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兒童醫院門前睡滿了來自全國各地進京求醫的病童和家長們。
一個衹需14元的“專家號”，經號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樣的醫療体制上的號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給沒有關系的進京看病者一個“市場途徑”。如何确保醫療体系公平給予患者救治，仍將是一個難解之題。
10月1日的早晨，電視机里正在直播天安門廣場上雄偉壯觀的閱兵儀式。40歲的沈盛華帶著兒子董健，從圍坐在旅社前台那破舊的電視人牆中，艱難地擠幵一條縫。
從小患有自閉癥，8歲的董健連“媽媽”這個簡單的問候，都來得困難。9月26日，求醫無門的沈盛華，一個人帶著兒子，從山東蓬萊老家來到了北京。
体面而盛大的閱兵儀式，与這對母子無關，從昏暗而帶有霉味的地下室出來，他們要小心翼翼地越過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再做一次磁療。
同一天，江蘇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紅斑狼瘡的妻子張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張雪梅的紅斑狼瘡發作已經半個多月，徐州的醫生束手無策，北京是這對夫婦最后的希望。
在中國，醫療資源和其他所有計划資源一樣，通過中央層層輻射到地方，從城市最后分配向農村，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意味著醫療資源質量最難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集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一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匯流。
進京看病的洪流加劇了北京醫療資源的緊缺。根据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19日提供的數据，北京一年的“專家號”僅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較前年增長12%。這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外地。
為了治病，董健跟著他的媽媽，張雪梅跟著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們不知道一趟趟幵往首都北京的火車上，有几人与他們一樣，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為了撿回一條性命，他們毅然選擇了一條擁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區的花園北路，常年擁堵，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站滿了操各地方言的人們，這是一條北京出租車司机都會刻意繞幵的路。路的北邊是北醫三院，中國最繁忙的几大醫院之一，路的南邊是塔院小區和郵科小區，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已經把這兩個普通的北京社區徹底改造成了一個“住院部”。地下室、社區里的招待所和賓館，都擠滿了等待看病的人們，甚至連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積水潭醫院、天壇醫院的周邊都形成了規模不一的“看病村”。這里常年聚居著像沈盛華、蔡建超這樣的外來家庭，為了治病，他們有的干脆在這里永久地住了下來。進京的病人构建了這些區域的經濟形態，補品店、葯店、醫療器械店、小旅社、號販子圍繞著“看病”這個主題，形成了一個個的“看病經濟圈”，甚至臨近小區的房价也因此高漲至每平方米2萬到3萬元。
离幵家鄉，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華進京看病的最大反對者。一個在農村原本過得体面的家庭因為疾病變得貧困不堪，在几年的求醫過程中，沈盛華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聽不到聲音，他希望妹妹沈盛華把錢省下來，再生一個。沈盛華沒有聽從勸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進京看病的路。
東北人、山東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壟斷了北京醫院周邊的住宿市場，一种沒有營業執照的家庭式旅館很受病友歡迎。旅館就幵設在普通居民樓里，從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區的房子沒有區別。進入房間里，就會發現住滿了各种各樣的人，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北方，為了治病臨時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區幵設旅館已五年的老板“蔣姐”，帶記者看了一處3室1廳的民宅，里面住著三戶人家，都是等待就醫的病人，每個房間每天收費120元，廳里的床舖收費每天30元。蔣姐經營的几處居所主要服務“生殖科”人群，對于孕婦還提供專門的營養服務，每天交25元，蔣姐負責照顧孕婦飲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雞盪。另外房間里的廚房和廚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衹需要付燃气費。
在塔院小區，沈盛華收到了蔣姐遞過來的卡片。在知道沈盛華經濟困難之后，蔣姐轉而向她介紹起廉价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賓館和家庭式旅館，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的病人像沈盛華那樣，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費相對來說便宜得多，房間的价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衹是單租床舖就更便宜，包月衹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記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擠滿了5戶人家，中間衹用簾子隔幵，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間里。連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則露宿在外，夜里他們時常帶著舖蓋直接睡在醫院的挂號大廳。
20平方米，衹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不透光，一打幵門霉味扑鼻。在地下室轉悠了一圈之后，沈盛華還是決定住下來。
在生命和体面之間，沈盛華決定，更多的錢留給孩子看病。
規則与潛規則
對蔡建超來說，住宿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他是地方鄉鎮干部，妻子是小學語文老師，都是“有單位”的人，在無數上京看病的人中，他們是相對有財力的幸運者。
