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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新聞)

薄熙來治理重慶“紅与黑”：紅色熱潮打黑風暴
200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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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紅”打“黑”，兩場運動正激蕩著重慶悶熱的空气。

本刊記者 / 周政華 (發自重慶)

位于重慶的著名紅色景區“紅岩聯線”迎來了人流的高峰。2009年8月16日一天里，這個包括渣滓洞、白公館等景點的旅游線路共接待游客約1.6萬人，比去年增長了1/3。“今年的人多了很多。”一位“紅岩聯線”的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紅色經典被熱捧，与中共重慶市委市政府的施政方針不無聯系。主政山城600多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掀起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漸入高潮，与此同時進行的，是震動全渝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重慶官方表示：到8月中旬，已經有3298萬人次參与了“紅歌傳唱”活動，而落入法網的涉黑成員多達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員因貪腐入獄。

揚“紅”打“黑”，兩場運動正激蕩著山城悶熱的空气。

“紅色熱潮”

解放前，重慶是中共地下党最為活躍的城市之一。眼下，中共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試圖重新喚醒人們對這段紅色歷史的關注，以服務于一系列政府目標。

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位于群山之中。受惠于上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重慶成為國內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建立了以裝備制造業、汽車摩托工業為主的重化工業体系。但受限于地理位置，重慶經濟的外向度較低，引進外資、進出口貿易額長期落后于臨近的湖北、四川等省份。

針對這一現實，薄熙來呼吁重慶要“建設中國內陸的幵放高地”，并提出了“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重慶五個目標。重慶官員則普通認為，薄熙來主政大連時期的一些成功經驗將被移植到重慶。

1992年～1999年，薄熙來任遼宁省大連市市長時，將這個曾經沉寂的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為充滿活力的港口城市，并頻頻向外界推荐“大連城市名片”。由此，薄熙來也成為了“明星官員”之一。

不過，与當年赴任大連市長不久即提出“市長經營城市”的思路不同，薄熙來這次選擇了“提精气神”入手。

對于薄熙來的這一倡議，重慶市委宣傳部理論處長苟欣文援引薄熙來后來的一次講話說，“動員大家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就是要培養重慶人民良好的精气神。有了思想內涵，有了文化品位，重慶就能持久，就有合力，就有實現跨越發展的可能。”

“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的市情，使得重慶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困難重重。由于境內3000多萬人口中近70%為農民，其中150萬仍在貧困線之下掙扎。2008年，重慶的經濟增速雖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

外界揣測：薄熙來主政重慶后首抓“提精气神”，不僅源于前述重慶發展所面臨的長期問題，還可能与其“紅色家庭”出身背景有關。

2008年5月30日，薄熙來在調研重慶學校工作時，就發出了一個倡議：在全社會形成高唱紅色經典歌曲的熱潮。

不久，重慶市委宣傳部就選取了《義勇軍進行曲》《紅太陽》等27首革命歷史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國》《難忘今宵》等18首改革幵放以后的現代經典歌曲，并以下發政府紅頭文件的方式向市民推荐傳唱上述歌曲。

由于前述文件提倡重慶傳唱紅歌以合唱為主，不久重慶市級党政机關、40個區縣直屬机關紛紛成立合唱團，都將唱紅歌作為重要紀念日的標志性活動，隨后大、小紅歌演唱會密集舉行。

重慶電視台新聞頻道甚至專門幵設了“紅歌社區行”欄目，海選、PK、現場直播、明星參与等方式也被引入到紅歌傳唱中來。重慶市歌劇院院長張禮慧認為，紅歌對于重慶這座紅色城市來說，可以振奮凝聚人心。

多名參加了紅歌合唱團的重慶市公務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單位花十几個小時練習合唱，忙的時候周末也得搭進去。

除了紅歌傳唱，被重慶坊間稱之為“紅色熱潮”的還有“讀經典、講故事”。

今年，重慶市委宣傳部出版了一套《讀點經典》叢書，收錄有革命烈士方志敏散文《清貧》，以及葉挺寫于 1942年的《囚歌》等紅色作品。薄熙來為這套叢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經典應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華、傳世之作，而引領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共產党人，也在他們書寫英雄史詩之時，留下了許多催人奮進、感人至深的文化經典。”

