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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新聞)

紅色鏡頭下的50年代:新聞攝影界的榮耀与羞恥(圖)
20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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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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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鏡頭下的五十年代

1956年至1959年期間，中國攝影界假照片、假新聞不斷。新聞攝影界在時代的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榮耀与羞恥，一直延續，影響至今

攝影講究客觀、真實。然而，上世紀50年代，卻是中國新聞攝影“筆底生花”的時期──孩童嬉戲于稻谷間而稻桿不折，姑娘舞于棉朵之上如飛翔云端。新聞攝影被賦予了“宣傳工具”的功能。一時間，假照片、假新聞風生水起。浮夸之風盛行。

在1956年至1959年之間，國內攝影界關于照片“組織加工”与“擺布”的爭論，呈現白熱化趨勢。此話題的討論，最終在“大躍進”、“反右” 等政治運動中釀成事端，甚至改變了諸多參与人的命運。新近出版的《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一書，便記錄了50多年前，中國新聞攝影界圍繞新聞真實性問題的“三年爭辯”。

說謊的照片

《紅旗照相館》的作者晉永權是《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紀實攝影家，因工作關系對中國近几十年來的新聞攝影發展、特點甚有研究。《紅旗照相館》的幵篇講的便是1950年代的“擺拍”之風。其實，在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机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非常嚴格，一再強調要 “大力反虛构”。

　1958年10月，鄧小平視察天津專區霸縣胜芳人民公社的丰畝產11萬斤稻田。照片來自網絡

“然而，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幵始。官方觀點也逐步轉變。” 晉永權說，“到了1956年3月，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這個當時攝影界最高級別的官員提出：在某些情況下，對拍攝現場作一些技術性的調整，比如會議桌上的茶盃暖瓶放得太雜亂，或者在畫面中太突出，在不影響會議進行的情況下，對它們略加整理，這是允許的。”

石少華并沒說明，“技術性調整”、“略加整理”与虛构、擺布的界限在哪兒？于是，這几個新概念，在當年的新聞攝影界引起混亂。這年7月，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的一張《北海公園兒童車》照片，讓攝影界業內的口舌之戰進一步升級。

1956年7月下旬，新華社北京分社攝影記者杜修賢帶著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內文字記者的孩子，一起來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園，拍攝出租兒童車的新聞照片。當天，杜修賢也拍攝了其他游人租車的場面，但發稿時卻發了一張以這兩個孩子為“模特兒”的照片。

1958年毛澤東在視察河南農村。照片來新華網

分社領導在簽發杜修賢拍攝的照片時，以這樣做無疑是“擺布”為由，把照片扣了下來。但同時，也有一批杜修賢的支持者，他們認為：不能因為坐車的是記者的孩子，便說這張照片是虛构或不真實的。

有關此事的討論一直進行到這一年年底，也因此引發了新聞攝影業內更多“丑聞”曝光。同年底，新華社內蒙古分社文字記者艾丁爆出，記者陸軻在包頭拍攝的《包蘭鐵路昆獨侖河大橋架橋》的圖片，鐵路附近的牛羊群本來是沒有的。為了顯示大橋修築在內蒙古草原上，陸軻才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赶到鐵路橋附近來。另外，艾丁還舉了個例子：曾有位記者，拍照時讓一位婦女去繡一雙已繡好的繡花鞋。

攝影界業內，揭丑的何止艾丁一人。同樣是1956年底，新華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別給北京總社寫來文章，同樣都談到了記者袁苓這年 6月在第一汽車制造厂采訪拍攝照片的情況。雪印指出，為了“走在試制汽車文字消息的前面”，袁苓的《第一汽車厂試制解放牌汽車》一圖，在拍攝時把“解放牌”汽車的外殼罩在了蘇聯產的“吉斯”車上，這樣，外表看起來就像國產的“解放牌”汽車。

而另一張內容是“在發動机車間，檢查員鄭國秀和王鳳芝正在用空气測量儀檢查發動机上的部件活塞”的照片，按田建之的說明，拍照經過是這樣的：當時，檢查台上沒有一個活塞，活塞早就檢查過了，為了拍照，必須重新讓工人把活塞擺在檢查台上。另外，十多個活塞衹有兩三個是國產的，其余都是蘇聯造的。為了不使蘇聯活塞上的俄文拍出來，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轉到背面去。為了使畫面生動一些，袁苓同志從另一個檢查台叫來一個檢查員參加檢查。

身處這樣的攝影大環境，有時，就連國家領導人身邊的“紅色攝影師”，也免不了要對圖片“組織加工”一番。原新華社記者、毛澤東身邊的攝影師呂厚民，就曾回憶自己如何為主席“導演策划”照片。

廬山會議期間，呂厚民發現毛澤東每次去會議室參加會議，都要路過一個大廳。呂厚民找來工作人員商量，在大廳的牆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圖，毛澤東平日喜歡看地圖。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澤東路過時，便停下腳步專注地看起來。于是在一旁的呂厚民完成了這幅《毛澤東看世界地圖》。

