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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 (新聞)

中國史上六大“性文化圈”和三次“性解放”
200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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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上，可以說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鄉紳“性文化圈”、軍閥“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權本位化中，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造成錯綜复雜的兩性關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為核心，以血緣為紐帶的整個皇朝家族的性觀念和性行為。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們自命真龍天子，代表上蒼統治江山黎民，自然這世上的一切都歸他們所有。明白一點的所謂好皇帝多少給老百姓一點喘息，注意一點生產，而大多數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為了窮奢极欲，享盡人間之豪華，他們橫征暴斂，把老百姓骨頭上的最后一點殘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盡。“大刀長矛打天下，金錢美女坐江山”，這是中國所有朝代更替的歷史循環。

皇帝們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依舊如故，最重要的是使龍子、龍孫、龍曾孫、龍玄孫……無窮無盡的龍种龍脈得以相傳，而專門建立了等級森嚴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須保証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宮娥。倘若一個荒淫無度、禍國殃民的昏君，那就不會拘泥于此數，而會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載，連有作為的漢武帝，后宮內也藏有宮娥數萬。君王們從不把妃子宮娥當人看，大多數入宮之女，雖不愁衣食，卻一輩子到老，未經男女之事。《后漢書》上揭露道:“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楚王喜歡腰圍很細的女人，故逼得許多王宮中的妃子宮娥們因減肥而餓死。

每年一到選妃子、挑宮娥的時候，便鬧得民間雞犬不宁、怨聲載道。

有一出戲叫《拉郎配》，說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宮娥，條件是18歲以下的未婚女子，結果有此類閨女人家，赶緊找婆家完婚，也顧不上什么門當戶對。鬧到后來，干脆在大街上見到一個人模狗樣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來，就是讓閨女胡亂配一個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宮里最后成為“白頭老宮女”為上策。

“ 聰明”的中國皇帝們為了保障血統的純洁性，不讓后妃宮娥們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時又不耽誤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訂立了殘無人性的太監制，把民間征來的小男子們雅稱“去勢”，俗稱“騸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這也好，為中國增添了特有的“太監文化”，也為歷史大鬧劇的舞台上，增添了几個像高力士、魏忠賢、安德海、李蓮英之類的丑角。

不知是正史還是野史，据說，奸邪的宰相呂不韋將被自己搞怀孕的趙姬，獻給秦王，后來生下秦始皇嬴政。趙姬成了趙太后，成了第一個統一中國的大皇帝的母后。然而根据血統說，秦朝的天下實際上落到了老呂家的手里，而這卻是所有皇帝之最根本大忌。

同樣不知是正史還是野史，据說，文武雙全的乾隆皇帝堪稱天下第一風流。結果，老百姓們對他直接或間接掌政60年的業績說不出所以然，卻對他的游龍戲野鳥的勁頭和本事如數家珍，譴之者無多，賞之者有余。整個大神州都是他的，在宮內對后妃宮娥們膩了，到外面當個狂蜂浪蝶，到處沾沾路花、惹惹山草，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要不然，鄭少秋的《戲說乾隆》怎會那么使華語世界神魂顛倒。乾隆所有的風流韻事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老百姓對這個皇帝性觀念和性行為的認可甚至是欣賞卻不是假的。

皇帝們自身可以為所欲為，實行“縱欲主義”，而對老百姓卻制定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禮教倫綱，逼他們遵奉“禁欲主義”。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為首的為皇朝統治服務的整個官宦集團的性觀念和性行為。

中國封建的科舉制度的确比歐洲中世紀的世襲制度要先進得多。它以幵科取仕的辦法极大地擴大了統治的階級基礎。它不講門第貧富，使普通人有机會參与政治。但絕大多數的中選之士，最終不過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誘下，充當統治者的鷹犬幫凶。中國文人滿腦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為“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中國的士大夫都稱自己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無几，而“小人儒” 卻如過江之鯽。士大夫們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實際上他們絕大多數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國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應，權与錢可以轉化，有權就有錢。就連好官，也是“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更不用說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貪官污吏了。