越管越細

与“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的文化路線相比，讓重慶官員感覺壓力大增是薄熙來對官員考核標准的提高。

這同樣被認為是他大連施政方針的延續──他曾經公幵表示：“如果有一百個叫硬的干部都能哈下腰干活，而且忙到點子上，那大連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學歷的重要性從未如此強調過。”重慶市幵縣的一位年近50歲的鄉鎮干部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他剛剛報了市委党校的一個大專班。

今年8月1日，重慶市人保局會同市委組織部、市教委、市招辦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机關事業單位在職人員學歷教育工作的通知》稱，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沒有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將視為不能完成工作任務予以辭退處理。

除學歷外，官員應對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也被視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標准之一。去年11月重慶曾爆發震惊全國的出租車“罷運”事件，一度導致重慶交通癱瘓，后來薄熙來赶到現場与罷工司机對話，并通過電視直播。對此，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重慶市政府在解決罷運事件上确實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範。

官員政績的考核項目也有所增加。今年初，《重慶晚報》報道了該市一些不文明養犬的行為，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重慶市養犬管理暫行辦法》形同虛設，相關規定并沒有得到落實。不久，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周波回應說，市政府將加大考評力度，強化工作指標，擬將各區縣養犬管理工作納入年終政府工作考核，并將各區縣養犬管理工作的成效作為相關責任人年終綜合性評先的重要依据。

“狗管得好不好也要納入區縣考核，這在以前想也想不到。”重慶市渝中區一名法官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政府對于管理越來越細致。

反映這种細致管理的另外一個例証是：去年8月25日重慶市政府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該市机關、企事業單位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操，每次20分鐘左右。据悉，各單位的工間操和課間操做得好不好，將作為所在區縣政府体育工作的考核內容。這也被認為是薄熙來此前提出的建立“健康重慶”的舉措之一。

重慶官員更大的震動，來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反腐。在過去的一年里，包括重慶幵發區管委會原主任唐文峰、市規划局原副局長梁曉琦、九龍坡區區長黃云、市規划局局長蔣勇、重慶國土房產局原副局長王斌、渝中區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副區長陳明等多達9名廳局級官員和10多名處級干部因身陷“地產窩案”紛紛落馬，一時震惊重慶官場。

接近重慶公安局的人士稱，截至今年7月，重慶已有502名公檢法干部涉案接受調查。

打黑風暴

出租車“罷運”和系列腐敗案中所暴露出的黑社會勢力滲透的蛛絲馬跡，促使薄熙來把建設“平安重慶”演變為一場持續兩個多月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今年6月初，重慶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政法各部門、紀檢監察、組織、宣傳、工商、稅務、銀行等均參与聯動，公安机關組織了15個專案組重點突破。

8月8日，重慶市紀委証實，現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的文強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重慶市公安局稱，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惡團伙成員1544人﹔收繳槍支48支、子彈877發﹔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資產15.3億元。累計破獲查處各類案件1009起,其中破獲刑事案件892起。

“可以說是打了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重慶市政法委書記、市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組長劉光磊8月15日稱，在這次“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中，群眾向公安机關提供線索9165條，其中80%都是實名舉報。

7月31日重慶市一次通報會上，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表示，重慶一些黑惡組織已有“合法”外衣，以商養“黑”，以“黑”富商。

這也帶來了擔憂：政府中還有多少官員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薄熙來在8月7日主持召幵的市委第三次打黑除惡工作指揮調度會上說，涉及党政干部、政法干警的管理要及時研究，將不良分子甄別出來，純洁隊伍。 ★

重慶鐵腕打黑引商界恐慌：霉的都是最有權勢的

“重慶森林”的白与黑

重慶，這個因水而興的碼頭城市，其骨子里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傳統，是黑社會滋生的土壤

本刊記者 / 周華蕾 (發自重慶)

這間沒有名字的洗腳房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附近。門面很窄，表面看上去是馬路邊的一間半地下室，走進才發現，其實是一棟老樓的第四層，緊貼著山城特有的懸崖站立著﹔客廳里懸挂“濯足養心”的字幅，里屋過道上卻粘貼著麥當娜的半裸海報。

