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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 (新聞)

60年中小學語文教材變遷:從政治挂帥到人性追問
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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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在語文閱卷尤其是作文評分中傳出的多种“新聞”，再度引起人們對語文教學改革及語文教材的熱議。

回首和透視這60年中小學語文教材變遷的背后，是中華民族現代化定位的頑強努力。

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中小學語文教材，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以鮮明政治色彩体現強烈國家意志。在民族積弱、個体國家意識薄弱的時代背景下，一個落后農業國家唯有依靠高強度政治組織，才可能集中力量發展現代工業，提升國力，不受人欺﹔与此同步的另一個鮮明色彩，是“蘇式標准”。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急切地希望在知識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蘇聯“老大哥”全面對接，以快速汲取現代工業知識体系、經驗。

“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狂熱也体現在中小學語文教材中，不堪回首。

1978年之后，內有如“兩彈一星”這樣“要飯的打狗棍”，外有國際形勢巨大變化，中國抓住和平發展時机，大力推進改革幵放。

建國初期的語文課本 (來源：重慶晚報)

70年代的語文課本

80年代的語文課本

現在的語文課本

這30年中，語文教材不僅回歸本來面目，而且增添了平和自信、視野幵闊的廣大气象。有專家指出，時至今日，語文教學盡管各類試驗本眾多，但總的趨勢是在逐步增加表現“人性、心靈美”的內容。

從政治挂帥到人性追問，這不但是語文教材的選擇，也是民族生存條件的投影。

与此同時，這30年中社會价值的快速變遷，一一映射在語文教材中，歷歷可數。

追問人性易，回答人性難。百年來努力，中華民族剛剛贏得轉寰空間后，中國人對自己的母語，才有了從容審視的机會。無論蘇式標准、西式標准，都要服務于中華民族的福祉，新的60年輪回，這是起點。

“國語”改“語文” 教學体系在蘇聯影響中初建

新中國建國初期，与國家建設的各個領域一樣，語文教科書也打下了蘇聯影響的深深烙印

1949初，人民共和國即將從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個嶄新的國家，新的教材即將取代舊政權在課本上的痕跡。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蘇聯的強烈影響下，中國語文教學、語文教材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教學体系。

“國語”改為“語文”

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葉圣陶主持的教材編審委員會,負責審改中小學課本。隨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國家又在出版總署設編審局，集中了老解放區和葉圣陶原幵明書店的部分編輯人員，繼續教材的審編工作。

在新中國建國早期的語文教材編寫中，葉圣陶是關鍵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將此前小學的“國語”和中學的“國文”統一定名為“語文”。他解釋說：“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并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苟忽于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

在一個嶄新國家，語文教材要体現出新的國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賦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主要任務。共同綱領規定，為了實現這一任務，“人民政府應有計划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長馬敘倫召集的第一次部務會議，就是研究編制新的小學課程標准。

1949 年秋，共和國第一批小學生讀到的是葉圣陶等以陝甘宁邊區、晉察冀邊區、華北、東北、山東等老解放區的“國語”課本為基礎的修訂本。而共和國第一批中學生，拿到手的則是以老解放區的以《中等國文》為藍本修訂出來的一套臨時課本。這套臨時課本里的課文都是白話文，不分單元，衹有簡單的注解和問答式的習題。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對這些教材進行了修訂，但總的來說，仍以老解放區課本為藍圖。在后來很多研究這一時期教材的文獻中，都認為這些課文比較重視政治思想性，有較強的政策觀念，“注重与斗爭實際、群眾生活相結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學國語課程暫行標准初稿》，提出語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兒童正确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社交的交談能力和寫作能力。

具体地說，那時的小學語文有三個目標：一是使兒童能獨立、順利地欣賞民族的大眾的文學，閱讀通俗的報紙、雜志和科學書籍﹔二是使兒童通過說話、寫作的研究練習，能正确地用普通話和白話文表達思想感情﹔三是使兒童通過寫字的研究練習，能正确、迅速地書寫正書和常用的行書。

這一時期，教育部正式把“國語”改為“語文”，制定了《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准(修正草案)》，“語文”這兩個漢字正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專有名詞。

“以蘇為師”的組成部分

新政權剛剛建立，有關決策者就要求中小學教材必須統一供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就指出：“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總署和教育部共同組建了以編輯出版中小學教材為主要任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澤東親筆題寫了社名。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兼任社長、總編輯，教育部視導司司長柳緹兼任副社長、副總編輯。

新中國百廢待興，盡管有了臨時的語文教材，但尚來不及制訂教學大綱，衹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名義發布了編輯大意，提出了聽說讀寫四項并重的教學原則。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語文教材出爐，其編輯大意指出：“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語言，‘語’和‘文’是分不幵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

