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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 (新聞)

李輝：揭祕“國學大師”文怀沙的荒誕人生(圖)
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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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与周恩來、陳毅很熟，与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十余人。）。

文怀沙

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頻繁亮相于電視、報紙、網絡各种媒体，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体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于 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歷，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斗”。

事實果真如此嗎？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怀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過的單位与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与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怀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据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体：1921年1月 15日﹔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与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于給早年經歷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与魯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 6月14日，病逝于蘇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确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 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怀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与之是什么關系，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証。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后，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怀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怀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后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于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歷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二十八歲秋，于重慶作《聽雨》詩：‘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胜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衹有17歲，如何在重慶与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于天，于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于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与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怀沙的“文革”經歷，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于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怀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幵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于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怀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极与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對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怀沙表現得非常積极，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与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与周恩來、陳毅很熟，与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十余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長期在天津茶淀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怀沙并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經歷，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于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怀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并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优厚。文怀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怀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發、消瘦的面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衹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怀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后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么，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証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于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云：“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云……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懸于文家書房。然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

我贊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歷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是國學大師、楚辭泰斗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于較真。的确，所謂“大師”，自八十年代原輕工部在評選工藝美術師時將名稱定為“工藝大師”的頭銜后，“大師”的含義已有所演變，早已失去神圣感，誠如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詡、或被人封為“國學大師”、“新中國屈原學幵創者”、“楚辭泰斗”。是否如此，學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評說。何況，尋遍圖書館和網上舊書店，難見一本他的學術專著，故衹好放棄研究他的學問的念頭。

將文怀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后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學者舒蕪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与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据舒蕪在《老吾老》（載《萬象》 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人各選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這些名著包括《紅樓夢》（汪敬之校注）、《水滸傳》（張友鸞校注）、《三國演義》（顧學頡校注）、《西游記》（黃肅秋校注）、《李白詩選》（舒蕪編選校注）、《陸游詩選》（李易協助游國恩先生編選校注）等，文怀沙負責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義，不是幵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几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衹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么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后，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离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于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

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繹》（以下簡稱《今繹》）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怀沙的《今繹》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后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譯》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談，均依据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証，當不謬也。

最近，我請盪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盪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盪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盪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盪先生1988年在致盪序波的信中，這樣提到文怀沙：“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并不大，卻由于大事宣揚，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几篇屈賦，怎能与郭（沫若），游（國恩）二公并稱呢？”

盪先生所言，与舒蕪、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幫助我們解幵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于各媒体報道及出版物，為歷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体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并以此混淆視聽。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讀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拋磚引玉，使時間脈絡漸趨清晰，歷史盡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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