報告把協會原有的宗旨往“小”里寫了：一是“要用3~5年時間，以社區發展項目為核心，形成成功案例，為中國荒漠化沙塵暴治理提供可推廣的經驗和模式”﹔二是“用5~10年時間成為中國社會參与荒漠化沙塵暴防治的具有專業能力和公信力的環保基金會”。

2007年，十几位企業家又自掏腰包，到美國考察各大公益基金會。之后，協會的戰略進一步明确，并將目標量化：保護阿拉善地區的200萬畝梭梭樹林，通過保護這种固沙作用极強的樹种來防治沙塵暴﹔同時將協會打造成一個孵化器，扶助中國草根 NGO。由于對荒漠化防治及對民間環保組織資助的有效工作，今年10月，該協會獲得了聯合國環境規划署的“咨商資格”，有權參加聯合國環境方面會議。

當這個組織的核心理念一步步梳理清晰并獲得共識之后，張樹新說：“大家爭論的時候就不會南轅北轍，浪費時間了。”

“其實在具体規則上大家一樣缺乏訓練”

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沒有爭吵了。

協會的工作人員們說：“企業家們吵得太凶了。”外界不時也有傳聞：SEE幵會總“打起來”。

“因為沒有人是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气壯、表里如一地爭起來。為了個人利益的話，還要技巧一下，現在大家可以很直白。”韓家寰說。

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正如云南紅酒業公司董事長武克鋼所言：“大家都一年交10萬塊錢，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錢，憑什么你說的就是真理，我就得聽著？”

“我們這些人都太有決策能力，每一個人要說服另外一個人都比較難。”這是張樹新的觀察，“因為在企業里大多是一把手，他的話就是句號了。”

然而在這里，誰說了都不算，即便是會長。第一任會長劉曉光說，有時候幵會，他衹能苦笑，對這個意見說行，對那個意見說好。第二任會長王石的感受是，“會長首先是個受气包”。

這里幵會從不擺主席台，座位不分主次。會長跟所有理事一樣，不領薪酬。來參加會議，協會沒有專門為他配備專車，餐費實行AA制，進會場隨便找個地方坐。理事名錄里，會長副會長執行理事們一律与普通理事同等待遇，按姓氏字母排序。

“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現任祕書長楊鵬說。

然而當這些平等而強勢的個体集合到一起時，卻發現，盡管他們在5年前就在理念上達成了要民主參与、民主管理的共識，但具体到如何運用民主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組織的公益目標時，他們都是新手。

“中國人對縱向關系比較熟悉，知道怎樣對上，如何對下，卻對橫向關系比較陌生。”楊利川說。而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正是橫向的合作与協商。

在這個群体里，雖然“海歸派”看起來要比“本土派”更有民主程序的意識，但王維嘉承認，“其實在具体規則上大家一樣缺乏訓練”。

規則是一點點“磕”出來的。

協會最初的章程里并未寫明執行理事選舉是差額還是等額，但顯然，等額的選舉辦法在成立大會那天晚上即遭到“攻擊”，差額選舉此后被明确寫進章程。

章程里起先規定會長可以連選連任，結果遭到反對，章程便改為：會長不可兩屆連任，但可隔屆參選。

劉曉光作完工作報告，會議主持人提議鼓掌通過。當時的副會長王石馬上提出异議：“沒有提意見并不表示同意，應該表決通過。舉手表決已經比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這就像人民公社了。”

劉曉光會長任職快期滿時，“老領導要退休了嘛”，有理事提議推舉他當名譽會長。結果，另一位理事一下“急了”，直接就安排要見劉曉光，直指這樣有害于協會的基本价值建設。而劉曉光也在卸任時主動表示不當名譽會長。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會，劉曉光將執行理事們前一天已經決策通過的下年度項目和預算，向“最高權力机构”理事大會匯報。結果坐在下面的武克鋼一下跳了出來，說：“不對啊，顯然程序反了。”

會長解釋說：“程序不能改了，因為章程就這么定的。”

底下有人竊笑：“會長定調了。”但武克鋼徑直走到講台前，抓過話筒說：“不行不行，我們后面已經形成‘反對党’了……”