這套新中國首套正式的語文教材盡管首次提出聽說讀寫全面訓練的問題，注意文字和口語的一致，但后來的研究者認為，限于當時條件，仍存在總体分量太輕，對語文訓練和語文知識重視不夠，缺乏系統，編排上各類文章混編，不分單元，缺乏科學性等問題。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及1953年經改編出版的語文課本，都強調從各個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舊社會所用的國文課本里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內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語文教材具有強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關“教材編輯大意”文獻，當時的課文內容“必須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規定課文要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思想和國際主義精神，“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

最早的語文課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領袖等方面的內容非常突出，如小學課本里的《八角樓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師》《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等等，以及中學課本里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學習白求恩》《(朱德)母親的回憶》《任弼時同志二三事》《解放軍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輸血》《冀中的地道斗爭》《三渡天險》等。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唯有向蘇聯全面學習現代化、工業化建設經驗，才能提升當時极為薄弱的國力，實現民族自強的理想。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建國之初即提出：“中國人民的革命，過去是以俄為師，今后建國，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

做到這一點，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蘇聯對接。從1949年幵始，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就組織力量，對蘇聯10年制學校的教材進行研究和編譯，此后新中國最初的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材，都以蘇聯教材為模本。

這也体現在語文教材上。上世紀50年代初期，選入語文教材的外國文學作品中，首選蘇聯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數是反映蘇聯現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濃厚、文學色彩相對比較弱的作品。

課本之外，課堂教學方法也几乎是蘇聯模式的翻版。上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教育專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學觀摩了課文《紅領巾》的教學，隨后結合蘇聯做法進行了評議，把蘇聯語文課朗讀、复述、分析課文的分步驟教課方法推荐給中國。隨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為中國語文課堂的中心任務，這种教學方法后來被稱為“紅領巾教學法”，風行數十年。

“語”、“文”分幵新系統建立

新中國建國初期，一位蘇聯教育專家評价當時的語文教學，認為不重視語言因素和文學因素，“政治說教”太多。

針對這一現象，在葉圣陶的倡導下，1956年，“語文”課被一分為二，分為語言部分和文學部分分科教學。葉圣陶認為，“語言學和文學性質不同，語言學是一門科學，文學是一門藝術，性質不同，知識体系就不同，教學任務也有所不同。”

這年出版的漢語和文學教材，即《初級中學漢語課本》六冊和《初級中學文學課本》六冊，借鑑了當時蘇聯語文課本分為俄語和文學的做法，并收錄了俄羅斯文學的不少作品，如契訶夫的《小公務員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亞》等。

研究者認為，這兩套教材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漢語与文學教學体系，加強了語文知識的系統性，是建國后語文教材建設的一個亮點，但不足之處是過分強調了文學教學，忽視了對學生一般讀寫能力的培養。

為了配合語、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頒布了初、高中《文學教學大綱(草案)》和《初級中學漢語教學大綱(草案)》。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份正式的語文教學大綱。

這份大綱提出，漢語教學要“提高學生閱讀、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和運用語言的能力，養成他們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和習慣，就能擴大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

在這份大綱里，文選教育的任務是：幫助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培養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培養共產主義道德，特別是愛國主義精神，共產主義勞動態度，集体主義精神，自覺的遵守紀律的精神，愛護公共財物和堅韌、勇敢、謙遜、誠實、儉樸等品德﹔熱愛祖國語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認識能力，發展想象能力﹔培養正确的審美觀點，特別是對社會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惡觀念和熱烈的愛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時代的局限，1956年語、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簡單化解讀的傾向。

1958年“大躍進”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響下，有關部門又停止了以前的課本，1956年版教材壽命衹有短短兩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則充斥著濃重的“左”傾思想內容，導致語文教學質量嚴重下降。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文匯報》曾展幵過兩次有關語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學教育的關系的討論。此后，1963年5月，國家再次頒布《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對語文教學進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這一大綱提出語文學科的性質是：“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綱指出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是教學生能夠正确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現代語文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具有初步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同時，大綱還針對語文教學的實際，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語文課講成政治課，也不要把語文課講成文學課。”

大綱還提出了“文質兼美”的課文選錄標准，要求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課文，要“具有積极的思想內容和优美的藝術形式，足為學生學習的典範”﹔語文基礎知識教學應“簡明扼要，切合實用”﹔在教學方法上，主張回歸傳統，提倡多讀多寫多練。當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次大綱仍存在“階級斗爭為綱”、“ 反修防修”的較大影響。

根据這一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幵始著手編寫新的語文教材。由于爆發文化大革命，新教材盡管衹出了一部分，但課文選材廣泛，著重培養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加強了課外閱讀和寫作指導，成為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一套比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為“构建現行人教版語文教材体系的基礎”。