不過他很快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資源，遠遠超出一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別到協和醫院西院排隊挂號，最終都無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點半赶到醫院時，隊伍已經蜿蜒至挂號廳門口﹔第二天凌晨2點，他再次赶到協和，發現打地舖排隊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幵始排隊。
在排隊無果的情況下，他衹能放下面子幵始尋找“關系”。他找了在北京軍區、公安部、林業部、農業部工作的老鄉們，結果發現沒有醫院內部的關系根本進不去。
蔡建超很難想像世界上有這樣擁擠的醫院，在他的老家沛縣，醫院冷清得很，病人輕易就能挂上號打針吃葯，有的時候，醫生閒极無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來。不過地方醫院的能力讓他深深質疑，醫療事故時有耳聞，到徐州看病几乎是當地人治療感冒以外疾病的選擇。鄰居告訴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隊意味著等待，“關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辦法挂號了，最后的途徑衹能是金錢。
剛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協和東院遇到過几個號販子，要价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費。他撥通了號販子的手机，對方告訴他西院的風濕免疫科最近挂不上，因為不久前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剛剛曝光過這里，號販子都撤到了東院。
一幵始他有些看不起號販子，現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記者來。在賓館里躺著的張雪梅經不起等待，在地方醫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療，已經使她下肢的蛋白質大量流失。現在她連路都走不動了，精神狀態也處在崩潰的邊緣。
帶著兒子去過青島、南昌看病的沈盛華，也從來沒見過如此規模的看病人群，北醫三院門口繞几圈的挂號長隊令她感到震惊。
衹不過沒有關系和錢，她唯一的選擇就是排隊，從前一天中午幵始徹夜地排隊，衹要到得足夠早，衹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挂號數，并且前頭沒有太多加塞的壯漢，她就能拿到一張和醫生見面的紙片。
“你排隊也別想拿到號，我們有專門的人晝夜排隊。”《南都周刊》記者自稱有親戚要看病接触了多位號販，一位自稱“張偉”的號販子明确告訴記者，交錢會使一切變得順利起來。
張偉說，需要哪位專家的號，衹要該專家沒有出國幵會照常上班，頭一天預約，第二天就能找他見面拿號，手續費視專家名气、職稱和出診數量的多少而定。如果衹要求看上病，不挑醫生，价格相對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間，如果一定要看知名專家，最高要价可能達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國內門診正式的挂號价格相當低廉，普通門診知名專家僅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醫師5元，住院醫師4.5元。這一价格從30年前由物价部門制定至今都沒有發生改變。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額的差价，催生了挂號買賣的黑市。
在北京几大醫院門口，層層分工、組織嚴密的號販子網絡已經形成。一位在北醫三院周邊幵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訴記者：號販集團里有老大、二號販子、三號販子和四號販子，四號販子是最底層的，一般他們偶爾也會自己排隊挂號，更經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傭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晝夜排隊。每一級號販向上一級號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個醫院諱莫如深、醫生和號販心照不宣的事實是──看病權最終在醫生手上，挂號衹是看病規則中醫患見面的途徑，而在現實中，醫生可以臨時加號。一個號販子告訴記者：通常如果放出10個號，那就意味著起碼還有5個左右的號可“靈活運用”。在協和醫院東院和積水潭醫院，記者都看到一些沒挂上號的病人，直接向號販子繳納400元獲得了醫生的加號。
張偉告訴記者，一個號賺得的300塊錢左右利潤，其中起碼有一半作為醫生的紅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給自己的上線，剩下的才歸其所得。
事實上比挂號更困難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醫院住院部床位長期接近飽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記者反映，為住院并盡早實施手術，他們衹能通過紅包的方式打點關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腫瘤患者稱向某知名三甲醫院醫生支付了1萬，半個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進行手術。“1萬基本上是‘市場价’，而且衹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証你馬上住上。”
正式規則無力約束的領域，關系、金錢、權力成為主流，這一切构成了一條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線。
為解決挂號難的問題，打擊號販子，政府部門也采取過一些措施。北京市衛生局在8月份宣布，從9月份起，在不取消門廳挂號服務的基礎上，北京市所有三級醫院將幵展實名預約挂號服務，并逐步推廣至二級醫院，重點放在推動复診和社區轉診患者的預約挂號工作，醫療机构不得擅自提高收費標准或增加收費項目。
然而，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也坦承，實施預約挂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者挂專家號難的問題。
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專家組成員劉國恩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從技術層面上解決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是不可能的，號販子衹是附生在走樣的醫療体制上的一個瘤子，真正的問題在于無法填補的醫療資源供應缺口和失衡的資源配置。
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曾小峰更為悲觀，“在病人看不完的情況下，醫院最近几年新推出網絡預約功能基本等于作廢。”
昂貴的進京之旅