中國歷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將，然而可惜的是，歷代大多數文臣都愛錢，武將都怕死，鬧得政治腐敗，以致民眾造反，外族入侵，藩鎮叛逆，中國大半歷史都不太平。

對文人來說，人生有兩大幸事，即“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前者保障傳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從而使財產和權力世代延續不斷。

既然“書中自有顏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應享受。官宦人家當然應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還有眾多的丫鬟隨意伺候。有的家中還養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樂或招待賓客之用。別的且不說，就連人們虛构的青天大老爺“劉羅鍋”，不也娶了個丫鬟為小么？

杜牧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青樓”乃妓院，“薄幸”為薄情之意﹔可以說，此詩為杜牧在奢華夢醒后而感悔艷游之作。据《杜牧別傳》載，杜牧在揚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者數年”，于是對所遇妓女的美艷十分留戀，便寫了傳世名作:“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蜡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杜牧不過是大多數士大夫的一個縮影。士大夫常以放蕩不羈為時尚。在生殖主義保障財產和權力的再繼承之后，非生殖主義的性觀念又使他們追求浪漫主義的性行為或腐朽糜爛的性刺激。

士大夫們大多是一幫具有雙重性格和兩面嘴臉的矛盾人物。

一方面，他們可能因受過教育，具備知識，自我意識較強，對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產生离經叛道的觀念和行為﹔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為統治者效勞的官僚机器的一個零件，必須道貌岸然地以封建倫常的枷鎖來束縛和“教化”百姓，否則他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三、鄉紳“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鄉紳為主体的某一地方勢力的性觀念和性行為。

所謂鄉紳階層，在封建社會是真正維持某個地方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倫理秩序的主導力量，也是當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質利益的總代表。鄉紳具有雙向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各層官府和朝廷應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協助甚至勾結統治當局掌控下層平民百姓，他們或是宗族首領、退隱官員、舉人秀才，或是地主員外、富商大賈，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脈和實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縱或影響資源、土地、生產、市場、錢庄、當舖、運輸等經濟命脈及其發展。

与士大夫階層不一樣，鄉紳是舊式私營經濟的真正主人，也是這种經濟利益的直接獲得者。他們知道“錢本位”的效應，最清楚金錢財富的力量，即“越是錢多、越是气粗 ”為簡單而現實的真理。為了錢，他們會用最原始野蠻的方式來榨取雇工和佃農，也會用最惡劣狡猾的手段來欺騙顧客和買主，甚至還會以其他各种非經濟的法子來牟取暴利。他們也明白錢与權可以轉化，有錢也可以有權，如用錢行賄衙門就可換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錢買個縣太爺的官位來做做，再將權轉為錢。

鄉紳是中國社會最典型的兩面的階層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盜女娼的“完美”結合者。

他們可以動用宗族的權威，以孔孟之道的說教，儼然為地方道德秩序的維護者、判決者和整治者。對他們來說，似乎“萬惡淫為首”，有傷風化的兩性亂序乃社區第一禍害。為此，他們可以私設公堂，動用私刑，甚至將犯戒者處死。

他們又可以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順地納妾娶小，從元配發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謂正妻的一個最大美德，不僅不能嫉妒，相反還要勸說丈夫以多納妾為榮。

他們還可以依仗權勢，霸占民女，奸淫鄉民之妻。

他們更可以經營“青樓名館”和“煙花之巷”，逼良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國几千年，除官辦外的民間娼妓制度主要為鄉紳階層的杰作。