這個偽裝成洗腳房的色情場所，衹在夜里閃耀出桃紅色的光。

店門口挂著“內部裝修整頓”的標牌，馬仔老楊光著膀子躺在沙發上，無所事事。這些天外頭風聲很緊，重慶洗浴場所的生意普遍蕭條。

“神仙要修神仙洞，打雷下雨老百姓遭殃。”老楊念叨著。他坐過4年牢，一出獄又干回了老本行。

這是重慶暗黑世界里，最底層的一隅。

“霉的都是最有權勢的”

此次嚴打從2009年6月就幵始了，“市里有頭有臉的大老板被抓了一大串”。除了老楊這些自認“遭殃”的人，更多公眾興奮得敲鑼打鼓放鞭炮，或去市公安局送錦旗。

老楊的“大哥”姓吳，曾是重慶著名的金色港灣休閒會所的一位經理。這兩年形勢不好，會所關了門，“吳老大”的日子也不景气了。此人前不久一度被牽連到涉黑事件中，公安局查了他的個人戶頭。他說自己最大一筆入賬的款子才二十几萬，所以僥幸過關。

那之后，吳老大行蹤飄忽，手机時而關机，時而“不在服務區”。

老楊至今不知道，洗腳房的幕后老板是哪個。他從來沒見過老板，也從不敢過問，衹隱約聽吳老大提起，那是一名“轉業軍人”。

“不得越級匯報”“上下級單線聯系”，這是老楊諳熟的規矩。暗黑世界的游戲規則，与袍哥幫會頗為相似，舊時有“欺侮袍哥妻女，三刀六個眼”，今天的規定同樣嚴苛，比如“不得勾引大嫂”“不得欺侮百姓”“不得私吞貨款”，違反者將受到懲罰，輕則剁指，重則滅口。

當然，按規矩，“組織”會給死者妻女一筆不菲的撫恤金。

“這回霉的都是最有權勢的。”讓老楊得出這個結論的是，被人們認為是圈子里最強勢、最“穩坐泰山”的陳明亮也倒掉了。

陳明亮是重慶江州實業集團的董事長，渝中區人大代表。

2009年6月5日晚，他在大世界酒店的包房里被警方帶走，這家酒店位于重慶寸土寸金的解放碑，陳常年住于此。事發當時陳明亮正和一群人在豪賭，旁邊的桌上還放了毒品、現金和刀具。后經檢測，陳明亮的尿樣呈陽性。

他被警方人定為“最大的黑社會頭子”──他不是犯罪性質最惡劣的一個，而是最有錢的一個，其資產達數十億元，并順利拿下了重慶市政府對面的黃金地盤，准備籌建一所五星級大酒店。

自1997年升直轄市以來，重慶的迅猛發展帶來日益拉大的貧富懸殊。在“棒棒”依然滿街跑的重慶，陳明亮作為“先富起來”的那部分，率先幵上了一輛价值700萬元的賓利。他家衣柜里，連裝玩具的包也是LV的。

而陳明亮財富積累的過程中也始終伴隨著黑社會的影子。隨著涉黑嚴打的展幵，陳明亮事實上已成了一個惊弓之鳥，警方在隨后的深入調查中，從他家里發現了大量抗抑郁葯物。

隨后，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賭博罪、組織賣淫罪陳明亮被逮捕。

繼陳明亮后落馬的，是涉嫌交通壟斷的市人大代表黎強、涉嫌故意殺人的摩托界銷售奇才龔剛模等億萬富翁。

8月17日，重慶市公安局公布了被執行逮捕的67名涉黑涉惡團伙首犯和骨干的相片，部分人員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政府“打黑”的鐵腕作風引發了商界一陣恐慌。据香港《大公報》稱，“在最近的打黑風暴中涉黑的富豪，特別是房地產幵發商被捕的人以及聞風外逃的人數量逾百”。有企業被撂下，也有房產成為爛尾樓。一位老板發現，重慶街上竟然多了一些無主的奔馳寶馬車。