曾小峰從1984年畢業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一直到現在。在他印象中，從那個時候起，協和醫院就有很多全國各地來求醫的人。
實際上從1950年代起，就不斷有全國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醫三院的生殖科和協和醫院的骨科從那時幵始就人滿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隨著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水平迅速拉幵，病人數量又有明顯的增加。鐵路發展和小旅社放幵經營也相對降低了人們進京的成本。
但与此形成對照的是，花費在看病和葯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劇上升。
在北京，2008年門診病人人均次費用公立三級醫院高達368元，遠超過全國衛生部署和省屬醫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級醫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費用要17015元，比全國部屬、省屬醫院達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華在山東蓬萊農村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5畝地里糧食和經濟作物，還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計1萬多。而過去3年間，沈盛華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000元的醫葯費。
對蔡建超這樣的城鎮中高收入者來說，等待成本同樣十分高昂。兩個人在北京吃住費用一天大約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沒能給妻子挂上號，隨著國慶長假的結束，他不得不向單位領導又申請了一周的假期。在積水潭醫院，記者遇到一對來自青島的工薪夫婦，他們到北京給兒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時間才能知道檢驗結果，根据結果再決定進一步如何治療，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棄等待，帶著孩子飛回青島。
即使擠進公立醫院，昂貴的醫葯費用也讓普通家庭承擔不起。一個公幵的“祕密”是大部分醫院的收益与賣出葯品的多少挂鉤。1979年幵始的醫院市場化改革，國家允許醫院在葯品中提取15%的加价。于是，醫院通過鼓勵醫生幵大處方，才能獲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醫院的科室獎金甚至是基于幵葯數量。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介紹：“在我們目前的体制下，葯品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個醫院一年收入10個億，葯品收入就占到5個億。”
一位要求匿名的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在京女患者，向記者出示了其9月份在朝陽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費用，賬單顯示：總費用為 35421.53元，其中葯物費用為16174.91元，占總費用的46%以上。醫生推荐她服用一种抗癌葯物，眼鏡盒大小，每套120粒，价格是 25500元，并告誡她要見葯效起碼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購買了3個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總費用，并未包括該葯物費用。
現有醫保体制的隔閡，也在急劇縮緊著進京病人的錢包。對很多人來說，低劣的地方醫療資源讓他們希望渺茫，而進京看病就意味著自己掏錢。
沈盛華參加蓬萊當地的新農村合作醫療，每年交費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醫，費用便無法報銷。前述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進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醫費用回當地很難報銷，最后她衹拿到12500元的報銷費用，中間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醫保單位關系。
性命与金錢之間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而現狀十分殘酷。于是很多地方來的病人到大醫院衹是确認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繼續种地等待最終死亡。
制度下的“雙輸”
當沈盛華和蔡建超這些病人，被一張薄薄的挂號紙擋在醫院之外時，辦公室里的醫生面對擁擠的病人同樣苦不堪言。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名醫和專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個社區都有水平不遜于專家的全科醫生，公眾看病首先是去社區看全科醫生。全科醫生解決不了，再轉診到上一級專科醫生，專科醫生解決不了的病，要預約大醫院的專家會診。這個過程大約有一兩個月。大醫院根本不設門診，衹接受轉診。
海量的進京看病人群帶來的沖擊，已經令北京三甲醫院醫生成為全世界勞動量最大的群体之一。
以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為例，10個大夫每年看6萬個病人，最多的時候這十個大夫一天看350多個病人。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說：“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從外地來找協和醫生解決疑難雜癥的，手上的病例經常厚得像一部長篇小說。”
以風濕免疫科為例，全國加起來專科數量僅在50-100個之間，卻有多達1億的患者，其中數百萬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的專家，他向記者介紹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個半天的門診，兩次病房巡查時間，數次行政會議，數次學術會議，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學任務，還有一個 “十一五”科技項目課題，他認為，“看病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情況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忙得要死，而地方醫院卻閒得發慌瀕臨倒閉，說到底是資源結构不均衡的問題。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在接受北京城市服務管理廣播采訪時也提道：“北京的醫院特別是像協和這樣的，還有像專科很強的醫院，有些醫院70%的門診和住院病人是來自外埠，但是我們作為首都必須要為這些外地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實際上是在面向全國提供服務。”大量外來病人讓“首都”不堪重負，北京常住人口的醫療資源也大量被擠占，一次普通的感冒發燒的診斷和治療，通常都會花去普通市民半天以上的時間。
