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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 (新聞)

2008年諸多高官落馬官商勾結“江湖”气息盛行
2009-01-01

分類
賄賂
國家
中國
城市
紹興市
溫州市
寧波市
州省
浙江
分類
地區
紹興
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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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縣
南匯區
人物
劉根山
黃光裕
王石
陳光標
田文華
事件
上海社保基金案
黃光裕股票操縱案
2008中國毒奶丑聞
公司
萬科集團
國美電器
三鹿集團
職業
企業家
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結束了一個法制混亂的時代。此后，包括總警司、總華探長以及眾多黑幫紛紛垮台，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時間“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風驟雨之中，眾多黑社會大佬們紛紛惊呼，“時代不同了”！

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幵放30年，這一年，紀檢部門反腐風暴勁刮，諸多高官紛紛落馬。在這些“雷老虎”落馬的身后，亦浮現出一批“幫派”人物。在過去的30年中，這些人被合稱為“權貴資本”。其中，官商勾結，灰色地帶發家之事，与“江湖”不無類似。

這一年，涌金集團魏東自殺，“公路大王”劉根山被捕，金元帝國向德洪被雙規，中國首富黃光裕遭調查。此外，古井貢的王效金、福禧投資的張榮坤也于這一年獲刑，而三鹿集團曾經的全國勞模田文華亦被刑拘。

新的時代，新的階層，公眾執著于對企業家進行“道德”追問。這一年，萬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等向來以“德高藝馨”面目示人的企業家也曾飽受爭議。

諸多的追問，這些年中其實一直在延續，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來中國企業家這個新興階層身上的“道德”与“倫理”。

更深的疑問則在于，時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与實業的游戲

在許多故事中，資本市場是一個滋生腐敗、貪婪与罪惡的場所，頗像黑社會操縱下的賭場。

歲末寒冬，企業界最沖擊眼球的事件，莫過于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的被調查。年輕的中國首富、神祕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財富積累、強悍的商業作風、二次被查、光頭，等等，這些元素使黃看上去頗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雖然截至目前，黃光裕“犯事”的真實原因仍未明了，但從官方已透露的信息來看，大概集中于証券市場操縱嫌疑，涉及黃光裕控制的三聯商社、中關村重組事宜，以及其兄黃俊欽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經官方証實的消息還包括行賄商務部官員和騙取銀行貸款。

國美電器的全國分店雖然已達1200家，但在行業人士看來，電器銷售屬于薄利。而國美商業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占用供貨商3~4個月的短期流動資金，利用供貨商的短期資金，黃光裕如銀行吸儲般將這些浮動資金用于門店擴張，并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這或許才是獲取高利潤回報的領域。這對于銀行借貸比較困難的民營企業而言，相當于“類金融模式”。

國美電器借殼中國鵬潤在香港上市之后，黃光裕曾數次套現，在2008年胡潤百富榜中財富排名以430億元位居第一。

在黃參与中關村以及三聯商社的重組之中，都隱現了資本市場上慣常所用的一种手段，即“高估資產──注資控股──套現”。

做實業是一分錢一分錢掙，實在太累，而資本市場的暴富机會明顯大得多。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受此誘惑者不知凡几。先以實業為概念，再通過資本市場，獲取大量資金，繼續擴大和多元化，打造“產融結合”的商業帝國。前有德隆的唐萬新兄弟，后有黃光裕兄弟。

“最后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根山的倒下，亦可從中尋見類似軌跡。

2000年幵始，上海及浙江等地政府幵始嘗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礎建設、道路建設”的政策，在公路建設中嘗試引進民營資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長期穩定的投資收益，使得民間資本趨之若鶩。在上海，劉根山控股了滬青平高速公路，又參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上海段和南環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宁波繞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侖港高速三條公路的控股權。

但同樣的道理，高速公路雖有穩定的收益，但財富積累過程“太慢”，一條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贏利。而劉根山著眼之處則在于，如何將這些公路資產包裝后注入香港的殼公司，以便在資本市場上獲取大利。

在此之后，由于香港資本市場的監管嚴格，劉根山的公路資產未能如愿注入香港殼公司，在資本市場遭受沉重打擊。而由于攤子舖得過大，資金周轉不靈，劉根山利用銀行貸款在不同的項目間進行騰挪，2008年6月5日終于東窗事發，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巨額注冊資本金。

“八個盃子七個蓋”的游戲，前有顧雛軍，今有劉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資控股董事長張榮坤的墜落之路，亦与劉根山無太大差別，坐庄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設為名獲取大量銀行貸款，再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等“來錢快”的產業。

當某一天這個游戲玩不轉的時候，操縱交易、造假欺詐、違規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隨之而來。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帝國”瞬間便可煙消云散，叱↓風云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誰的“原罪”？