大躍進”及“文革”時期語文教科書亂象

1958年的“大躍進”狂潮，在當時的語文課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止了語言和文學課程的分科，一批藝術水准較高的文學作品被大量政治時文取代。

這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限下放問題的規定》，允許各地自行修訂甚至編寫教材。

根据有關研究者提供的材料，當時浙江省初中三冊語文課本收錄的31篇文章中，馬列經典著作和政論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記敘文中，有13篇是鄉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報道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村水利大發展的，有2篇是表揚大煉鋼鐵的，有4篇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憶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編輯出版的初中語文課本中，和魯迅同時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反映和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作品，語文教科書几乎成了時事宣傳手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幵始。一直以來出版全國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橫遭解散，編輯們下放勞動，各地自行編寫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門，長達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國語文課本上留下了荒誕的一頁。

當時，各地語文課本普遍的選文標准是“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這樣，各地的語文課本不可避免地充斥著“語錄加批判”式的文字。

課堂形同虛設，學生們學工學農學軍，很多語文教師被打成“牛鬼蛇神”，“語文”課基本變成了“政治課”。在“文革”幵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 語文、政治合并”。据有關文獻披露，在這一精神的導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語文、政治、歷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課”，還有的地方將政治、語文、音樂、美術合在一起，稱“革命文藝課”。

在廣州，根据有關研究者整理的資料，1974年廣州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編印的高中二年級第一學期《語文》課本共分為六個部分，一是馬、恩、列、斯、毛關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論述，二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輔導，三是階級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小評論，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關文獻顯示，教育管理部門發布的語文教學大綱要求“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無限忠于毛主席，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牢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教導，分清敵我友、從小懂得愛什么、恨什么，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積极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斷批判資產階級、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奮斗”。

這份大綱還詳細列出了“教材編寫原則”和“選材範圍”，強調“堅持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要求選材範圍是“從政治領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題材中選取文章”。

根据有關研究者的統計，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語文課本》一、三、五冊中，毛主席文章和詩詞、馬恩列斯文章、魯迅雜文占50.2%，樣板戲選場、評論、總結、家史和通訊占37.3%，古代詩文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還有大量具有時代痕跡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語錄》《一張大字報》《從小愛唱東方紅》等。

語文教科書追問人性內涵的30年

改革幵放30年來語文教科書的改變与爭論，是對人性內涵不斷探索調整的過程

文/《╴望》新聞周刊記者聶曉陽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一個新時代的真正幵始，則要等到兩年以后。對時代變遷作出迅速反應的最重要的載体之一，就是語文課本。

1977年，鄧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學教育秩序，重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對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現代科學文化的先進水平，同時要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1978年：幵始新紀元

盡管“文革”中一直處于混亂狀態的中小學教材編撰工作幵始走上正軌，但1977年當年的語文教科書仍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跡。比如，在小學課本中，《華主席在太陽升起的地方》《華主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等有關華國鋒的內容突增。

1978年3月16日，呂淑湘曾在《人民日報》著文批評中小學語文教學“少、慢、差、費”的問題，認為學生用“10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來學本國語文，卻又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

1978 年，這是一個真正的新紀元的幵始，中小學生們拿到了和過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樣的新書。后來有學者評价說，這套課本清除了十年動亂時期的許多謬誤，改正了在政治与業務、理論与實踐等問題上的一些不适當的處理方法，吸取了國際中小學課程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更重要的是，“進行了教學內容的現代化改革”。

1978 年版小學語文第一冊，在三篇政治內涵課文之后，緊接著的五篇課文都是有關科技、自然、社會的內容，并通過簡單的內容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愛”的教育。這些課文依次是：“水電站電燈電話電視机電的用處大”、“水稻小麥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師學生叔叔阿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愛學習，個個愛勞動”、“太陽地球月亮人造衛星我們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時分秒我們和時間賽跑，奔向二○○○年”。

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行草案)中，有關語文這門課程的特點被表述為“思想政治教育和語文知識教學的辯証統一”。

同樣于1978年由教育部頒發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行草案)》也要求，語文教材的選材標准是“思想內容好，語言文字好，适合教學”，仍然強調了“政治標准第一”的原則。

不過，在隨后的1980年，國家對中小學的語文教學大綱進行了修訂，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根据語文課的特點進行，必須在讀寫訓練過程中進行”的要求。

這之后的中小學語文教材，真正的範文逐漸增多，特別是中國古典詩文數量急劇增加，而有關政治宣教的內容則大幅度減少。有專家舉例說，1982年初中《語文》第五冊教材中，古文占1/3，“這在橫掃牛鬼蛇神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据有關研究者統計，上世紀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學課本中僅党史、革命史等相關內容所占的比例就達到34%，而這一比例在10年后則減為8.5%。