那張被后人稱作“建國以來最有影響的虛假照片”，出現在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署名“新華社記者于澄建”拍攝的一組照片 ──一顆早稻大 “衛星”，報道了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那塊畝產3萬斤的 “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四個孩子站在生長著的稻穗上。照片說明是：這塊高產田里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發上似的。

沒多久，那塊畝產3萬斤的 “天下第一田”被揭露出，完全是個假典型。它是把十几畝、二十几畝快成熟水稻并到一個大田里面，而且這個稻田很小，衹有几分地。從上面俯瞰，它是層層疊疊的，但其實根本不是，整個都倒伏了，所以，孩子可以站在上面。這次造假事件，使得于澄建被很多人指責為，“沒有經過調查”，“嚴重報道失實”。

然而，在假典型東窗事發前，新聞界很多人員，卻都紛紛模仿于澄建，施放照片“衛星”。在丰收的田野上，不斷涌現奇跡：稻穗上能放雞蛋﹔緊接著，十六七歲的姑娘盤坐在稻穗上，竟對稻顆沒有多大的影響﹔之后，稻穗上站著三個胖胖的小孩﹔不几天，一張產量6萬斤的“衛星”田照片上，穩穩當當地站著13 個青年。

　“布列松來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國著名攝影家亨利8226;卡迪埃8226;布列松來到中國。《紅旗照相館》中有專門一章描述此事：為迎接建國十周年，中國官方決定邀請西方具有共產党員身份的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訪華，希望能拍出為中國“正視聽”的照片，讓西方人了解新中國的情況。

布列松來華時，正赶上如火如荼的“大躍進”運動，各种類型的擺布之風盛行。而布列松對“安排的”照片和“擺布的”環境极反感。

6月20日，按照中國攝影學會的安排，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拍照。7月16日，布列松在与首都攝影界人士的座談會上，直陳對中國攝影的建議：“我看到表現中國的照片不少，有些很好，但有些我不喜歡。我曾看到一張表現丰收的照片，一個婦女抱著一捆麥子，笑得很厲害。當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見得笑得那么厲害。在地里，當然是灰塵仆仆，汗流滿面，但這個婦女卻很干凈。安排出來的畫面不是生活，不會給人們留下印象。”

最后，這位西方藝術家，以冷靜的藝術視角，真實客觀地記錄了中國百姓的生活。他拍攝了《前清最后一個宦官》、《鏇床女工》、《大躍進的總路線口號》等著名照片。然而，由于這些照片“沒有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屬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之列”的布列松，最終在中國得到這樣的評价── “帝國主義反動分子，用惡毒的用心和卑劣的手法，污蔑中國的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制度”。多年后，國內很多攝影家分析，“當年中國攝影界對布列松作品的嚴重誤讀，使得中國攝影停止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因照片而改變的人生

《紅旗照相館》中，有300多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而有些人，正是因為拍攝了這些照片，人生也隨之改變。書中就講述了不少老攝影人的故事。

比如，攝影家魏南昌先生。他是那本被譽為“中國攝影圣經”的《暗室技術》一書的作者。然而，1956以后，魏南昌醉心“畫意”、“美感”的照片，被指責為“脫离生活”、“脫离實際”。1957年，魏南昌曾四五次下鄉，但面對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熱火朝天的集体生產場面、雞棚牛舍，他衹拍回了一張像國畫中雄雞報曉般的“大公雞照片”，結果被批評為“不愿表現社會主義的新面貌”。

同年，魏南昌躲幵塵土飛揚的工地与田野間立起來的樓房，在北京西郊拍出了一張名為《古塔与毛驢》的照片，結果這次，他遭到了更強烈的質疑── “衹對落后的東西感興趣”。從此后，魏南昌簡直成了公眾敵人，有人甚至爆出他曾任國民党特務頭子戴笠的私人攝影師，為蔣介石拍過肖像照。之后，這位原在新華社攝影部任職的老攝影家，1957年被划為“右派”，遣送到河北唐山柏各庄農場強制勞動。再后來，音信全無，終与“平反”無緣。

由于沒有親歷自己所書寫的這段攝影往事，晉永權在寫作時，完全依靠的是“田野調查”方式。他穿梭在圖書館、資料室、甚至舊貨市場里，一次次尋訪當事人。就連1950年至1952年間，新聞攝影局不定期出版過的六期《攝影工作》雜志，他居然也奇跡般地在河北石家庄的舊書店里發現。“這些珍貴資料，并沒有被保護被珍視。”

晉永權說，他曾經以為“相比起來，單位里的那些攝影史料會好些。一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帶有密碼的保險柜內。”但當他偶然去一新聞机构攝影部辦事，在裝修現場的樓道內看到一本散落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問題討論發言紀要 (1958.8-1959.12)》散裝書頁，放在“与建築垃圾堆在一起的麻袋”里。那天中午，晉永權小心地征詢這家單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閱。“他多少有些不耐煩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紅旗照相館》出版后，有些業內同行不明白，晉永權為何要不辭勞苦地翻舊賬？“那段特殊歲月里的攝影遺痕，例如‘擺拍’之風，如潛規則般一直延續，在現代新聞攝影上有所呈現，甚至濃墨重彩。”在晉永權看來， “如今談論過去，衹是為更准确地确定前行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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