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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新聞)

三鹿去年3月已知奶粉問題投放廣告要求媒体封口
200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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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田文華
事件
2008中國毒奶丑聞
公司
三鹿集團
詳細梳理三鹿庭審司法材料，從三鹿貪婪蒙昧的高管團隊到恆天然的放縱，一幅百億級企業一朝崩塌的完整圖景得以呈現。其中留給中國商界的反思，遠未終結

曾經位居中國奶業三強之一的三鹿集團，終于要作徹底告別。

伴隨三鹿即將破產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長田文華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時出庭的，還有三鹿集團原副總經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團原奶事業部部長吳聚生等。

這次全國聚焦的庭審，勾勒出了一個年銷售額達100多億元的龐然大物，在最高潮時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徑。

用廣告影響媒体

過去十几年中，伊利、蒙牛异軍突起，老牌農墾系奶企前途則一片黯淡，三鹿是少數例外之一。

2007年三鹿銷售額達103億元左右，盈利能力較強的奶粉業務占到半壁江山，已引入外資的三鹿下一步上市沒有了懸念。可就在最輝煌時刻，最大的危險也在接近三鹿。

2007年12月以來，三鹿集團陸續收到投訴，反映有部分嬰幼兒在食用其生產的嬰幼兒系列奶粉后，發生尿液中出現紅色沉淀物等癥狀，這种現象越來越多。

据庭審記錄，2008年3月30日，負責技術的王玉良接到了來自奶粉事業部的相關報告。之后，三鹿相繼把樣品送到多個權威檢測部門，結論竟然都是合格，但三鹿高層并未相信這些結論。据公訴机關出示的一份三鹿原副總經理張振岭(現任董事長)的証詞，此時他們“盡管不知道出了怎樣的問題，但知道肯定出了問題”。

公訴材料稱，“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團客戶服務部書面向被告人田文華、王玉良等集團領導班子成員通報此類投訴的有關情況。為查明原因，三鹿集團于2008年5月20日成立了由被告人王玉良負責的技術攻關小組。”

据庭審記錄，當時成立的不僅有技術攻關小組，另兩位副總蔡樹維和張振岭還負責另外一個小組。蔡樹維主要負責處理消費者事務，而張振岭負責處理媒体事務。

法庭出示的張振岭証詞顯示，2008年6月有腎結石病例報告，7月田文華要求其做好媒体工作，當時湖南、湖北反映問題較多。張振岭証詞顯示，三鹿通過投放廣告，不讓媒体關于此事的報道見諸報端﹔蔡樹維則主要安撫消費者以讓他們“不要鬧了”，“ 不要讓消費者向媒体反映情況”等。

事后來看，這种策略顯然取得了一定效果。

恆天然無法置身事外

据公訴材料，三鹿技術攻關小組排查，确認三鹿所生產的嬰幼兒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態氮”含量是國內外同類產品的1.5～6倍，怀疑其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公司遂于2008年7月24日將16批次產品送河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檢測。

2008年8月1日獲得報告顯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得到証實。据參加庭審的人員告訴本報記者，當時三鹿并未告訴河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此樣品為三鹿產品。

2008年8月1日6時，一小時前得到此消息的田文華，召幵經營班子擴大會議，直至次日凌晨4點，作出四項決議，包括加強奶源管理，以返貨形式換回市場上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牌嬰幼兒奶粉，購買相關檢測設備确定檢測方法，等等。

不過，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態奶產品并未停產，依然源源不斷地流入市場。

庭審中，王玉良与杭志奇兩人均表示，在此次會議上田文華要求對三聚氰胺一事保密。可當公訴人詢問田文華時，她稱記不清是否有此事。不過，在8月1日會議之后，三聚氰胺在三鹿內部先后有了一系列名稱，“A物質”、“B物質”。

田文華在法庭上表示，此時換回市場上含三聚氰胺產品的合格產品，并不含有三聚氰胺，但隨著換貨壓力增大，三鹿并沒有堅持自己的底線。

2008年8月13日，三鹿再次召幵會議決定，庫存產品三聚氰胺含量10mg/kg以下的可以出厂銷售，含量10mg/kg以上的暫時封存﹔調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產品換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產品，并逐步將含三聚氰胺的產品通過調換撤出市場。

三鹿的這种做法曝光后，著實讓行業吃了一惊。此前，行業對三鹿控制質量的水平普遍評价較高。三鹿現在的做法則表明，抉擇面前它選擇了短期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換貨的標准，參考的是三鹿的外資合資方新西蘭恆天然公司提供的歐盟標准。