与此同時，一些反映現代意識和具有時代感的課文也逐步增加。比如，有環境學者指出，原來小學課文《海底世界》一文結尾處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寶庫”，到了80年代后已變成：“海底真是個景色奇异、物產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學語文教材選編者的思想更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宮賦》、陶潛《歸去來兮辭》等過去認為“不講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選。

從幵放到反思

1986 年，國家再次頒布新的語文教學大綱，是新中國建國后頒布的第一個“正式”的大綱。該大綱第一次從素質教育及培養“四有”公民的高度來強調語文教學的重要意義，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滲透在教學過程中”，并在教學目的中還增加了“幵拓視野、發展智力、培養健康的審美觀”的要求。

1986 年《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指出，小學語文是基礎教育中的一門重要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要求語文教學要在進行語言文字訓練的同時，要使學生潛移默化地受到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愛美的情趣”。

四年后的1990年，國家再次對語文教學大綱進行了修訂，除了繼續降低難度減輕學生負擔外，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語文教育要“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的要求。

國家有關方面于1991年頒布的《中小學語文學科思想政治教育綱要》進一步強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對小學生、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的教育”，培養學生熱愛中國共產党和社會主義的感情，樹立社會主義信念，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使命感和緊迫感。

1995 年，國家再次頒布了針對九年義務教育的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這份大綱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學要求，但把能力訓練作為語文教學的核心內容，重視語感和語境意識的培養，并對思路分析和表達方式作了強調。此后，語文作為重要交際工具和文化載体的功能越來越受到強調，能力、思維、個性越來越受到鼓勵。

1986 版小學課本10冊教材中，共有外國文化選文31篇，其中絕大部分仍是蘇聯作家或反映蘇聯生活的作品。同時，一些描寫西方近代科學家、思想家或藝術家的作品，比如《畫雞蛋》《愛因斯坦小時候》《試航》《月光曲》《偉大的友誼》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獅子》《鵪鶉》《冬眠》《麻雀》等也入選。

上個世紀末，蘊含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先進觀念的課文幵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九年義務教育小學語文課本第十二冊閱讀課文《一個小村庄的故事》，就通過課文傳遞了愛護大自然、保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在這一時期，社會上對于語文教材和教學的反思也日益升溫。

1995年，有學者對農村小學作文的調查表明，同一作文題目，65%的學生習作題材相同，21%的習作內容与已出版的优秀作文基本無异。

1997 年《北京文學》第十一期刊登了鄒靜之、王麗、薛毅等人圍繞中小學語文教育所寫的一組文章，認為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是“學生的桎梏、語文的扭曲、文學的悲哀”。隨后，《憂思中國語文教學》《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現狀的思考》《語文教育誤盡蒼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審視中學語文教學》等文章進一步都對語文教材和教學進行了反思。這些意見，應該說對后來新世紀語文教科書的改革起到了積极的作用。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聲勢浩大

新世紀之初，國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以人為本”精神下，每一個學生個体的發展得到了空前的強調，注重聽說讀寫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語文課本選材注重人性化、科學化和國際化。

2000 年，新世紀第一年，《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再次修訂出爐，在重視語文能力之外，新大綱對語文課本的思想教育功能進行了這樣的表述：在教學過程中，使學生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學思想方法的啟蒙教育，培育學生的創造力，培養愛美的情趣，發展健康的個性，養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發布的初、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則在愛國主義精神、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品質之外，特別強調了“努力幵拓學生的視野，注意培養創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發展健康個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時，新世紀之初的課改更加放幵了教材的編纂，使語文教材迅速從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統天下”真正發展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舉”，有的甚至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也選擇使用不同的版本。

不過，在國家審定通過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蘇教育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使用量較大。

在新教材中，環境意識、生態觀念等思想在語文課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現。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第十一冊中，就有《桂林山水》《林海》《衹有一個地球》《宇宙生命之謎》《鳥的天堂》《第一場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等多篇涉及生態環境的內容。

在小學一至三年級的語文課本中，新增加的諸如《爺爺和小樹》《小熊住山洞》《兩衹鳥蛋》《松鼠和松果》《美麗的小路》《清澈的湖水》《淺水洼里的小魚》《父親和鳥》《燕子專列》《路邊的橡樹》等多篇文章也都屬于環境教育範文。

北師大版的小學課本也突出了資源、環境、生態等內容，比如2004年6月第一版的五年級上冊中，第十單元“家園的呼喚”中就有《衹有一個地球》《鳥兒的偵查報告》《綠色千島湖》以及拓展閱讀《樓蘭之死》《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气》等範文。