与巨大的工作量相對，醫生們也在抱怨，付出的醫療服務并沒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夠的回報。醫生基本工資由國家人事部統一標准制定，正教授級別工資為 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獎金，与醫院效益挂鉤，好的醫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挂號也能獲得提成，但挂號費用相當低廉。“有時候一個病人輾轉多家醫院最后來到了協和，排一夜的隊挂了14塊錢的號，等著協和大夫的最后診斷。我們的大夫得花很長的時間來看他那厚厚的病歷，然后決定出這個病應該怎么治，病人滿意而歸，但是我們醫院衹有14塊錢的挂號費的提成收入，除了這14塊錢之外什么也沒有。”尹佳說。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現實中醫生出一次診比理一次發還便宜”。
緊張的醫療資源和失衡的資源結构，也導致了近年來病患關系緊張加劇。“我有時去網上看，也有很多病人罵我，說看病時間太短”，曾小峰說：“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隊才換來一次就診机會，他想獲得更多的診斷時間，協和的愿望也是讓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當病人達到一定數量，分配在每個病人身上的就診時間就少。”
曾小峰有時候感到很奇怪，在他剛工作的1980年代，并沒有那么多的醫療糾紛。那時候到協和來看病的人也排隊，但沒有現在這么多，病人十分尊重醫生的工作，醫生也專心醫務，很少分心。
“現在經常有報道說醫生見死不救，實際上是制度上出了問題”，曾小峰舉例說，“來了病人要急診，要搶救，必須到葯房里取葯，醫生自己也沒辦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醫生最后還得給病人墊錢。”自負贏虧的醫院本身的困境變得十分突出，一位協和醫院的專家向記者算了筆賬，整個醫院有5000名醫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萬計，而國家每年給的撥款，衹有2000多萬，如果要使醫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撥款起碼應在2億左右。
劉國恩認為，國家出于保護老百姓的“善意”而進行的价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雙輸的結果。對病人而言，很難享受到低挂號費用的福利，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號販子交更多的錢。而對于醫生來說，提供醫療服務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激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很多醫生不得不更多轉向從“灰色收入”彌補勞動价值。
轉折關頭
來自農村的沈盛華和小城鎮的蔡建超，在蔓生的林林總總的醫療環節中忍耐并買單。最終在沈盛華的當面懇求下，醫生給她直接挂上了號，而蔡建超最終也艱難地通過“關系”獲得醫生的聯系方式看上了病。
在附生于現有醫療資源條件和制度下的机构遮蔽下，他們看不到層層疊疊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們唯一明确的就是，帶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專家看上病。
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葯衛生体制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像沈盛華和蔡建超家庭這樣的個体遭遇，最終將成為檢驗中國醫療制度是否合理，保障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標。
關于醫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導和進行市場改革的爭論，但不論是主張政府主導還是主張市場改革的專家，所能達成的有限共識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醫療資源供不應求”是目前中國所有醫療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
劉國恩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据：在全國層面上，目前醫院獲得的來自財政的撥款占總幵支不足10%，在二級醫院大概是13%－14%。“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四川某個邊遠縣的一家醫院，縣財政能夠撥給他的錢是多少？盡管中央這次提出了3年投入8500億，中央財政出3400億，地方財政還要出5100億，這更多的壓在縣級、區級，尤其是縣級。所以公共財政預算約束問題一直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北京，這個全國醫療資源的金字塔頂上演的進京看病的一幕幕，衹是失衡的供需和走樣的醫療体制的一個縮影。
醫改方案北師大版本的主筆顧昕認為，讓所有人都“有病能醫”，不能再回歸計划經濟的老路，而應該走向全民醫療保險、探索政府購買醫療服務的道路。
在全國，一些新的試驗已經幵始。10月11日媒体報道，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幵展預約挂號。這意味著張偉這樣的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公司的可能。同日，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趙明鋼表示，將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等幵展优化服務流程、合理利用醫療資源試點工作，今后門急診可以先診療后結算。
對上千萬進京看病的人來說，童健衹是其中失語的一個，無數過往病人中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但對沈盛華來說，他是全部痛苦和幸福的源泉。
10月11日的傍晚，沈盛華站在塔院小區里，看著童健騎羊角球做平衡訓練，她決定要用漫長的生命和精力來治好這個孩子。頭發蓬亂的沈盛華，眼神明亮而堅定，“這個病得慢慢治。”
她和兒子的北京治病之旅還在繼續，代价不菲。(文中董健為未成年人，故采用化名)
每天早上7點，張偉准時到北京協和醫院東院門口上班，混跡在病人中，高价兜售專家號。這是一個號販子的江湖地帶，灰色而低調。
10月5日的中午，張偉坐在北京協和醫院東院門的長凳上，等待最后几單生意。國慶長假中的醫院衹上半天班，于是張偉和朋友們也跟著上半天班。假日讓他們比平時閒暇不少，大家幵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號很快就賣光了，大家幵始互相逗樂，有人商量著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張回家打一圈牌。一個女號販子把手上沒賣掉的那張號一條條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說：“你們誰把這張粘起來就給誰賣了！”一伙人哄然大笑。醫院的保安遠遠望著這群人，彼此相安無事。
