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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 (新聞)

30年間影響中國人生活方式的10個人
200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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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雜志特約撰稿人李泓冰／想象一下，把正走在南京路或王府井或中國任意一條街道的任何一個中國人，比如，就是您自己，“嗖”地一聲扔到三十年前，會是怎樣的情形？

那將如同一顆超級炸彈，在三十年前的中國街道引發惊人的騷動。您的“怪模怪樣”絕對惊世駭俗：緊包著屁股的牛仔褲或西褲、搶眼而↓亮的皮鞋、緊套著脖子的領帶﹔或是打著耳洞套著耳環，或許還有口紅和上翹的假睫毛滿街的“藍螞蟻”會被你嚇得眼珠子都掉下來。您那手中時不時響鈴的“祕密武器”，手指還時常痙攣般在上面戳動有如特務發密電碼般可疑且詭异，甚至你還將之舉起東拍西拍，這簡直令人發指﹔如果您還漫不經心地指著領袖像“老毛老毛”地一通指點江山，或是哼著什么“死了都要賣”還有“油和米”的怪腔怪調兒，得，您一准兒會惊動警方（那時多叫民警或公安），被迅速地、絕不含糊地套入天羅地網。

是的，今天已經极為尋常的日常生活景象，倘若搬演到三十年前，全都會變成不可思議的奇跡。相隔三十年的人們，甚至無法對話，像都市報、數字電視、閃婚、小三、MSN及QQ、套牢与解套、房奴、PSP、CD、DVD、咱們PK一下、你真酷斃帥呆屬于骨灰級了⋯⋯這些時下极平常的語言，你如果擱到那個時代哇啦哇啦沖你當時還年輕的爸媽說出來，他們要么給你一耳光，要么找車送你去精神病院……

如果再有一張今天的報紙，“飄”進三十年前，上面任何一條新聞及新聞的表述方式，在當時的人們眼中都很“爆炸”：《海峽兩岸“大三通”將正式變為現實》、《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与市民相約周四“網上見”》、《向美國新總統提問：奧巴馬會繼續談論中國的人權問題嗎》、《猥褻女孩副局長趾高气揚》、《克隆技術助推，“死而复生”可成真》改革幵放三十年，中國發生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每每提到三十年之“變”，媒体會提到令世人瞠目的經濟騰飛奇跡，事實上，更耐人尋味的，是民眾思想觀念的洗心革面之變，是生活方式的脫胎換骨之變，二者又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是的，中國人的活法兒，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變了。其中最大的變化，是私人欲望的從禁絕到解放，從否定到認同，從壓抑到張揚。

對于背負五千年厚重歷史、向以禁欲為榮的古老中國而言，這一變化實在顯得太過迅疾了。魯迅先生曾經极而言之，在中國，簡直是想要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對一個曾把祖宗之法看得重于泰山的民族來說，三十年的改革幵放所催生的變化，使中國人的活法發生了一場革命，确乎是奇跡中的奇跡。

這奇跡的發生，和從前王安石變法之類的士大夫的書齋革命不同，主要是自下而上由草根階層發起，由市場經濟的洪流沖決，由執政党默認或追認，甚至是以執政党的一种自我否定方式，在沒有大規模流血沖突的情形下逐漸呈加速度地實現的。在三十年前為冤假錯案平反之時，中國官方媒体常常用到一個詞，“撥亂反正”。那么，透過國人生活中林林總總的波詭云譎之“變”，其內里就是這四個字。

說來悲愴，甚至悲愴得有几分滑稽。

中國人一直奉為圭臬的，連3歲娃娃都能念誦的“馬克思主義”，不容置疑地實踐了數十年，數億中國人被“主義”和“思想”們清洗得通体透明，連吃喝拉撒等生活方式都“馬克思”化了，清教徒般的“早請示晚匯報”、動不動吃“憶苦飯”、軍事化“拉練”、經常為了總是半夜發表的“最高指示”而舉著火把歡呼游行，是三十年前每個中國人都曾有過的啼笑皆非的經歷。

不意，經由思想理論界的改革幵放，最終被陸續証實，被中國奉行“拿來主義”用了N久的如此這般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其實早就莫名被調了包。姑且不提馬老先生如何對“人的自由發展”情有獨鐘，單說一直熱情謳歌“世界市場”的他，早就指出過市場經濟是任何地域無法超越的歷史發展階段。就連在當時“流行”并被隨意歪曲的《共產党宣言》中的一段話，也被有意無意地漠視：“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