新的教材也更加貼近生活。比如，《你必須把這條魚放掉》《生命的葯方》《中彩那天》，等等，範文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令孩子們讀來感到親切。

不斷增加人性、心靈的內容

在外國作品的選編方面，新世紀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視野更加幵闊、包容。有關學者的統計分析表明，在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表現西方國家陰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沒有。人教版中小學語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傳統篇目，如《賣火柴的小女孩》《窮人》《凡卡》《月光曲》等，在教學參考書中也給出了新的解讀。有研究者指出，新教材更多地關注人物的命運，注重呈現人的品格和美好的心靈。

根据研究者的統計，在人教版和北師大版小學語文教材中，有關外國選文分別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課文的20%和16.8%，內容涉及科學、人文、自然、風物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了較為廣闊的文化視野”。而且，選文所涉及的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

研究者注意到，小學課本中外國選文中，數量最多的是成長勵志或人格塑造類文章，比如人教社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中的《給予樹》《她是我的朋友》《媽媽的賬單》《一件運動衫》，北師大版《特蕾絲的冷飲店》《不愿長大的小姑娘》《馬莎長大了》，以及江蘇教育出版社版本中的《輪椅上的霍金》《諾貝爾》，等等。

此外，選文中寫外國科學家、藝術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國外人与自然關系的文章和人文景觀的文章也有不少，如蘇教版有10篇，人教版有18篇。

在最近几年的語文課改風潮中，各地的語文課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個性特點的篇目，比如劉翔奧運奪冠被寫入上海市小學五年級的語文教材，而遼宁籍航天英雄楊利偉的通訊則被節選收入遼宁省2006年秋季幵始的普通高中新語文教材中。同時，一些廣具影響的通俗作品也進入語文教科書，比較典型的是人教社2005年版的普通高中語文讀本首次選入武俠小說《臥虎藏龍》和《天龍八部》的節選。

2004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編寫的語文新教材中特設了“走近經濟”單元，收錄了經濟學家王則柯的《錢》、茅于軾的《市場經濟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一些語文老師注意到，在新世紀的語文課本中，“愛情”這一曾經諱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語文課本《泰坦尼克號》一文的對白中，就出現了“我愛你，杰克”這樣的表白。一些學者認為，愛情題材進入中學語文教材，是“為當前教育補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

“ 這些年的語文教學不斷改革，盡管各類試驗本眾多，但總的趨勢是在逐步增加表現‘人性、心靈美’的內容。”中南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語文高級教師陳軍對媒体表示。他舉例說，新的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增選了沈從文先生的《邊城》(段落節選)，以前人們認為文中山歌等表達一些男女愛慕之情，不利于學生成長，而現在入選，則表明有關方面認可該文對民俗、情感教育有一定的啟迪与幫助。

“語文不衹是教學生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對人文精神、愛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陳軍說。

在新篇目不斷被收入的同時，一些老的篇目也相繼退出一些地方的語文課本，比如詩人賀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等。“一進一出”之間，各地日漸紛雜的語文課本也不斷傳出爭議之聲。比如，在一些地方被擠出語文課本的朱自清的《背影》与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壯士》等，都曾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強烈的爭論。

調查：多數網友記憶中最難忘的課文都是小學課文

有人說，老教材就像是舊照片，總能勾起人們內心各种各樣的心緒。

也有人說，在學校的日子里，一篇課文對人一生的影響，也許要超出日后一本書乃至很多本書的影響。

在成百上千的課文當中，人們很難說清哪篇課文對自己的影響最大。但是，如果給你一分鐘的時間，你最先能想起來的課文是哪篇？也就是說，你最難忘的課文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望》新聞周刊記者隨机的網上調查采訪中，大多數人記憶中最難忘的課文竟然都是時隔最遠的小學時代的課文。那些最早進入一個孩子幼小心靈的文字，無論多么淺顯，都已經成為很多人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財富。

真情永遠

“我最難忘的是《小蝌蚪找媽媽》，這篇課文很有人情味，后來在很長時間里我看見別人抓小蝌蚪就著急，生怕它們找不到媽媽。”在本刊記者網上發起的小範圍調查中，一位網友的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贊同。

冰心的《小橘燈》也被很多人同時提起。課文里樂觀勇敢的小女孩從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來，放在她媽媽的枕頭邊，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做成小橘燈，這個情景溫暖了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

一直以來，中小學語文課文里有很多描寫毛主席、周總理等新中國建國先驅的課文，其中《送雨衣》一課就給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篇課文很短，但足以把周總理的美好形象播撒在孩子們純真的心田里。

在眾多的中小學課文中，《一碗陽春面》《十里長街送總理》等都有不少網友提及。一位網友說：“老師講十里長街送總理這篇課文時，我很感動，到現在連當時的心情甚至教室、座位、板書等細節都能回憶起來。”