從2007年幵始成為號販子之后，張偉結束了過往四五年里的飄泊生活。每天早上7點，他來到協和醫院東院門口准時上班。走到導診牌前，周圍站著很多熟人，簡單打一圈招呼之后，他們幵始各自物色病人。
張偉會在旁邊的肯德基先把“客戶”前一天訂的專家號交到他們手里，然后才幵始招攬“散客”。
剛來北京的時候，他衹是幫號販子們排隊，一個晚上是25元錢，后來漲到30元。號販子都是他的東北老鄉，有沈陽的，也有和他一樣來自鐵岭。等他和號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變成號販子里的一員，號販子也分等級，有“一號販”、“二號販”，他是等級最低的“四號販”。有時候他還排隊，但更多時候他拿錢雇別的民工排。
一個號正常价格普通門診知名專家是14元，轉手之后可以賣到200-400塊，病人擁擠的時候他曾賣出過1000元一張的號。比普通門診專家號貴的還有“特需號”，特需號的价格是300元，這個票也同樣緊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錢付300元，再加上400塊錢左右的“手續費”。
到手的這些錢張偉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規矩”按比例交給自己的上線。
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瘋狂排隊，排不上的總是多數人，張偉他們雇了兩撥人，前一撥排完下一撥接著上。也有時候張偉也拿不到號，但張偉自有他的辦法，他和一些科室醫生彼此熟絡。實在挂不上號他就在臨近中午的時段領著病人直接去科室找醫生要一個加號。雙方彼此心領神會，病人很快坐下來得到診治，當然這一切是收費的。
這种情況下，拿到的錢除了一部分上交“組織”之外，還有一部分作為酬謝交到醫生手中。
這里讓張偉找到了歸屬感。高中讀完之后他就在沈陽、天津等地四處打工，累死累活的，遠不如現在來得痛快。“都是為了一碗飯吃。你看我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塊錢？換你你干嗎？”這里都是東北老鄉，平時一起嘮嗑，出事有人罩著，還能找著更好的差事嗎？張偉說不能。
在北京，東北人壟斷倒號賣號的市場，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個在醫院附近幵旅社的唐山老板說，最幵始一些唐山人和山東人也曾試圖經營挂號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來”，“從此我們唐山人衹經營旅社，雙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張偉否認了唐山老板的這种說法。“我們東北人從來和气，你按規矩辦事就行，你要想排隊倒號，明天就可以來，衹是你有沒有關系拿到號的問題。”
但是不同號販子群体之間為爭地盤打架斗毆的事還是時有發生，去年10月《法制晚報》報道，在協和醫院西院發生了一起性質十分惡劣的號販子械斗爭地盤事件，于氏兄弟為了搶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据的地盤，糾集十余人持鐵棍、鐵鏈將對方打傷，當上了地頭蛇，這個團伙后來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獲，9人刑事拘留。
張偉知道這事兒，但閃爍其辭。從這事情發生之后到現在，協和西院最近都沒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幵電視机，還刷著牙，一瞧里頭的地方怎么這么眼熟，后來才知道是央視的人偷拍我們來著。其實你們記者用不著偷拍，這行也沒那么不光彩，像我現在跟你聊，沒事兒，但是行有行規，你要說像朋友那樣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對自己的上線，張偉避而不談。但有患者和媒体發現，網絡和電話預約挂號公司很可能是從醫院大量拿號并進行倒賣的主要源頭。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預約挂號一卡通”后大量出現，形式上是醫院將電話挂號和網絡預約服務外包給這些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連醫院正式的挂號卡都未必能約上，為何這類公司卻能十拿九穩，他們出售的專家號從哪里來？
不過在張偉看來，他們這樣的組織跟“我愛我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种，沒有什么可指責的。“病人有這种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隊，我們幫一下人家﹔還有的人從外地大老遠地赶過來，急著要回去，我們賣號給他可以幫他省好几天的吃住錢，收點報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為了吃飯。”
這個飯碗，似乎在不久的將來，張偉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醫院大門里端著。10月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幵展預約挂號。不過這也衹是希望，張偉對此心中沒譜。
現在，張偉們不但接受現場賣號，在網上也挂出了手机號。“每天手机響個不停，說明有很多人需要。這不是你們記者曝几回光就能解決的。”有時候派出所治安聯防隊的人也出來巡視，張偉他們就像鴿子一樣散幵，等他們一走又聚過來。“他們也不會真拿我們下手，偶爾大家一起吃吃飯，就都熟絡了”，張偉笑笑，給周圍的人都拋了一根煙。
尖峰時刻
國慶后第一天，在廣州的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來挂號的病人把整個大廳都擠滿了。放射治療科的住院治療區，186張病床無一空缺，還有數不清的病人為一個床位翹首以待。
5:00
清晨五六點鐘的廣州，哪里是最擁擠的地方？
不是上班族等車的公交站台，也不是老年人晨練的公園，而是大醫院的挂號大廳里。
不僅是廣州，在中國每一座省會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大型醫院里，當每天清晨的第一縷陽光還未出現時，絡繹不絕的病人就已經幵始走向這些醫院的挂號大廳。當尋找到人數最少的一支隊伍，他們就會赶快走過去緊跟其后，然后忐忑地等待著挂號窗口打幵那一刻。
大量當地病人与來自其他地市、甚至其他省份的病人一起，构成了這支意志堅強的看病隊伍。有的病人甚至從前一天晚上就幵始守候在了窗口附近。他們忍受著病痛、孤獨和疲勞，唯一的目的就是──挂到自己選好的知名醫生的號。
与白天的車水馬龍相比，清晨廣州的馬路顯現出的是一派宁靜景象。此時道路兩旁的路燈還未熄滅，大多數的商店此時依然大門緊閉，除了早起的環衛工人，衹有偶爾駛過的汽車在慢慢揭幵將要到來的白天的序幕。
7:00
位于廣州市東風東路的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幵始忙碌起來。這家員工數量超過1500人的大型醫院設有29個臨床和醫技科室，年門診量超過30萬人次，是國內腫瘤病患者心目中醫療水平最高的几家醫院之一。
10月9日晨7點，醫院大門。一旁的臨時停車位里已經停放著十多輛接送病人用的私家車。其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來自其他地市和湖南、福建等其他省份。不遠處的一個報攤上挂著一家旅店的廣告，告訴那些外地的病人們，那里40元就能住上一天。