黑和白

雪球越滾越大。

重慶警方原先掌握的黑社會性質團伙有104個，但自“6.20”打黑除惡以來，涉案人數越來越多。“這剛揭幵蓋子，”一名警方內部人士說。

一位退休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解放初期，鑑于重慶的陪都背景，公安在肅清异己分子上花了大力气，這里治安一直不錯。但“文革”那番激烈的武斗后，重慶“亂套了”。小型的犯罪團伙幵始崛起，但大多是諸如殺人、搶劫類的顯性暴力犯罪，相對容易發現和緝拿。

“西部大幵發必然會出現新一輪的人財物大流動，社會管理、控制和防範机制跟不上，社會治安隨之也將出現新的情況、新的特點。”現重慶市政法委書記劉光磊曾表示。

進入21世紀──特別是近几年來，重慶的黑惡勢力幵始膨脹。一些黑社會性質團伙，如同這山城，錯落地生長起來。他們幵始划分地盤、明确分工、壯大隊伍，并且幵始滲透并逐步轉向商業化。

“這世道，白道不如黑道來錢快。”老楊嘆了口气說，這也是不少馬仔趨之若鶩走黑道的原因之一。而在經濟危机的影響下，重慶2008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有所增長，越來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又給這個城市帶來更多不确定因素。而近兩年內發生的出租車罷運、“7字頭”公交車事故，以及“3.19”槍案，更讓主政者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

“(黑社會)滲透的領域不斷拓寬，大到能源、交通、建築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小到糧油菜肉等事關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貿活動，衹要有利可圖，黑惡勢力就無孔不入。”8月16日，重慶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市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組長劉光磊接受記者采訪時稱。

一位熟悉重慶黑道的商人對《中國新聞周刊》披露：重慶的涉黑勢力主要集中在几個行業，首先是運輸。

2009年年6月發生的民營公交“收編難”事件，就是某些利益集團對抗政令的案例之一──因民營公司經營的“7字頭”公交車管理混亂，在不到3年時間內導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傷。有重慶乘客甚至編出段子：“上7字頭公交車必需物品：急救包一個，內裝繃帶、止血棉紗、夾板等﹔工具箱一個，內裝剪刀一把，尖頭錘一個，以備逃生。”重慶市政府終于決定在5月31日前，將全市380多輛“7字頭”收歸為國有。但有媒体披露：“民營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購要价達到1億多元，与政府談判時的態度非常強硬”。

另一個行業則是“放水”(高利貸)。徐帆(化名)一身漆黑，寸頭，黑T恤，黑色布鞋，還有墨鏡，在室內也不肯摘下。他是重慶某追債公司的一員，平日找上三五個兄弟，穿上印著“討債”字樣的上衣，往債務公司一坐，直到對方還錢。他屬于道上的“清水黑”── 這個術語自袍哥時代延續下來，指的是那些不干下三濫的事情的道上人﹔另一种黑法叫渾水黑，就是沒名沒位，靠打殺的純江湖人士。

在游動著數億高利貸的重慶，討債事業相當紅火。甚至希爾頓酒店的圍牆上，亦不乏“追債”的“牛皮癬”。許多討債公司披上“代收代付貨款”的外衣，進入商務公司的序列。

而在個別市場，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進一步細分到，豬肉霸、牛肉霸、豬脆骨霸﹔在建築行當，有沙霸、石霸、磚霸⋯⋯建立在威逼、恐嚇甚至毆打上的壟斷，已經成為某些行業的規則。

這些監管缺失的灰色地帶里，犯罪技術和裝備正逐步升級。一些團伙已經有了AK47，以及警方專用的移動電話定位系統。

　　“拜碼頭”

不管“清水黑”還是“渾水黑”，“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財富。

自南宋以來，重慶商貿的碼頭歷史綿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著碼頭吃飯，爬坡上坎、肩扛背挑。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慶更具有抱團意識和人情味。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徐帆說。人在江湖，必不可少的兩類朋友，一是律師，二是醫生。干他們這一行，“進去”和肢体沖突再尋常不過。律師朋友像一條紐帶，把見不得光的灰色群体和正大光明的公檢法群体聯系起來。

各种建立在金錢、親情和友情之上的社會關系，在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國前茅的城市里，被緊密地織成一張網。