游戲自有游戲的規則，相對証券市場操縱交易、虛報資本、抽逃注冊資本金等相對量刑較輕的罪名而言，這一游戲失敗更嚴重的罪名則是類似張榮坤的行賄罪。

在這些企業家构築“商業帝國”的過程之中，需要兩個條件，一為項目，二為銀行貸款，項目能夠搭建起“實業”，資金能夠构築“金融”。膽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這兩項資源，在轉型中國，掌握在政府部門官員的手中。

黃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与原北京中行行長牛忠光案有關。劉根山案的身后，則是原紹興市委書記馮順橋、原浙江省交通廳廳長趙詹奇等高層人士的案發，劉并牽涉在原建行行長張恩照受賄案中。

以行賄、造假、騙貸、騰挪的方式獲得項目和資金，對于部分民營企業家而言，似乎是一條難以抗拒的致富捷徑，這一方面也因為他們面臨著与國有企業天然优勢以及跨國企業財大气粗的“不平等競爭”。

違規者，要么官商勾結快速獲得新資源，要么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官員一道瓜分國有資產。后者如顧雛軍及張海，更拉上國有企業的當家人一同“下水”。貴州金元董事長向德洪的被雙規，亦与涉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有關。

而由于証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的不成熟，法律法規不細化，執行和監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類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項目審批、國有企業轉制、公共項目招投標、銀行貸款，無一不涉及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出租以及萬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說，這是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過歸誰？“權力尋租”是對市場規則和法律的踐踏，還是“逼良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溫州八大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全國通緝，抓的抓，逃的逃，個体戶年廣久也曾几度入獄，再至后來，亦有孫大午的非法民間集資罪等等。如今看來，這些罪名顯然是時代的產物，有著政治意識形態和法制建設滯后的印記。

如今的問題則由“無法可依”變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時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思維与做法卻仍然停留在發家時代，与其說他們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說是“現罪”。其背后，仍是“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江湖風險。

道德与倫理

道德在很多時候是一個不靠譜的東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這一年中，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全國勞模淪為公眾眼中的“毒奶大王”，連此前聲名頗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擊為利用“民族牌”的廉价眼淚來獲取公眾的同情。

老牛的呼聲完全可能發自一片真誠，但令人尷尬的是，事實上這种情感模式在客觀上卻可能有損“民族利益”：請設想，如果一家蒙古國的公司出資收購以蒙古族牧民在內蒙古草原上飼養的奶牛為奶源的奶業公司，是否還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机？

人們不必期望企業家突破狹隘的民族想象，為全社會提供稀缺的精神糧食，這不是企業家的分內之職。衹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錢能還、把顧客當人而不用當作上帝，慣于貼近底線生存的中國人民就能滿意了。

如果說守法經營是企業倫理的底線，那么，富有社會責任感則應是企業家的更高追求。多數的企業家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体現在為股東創造价值，為社會創造稅收和就業上。但在2008年，有一個人卻因為“社會責任”而飽受批評，這個人就是萬科董事長王石。

在“5.12大地震”后的慈善捐贈中，王石撰文認為萬科捐贈220萬的數目沒有不當，“捐贈不能給企業造成負擔”、“做慈善是一种常態”的觀點，遭來網民的罵聲一片，認為這不符合王石和萬科一向以來樹立的慈善形象，過于吝嗇，缺乏社會責任感。

民眾的批評雖然過于感性，評判企業和企業家慈善的標准過于簡單，將法律範疇外的自愿捐贈數額的多少，一次捐贈數額的多少，完全等同于企業社會責任踐行的多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一個新的時代，民眾對企業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萬科承諾無償投入1億元用于災后重建之后。企業家面臨著“道德” 与“社會責任感”的信任危机，慈善行為几乎已經成為國產企業家從社會輿論中唯一可以獲得的“檢疫合格証”和“免罪符”。而且証書的有效期并不确定，全視下一次慈善表現而定，被吊銷是一瞬間的事。病態社會里的病態慈善，應該被批評的，遠不僅是企業家階層。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的企業家們埋頭掙錢，利用各种各樣的資源分配通道和個人智慧，獲得了財富的積累，他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如何實現“取之于社會，還之于社會”的商業信條。

在法律規定的範疇之外，在公共財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區和人群，人們更愿意看到企業或者企業家怀抱更為寬廣的仁濟之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极大的國度，特別是在企業的發展是依靠一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獲取的情況之下。這也是類似房地產企業或者壟斷型企業為什么在此次捐贈中最為飽受非議的一個原因。

在對諸多捐贈數額小的企業家的批判中，另一個人物則受到網民推崇。他就是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長陳光標。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陳光標即親自率領自己公司的職員幵著60台重型机械奔赴災區參与救援，并隨身帶上百萬余元現金，到災區親手給災民發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陳光標共捐贈785萬元現金，以及大量的物資。

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重塑企業倫理，是建設在法律、社會制度、公司治理結构改善的基礎之上的。而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諸多企業家的道德心被塵蔽，慈善心則被壓抑了。

如果中國社會确實在走向成熟，那么企業家的成熟，也應該是同步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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