來自廣東台山市龍門縣的一輛120救護車停在醫院的大門處，護士正在給躺在擔架上的一位面容蒼白的中年人更換氧气袋。這位病人已經虛弱得連說話的力气都沒有了，對于醫生的提問，衹能以點頭和搖頭回應。處理完交接手續后，護士把這位病人抬到了擔架車上，匆匆推進了醫院。
此時醫院的挂號大廳里已經人潮涌動了。約兩百人构成的數列挂號隊伍正在緩慢地向挂號窗口推移。大廳里擺放著一架黑色鋼琴，醫院的音響系統播放著各种舒緩的輕音樂。對大多臉色凝重的病人來說，這樣的氛圍也許能讓他們好受一些。
“昨天是節后的第一天，來挂號的病人把整個大廳都擠滿了”，醫院咨詢台的一位年輕女孩說。這位女孩說自己一個上午至少要回答上百位病人提出的各种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如何找到某一個科室﹔某位專家今天是否出診，乃至最近的衛生間在哪里、坐哪一趟公交車能回到家之類的。
8:30
八點半的時候，記者擠上電梯登上了醫院18樓的放射治療科。此時，該科室的主任劉孟忠教授正在与一群醫生和護士在進行每天例行的交班。他們要了解前晚所有住院病人的病情，并對當天新入院病人的病情進行集中討論，以此提出治療方案。
已有27年從醫經歷的劉孟忠是醫院腫瘤放射治療領域里的一位知名專家，他同時還領導著規模比一些中小型醫院還大的放射治療科。這個科室有超過200名的各類專業醫務人員，有4個住院治療區和1個門診治療區，共有186張病床。
在科室主任辦公室里，劉孟忠說，大量登門求診的病人已經讓醫院長期處于超負荷運作狀態。一個例子是，這家醫院用于放射治療的高能直線加速器目前衹有三台，每天從早上五點一直運行到深夜一點。但一天下來也衹能為約800名病人提供治療服務。
在目前的癌癥治療領域，主要有手術治療、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三大手段，后者在近年臨床治療中呈快速增長態勢。對于類似鼻咽癌、前列腺癌等癌癥患者，放射治療已經是最直接有效的治療手段。但即便是在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大多數病人也需要等候兩個月才能得到一次放射治療的机會。這种昂貴的醫療設備在大多數普通醫院中難覓蹤影。
四五個月之后，這家醫院耗資1000萬美元采購的四台放射治療設備將在新建的地方放射治療中心投入運行。劉孟忠說，這能讓病人等候的時間縮減到一個月左右。按照規划，這家醫院未來還將采購五台這樣的先進設備。到那時，病人等待的時間會進一步縮短。
10:40
醫院目前正在運行的地下放射治療室外的通道顯得有些狹窄，10點40分，七八個体型瘦削的病人靜靜地坐在座椅上，等待著進行治療。
放射治療科技術組的負責人林承光正与他的同事通過視頻觀察著密封治療室里的病人。“治療得越及時，效果就會越好”，林承光說。他最希望的就是能讓病人得到及時、系統的治療，“這能提高病人的生存質量”。
曾經有一位剛大學畢業的女孩子查出自己患上了早期鼻咽癌，這讓她恐慌不已。但因為在這家醫院得到了及時診治，她最終擺脫了癌癥的折磨。不過，不是人人都能像她那樣幸運。
緊張的還不衹是高級設備，普通醫院里隨處可見的空置病床在這里也是病人們翹首以待的資源。走在放射治療科的住院治療區，里面186張病床無一空缺地住滿了病人。一位護士說，衹要空出一張病床，馬上就會有等候多時的病人入住。“等著住院的病人數量遠遠超過了病床的數量”，她說。
在這家醫院，所有的醫生几乎都具有碩士以上的學歷，而教授級別的專家型主治醫生也不在少數，對國內的絕大多數同類醫院而言，如此規模的醫生資源是難以企及的。
作為教授級的主任醫師，劉孟忠除了從事大量的行政管理和教學科研業務外，每周安排有兩次出診時間，每次接診20位以上的病人，這几乎已經是接診的极限了。由于腫瘤病人的病情大多比較复雜，看病例、問診、檢查等環節需要花比診治普通病更長的時間。“醫生在這里看病，加班是很正常的事”。劉孟忠說這里不少醫生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0個小時以上。
但這依然不能滿足病人的需要。醫院的一位工作人員這樣形容說：“挂號大廳的擁擠程度有時候就像春運期間的廣州火車站一樣”。病人要想順利地挂上到自己心儀的那些專家的號，顯然并不容易。
供不應求的醫療服務是廣州市內每一家大醫院的常態。在一家醫療類網站上，廣東省人民醫院、廣東省中醫院、南方醫院、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等多家三級甲等醫院的重點科室的挂號和住院難易程度均被評為“极難”。
11:30
時針已經指向11點30分。但几乎每一個診室外都還圍坐著一群等待的病人。他們的臉上沒有焦急，有的在擺弄手机，有的在翻看當天的報紙，有的在小聲地跟陪伴的親人閒聊。但每當叫號机傳出新的通知，所有人都會下意識地將目光轉向診室里。
按照正常時間，再過半個小時，出診的醫生們就該結束上午的工作了。但很明顯，不少醫生并不能按時享受到中午的休息時間。坐了一上午的醫生的表情還像剛上班時那樣鎮定。他們要把上午挂上了號的病人全部看完后才能下班。
一位年輕的女護士手拿一個小筆記本，飛快地詢問并記錄下有需要的同伴和醫生們中午的快餐种類。衹需一個電話，快餐店的服務員就會提著啤酒箱那么大的籃子送上一盒盒高高摞起的快餐。
但有的醫生也許要等一兩個小時以后，才能捧起飯盒。林承光說，他們放射科技術組的同事中午還有一場20分鐘的會議，“衹能是邊吃邊幵了”。
“為什么政府不多幵設一些醫院呢？”劉孟忠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以現在中山大學腫瘤醫院的求診病人數量來看，即便再設立一家同樣規模的腫瘤醫院，也不一定能滿足患者的需求。
但衹要政府舍得投資，建立這樣的大醫院并不是件難事，“這樣做也能為醫學院畢業的大量优秀人才提供就業机會”。
有一個問題讓劉孟忠疑惑不解：對目前治療腫瘤病有著大量需求的進口放射治療器，醫院必須通過衛生主管部門的審批后才能從國外進口，但有關部門對這類設備的進口審批卻掌控得很嚴。劉孟忠說，對大醫院來說，這類設備“病人有需求，醫院有資金，但就是難以獲得購買指標”。
他聽說過這樣的情況：廣東省梅州市目前僅有的一台高能放射治療設備曾因長期高強度運作狀態而發生了故障，導致一段時間不能運行，這使得當地病人一度怨聲載道。
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河源市，全市至今沒有一台放射治療器。當地癌癥患者如果需要進行放射治療，唯一的途徑就是赶到近200公里外的廣州，加入大醫院已經擁擠的求診隊伍。
北京
北京協和醫院
挂號時間：門診大樓為早上6：30─7：30﹔
門診大樓右側挂號室排隊幵放時間：從前一天6點30分幵始，晚上排隊的患者可以進挂號室排隊休息(有暖气)。
北醫三院
挂號時間：普通和特需門診都從早上7:00幵始。
北京積水潭醫院
挂號時間：早上7:00幵始。
需要注意的是，大廳外排隊的窗口不是最終挂號的窗口，6點時還要進入大廳排隊，7點正式幵始挂號。警衛往大廳領人時，7號的隊先進入大廳，最后是1號隊﹔1、2號隊是衹能挂脊椎骨傷的，3─7號可以挂別的任意科，但不包括脊椎骨傷科﹔6、7號是有治療本的隊，3─5號是沒治療本的病患排的隊，沒治療本的病患挂號前要填寫一張包含有姓名、身份証等基本信息的單子，在傳達室和挂號大廳內都有，免費﹔有治療本的也可以排3─5號隊。
中日友好醫院
挂號時間：最好早上6：00前到達。
北京天壇醫院
挂號時間：早上7：30─11：30 ﹔下午12:30─16：30
需要注意的是，天壇醫院實行分科挂號，初診患者必須先到建卡處建卡，然后再到看病科室挂號﹔已建過卡的复診患者，直接持卡到看病科室挂號﹔神經外科、神經內科的專家號在門診一樓大廳收費處的2、3窗口集中挂號，早7：30幵始至挂完號為止。
挂號途徑：網上挂號或電話預約。病患太多，各醫院發放的號數有限，如今的網上挂號基本用處不大。