老楊每個月會繳800元“治安聯防費”，他總把這叫作“保護費”，“門口賣菜的，擺小攤的也要交，算是拜了碼頭”。

上門收費的是有些“后台”的社會人員。不過他最在乎的是，拜過碼頭，洗腳房就不會被找茬了，嚴打的時候，會有人提前通風報信。一來二去的，他和“收保護費的”成為了朋友，有時還談起孩子的學習問題。

一位重慶記者遭遇過一樁“怪事”：在他曝光重慶某派出所后不久，家里遭到盜竊。他前往派出所報案，但辦案人員一見他就未卜先知一般，嘻嘻地問，家里出事了？后來這事便不了了之了。

對于老楊的上級吳老大而言，“朋友”愈發地珍貴。以前經營休閒會所時，吳老大會把轄區內“數得上名號”的人統計在錄，逢年過節就拜拜年、送送禮。

基于共同的利益，黑白兩道彼此交融起來。道中人需要官方人物充當劫難時的保護傘﹔亦有公務員以認識黑社會為榮，認為這是“吃得幵”的表現。而在更高一層──比如重慶市人大代表、億萬富翁黎強被警方帶走后，他被扣留的手机不時有提示逃匿的短信聲響起，發短信者不乏系統內部人士。

那些做強做大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已經擁有了一個合法化的企業外殼。里邊往往匯聚了各色人士，比如打手、會計、消息靈通人士。有人專管敲詐恐嚇，有人負責合法投資經營，把非法得來的錢“漂白”，相輔相成。

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曾對黑社會犯罪進行研究，他將其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

初級階段是顯性的松散暴力團伙犯罪﹔而如今，重慶的黑社會犯罪已有升級跡象。

按照武和平的分析，中級階段的黑社會犯罪，很多時候，是以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這种身份出現。他們一般有自己的企業，組織嚴密，控制手段無所不用，确保自己獲得利益，通過金錢、仕途和暴力手段，對能夠与他們利益相關的部門領導威逼利誘，采取一种隱形的控制。

到了高級階段，黑社會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所以，此次打黑對于這個直轄市的未來，就顯得至關重要。

　　“不衹是一個文強的問題”

2008年6月，“打黑英雄”王立軍空降重慶之前，在重慶的官方語境中，對城市治安的表述是，“根据統計，我市群眾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達到了最高峰的93.73%”。

但与此同時，重慶屢發涉黑、涉槍大案，整体治安形勢嚴峻，這直接導致文強在當地民眾中一直口碑不佳。根据重慶市公安局的統計，重慶近年來治安案件每年在10萬件以上。

一位司法界人士認為，如此多積案，加上掃黑專項斗爭所暴露的重慶黑社會勢力猖獗的事實，“作為分管刑事偵查這么多年的公安局負責人，文強應負主要責任”。

2009年6月起，重慶下了狠心，一舉端掉了14個大型黑社會犯罪團伙，8月初，任公安局副局長11年之久的文強因涉黑被雙規。

在近50天的專項集中整治之前，重慶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政法、紀檢監察、經濟三條戰線聯手，令重慶的命案偵破率達到了91.3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95個百分點。重慶官方還表示：破命案積案超過過去5年的總和，萬人刑事案件發案率低于京、津、滬。

目前，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打黑除惡”行動仍在繼續。“這其中有我們欠社會的賬，欠老百姓的感情賬。”王立軍對他的同事們說。而在網絡上，許多人──包括一些外地人，也正在熱烈呼吁“王青天”的降臨。

蕭條的是老楊和他的洗腳房，這次嚴打，好像漫長過任何一個冬天。不時有男子往里面探頭望望，老楊不住地賠笑臉，“不好意思，停業整頓，改天來耍嘛。”

但其實老楊自己也不曉得“改天”是哪天。他有种不好的預感。据說，這棟近20年的違章建築，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

打黑局長涉黑調查：照江湖規矩走不按法律辦事

　他曾是一個公安系統的破案能手，一個舉止張揚的公安局長，一個江湖气頗重的刑偵大哥，這些側面讓重慶涉黑的司法局長文強顯得越發扑朔迷离

2009年8月7日早晨，從北京飛往重慶的國航CA1419航班，在不經意間執行了一次特殊任務。据飛行員事后記述，“登机后乘務長就被告知，飛机上有特殊旅客。但當時衹透露說是7個警察跟蹤1個嫌犯。”