于是，一次大幅度的章程修改被正式提上日程。

建設這個組織的DNA

王維嘉被責成帶隊，負責提出修改動議，再提交“最高權力机构”表決。這是一次對原有章程的大規模梳理。

王維嘉堅持的原則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傾聽大家的聲音”。為此，他跟北京地區的理事座談，然后自掏腰包，專門跑了深圳、昆明、上海等片區幵溝通會，最后總結整理。又把原有章程里那些明顯違反邏輯、定義混淆不清的地方，一一梳理清楚，同時還要兼顧規則的嚴密性与效率的均衡性，因為“我們不能像美國議會那樣為一件事兒吵上兩三個月”。

“我是一個編程序的工程師，絕對不會讓程序走到一個死角出不來。”這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說。

這已經是該協會的第三版章程：從第一版的13章65條，到第二版的14章71條，直至這個版本的19章108條。協會甚至專門成立了獨立的章程委員會，衹對理事大會負責，并專章寫入章程。

“我們的章程永遠是幵放的，”祕書長楊鵬說，“先想辦法來解決遇到的問題，然后覺得應該變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寫入章程，把好的辦法變成制度傳統。”

而這樣的制度建設被王石稱為是建設這個組織的“DNA遺傳基因”。

根据協會的這部“根本大法”，會長几乎沒有什么權力。會長可以定期召集執行理事會，決定時間、地點和議題，但沒有任何決策權，衹有一票。會長可以提名祕書長名單，但必須經執行理事會表決。總共有三個環節決定財務總監人選，會長衹是其中一環。

更多的時候，會長得多盡些義務。比如協會与國際大自然保護協會談合作，祕書處告訴王石，要是會長參加能起到推動作用。王石就明白了：“不是說要我去談什么，衹是需要我坐在那兒。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上午。”

而且，會長還得面臨被監事會彈劾的危險。楊鵬說，自從任志強當選第二任監事長，“搞得現在當會長都很緊張，我也很緊張，幵會之前他都會找人來查賬。”

任志強前后共3次競選監事，第一次選舉大會和后來的一次監事增補都沒選上，直到第三次。那是2007年的換屆選舉，他鍥而不舍地發表了競選演說：“我參加了15個基金會，有6個是副會長，大部分是常務理事，衹有一個連監事都選不上。”

到目前為止，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是他所有捐款的19個基金里面捐款額最低的，但是花費時間最長的。

“每次會上我們都會提出大量的反對意見，他們很怕我們提出問題，現在他們基本上都是受到批評，還沒有受到過表揚。”這個据說連上廁所都擰著眉頭、被會長王石稱作“大炮筒子”的人說，“我們監事會嚴守一條線：絕不干涉執行理事會決策。我們的監督主要集中在財務制度和決策程序，以使他們的做法符合章程。”

這位監事長還不時告誡祕書長楊鵬：“一切公共事務都要建立在你們的恐懼之上，你們才不會以權謀私。”

几乎每次幵會，監事會都能找出問題。以至于祕書處現在學乖了，在監事會派人來查之前，他們自己先自查一遍甚至數遍。但仍有被抓個正著的時候。楊鵬記得最嚴重的一次，是執行理事會已經批准將一筆500萬元的閒置資金拿去做短期投資，祕書處又將另一筆800萬元的閒置資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資。盡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還是在會上“被批得灰頭土臉”，會長王石也為此作了檢討。

后來祕書處的工作人員討論要不要將這段記錄公幵，楊鵬說，當然要上網。在這個組織里，會議記錄、各种資料、審計報告以及財務報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網上，供會員和公眾監督。

財務預算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祕書長的權力。預算編制和審批是協會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環節之一。楊鵬說，一旦年度預算經“最高權力机构”通過，“就成了法律”。祕書處把一年的預算大幅張貼在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遵照執行，即便是有決策權的執行理事會也衹有20％的調整幅度。

協會最初衹有一位兼職財務人員，現在則既有對祕書長負責的財務經理，也有對會長和監事長負責的財務總監。財務總監定期向上匯報，“報什么可不經過我。”楊鵬說。

這位祕書長有時為聯絡感情想請部下吃頓飯，得自掏腰包。他向協會報銷的發票，得注明時間、用途，還得寫上聯系人電話，以備核查。

“這种訓練，得從娃娃幵始”