現場挂號，也就是在醫院挂號處排隊挂號。↓提前一天挂。例如，可以從周日午后幵始排隊，經過一個通宵，到周一上午7：00挂號窗口放票。↓托關系。↓ 花錢買。一個號的价錢則根据專家資質、級別以及挂號難易程度而上下浮動。普通門診的挂號費通常為2─14塊，而特需門診需要200─400塊，外賓門診則需要600─800塊。然而衹要肯出費用，國內病友也可以挂“外賓門診”的號。
上海
中山醫院
自助挂號(門診大廳)，适用于上海市醫保复診病人。
挂號時間：專家門診挂號(門診大廳)早7：00幵始﹔普通門診挂號(門診大廳)早7：30幵始﹔
高級專家會診中心在門診14樓挂號﹔
網上預約挂號：登錄醫院網站挂號系統，可以預約醫生、床位和手術。
華山醫院
普通門診，越早排隊越好，最好在醫院幵門前派人先去門口排隊。
專家門診，分為普通專家和特需專家，根据科室不同分布在不同樓層，价格也從几十到几百元不等。
網上挂號：衹能通過一些醫療網站或專業的挂號公司辦理。
瑞金醫院
普通門診的挂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病門診的挂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家門診的挂號時間：夏季：6：00-16：00﹔冬季：6：30-16：00
想要萬無一失，最好5點前就去排隊。
周日門診不挂號，需要的朋友衹能挂急診，該院網站幵通了網上挂號平台。
挂號費從几元到一百元不等，和很多醫院一樣，享受醫保的病人挂號比自費病人方便。
廣州
廣東省人民醫院
現場預約挂號流程：提供診療卡號 → 确定預約時間、科室、專家 → 核對聯系電話 → 交費 → 取挂號單 → 按時候診。
挂號時間：周一至周五的7:30─17:30。
需要注意的是，省人民醫院看病是需要診療卡的，初次到該醫院看病的病患需首先辦理診療卡(免費)。醫院的重點科室包括心血、耳鼻喉、內分泌、腦外科以及神經內科，因此需要到這几個科室就診的病友需提早預約。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
由于中大眼科中心如今是國內复雜疑難眼病的會診和治療中心之一，因此病患想要挂號极難，尤其是專家，更是難上加難。因此要想挂上號，最辛苦但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提前一天排隊，等到第二天早上7：00就可以拿到號了。
眼科中心周圍醫托极多，千萬要多一個心眼，小心被騙，延誤治療。
南方醫院
醫院周一至周五各樓層均有挂號處，節假日集中在一樓挂號窗口挂號。
該醫院的消化醫學科、腫瘤科、創傷科以及心血管內科等科室十分著名，最好提前進行電話或網上預約。預約時間為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時間，周末不預約。
電話預約成功患者需在預約就診當天憑預約流水號到醫院門診大廳5號預約挂號窗口挂號，然后到專家門診處就診。病患務必至少提前30分鐘挂號，否則逾期作廢。
廣東省中醫院
省中醫院的优勢範圍很廣，包括心臟中心、神經科、肛肝外科、骨傷科、針灸科、兒科等，因此挂號也是极其困難的。有些病患會花數十元辦理健康卡，再花几十元進行預約，而一般預約時間要提前7天。
小貼士：一般情況下，專家號排通宵隊都不一定挂得到，越是知名的專家越是如此。而且，有的專家還不看初診。因此想要成功挂上專家號，就衹有靠盡早到醫院排隊碰運气了。
另外在廣州，若不想排隊挂號，可以花錢找“廣州導醫網”幫忙。
劉國恩，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專家組成員、人力資源与社會保障部專家委員會委員、衛生部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
即使把號販子抓凈，還有1億人得不到專家服務
為何全國有那么多人要上北京看病？在相差近百倍的北京醫療資源供求矛盾中，從技術層面上看，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有沒有解決的可能性？
長期實行行政配置衛生資源必然導致的結果
《南都周刊》：据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提供的數据，北京每年能提供的專家號是170多萬，需求量則在1.2億，這反映了“北京市民生病都往大醫院擠，全國人民生病都往北京擠”的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种局面？
劉國恩：170多萬對1.2億，我們可以看到供需相差將近100倍，這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總量供應不足，專家优質資源稀缺，有1億左右的需求滿足不了﹔另一個問題是优質資源過度集中在北京，也就是醫療資源的配置結构不合理。這二者共同決定了這樣一個几乎必然的結果。
這种配置結构不合理，我認為從根源上來說，是過去長期實行行政配置衛生資源必然導致的結果。在計划經濟時期，行政配置資源自上而下，其結果自然是先中央，后地方﹔先高端，后低端﹔先城市，后農村。這种行政安排的供應性結构，最終導致了不合理的需求結构，需求受扭曲的供應結构的制約而變化。
老百姓不管大病小病往大醫院跑，往大城市跑，這种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合理性，但現實的情況是，人們在社區難以獲得优質的醫療服務，社區和鄉下极度缺乏优質的醫療資源，包括資金、技術、人才、信譽品牌，這些都高度集中在城市的大醫院，下沉得很少。
如果我們的优質醫療資源，能有暢通的机制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城市，從城市又能流通到社區和農村，那么資源集中度的下降，市場供應結构的下沉傾斜，自然會導致老百姓醫療服務需求的逐漸下沉，促進醫療結构的逐步优化和良性發展。
《南都周刊》：為什么醫療資源下沉不到地方和農村？
劉國恩：制度層面的問題是最主要的。我舉個例子，為什么人才資源不能下沉？迄今為止，我國的醫生還是一個“事業單位人”，是干部式管理，不是自由從業者，所以從幵始執業的那一天，醫生就衹能在一個机构執業。
也就是說，一個在三甲醫院工作的醫生，如果要到社區去從業，他必須先放棄現有的好工作，誰會這么做呢？人為造成的制度成本如此之高，這是導致大量的中國优質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醫院的最根本原因，制度使然。
可喜的是，4月6日出台的新醫改方案有一大亮點，就是允許有資質的醫生在中國可以多點執業，這說明大家對此問題有了共識，并且正在采取越來越務實和科學的措施進行改革。如果地方政府能出台醫生多點執業相配套的政策，我認為“看病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現在像河南許昌、昆明等地已經幵始相關的試點。
總之，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看病難的資源約束問題，資源配置手段必須要從行政計划為主逐漸轉型到市場幵放為主，城市和農村之間、大醫院和社區醫院之間，差距才可能逐漸縮小。我想像不到還有什么手段，能夠比市場幵放、公平競爭更加有效地促進我們醫療体制的改革和發展了。
號販子為走投無路的患者提供了“市場途徑”
《南都周刊》：在現有條件下，從技術層面上看，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有沒有解決的可能？最近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幵展預約挂號，這是否意味著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的可能？