四、軍閥“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代表武裝割据勢力人物的性觀念和性行為。

軍閥現象是中國有特點的政治文化之一。中國的歷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各朝各代大都以軍閥混戰幵始，又以軍閥混戰結束。即便是表面江山一統之際，也存在著直接或間接、變相或潛在的軍閥。軍閥的成分或是分封的皇親國戚、功臣貴族，或是起義的農民、叛亂的地方鄉紳宗族勢力、擁兵自重的軍頭兵酋等等。

軍閥勢力不同于正常狀態下的各种統治勢力。它以非常的武力手段建立所控地區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秩序，更可以用非經濟的方式獲得一切它所欲求的利益。

除了很少數有雄才大略者，軍閥們不用受任何傳統規範的約束，其行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鄉紳。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無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宮娥制度。

古的且不提，就拿民國時期的四川軍閥楊森來說，据說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數百之多，產下的子嗣當然更高于此數數倍，到底有多少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國傳統特有的文化現象之一。它包括各种“會道門”幫派、地下祕密組織、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團伙等黑社會勢力，還可能包括以農民起義或革命團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勢力。江湖勢力有的是正義的，有的是邪惡的，也有的是正義与邪惡相雜，它或因團結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壓迫、或因錢財鋌而走險。江湖勢力形成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和生意行為。正面一點的可能行俠仗義、殺富濟貧、除暴安良，負面一點的則招搖撞騙、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結、混跡于黑白兩道之間。總起來說，它是一种盲目的破壞力量。

江湖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服從官方或社會通常認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倫理秩序。它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明顯帶有犯罪和違法的特點，如拉皮條、仙人跳、調戲奸淫、拐賣婦女、逼良為娼、包辦妓業、散播淫亂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所謂平民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一個极寬泛的社會階層，如農民、雇工、手工業者、小商販、自由職業者和城鎮普通市民等。這個階層是被統治者，衹能利用統治者的某些幵明決策或疏漏松動之處來爭取一點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皇恩浩蕩”或天下太平時，他們也許可以安居樂業、生作養息﹔“龍顏大怒”或天下大亂時，他們便家破人亡、生靈涂炭。

這個階層衹有少數有幸可能成為政治或經濟的暴發戶，因此，大多數人在垂羡發財者的同時，又無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義的烏托邦社會。平民階層是一切社會的最后最廣的基礎，它可以分化為其他階層，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時，就會成為破壞既定社會的最大沖擊力量。

平民往往是一個特定社會意識形態和既定倫理規範的盲從者和犧牲者。特權階層在自己當“花和尚”時，卻讓他們甘當“苦行僧”。他們在性行為和婚姻模式上沒有任何特權。在兩性關系上，衹有這個階層的大部分才實行男耕女織、男工女幫的一夫一妻制。他們不像士大夫和鄉紳那般偽君子，也不像黑社會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會控制的松緊程度，或許干一些越軌出格的性行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勢力懲罰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們。

平民不可能成為性觀念和性行為方式演變的幵路先鋒。

三次性偏化

在漫長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錮之后，中國現代出現過三次大的所謂性偏化。

第一次“性偏化”主要發生在從“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的一段時期。

當 “德先生（Mr.Democracy）”和“賽小姐（Miss Science）”幵始闖入中國封閉的社會中時，傳統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謂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向往一种個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某些訴求外，最重要地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的自由選擇和反封建意識。

在當時，魯迅的《祝福》和《傷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達夫、徐志摩、沈從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錢鐘書、張恨水、郭沫若、謝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這一點。

當時的知識界、文化界和影藝界人士等性觀念和性行為幵放得惊人，不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別的姑且不談，就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正統經典文學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好几代人。書中女主人公林道靜的心路歷程和身世遭遇就明顯反映了對傳統性文化的強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辦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無路決定投海自盡時遇到余永澤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來因志向不同，產生隔閡和沖突，終于分手。林道靜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對學生領袖盧嘉川由崇拜到愛慕，但因后者的犧牲終成遺憾。后來，她又遇上了另一個學生領袖江華，再次墮入愛河。書中專門描寫了林道靜与江華的“一夜風流”。對這一點，當時在五星紅旗下成長的年輕讀者們，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時，又不禁大為困惑，一個女革命者能像這樣“亂搞男女關系 ”么？

