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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新聞)

胡斌“替身門”事件始末：為何未做DNA鑑定？(圖)
2009-08-05

國家
中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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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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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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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大學
浙江大學
　

胡斌流淚。

胡斌展示手臂上疤痕。

胡斌獄中接受采訪。

　編者按

辦案机關相繼回應;入獄的胡斌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親口否認替身存在……最近一段時間沸沸揚揚的“胡斌替身門”，到了塵埃落定的時候。

但“替身門”關上，帶給我們更多的，卻不是喜悅，而是苦澀。回顧這一事件的發展軌跡，很多問題值得反思:

從宏觀角度看，一樁被事實証明并不存在的“替身事件”，何以發展成公共事件，并愈演愈烈?面對質疑，司法机關該如何回應?質疑結果的不美妙，能否否定質疑本身的价值?

而在微觀操作層面，不少人呼吁給胡斌做DNA鑑定，究竟是否可行?現行訴訟規則，是否給了頂包存在的空間?防止頂包出現，法律還需做些什么?

……

反思“胡斌替身門”，是為了今后不再遭遇類似的尷尬。

7月31日，“杭州飆車案”罪犯胡斌入獄第一天。當天下午，在位于杭州市東邊的一所監獄，新華社記者和胡斌面對面。

除了通過媒体表示忏悔，胡斌也對有關替身的質疑，進行了回應:“(自己)可能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發型變了，体重也有所增加。”他說，庭審的時候自己戴了一副眼鏡，而事發當時，戴的則是隱形眼鏡。

對網友質疑最多的疤痕，胡斌現場展示了自己的右臂，一道白色的長條疤痕清晰可見。他告訴記者，這是初三時留下的。

盡管仍有极少數網友質疑“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的‘胡斌’和出庭的‘胡斌’，不是一個人”，但絕大多數人認為，胡斌“現身”，意味著沸沸揚揚了一段時間的“胡斌替身門”，可以結束了。

北京市銘基律師事務所主任趙國華律師認為，讓胡斌出來露面，是有關部門回應公眾質疑的一种方式，“從效果上看，比之前司法机關的回應還要好，更有說服力。”

“替身門”風波驟起

2009年5月7日晚，胡斌和孔某、袁某分別駕車一起從杭州机場路出發，超速行駛。行至西湖區，胡斌將站在斑馬線上的浙江大學畢業生譚卓撞死。

由于有關部門草率宣布肇事車輛時速為70邁，引起公眾不滿，這一事件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的熱點事件。7月20日，胡斌因交通肇事罪被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一審判決，并沒有平息從案發就一直存在爭議的案件定性:到底是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時，隨著胡斌受審照片和錄像出現在媒体，他的身份也受到質疑。因為人們發現，与5月7日當晚肇事后被拍到以手擋臉的胡斌相比，在看守所里關了兩個多月的胡斌，体態、气質有了明顯的變化。甚至有網友將兩張照片上人物的耳廓、手指作了比對，感覺确有明顯差异。

于是，“替身說”甚囂塵上。有網民傳“胡斌早已出國整容”、“在拘留之前就被掉包”。人肉搜索結果更是指名道姓稱替身名叫“張禮礤”，并上傳了“張禮礤”的照片。

7月28日，一名28歲的劉姓男子与多家媒体聯絡，稱照片中的他是北京某國企行政助理，并非是“杭州出租車司机張禮礤”。

回應壓不住質疑

面對公眾質疑，辦案机關似乎很委屈。杭州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接受媒体采訪時表示:“整個過程都是公幵、透明的，我們已經盡力了。如果這樣都還能怀疑的話，那一切都可以怀疑了。”

對于辦案机關遭遇的尷尬，時評人傅達林表示了“同情”:“對于無中生有的傳言進行‘無罪証明式’的回應，本身就難以找到有力的証据。”

盡管難以找到最為直接的有力証据，但一浪高過一浪的質疑，還是讓有關部門意識到不能沉默下去了。7月27日，杭州市西湖區法院首先作出回應，稱胡斌身份确認無疑，“胡斌的身份，經過嚴格的司法程序核實确認”。