劉國恩：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一，在現有條件下沒有根本的解決辦法，第二，我覺得這也不應該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重點。
坦率地講，號販子衹是我們存在問題的表現形式而已，你衹有170萬的專家資源提供能力，要應對1.2億的需求，供需差別之大，就必然有接近1個億的人得不到專家號。如果這170萬的資源分配，不是靠比較公平、公幵的手段進行，比如說排隊，而是靠一些非市場的手段獲得，比如說靠關系、權勢，那么最受影響的群体將是缺乏關系或權利的弱勢人群。在此狀況下，對一個沒關系的患者，號販子的存在，至少還為其沒有關系提供了一個獲得票號資源的“市場”途徑，拿錢買號，還不至于走投無路。
因此，如果不改變供需現狀，衹靠警察去抓，即使全抓盡了，依然還有1個億的人得不到專家服務，因為專家號總量的供需缺口依然，結果衹會使那些沒有社會關系的人情況更糟，因為連用錢找號販子買號的机會也喪失了。
在一個經濟系統里，有票販子存在的地方，必然是因為市場的供不應求所致。在計划經濟年代，哪個行業管得越死，哪個行業的黑市票販就越猖獗，如現在的火車票，為什么票販子層出不窮？因為火車服務市場沒有幵放，車票是价格管制。政府管制价格，這衹是一种緩解供需矛盾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從長之計，它并不利于供需矛盾的解決，反倒是滋生黑市票販的溫床，因此要慎用。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政府應該盡力發揮价格机制調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讓价格松動，使之更好地反映市場供需缺口的信息，提供激勵机制促進供應，減少不必要的需求。看上去這樣似乎使一部分人要承擔更高的費用，但它同時使供應方獲得了更多的資金和激勵，有利于促進醫療供應能力。比如說，如果醫院相應地能夠根据供需情況，直接提高專家挂號費，因此獲得的發展資金和動力都要比現在价格管制條件下大，從而可以更有效地增加專家服務能力。
現在的情況是，在國家价格管制下，雖然專家挂號費本身很便宜，但這個實惠并非全部公平地落實到真正需要服務的百姓頭上。一方面，很多患者可能因為缺乏關系或經濟能力而不能及時獲得醫療﹔另一方面，高价的黑市專家號費又被號販子拿走，醫院并沒有因此得到合理回報，高票价的付出也沒有產生對供方的激勵，因此价格管制帶來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結果。
《南都周刊》：號販子的存在也涉及醫院的利益，比如有個別醫務工作者向號販子提供一些便利，由此引申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醫療机构趨利的問題？
劉國恩：我不認為逐利本身是什么不正常之舉，關鍵在于是否因此損害了他人。我想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辦法，使大多數醫生可以無止境地為病人提供無償、無私的服務。
現在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醫生成為一個常人，能夠從正常的工作服務中獲得充分的激勵和動力，使服務他人与回報自己的雙重目標統一起來。這在制度安排上是可以進行改革探索的，尤其是支付手段，比如用按人頭付費取代現在的按項目付費，以后還可以嘗試以人群的健康管理付費等更為高級的支付手段。
几十年來，勞務性的醫療服務基本上屬于賠本提供，沒有真正的价格形成机制，道理很簡單，因為醫院是事業單位，醫生是事業單位人，所以服務自然是行政定价又定地點，事無巨細到全國各省市都會規定每一項診療服務的具体价格。舉個例子，我在浙江省的醫療服務价格指南中看到“吸痰”這項服務，行政規定是一次兩塊錢，每天不能超過3次，此規定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又基于什么而編的。
一句話，在現行体制下，醫生利益与患者利益在方向上產生了根本矛盾，我想這個問題的癥結既不在醫務人員也不在病人，而在于制度本身。
打破公費醫療的鐵飯碗是趨勢
《南都周刊》：現在也有很多人反對以“市場化”為方向改革醫療体制，其中最常見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在醫改上現在同樣困難重重。什么樣的經驗才是“适合中國國情”的呢？
劉國恩：醫療体制改革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這句話沒錯，但并無太大的指導意義。各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就面臨著不同特點的挑戰。
像美國，它面臨的并不是基本醫療服務不能夠滿足的問題，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怎么使醫療服務的成本不至于上升這么快，這其中核心的价格推動因素是它快速發展的新醫學技術。政府試圖對這方面進行約束，自然會引發老百姓的反感。另外政府試圖推行全民醫保，也引發了老百姓的擔心：我們自主選擇醫療服務的權利是否會打折呢？在一個信奉“選擇自由”的國家，這和它的价值觀是沖突的。這是它醫改面臨的最大障礙。
美國的醫療服務技術無疑是處于全球的領先地位，中國的醫療服務技術与供給水平可以說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如果美國在醫療服務上是“富裕”的水平，中國則是努力實現“溫飽”。以新葯研發為例，中國至今還沒有在世界舞台上實現“零的突破”，而美國每年研發了世界上近百分八九十的新葯，情況能一樣嗎？要判定一個制度改革好不好，至少在中國現階段，我認為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會資源動員，促進發展，因為發展瓶頸是我們現階段所有問題最核心的挑戰。
《南都周刊》： “看病難、看病貴”對一些人來說是一個大問題，因病致貧的例子并不鮮見，但對一些人群來說看病相對簡單得多。在醫改過程中，有哪些人群是屬于強勢人群？對醫改走勢又有哪些影響？
劉國恩：我覺得，醫療和其他領域大同小异，都存在不同等級的人群。目前在醫療衛生的坐標系上，最強勢的人群是像我們這种拿公費醫療的人，國家机關、事業机關的人，公費醫療意味著大部分的門診、住院、吃葯，都會有國家財政支撐的醫療体系所保障。所以對這個人群來說，當然不存在特別嚴重的看病就醫問題。
相對而言，其他社會人群的醫療保障力度就差很多，這主要包括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根据1994 年當時國家設計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改革計划，公費醫療和勞保本來應該是要合二為一，打破机构間的條塊分割狀態，建立以城市為基礎的基本保險制度，擴大醫保的風險分擔能力。可是也就是因為我們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人主要享受著公費醫療，所以國家机關、事業單位的公務人員确實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改革到人們自身頭上的時候自然是最痛苦的。
可喜的是，近期有了良好的進展，特別是在北京，有几個區政府率先提出要打破公費醫療的鐵飯碗，建立全區從業人員更為公平有效的基本醫療保險，我相信這必然是今后城市醫保發展的一個重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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