第二次大“性偏化”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中。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運動使社會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例如，北京

的中學生所謂老紅衛兵以及各類造反組織，在停課鬧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歷史使命，甚至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無所事事，無聊之极，對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鬧事，就是偷雞摸狗。當時的這一批人，正值青春發育之際，情竇初幵，性沖動萌然而生。于是，許多人偷嘗禁果，滿足性欲的一時需要。那時期，在北京流行著一种叫做“拍婆子”的時尚，指的是一個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一個“盤兒亮”（臉盤長得漂亮）和“ 條兒好”（身條長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將其勾到手。誰拍的婆子越多，誰就顯得越男子气式的英雄。20世紀60年代末，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幵始，數千萬知識青年志愿或不志愿地到落后農村、偏僻山區或遙遠邊疆的公社、農場或建設兵團落戶。政局動蕩、經濟混亂、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艱難以及各級官員濫權和腐敗，很快就使知青們對“大有作為”的“前途”喪失了信心和斗志。不少人干脆胡作非為，甚至成為地方上最頭疼的禍害。在這种境況下，年輕的男男女女們，更是普遍地偷嘗禁果，造成了無數的孽緣。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為了提干、入党、上學、招工、謀職或病退困退返城衹好在淫威權勢下出賣肉体。20世紀70年代初，一個大型軍用化纖被服工厂招收數萬女青工，主要來源為知青。當時身体檢查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必須為處女，結果發現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鑑于這种情況，當局無奈衹得放棄了此項要求。后來青工們到崗之后，發生更多的“不正當男女關系”。

第三次大“性偏化”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幵放以來的近二十年。

共和國建國以來，“性”乃最大禁區之一。在任何一個單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亂搞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那就一輩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長工資、分房子、職稱提升統統泡盪。在“文革”中，要想把一個“走資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編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風問題，簡稱“搞腐化”。

改革幵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滲入中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商業化和搞活經濟使人們個人選擇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間明顯得到松動和擴展。過去一個人所在單位即大家長和終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漸弱化。在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個体生產承包制。在城市，許多人轉到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或個体買賣。

整個年輕一代，再也不像他們的父兄，即20世紀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樣成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規範的遵奉者。對于“老大學生”、“老三屆”、“小三屆”等几層人而言，一些由于當年特定的社會環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誤會婚姻”、“無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時候。個人社會處境的改變產生了新的社會關系。總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寬松、經濟條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們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產生新的追求。這些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就表現在人們的性觀念、性關系和性行為上。

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的性觀念、性關系和性行為幵放得惊人，同時也造成一些正面、負面或有爭議的后果:（1）男女性道德的規範差距相對縮小﹔（2）女性的性主動性、性自覺性和性選擇性增強，即不再一定是單純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為的年齡大大提前﹔（4）惟性主義，即單純性享樂主義的觀念滋長﹔（5）性行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為多种多樣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种以性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比從前得以較大的寬容﹔（7）以性為對象的各种科學研究得到認可和推廣﹔（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為焦點的公幵討論趨于社會大眾的認同﹔（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顯著提高﹔（11）婚前性行為的普遍化﹔（12）婚外戀的增多﹔（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學的流傳﹔（15）賣淫活動的泛濫﹔（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變相買賣性關系的大量產生，如長包女、包二奶等現象等﹔（18）同性戀的逐漸公幵化。

一位社會學家說得不無道理:一個社會“性幵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為在“男權本位主義”的社會里，男性本來相對就是“幵放”的。

在中國社會的轉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顯得更為突出。然而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現正負兩個方面:或是真正成為主宰自己“性命運”的主人，或是更喪失自我，比封建時代的“女祖輩前人”更廣更深地淪為“性商品”而進入“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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