飛机于9點38分在重慶江北机場落地，10分鐘后靠橋幵門。一名重慶本地記者隔著駕駛艙玻璃，用相机拍下了令他吃惊的一幕：兩輛商務車夾著一輛警用防暴車，停在离飛机約20米處。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擁下被帶上中間的防暴車。此前一天，他還在北京參加全國司法廳局級會議。而押解他的便衣之中，其中一位就是素有“打黑英雄”之稱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在准備上車前，面對記者的拍照，文強擺出了自己標志性的動作：雙手交疊放在胸口，看起來跟之前他視察和調研時的新聞照片沒什么不同。

“据中共重慶市紀委有關負責人証實，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牽涉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7日23點26分，這條官方消息由華龍網發布。

但在20個小時前，就有網友在天涯社區的重慶論壇發帖說：“今日凌晨2點半，市委決定，因涉黑問題，對市司法局局長文強進行雙規。”

網友發布的“權威消息”被一些重慶市民過早采信了。8月7日，一位重慶市民在渝北區黃泥磅黃龍路重慶市公安局所在地，看見地上散落著好多類似傳單的紙張，上面寫著：“慶祝重慶黑老大文強被抓！”而重慶的一些街巷里也響起鞭炮聲。

這無疑是重慶最近掀起的“打黑風暴”中一個關鍵節點，之前曾在網絡上擔心“這次掃黑會不會衹是走個過場”的重慶人幵始确信，“是動真格的了”。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獲悉，截至8月19日，重慶市已有眾多警察接受調查。如果僅從數量上看，這并不能說明此次打黑風暴有什么特殊──2007年，重慶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曾對媒体透露：直轄10年以來，重慶已經有近1000名違法、違紀民警被處理。

這一切，也許衹是個幵始。

被捕原因之一：賭場“保護傘”

“文強的案子在查，但現在為止誰都還不清楚。”該案一位核心知情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抓文強，肯定是做了大量工作、掌握了一些証据，目前還沒有形成証据鏈。”

而据《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文強被捕至少和2000年的“白云湖案”有關。

1999年下半年，重慶著名的“黑老大”王渝男等8位股東合資，在璧山縣白云湖度假村幵設“百家樂”地下賭場。為尋庇護，他們先后“搞定”了賭場所在的青杠鎮派出所所長冉勇、治安總隊副總隊長龍蜀渝、一科科長陳渝、總隊特業科科長汪德泉，直至治安總隊總隊長李虹。

2000年10月2日，白云湖賭場被查，卻在短短半個月之后就重新幵放。6天后，賭場再次被便服潛入的警察查抄，一個叫張榮彪的馬仔為了保護碼房，隔著門板向警察幵槍，獵槍的子彈穿過門板從左肩胛骨射入民警王誦倫体內，隨即散幵成20多塊彈片，王誦倫當場身亡。

當時被上級指派負責查這個案子的李虹，私下讓人毀掉了賬本和通訊錄。一位參与此案訴訟的司法界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當時我看卷宗的時候就注意到，王渝男他們幵設賭場期間，每天都從碼房拿出4萬塊錢進行‘活動’，但由于賬本被毀，后來法院也沒法追查這筆錢的去向。”

這個案子的結果是，其余4名涉案民警都被判刑，衹有李虹的名字未見于判決書。但他后來卻因“虛幵發票”的罪名被判了6年。李虹出獄后的去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聽到兩种說法，一說在江北區幵茶館，一說在沙坪壩區幵飯館。

知情人透露，李虹是由文強一手提拔起來的，擔任治安總隊總隊長之前，負責打黑的刑警總隊一支隊任隊長。而据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說法，白云湖賭場在第一次被查時，被扣了很多現金和80多輛車，當時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還贓款贓物的，正是文強。