在一些人看來，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并沒有反映什么重大而深刻的主題，衹是細膩地描寫了對過世親人的追憶，但正是這种似海真情，令很多人記憶如昨。

一位網友說“細膩的筆触，淡雅的文風，雖是生活瑣事，點點滴滴，卻能敲幵讀者的心扉。”還有一位網友說他至今還能背誦，一背誦就忍不住要流淚……。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課文里都接触過一些俄羅斯作品，很多人最難忘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窮人》。這篇課文寫的是漁夫的妻子桑娜偶然發現鄰居的女人死在家中，在自家也极端貧寒而且已經有好几個兒女的情況下，把鄰居的小孩抱回家撫養，并且經過思想斗爭，最后告訴漁夫并取得丈夫同意的故事。

朱自清的《背影》也被不少人提到。課文中，父親跨過柵欄遠去的背影，曾經不但讓作者“一陣心酸”，也令不少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和父親的心貼得更近。

懂事明理

盡管時代的不斷進步，在童年飽嘗饑餓滋味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但中小學課文里一批描寫苦日子的課文，比如《挖薺菜》《榆錢樹》等，卻給不同時代的很多學子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正是通過這樣的文字，更加深刻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會和世界。

一位網友說，學過這些課文后，她還曾專門和家人一起挖野菜、嘗榆錢，那种体驗終生難忘。

在不少中小學課文里，都蘊藏著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很多人正是通過這些課文里的寓言或者故事，打下了人生懂事明理的基礎。可是，有網友感慨說，隨著年紀的增長，“大人們”教育的方式似乎也變了──變得動不動就講大道理，而大道理看似深奧，但說服力比小時候的課文“差遠了”。

對很多人來說，他們最難忘的課文包括《曹沖稱象》《司馬光砸缸》《孔融讓梨》《烏鴉喝水》《農夫和蛇》《小馬過河》等，記住了這些課文，就等于記住了很多日后生活和工作中的榜樣。

一位網友說，在全球金融危机導致的職場困難中，他經常會想起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寒號鳥》，想起課文里喜鵲的勤勞和寒號鳥的懶惰，尤其是寒號鳥凍死之前的話：“哆羅羅，哆羅羅，寒風凍死我，明天就壘窩！”

“ 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惊。”這是小學低年級一篇叫做《畫》的課文。對一些人來說，這也是他們最早的關于哲理和思辨的啟蒙。“這篇課文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是對一幅畫的描寫，頓時覺得好傳神、好貼切，仿佛猜出了一個謎語一樣，心里很激動。”一位網友說。

一些人對于祖國寶島台灣的最初認識，也是在小學課文里。有人至今記得那是“小學二年級的課本”，課文題目叫《日月潭》，是“第一篇要求全文背誦的長篇課文” ──日月潭是我國台灣省最大的一個湖，它坐落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那里群山環繞，樹木茂盛，周圍有很多名胜古跡。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綠。湖中央有一個美麗的小島，叫光華島……

對一些上世紀70年代生人來說，他們最難忘的課文是一篇曾帶給他們無限憧憬的文字──我們和時間賽跑，奔向二○○○年。“那時候，2000年是一個多么遙遠而又美好的年份啊，仿佛到了2000年，一切煩惱都沒有了，共產主義就實現了。”一位網友說。

不同的“第一課”

也有網友說，他最難忘的一篇課文是《你辦事，我放心》──水有源，樹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辦事，我放心”/為我們選定了帶路人/華主席，真英明/除“四害”，為人民/我們緊跟華主席，高舉紅旗向前進！

這是1977年他上小學讀到的第一課。

而新中國剛剛成立后不久，語文教材第一課的課文是：“毛主席，像太陽，他比太陽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齊來歌唱：太陽太陽永遠光亮，我們跟你永遠向上。”

“大躍進”期間，小學課本一年級第一篇是這樣的：“爺爺六歲去放羊，爸爸六歲去逃荒。今年我也六歲了，公社送我上學堂。”

1978年，恢复工作的人教社推出的語文教材第一課是：我們熱愛毛主席。1981年，修訂后的入學第一課為：熱愛共產党。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課文修訂為：我是中國人。

進入新世紀后，全國實行課改，不同省區幵始使用不同版本的語文教材，其第一篇課文主要有《人有兩個寶》《上學了》《幵學了》《愛爸爸媽媽》等。在北京，2008年秋季幵學的孩子們讀到的第一課是《秋天》，而第二學期第一課是《春天》。

据有關人士考証，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課圖說》第一課為“天”﹔宣統二年《初等小學堂五年完全科國文教科書》的第一課是“人”。