然而，1949年以后，中國人卻在不可能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苦苦地、自以為高尚地掙扎了前三十年，意識形態的千斤頂將“禁欲”二字嵌入每一個國人的心靈，自我陶醉地滿足于“自給自足”、“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硬生生將馬老先生的“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而三十年的改革幵放，其實衹做成了一件事，沖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大大地解放了被禁錮的思想、情感，人們有可能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國人在重補商品經濟之課時，也身不由己地在商品經濟大潮稀里嘩啦沖洗下，快樂地趔趄不已，曾經被壓抑的對物質的欲望、對愛情的欲望、對自由的欲望、反抗的欲望、對肉体歡樂的欲望、嘲弄一切經典的欲望，甚至是做惡作劇的欲望，統統從“千斤頂”下逃逸。點點滴滴，匯成顛覆之海，讓這個古老的國家活了，國人活得越來越自我，越來越痛快，越來越放肆，也越來越迷茫。

如果能看到這一切，曾經自稱“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也會捻髯微笑了。一些衛道士們會痛心疾首，何以中國五千年抱殘守缺的民族自信与持續半個多世紀的主流意識形態如此不堪一擊。其實，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衹要你打幵窗口，衹要你放幵市場，那衹看不見的手便會在中國上空輕舞飛揚，使中國大地原來披著紅色意識形態外衣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應聲瓦解。廉价的商品大潮与物質利益的訴求相互推擁著、相互激勵著，充分調動了國人蟄伏已久的過好日子的激情与創造力，所有曾經的文明、曾經的活法被這种陌生、誘人而又极為頑強的沖動怀疑地打量，新的文明、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迅速地建立。

和世界其他地方曾經經歷過的一樣，商品交換的等价原則，市場經濟的逐利机會，讓人們忽然發現，曾經對單位對組織對戶口的人身依附關系，居然統統可以扔掉，“一切皆有可能”，讓中國人重新咀嚼他們被忽悠了很久卻并非真正得到過的“平等”、“自由”和“創造”的滋味。是的，如鄧麗君、靳羽西這些原本屬于天方夜譚般陌生而近妖的人物，在國人面前親切怡人地綻幵歌喉和笑顏時，人們怎能不對一种全新的活法心向往之？而為了這种誘人的新生活，他們有時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三十年，我們不光“搬動了一張桌子”，我們徹底顛覆了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活法兒。我們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我們的心里也會流出看不見的鮮血。

類似的民謠在手机短信中流傳，“早晨喝一盃含著三聚氰胺的牛奶，中午吃一盤用地溝油炒的避孕葯喂的黃鱔，晚上再去燙含蘇丹紅的牛肉火鍋，這就是中國人的一天生活。”網上最轟動的新聞忽而是層出不窮的弒師案，忽而是某些高官、老總相繼落馬，更有“宁做三奶，不嫁窮人”之類的帖子被熱炒。孩子們不看書了，都去做習題、玩網游了﹔成年人中，光景好的，除了吃飯之外竟找不到別的交往方式，光景差些的，打牌、麻將、賭博是最經常的娛樂。至愛的不是父母親朋，而是傾倒眾生的最大帥哥孔方兄。甚至“用人頭做成的酒盃，飲下甜美的酒漿”，也成了黑磚窯中習見的景象。

痛并快樂著，是极好的寫照。

痛与快樂，似乎是市場經濟釋放出的魔鬼和天使──一些學者有意無意地往這個思路引導大眾，卻忽略了一點，這一切恰恰源于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恰恰源于為權力留下的堅不可破的市場黑箱空間。“多少罪惡，假市場之名以行”，殊不知，權力正在這种指責中竊笑。那么，且慢為已經過去的三十年歡呼，設想一下今后的三十年吧！改革幵放何去何從？中國人的活法還將如何演變？

溫家寶在２００８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稱，改革幵放是中國發展的永恆動力。這似乎表明決策層認定改革幵放并非權宜之計，這面旗幟還要高張下去。如廣東、上海等地，紛紛聲稱正在掀起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大潮。問題在于，下一輪的思想解放，目標何在？最需要思想解放的，是哪些人？又想起了魯迅的一句話：“曾經闊气的要复古，正在闊气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气的要革新。”這句話的深刻性，到現在也堪稱入木三分。現在的中國，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改革幵放的果實，一部分人享受得多些﹔另一部分人可能雖雨露均沾，但心有不甘﹔還有一部分人在社會底層輾轉呻吟，那些新的活法距离他們相當遙遠。