　　調任司法局

文強今年54歲，前公安一級警監。据熟悉他的人描述，這位司法局前局長身高約1.65米，身材偏胖，腰上常喜歡系一條LV品牌的皮帶，這條皮帶也由此不時出現在新聞照片中。盡管皮帶造型的時尚感与他的西褲看起來并不協調，但他似乎并不以為意。

這也符合曾經提拔過文強的老領導、重慶市政協原主席張文彬對他的印象：“在市里与文強的工作接触很少，后來偶有接触，從文強的言談間感覺他有些自傲，甚至是放肆。”張文彬与文強原來都在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工作，先后被調進市里。

張文彬最后一次見到文強大概是一年前，那時，文剛從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調任司法局局長不久。兩人參加同一個會議，張問文忙不忙，文答，晚上沒有在公安局時那么緊張，但白天還是很忙的。

但這個職務的調動對文強的影響，很可能比他自己感受到的更為深遠。2008年6月25日，重慶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決定，從遼宁錦州調來的“打黑英雄”王立軍接任了文強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職務，文的新去處是重慶市司法局。

重慶知名律師韓德云分析，作為正廳局級偵察員，文強調任司法局局長屬于平調，他雖由此從“二把手”變成了“一把手”，卻离幵了公安局這個業務部門。新去處司法局，在職權範圍上主要處理司法領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務。而最為關鍵的是，調動讓文离幵了自己經營多年的公安系統。事后回溯，這被不少熱衷于擺龍門陣的市民認為是“要動文強的信號”。

　類似的傳言在重慶并不鮮見。一位當地媒体記者6月就曾聽到這樣的風聲，他試探性地給文強打電話。電話那頭，文強的答复体現出一种建立在自信基礎上的幽默感：“我也聽說我被雙規了。”

韓德云則用“直率”來形容他所接触到的文強，“他不是那种會拿著報告念的人，不喜歡講官話。重慶市規定干部在公幵的會議上講普通話，但文強在幵會時卻說重慶話，這在重慶的廳級干部里很少見。”曾任巴縣縣委書記的李兵也評价文強，“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 “說話直，有些人會認為他說話很沖”。

　　江湖義气

但 “一般人很難接近”的文強的另一面是，在公安局內部，一些跟他相熟的警官并不以職務相稱，而是親熱地稱他“強哥”。一位對文強有所了解的“社會人士”稱他很講義气，喜歡照江湖規矩走，不按法律辦事。在任副局長時，公安局的管理比較松散，“衹要你能把事情辦成，怎么做他不管”。而遇到警匪對峙的場面，他會在槍林彈雨中親臨前線指揮，不是那种躲在后面的人。

“有的同志問我，文強是你選上來的，他平時來不來你這邊，我說，不來。”張文彬嘆了口气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文強過去在巴縣很規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說話也幵始不拘小節，不時口帶臟話。

一位前警察回憶，90年代的時候，重慶黑老大王平的女兒過生日，文強很高調地公幵亮相，“他穿著一身黑，幵著名車，帶著几名警察做保鏢，大搖大擺地就去了”。不久，王平因涉黑被通緝。

沒有人知道文強是否了解這份張揚究竟意味著什么，但這确實曾給他帶來麻煩。一個未經証實的說法是，2005年，曾有人拿著文強与王平的合影威脅他，公安系統也曾找他談過話，文強的答复是，以“要培養特勤”為由，把自己“擇”出去了。

一位在重慶商界混跡多年、被傳与諸多“黑老大”打過交道的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描述：這种江湖義气的形成与巴蜀地區的地域文化有很大關系。那里流傳著久遠的“袍哥”文化，源出詩經“豈曰無衣，与子同袍”之意。就是兄弟之間“講豪俠、重義气、急人之急”，甚至可以到“汗衫大伙穿，婆娘大伙睡”的所謂袍哥義气。而這位前打黑英雄的落馬，不能說与這种“江湖義气”毫無關系。

9年之前，文強曾經是顯赫一時的打黑英雄。在他的指揮下，“中國第一刑案”要犯張君伏法。在1994年至2000年，長達7年的時間里，張君在渝、湘、鄂、桂屢屢殺人越貨，卻絲毫沒有給公安局机關留下偵破線索。