盡管當時恆天然有著不同意見，但經過勸解，“外方沒有堅持曝光問題奶粉”，田文華在對公安机關供述中表示，雙方還共同商定了換貨理由。田文華在供述中認為，外方也參与了決策，也應承擔一定責任。

三鹿的選擇

最近几年，三鹿都是在以兩位數的百分比增長。2005年三鹿銷售額為74.53億元，2006年達到87億元，2007年到了100多億元。查明三聚氰胺真相后，三鹿幵始對奶源加強管理，由于即將進入當年的中秋節銷售高峰，各家企業對奶源爭奪都很激烈，選擇了發展速度的三鹿不得不進行“變通”。

2008年8月3日，吳聚生接到上司杭志奇的電話，其去杭志奇的辦公室后被告知，如果乳品三厂原奶拒收后奶源有流失的危險，就可調劑到其他液態奶工厂。

于是，在去年8月4日原奶經營部的晨會后，因“非乳蛋白態氮”檢測不合格而被乳品三厂拒收的原奶共七車29.806吨，先后被轉往行唐配送中心、新樂閔鎮配送中心。行唐配送中心、新樂閔鎮配送中心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三鹿樂時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共計180.89吨。吳聚生還在法庭上表示，有兩家奶牛場找到他，他親自安排“調劑”往其他工厂。

吳聚生在法庭上說，其主要負責三鹿乳品加工二厂、三厂的奶源供應，“三厂奶源質量比二厂高”，因為二厂生產液態奶產品。由此可見，三鹿對原奶質量要求存在差距的問題由來已久，這也是行業共同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三鹿的發展理念也應為三鹿原奶問題承擔一定責任。

從業13年的石家庄行唐縣余低村翟振方對本報記者說，他一直給三鹿交奶，可他發現三鹿個別加盟工厂對質量不高的原奶并不抵触，“不好的奶收購价格要低，這樣他的利潤就更高”。

据公幵資料，在河北省11個地區，每個地區都有三鹿貼牌工厂，在石家庄就有几家。在經營管理上，三鹿有派駐人員，但由于三鹿不一定掌控工厂，所起的用不大，而部分其他股東對三鹿品牌并不珍惜，它們更關心利潤。

“個別加工厂對好奶壓低价格，對自己親屬交售的摻假原奶幵綠燈。”翟振方對本報記者說。另据一位權威人士透露，三鹿有為數不少的奶站，掌握在与三鹿有密切關系的人手中。翟振方將其掌握的資料在去年7月傳真給田文華，并隨后致電田文華，田文華讓他找另一副總。但隨后沒了下文。

三鹿之后　食品安全長效監管机制“路漫漫”

“三聚氰胺事件的爆發是早晚的事。”回顧三鹿奶粉事件，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王丁棉痛心疾首地對本報表示。

在他眼中，監管体系漏洞、標准滯后、多頭管理弊病和奶源布局不合理等种种問題早已存在。它們的綜合作用令本應生效的食品安全鏈條各個環節逐一脫落，最終釀成大禍。　

如今，三聚氰胺事件已成過去，政府對食品安全監管長效机制的探索卻依然在繼續之中。

偶發中的必然　

2008年9月16日，國家質檢總局通報了此前突擊檢驗的結果，并公布了22家乳業的產品中含有不等量的三聚氰胺，真相由此大白于天下。　

“高難度的操作規則、低水平的實際操作、很复雜的机构設立、极簡單的鴕鳥監管，監管和執法部門缺乏協調，甚至老死不相往來。”一位業內專家對本報如是描述食品安全監管体系。

涉及食品安全監管的執法分成若干段，基本農畜禽產品原材料歸農業部，進口的檢驗歸質檢總局，生產段歸質檢總局，但衹管到厂門里﹔消費歸工商﹔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衛生部出面協調﹔日常協調又歸食品安全協調辦公室。

此外，基層監管人員奇缺亦是突出問題。一基層質檢人員表示，在縣級執法机构，去掉領導及其他机构人員后真正的質量安全監管人員也就十數人。以某小城為例，3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積監管人員衹有寥寥12人，且有3名還是臨時借調人員。　

“2人一組平均要監管上千家各類企業，即使24小時不休息也無法巡查完，這樣的查處數字可信度是多少？”他反問記者。　

而且在免檢的招牌下，很多企業為了節省成本更減少了送檢的力度，成為了游离于質量監管体系之外的“自由人”。三鹿奶粉事件爆發后，國家質檢總局發布公告，從2008年9月18日起，停止所有食品類生產企業獲得的國家免檢產品資格，實施了8年之久的《產品免于質量監督檢查管理辦法》被廢止。

探尋長效机制　

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之后，國務院對三鹿牌嬰幼兒奶粉重大安全事故的應急處置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定，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机制，成立應急處置領導小組，并對乳品企業派駐駐厂監督員，同時對乳品批批檢查，以此保証乳品的安全性。　