但網民認為，法院回應“衹有結論，沒有証据”，這种“原則性否認”，難以令人信服。

7月30日，檢方杭州市西湖區檢察院也作出回應，卻同樣難以平息質疑。在天涯社區“法律論壇”，網友“學法律是一個錯誤”，逐條評點檢方回應，稱“心里還是不踏實”。

(回應)檢方及時到杭州市看守所提審了胡斌，訊問了胡斌的年齡、住址、簡歷、家庭成員、單位等情況，進行身份核對，還核實了胡斌的身份証、駕駛証。在7月15日幵庭審判時，審判長首先認真核對胡斌的身份，公訴人在審判長核實胡斌身份的基礎上，調查核實了該案的全部犯罪事實和証据。

(評點)誰要找個替身，也不會拍拍屁股說去就去。為了不穿幫，必要的“培訓”少不了。問問年齡、家庭情況、單位等信息，即使真是替身，也有混過去的可能。

(回應)5月7日晚，胡斌從机場路到肇事現場，一路駕駛都有監控錄像可以証實，肇事時和肇事后有多位証人証明，車上衹有胡斌一人，并無他人。肇事后，胡斌馬上用手机撥打120和110(有電話記錄)，并坐在肇事的損毀嚴重的浙A608Z0紅色三菱轎車中等候。對上述細節問題，檢察机關進行了仔細的核實和查証。所以，檢察机關可以負責地依法証明:出庭受審的胡斌就是“5.7”交通肇事案肇事者胡斌，确定無疑。

(評點)如果當場抓了胡斌，這段很有說服力。但事實卻是，胡斌并未當場被捕，而是回了家，當晚還上網留言。進局子是几天之后的事兒。又是一個人，又是出事后在車里等候，檢方說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沒說。憑這些，恐難以“負責地依法証明”。

(回應)在7月15日的庭審中，胡斌的父母及親屬參加了旁聽，該案的宣判實況在電視等媒体播放后，胡斌的老師、同學從未提出异議。

(評點)胡斌的老師、同學，有多少人關注這事?除非經常見面的，是不是這人，一眼能看出來，一般的老師同學，長時間不見，衹能說“像不像”，而難作“是不是”的評价。如果是“像不像”，即使有深仇大恨，估計也少有人去舉報。如果是親近到能做“是不是”評价的人看到，他會去舉報嗎?

對于司法机關積极、主動的回應，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博士表示贊賞。但他同時認為，司法机關應講究一下回應的技巧，“有些回應，确有可商榷之處;網民的上述質疑，并非都是雞蛋里挑骨頭”。

　終于沒做的DNA鑑定

“替身門”事件自始至終，給胡斌做DNA的呼聲一直很高，“既然已經有人質疑胡斌是否是真的，那么就應該做DNA鑑定。這樣做是對胡斌負責，也是對譚卓負責，更是對廣大關注此案的百姓的交代”。

DNA鑑定，的确是回應質疑最有力的証据。但許身健博士對于有關部門未屈從于民眾壓力給胡斌做DNA鑑定，表示了贊賞:“現有法律沒有相關規定。因為有人質疑而去給某人做鑑定，對被鑑定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趙國華律師介紹，今年7月，美國加州法院的一項最新決定，執法部門今后在破案過程中可以在証据缺乏的情況下把DNA的收集範圍擴大到犯罪嫌疑人的親屬。雖然這一決定引發爭議，但對美國當地的執法部門來說，至少算作“有法可依”。而咱們國家沒有相關規定，“做DNA鑑定，衹取胡斌的不行，還要采集他父母的樣本作比對。但他的父母，在法律上并沒有配合采集的義務，有關部門也不能強制采集。”

趙國華還提出，即使做DNA，也不能一定保証准确，“如果胡斌是被收養的，也不可能和養父母匹配。”

許身健博士也希望公眾不要把目光盯在DNA鑑定上:“說到底，‘替身門’出現，是因為信任有了問題。如果缺乏信任，即使給胡斌做了DNA，還是有人要質疑，‘做鑑定的机构，是不是被收買了?’這時候，做了也白做。”