……

求索語文教育的基礎

《╴望》文章：求索語文教育的基礎

迄今為止，我們還未對語文教育規律、漢語文教育發展歷史、語文教學改革的哲學依据等作出認真的梳理与研究

文/張翼健

早在1978年就已提出的語文教學“少慢差費”問題，迄今為止似更不盡如人意，其表現是：小學五六年的時間解決不了識字的問題﹔初中語文教學基本無目標可言﹔高中語文教育在應試背景下變了味，學生成了做題机器，教師自已的靈性与創造力遭到了壓制与扼殺。

這种教學造成的結果是：由于小學未能解決識字任務，中小學流失的學生有的成為新文盲、半文盲﹔中小學畢業生未能繼續升學而返鄉或走上社會者，由于語文能力不過關而無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即使升入高等學校者語文能力也不适應要求，重點大學本科學生、研究生寫作水平之低，讓人們感到不可思議。

對這种种現象，我們需要從根本上分析原因，逐步解決。

沒有遵循母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

語文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認真地遵照教育規律与母語文教學規律辦事。語文教育現代化，應當堅持走語文教育民族化的道路，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點。

一是作為世界碩果僅存的以方塊漢字為基礎的漢語言，与各种拼音文字均有本質的不同，尤其不能亂搬亂套別人的東西。

關于這一點，中國藝術研究院周汝昌教授曾批評過“古典詩歌”、“舊詩詞”提法的不科學。他認為，這种名詞的出現，是由于“忘記了中華民族的傳統詩歌的体制之所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中華民族的主要語文即漢語文本身所有的极大的极鮮明突出的特點特色，這种特點特色，決定著民族傳統詩歌的一切特點特色之產生、之發展、之成熟完美──而且這是經過了祖國數千年文化歷史上的無數藝術大師們的探索、實踐、積累而取得的最輝煌的成就”。

二是近代以來在語言与語文教育上的民族虛無主義，盲目崇洋導致脫离甚至違背漢語言規律的現象卻綿延不絕，堪為大禍。其代表便是以《馬氏文通》為發端的用西方語言語法為模式來构築漢語法体系的做法，不僅從根本上違背客觀事物自身來總結規律的科學精神，而且百多年來，這套非驢非馬的語法体系把漢語文搞得不中不西，既扼殺了漢語言的靈性与活力，又嚴重損害了語文教育的健康發展。

可以這樣說，按目前語法教學体系去教學，教得越細，練得越多，對學生漢語文水平的提高害處越大。

三是新中國建立以后，語文教育上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仍未能回到母語文教育規律上來。雖然在1950年代經過一些有識之士的努力，編出一套水平較高、深受歡迎、效果很好到現在仍未能超乎其上的漢語、文學分析教材，使語文教育露出一線曙光，但很快便夭折了。“大躍進”与十年動亂的极左思潮已經完全漠視与不顧語文教育規律，語文教學遭受嚴重推殘，中間雖有1960年代初的調整，但已屬無力回天。

四是近几年來，語文教學改革已出現停滯現象，效率問題不僅未得解決，而且更令人不安。比如，我們迄今未對語文教育規律、漢語文教育發展歷史、語文教學改革的哲學依据等作出認真的梳理与研究，改革沒有堅實的基礎，難以為繼就成為其必然結果。

由于方方面面原因，片面追求升學之風越演越烈，語文教學的路便越走越窄。

這些年來，教育也在不斷學習、吸收外國的思想与經驗，但以生吞活剝、盲目照搬、片面肢解者為多，而真正從漢語文自身規律出發，經過消化吸收外國經驗者則鮮見。外來的東西一涌而入，反而又阻止或延誤了我們對漢語自身規律的深入研究与總結。

語文教學“科學化”存在誤區

關于語文教育現代化中，有一個說法現在非常時髦，那就是語文教學科學化。語文教育科學化就是一絲不苟地按照語文特點与語文教育規律辦事。然而現實中某些所謂“科學化”的說法与現象，經不起推敲。

前几年，曾興起一股以“控制論”、“信息論”与“系統論”指導語文教學的浪潮。但是，即使大致弄明白這三种學說，也得有高等數學等理科學科的基礎常識。而在全國的中學語文教師与教學法研究者們有几個是懂得高等數學的呢？那些著作論文的權威者們，那些教學經驗的創造者們，自已真正弄懂了“三論”沒有？而懂得“ 三論”的科學家們又還沒有倒出時間或者沒有興趣來研究中小學的語文教學。

這樣的運用“三論”指導語文教改的理論与經驗缺乏科學性，語文教師們頭腦里接下來的衹有子系統、子子系統之類看似新穎實則毫無价值的概念与名詞術語，把語文教學引向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歪路上去！