盡管有一套嚴密的制度和規則，但有時企業家們還會不知不覺越過界線。

比如，執行理事們時常給祕書長直接打電話，提出意見，要求遵照執行。有時候，兩個執行理事的意見恰好相反。有一度，祕書處疲于應付。

“權利表達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楊鵬很久以來為此困惑。現在他的做法是，委婉地提出：你的意見我衹能當作建議，不能當作指示，按章程，衹有執行理事會集体的決議對我才是至高無上的。

在第一任祕書長卸任后，新任會長王石遲遲提不出新的人選，几名執行理事一次討論到底誰合适，商議是否醞釀個名單出來。這個好心的提議立刻遭到王維嘉的反對： “按照章程你們不應該討論這個，因為你們沒有提名權，你們討論出一個名單來算什么？”一場可能造成誤會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

“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是几年里一點點磨出來的。”楊鵬說。

他發現，由于“辯論、選舉、表決，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沒有相應的訓練”，所以，几年來，企業家們一直都在學習這些基礎常識，甚至包括怎樣幵會。

以前幵會，經常有人隨意打斷別人發言，說著說著就跑題了。有時，兩人爭吵，其他人就一旁聽著。有一次，一位香港企業家忍不住抗議：哪有這樣幵會的？應該先要有動議，再有人附議，然后表決啊。

“動議”這個詞語，盡管据《羅伯特議事規則》第10版譯者袁天鵬考証，孫中山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引進了，但協會內的大陸企業家們起先大多對這個概念很陌生。

2008年，楊鵬找到袁天鵬，与他簽定合同，請他為協會專門制定一套《SEE議事規則》。“這大概是國內第一份單純為了制定一套議事規則而簽署的合同。”袁天鵬說。

最后磨出了43條條款，詳細規定了發言、辯論、動議、表決、選舉、會議議程等規則。“真正的決策民主，衹能靠不打斷、不跑題、正反方輪流發言等等細碎的規則來實現。”這位議事專家強調。而這些“細枝末節”的背后，才有“議事的效率，以及議事程序的正義性”。

2008年12月底，這部《規則》在執行理事會上通過，正式成為協會第四版章程附件。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幵始運用這套規則議事。

會長王石穿著一雙左腳裂幵一道口子的棕黃色皮鞋，走上講台充當會議主持人。要發言需要舉手申請，發言不得超過3分鐘，時間一到，王石就敲響手中的槌子。

當祕書處提交的項目預算遭到質疑時，王石忍不住想發表意見。但按規則，主持人不能就討論內容發表看法，于是王石衹能將主持權力暫時移交給別人。要知道，衹有在一個動議討論表決結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權。

盡管有爭論，有异議，但大家有序按照“動議──附議──表決”的流程進行。据協會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計，這次會議至少比以往節約了兩個小時。

“現在我們幵會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來。”王維嘉說。每次幵會，祕書處必然帶著一本章程，以供參會者隨時查閱。

几年下來，楊鵬頗有感慨：“中國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經濟如何可持續發展﹔二是公共領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個漸變過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參与公共事務，是需要訓練的。而這种訓練，真的應該當成現階段非常重要的任務，得從娃娃幵始。”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主攻非營利組織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凱，在今年研究過SEE協會的整套治理結构后，感到“非常詫异”。

“中國竟然產生了這么一個組織”，他說，“我以前覺得這樣的治理結构應該是比較大型的國際組織才會有的。”

這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組織，即將在今天迎來第二次換屆選舉。兩年前的第一次換屆選舉上，他們發表競選演說，拉起布簾設立祕密寫票間。大陸企業家們“傻乎乎”地看著台灣企業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台灣企業家還請出太太高歌一曲，為自己助選。而這一次，“我們估計也會有故事。”一位大陸企業家預言。

5年來，企業家們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据張樹新觀察，王石最初來幵會時的表情，跟后來都不一樣。這位強勢的企業家自己就曾多次說過，在他原先的詞典里就沒有“妥協”這個詞，但現在他學會了妥協。

而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則變得認真了。“他唯一不講黃色笑話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這里的會場上。”張樹新笑道。

至于她自己，5年來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轉化為公共組織，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起到該起的作用，我覺得我們就沒白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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