防掉包，法網應更嚴密

“東方法眼”網友王學堂一直關注這一事件進展。曾在廣東佛山擔任多年法官的他坦言，司法實踐中，頂包事件時有發生，交通肇事案件中尤其多發。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也确有被告人身份難以查清的時候，“我就見過按被告人自報的姓名寫的判決書。我也在看守所見過標注‘無名氏’的監管牌”。

他給記者提供了一份刑事審判提綱，“沒有統一格式，但各地版本差不多”。

審判長(下稱“審”):現在幵庭。請司法警察帶被告人某某到庭，卸下械具。

審:被告人，你還有其他名字嗎?

被告人(下稱“被”):沒有。

審:什么時間出生?

被:x年x月x日。

審:什么民族?

被:x族。

審:什么地方人?

被:xx地人。

審:什么文化?

被:xx文化。

審:什么職業?

被:……

審:家庭住址?

被:住……

審:被告人，你什么時間因什么原因被逮捕的?

被:……

審:是否被刑事拘留?

被:……

審:你以前是否受過法律處分?

被:……

審:被告人xx，xx人民檢察院指控你……一案的起訴書副本你收到沒有?

被:……

“這就是審判長查明被告人身份的全部內容。胡斌這個案子影響大，身份審查可能更嚴格一些。所以，我不相信胡斌會是替身。但按照上面的程序查明被告人身份，的确可能讓被頂包者逃脫。”

如何進一步完善和嚴格遵守訴訟規則，以避免頂包事件發生，王學堂提出兩條建議:第一，公安、檢察院、法院，各個訴訟環節都要注意當事人身份的查明，而不是簡單對照身份証號碼和自報姓名來識別;

第二，賦予被害人及其親屬辨認權。現行制度下，被害人及家屬在法律上衹是証人作用，“胡斌案中，死者家屬根本沒有在現場見過胡本人，而在胡關押期間，更不可能接触到他。法院回應說‘死者家屬在庭審時并無异議’，這肯定是事實。但他都沒見過被告人，怎么可能提出异議?”

王學堂還對目前刑事訴訟中“流水作業”的方式表示擔憂。“‘做飯的公安’、‘端飯的檢察’、‘吃飯的法院’，這种說法一定程度上符合現實。在這种模式下，檢察机關‘端与不端飯’的自由空間，并不大，這就使得偵查活動缺乏檢察權的有效和及時的監督，包括對嫌疑人身份查明。”

　　打錯了靶子，“替身門”价值何在

隨著張禮礤“現身”表明真實身份，和胡斌“現身”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一場本不存在的“替身門”，已走到盡頭。

許身健博士表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事件，和目前整体司法環境有關，也和杭州當地最初對事件處置不當有關，“草率地宣布肇事者車速70邁，之后被鑑定否認，導致公眾的不信任。”對于當地司法机關主動回應公眾質疑，他很贊賞，“但是，作為一個法律人，看司法机關怎么說百姓都將信將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相信，隨著司法環境改善、司法公信力提高，類似事件，將不會發生。

針對這一事件，《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思考的問題是:“在當下的信任危机下，應該如何去質疑?是否可以理直气壯地怀疑一切?”他的觀點是，越是在信任危机之下，越需要小心地去質疑，而不能毫無節制地以“信任危机”為借口，很隨便和輕率地將怀疑指向一切，這樣的牆倒眾人推，這樣互相強化不信任的怀疑，對那种四處彌漫的不信任推波助瀾，衹能加劇人際間的不信任，并最終將社會的信任体系推向崩潰。

王學堂卻不同意曹林的判斷。他認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頂包很容易發生，一些地方也的确發現過頂替事件。胡斌案中，民眾因為前后照片變化顯著而質疑，是一种“合理的怀疑”。“盡管事實最終証明，在這一事件中，公眾打錯了靶子，從結果看，似乎并不圓滿。但公眾質疑對于司法机關和公眾互動的推動，對于陽光司法的推動，將逐漸顯現，意義不可低估。”(本報記者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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