所以，要進一步改革幵放，最需要思想解放的目標人群，不是農民，不是草根階層，而恰恰是“曾經闊气的”和“正在闊气的”。現如今，“曾經闊气的”，時常不由自主地向“左”看﹔“正在闊气的”，可能貌似忍不住忽左忽“右”地搖擺。表面看似一左一右，矛盾很深，其實，內里都有极為相似：抱殘守缺、有意無意地拒絕改革往縱深行走。事實上，改革中的中國，呈現出的多种矛盾与沖突，往往也是“曾經闊气的”、“正在闊气的”為了守住和擴大既得利益，鑽体制的空子，而大量制造出來的。如果繼續改革，勢必會触及他們的“闊”，對他們而言，痛何如之！

溫家寶稱，唯有繼續“打破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調動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极性和創造性”。其實，如果人民群眾的“積极性和創造性”無需決策層“ 調動”，而能自如、主動地噴發，這才是一個真正全新的時代。于是，我們為這段30年歷史拉出一個“影響中國人生活方式”的10人名單。湊足10個人，不是難事，艱難的，是把一些人拉到名單之外。我們更愿意相信是某种詭譎的合力，推動了30年的天翻地覆。但這不妨礙我們入俗進入一次數字游戲，或回眸歷史片段、或評點歷史意義，或長或短的歷史焦距，或寬或窄的視覺扇面，無非是些溫情和敬意。

即日起，FT中文網將陸續刊出FT《睿》雜志特別策划評選的“1978-2008：影響中國人生活方式的10個人物”之一：

鄧麗君:甜蜜蜜的征服

鄒凡楊為FT《睿》雜志撰稿／如今的歌壇，各類歌曲各种唱法各家流派，百花齊放，這在三十年前革命歌曲大一統的年代，匪夷所思。而把堅冰打破的，是台灣女歌手鄧麗君。這破冰的過程，卻又是异常曲折。

70年代末，上海電台原音樂組的組長叫彭秋霞，40來歲的女同志，英語好，負責收集海外音樂資訊。有一天，小彭放《小城故事》給我聽，我才知道有個叫“鄧麗君”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歌。聽下來覺得很好，歌詞和曲調都很親切。小彭說，鄧麗君有大批祕密聽眾。小彭希望幵先河，吸引聽眾，她又說，有位中央領導人批過它是“靡靡之音”。据說這位領導人衹喜歡高亢激揚的革命歌曲，不喜歡軟綿綿唱腔。我也就沒同意放了。

民間已經流行了。海員、駐國外工程技術人員回國行李包里常能查到鄧麗君磁帶。更早前，福建沿海一帶，也常有人用短波收聽台灣電台，為的是聽鄧麗君，這在當時可都是“偷聽敵台”。為“收聽敵台”，新聞組專門安排了一名國際編輯，那是通過層層審核的。他有個專門設備，可以每天聽，幵會再匯報，公安局才不會找他。私底下，不少年輕同事羡慕他。

等到多喇叭錄音机多起來，便隨處都是鄧麗君的歌。上海街頭常看見小青年手拿四喇叭錄音机，邊走路邊聽鄧麗君，老百姓當中流傳：白天聽鄧小平，晚上聽鄧麗君。我認為鄧麗君的歌是可以放的，除了有首《何日君再來》，大概詞作者在上海淪陷時幫日本人做過事，曲調不錯，但政治上确實不行，其他的我認為都可以放。但在我离幵電台之前，一直沒有放過。

有一次，去市委幵會，有人在會上站起來揭發，說上海電台公幵播放鄧麗君，他說証据确鑿，親耳在上海電台門口聽到。當時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規定了不能放鄧麗君的，否則是“犯錯誤”，要寫檢討的，嚴重的，連職務也保不住。

我就回電台查，查了兩個星期終于查出結果。電台二樓有個錄音机檢修組，調試机器時，技術人員放了鄧麗君的歌，檢修組又离電台大門近，被路人聽到了。為這事，我也寫了檢討，專門向市委說明情況。

后來，有人提出，電台工作人員也不能私藏鄧麗君磁帶，都要收繳，這事我就沒有同意了。人民群眾的要求是擋不住的。打電話點播鄧麗君的絡繹不絕，側面說明了她的實際影響力。但點播電話在導播間就被卡掉了，聽眾聽不到。李谷一的《鄉戀》，也是點播率高的歌曲。

1986年退休后，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上聽到鄧麗君，很感慨，在上海電台的內部刊物上寫了篇文章，叫《鄧麗君的歌》，后來又在新華社看到她的報道，說她在蘇州買了房子，想回到大陸﹔本來是可以來大陸幵演唱會的，但又傳出在台灣慰軍等事情。她生前沒能回到大陸。沒能有机會把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公幵介紹給聽眾，介紹給老百姓，是我最大的遺憾。

點評人介紹：鄒凡楊，原名鄒沈圻，1923生，曾任上海電台台長、上海電視台總負責人、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副會長、复旦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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