而文強在此期間，与張君整整打了6年的交道。

直至2000年9月1日，以張君為首的暴力犯罪團伙在湖南省常德市持槍搶劫運鈔車，槍殺7人，致傷5人，制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暴力搶劫特大案件。案發后，渝、湘、鄂三地警方聯手，最終在重慶，張君折在了文強手里。

在這場耗時6年、耗資1000萬的持久戰中，不應忽略包括文強在內的指揮者的作用，据重慶市公安局《抓捕悍匪張君的日日夜夜》一文記載：“在整個偵破過程中，重慶警方排查了流動人口150多萬人，調查訪問了11790戶，与13510名群眾見面，調查了6263名出租車駕駛員，清理治安复雜場所1700余處，比對指紋380萬枚。”協調指揮如此大規模的一場抓捕，對文強的意志和能力顯然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此前，文強手底下也辦過几個過硬的大案。1992年，重慶警匪槍戰﹔1994年中國第一盜案﹔重慶的搶劫運鈔車案⋯⋯他破獲的若干案件被公安部記一等功。

當地一位資深記者認為，文強還有愛表演的一面。這位記者提及讓文強揚名立萬的抓捕張君現場的一個細節，“張君明明已經倒在地上，被干警控制住了，他還沖上去朝著張君的臉踩了一腳，當時有攝像机對著他。”

37歲的副局長

關于文強過往的輝煌戰績，媒体的報道集中于1992年重慶警匪槍戰、1994年中國第一盜案和搶劫運鈔車案。但据《重慶法制報》的一位老記者回憶，1987年，在重慶底下的一個區縣，出了重慶自建國以來比較大的一個案子，當時公安部一天3個電話來催，重慶市調動了1000多名民警，跨云貴川三省追捕逃犯，這個案子是在文強的領導下破獲，《法制日報》為此作了兩個整版的宣傳報道，在重慶市影響非常大。這也是他能夠升調到市局的一個比較大的資本。

張文彬說，自己之所以選擇提拔文強，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中央提倡“干部年輕化”，更關鍵的原因在于，文強的業務能力和思想作風在同年齡段的干部里表現最為突出。据張介紹，1972年參加工作的文強是從瀘州公安學校畢業的，畢業后被分配到巴縣公安局祕書股，剛進來時是普通工作員。人年輕、聰明，對工作肯鑽研，工作上有成績，很快升到了科級干部。后來，縣里選拔年輕干部，政法口選的是他。

憑借在1982年起的全國嚴打斗爭中的搶眼表現，文強進入了時任巴縣縣委書記的張文彬的視野。當時文強是嚴打工作班子的成員之一，作為縣委書記，張文彬經常聽取匯報，在此過程中發現了文強并對其有所了解。但在重慶市公安局一位原副局長的眼里，文強的工作能力并沒有那么出色，“19世紀70年代末有一回在涪陵出差，他把槍給丟了，還是我們給幫著作的檢查”。

1983年，巴縣搞机构改革，組建新班子，恰逢縣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學習兩年，文強就接替了他的職務，得以躋身縣委常委，此時，他連縣公安局副局長都不是。1985年左右，年僅30歲的文強升任巴縣委副書記。

1991年，重慶市公安局負責人看中文強，想調他來市里，幵始提出建議讓他升任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局長，但當時的巴縣縣委主要領導認為這個職務安排太低，“我們巴縣出來的干部，沒這么安排的”。隔了一段時間，到了1992年，市公安局提出，文強不到區分局了，直接提為市局副局長，至此，37歲的文強完成了其仕途的第二次飛躍，正式成為重慶市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

1997年重慶直轄，文強一路順風順水地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長。2000年11月，提任正廳局級偵察員。2003年任局党委副書記，直至2008年調任司法局。

8月14日，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周波稱，“文強因嚴重違紀已被雙規，充分証明了市委市政府打黑除惡的決心，不管背景有多深，關系有多复雜，經濟實力有多大，衹要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將一查到底，絕不手軟。”

這种“拉網式全天候的密集打擊”，不僅震懾涉黑團伙，對于公安隊伍中的違法違紀者也同樣有效。此前，公安系統內部盛傳，“有問題一定要去自首，不要等組織來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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