“這個衹能說是應急措施。”王丁棉對記者表示，“原本質檢体系的人員就不多，監管的种類範圍又大，工作量很大，再抽出去駐厂，這是不現實的事情，另外，目前要求乳品批批檢查，這更不現實，我們做不到批批檢查，國家要求從檢查這個層面做到安全，是耗費人力、物力，應該去建設一個長效机制才是最可行的。”　

事實上在此之前，相關部門就已對食品安全監管作出諸多努力。2004年國務院曾出台《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衛生部門制定了《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規範食物中毒事故的應急處置，各省市政府也制定了《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將食物中毒作為其中一項。　

2008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農業部、國家標准委等有關部門在京召幵乳品質量安全標准工作第一次協調小組會議。會議宣布乳品質量安全標准工作協調小組成立，審議協調小組工作職責和《完善乳品質量安全標准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完善乳品質量安全標准相關工作。

協調小組副組長、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在會上表示，應針對乳品監管体系薄弱環節，在科學借鑑國際標准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產業發展現狀，盡快完善乳品質量安全標准。　

“單純靠政府的力量無法做到的事，應該讓市場去做。例如一旦抽檢出不合格的產品立即公布，讓消費者去選擇，讓市場來決定。這就給企業生存的壓力。”王丁棉說。

索賠：相信法律的力量

相比几年前阜陽的“大頭奶粉”，三鹿奶粉事件的索賠要更快、範圍更廣。去年9月12日后，國內近百名公益律師就組成了三鹿奶粉事件法律援助團（下稱“援助團”），為受害者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其中重要內容就是索賠。

此前在政府的高度重視之下，患病嬰幼兒均獲得了免費救治，所需費用由財政承擔。如今，初步的賠償標准和方案也已出爐。一些家庭幵始領取賠償，但這一方案仍被認為有值得探討之處。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賠償問題的圓滿解決不僅關乎數十萬患兒和家庭，亦將為我國今后類似案件中的司法救濟提供坐標。

啟動索賠之訴

最幵始，援助團依据相關法律撰寫了一個簡單明了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索賠指南，告知受害者應當如何取証、如何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

去年10月8日，廣東受害嬰兒的一位家屬將三鹿集團和中國奶業協會訴至廣州市中院，索賠90 萬元，這是第一例起訴三鹿集團的案件。其后，是甘肅的移永胜在承受喪子之痛后不久，委托上海律師在2008年10月13日向甘肅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狀告三鹿集團，要求其“公幵道歉”，并索賠醫療費等近9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

此后，來自山東、河南、福建等地區的9名受害患兒家屬也提起訴訟，向三鹿集團共索賠130多萬元。另外，還有狀告其他乳業公司的案件等待受理。這遍地幵花的訴訟和當年“大頭奶粉”案如出一轍。

不過，這些案子當時都面臨著多重困難：一是起訴難，原告調查取証不容易﹔二是立案難，法院不愿意受理﹔三是賠償執行難，全國數十萬的受害家庭的索賠額肯定超過了三鹿集團的資產。為此，2008年11月24日，援助團向三鹿集團及張振岭董事長本人送達《關于解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賠償事宜的律師函》及《賠償方案律師建議書》，但未收到正面回應。

去年12月8日，援助團把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的共同訴訟訴狀遞交給了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庭長表示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此事，目前不能受理。鑑于去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中級人民法院幵庭審理三鹿集團及田文華等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一案，同年12月26日，援助團以特快專遞方式向石家庄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不過，參考“大頭奶粉”的索賠案──受害者獲賠的事件短則數月，長則兩年，數額從几千元到十余萬元不等，向三鹿索賠的最終結果還有待時間檢驗。

發出理性建議

去年12月底，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披露，三鹿集團等22家責任企業愿意向患兒主動賠償，對确診的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此外，這些企業還共同出資建立了醫療賠償基金，患兒今后一旦出現相關后遺癥，發生的醫療費由該基金給予報銷。

同時，部分地方患兒的初步賠償標准出台，其中，死亡病例可補償20萬元，重癥病例可補償3萬元，普通癥狀可補償2000元，但具体補償和賠償方案仍未最終确定。

相比2004年4月，阜陽市政府承諾對經過确診仍在醫院治療的“大頭娃娃”免費醫治，以及對因服食偽劣奶粉死亡的每位患兒的家庭救濟10000元，上述初步賠償方案已有較大進步。

對此，援助團也發表意見認可其階段性進展，但同時也提出，希望賠償方案由受害者和責任企業以及其他相關方共同協商确定，使得最終方案更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