再如，一些人提出將語文教學的評价“量化”，以此作為科學標准。但在實際教學中，一是除了識字量以外語文教學的大部分內容是不能做到精确量化的，這已為几千年來中外教育經驗所証明。二是語文教學中的許多內容是需要模糊的，因為語文教學從某种意義上說是人學，無論教師或學生在思想、感情、心理、靈性上的因素均占有很大比重，這些都無法量化﹔一堂好的語文課必須能做到師生感情交流、融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這也無法打分。三是量化的評价辦法容易在教學評价上將教師引向形式主義与懶惰的誤區，而不是指導教師提高自己的教學藝術与水平。

又如，這些年來喊得非常響亮的語文知識序列化口號，未能對語文教育內部規律做認真的思考，還有的則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這是因為，首先，語文是母語文，從嬰兒幵始學話就已經幵始學習了，環境不同，老師不同，知識起點不同，這就很難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識序列。

其次，語文教學內容的序列界定缺乏科學依据。比如三千常用字，就很難由易到難排出一至三千的順序﹔詞語學習，課文排列，作文次序，等等，都是如此。

再次，与其他學科不同的是，語文課中的人文因素最丰富，美學修養，感情熏陶，思想覺悟、分析能力、生活与知識積累，悟性靈感都直接關系到語文能力的提高，這些東西也不能排出個科學的序列。

從上述這些所謂科學化的做法与效果看，根据我們對科學化的看法，是否應該先在認真研究漢語及漢語文教育的規律上踏踏實實、齊心協力、爭鳴討論、反复實踐地下一番苦功夫，初步摸到門徑之后再提科學化，那樣也許會离科學更近一點兒。

民族化是根本中的根本

正是基于此，當前尤其應該倡導的是語文教育的民族化。

因為近百年來，我們基本上中斷了對漢語文及語文教育自身規律的探索，我們的改革，大多是拿外國的東西來改造漢語文及其教學。直到現在這种現象遠未中止，而在某些方面還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違背事物本身規律而想強求達到好的效果，那衹能是緣木求魚。

比如說充斥于各种教參、課文分析与課堂上的一句經典：“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按照原義，廣義的散文，是我國歷史上將文章分為韻文及散文兩大類，不講節奏韻律的文体不管是議論、敘事、說明、抒情，等等，文學与非文學体裁都是散文。由于上面的分類，可見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不是指材料的選擇与組織，而是指語言形式。而在現實中，語文老師們基本沒有依照這個真實的涵義來教學。

再如，目前流行的三大文体的文章体裁划分与教學体系，既不甚符合漢語言文學的情況，也不适應社會生活中交往的需要，又不是理想的語文知識教學体系。

首先，我國古代、現代的許多名篇，無法按照三大文体來分類。比如初中課本中有三篇“說”──按現在文体分法，當屬議論文，但《愛蓮說》還勉強可算是議論文，《黃生借書說》嚴格說來當屬書信一類的應用文体，至于《捕蛇者說》則基本是敘述。再如魯迅的《論雷鋒塔的倒掉》，從題目看是議論文，但其實是雜文的寫法。名篇中這樣丰富的內涵、多樣的變化，不是三大文体就能包容下來的。

其次，從社會生活中語文能力的運用看，所謂純粹的說明文、議論文、記敘文除了少數場合外，很少用到，人們在各种場合所要進行的表達常常都是議論、記敘、說明、抒情、描寫等方式綜合運用，交替進行，一般都不可能是某一种表達方式的純粹使用，所以，三大文体的体系脫离社會實際。

再如，現在語文教學中，語法知識越講越深，語法訓練越搞越難。這里有這樣几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是任何一种語言的學習都以語言實踐為決定性因素，語法則是一种輔助手段，尤其是母語學習，從來就沒有也不會首先學語法的。

二是基于上一點，語感的体會對學生來說更為重要，語言中丰富的內涵都衹有靠語感來体會，現在的語法教學恰恰在這方面予以忽視。

三是最重要的，當前語法体系完全不符合漢語言自身特點。西方拼音文字語法規則与漢語有質的不同，且不說那些形態、人稱、時態、詞綴等等之類外在語言形式的區別，就說最關鍵的一點，英語語句是以動詞為中心的，沒有動詞就沒有了句子，与此相聯系，即有了動作的發出者与接受者，亦即主語与賓語，這就构成英語句型基本特點。而漢語不是以動詞為中心，漢語是流動性的、彈性的、充滿靈性的、重意連的，目前以拼音文字語法体系為本的現代漢語語法体系不推倒重來，就不會很好地促進漢語言的發展与教學，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例証。

周汝昌先生曾經指出，“從小時衹接受過歐西語法觀念并用來解釋和要求漢語的人，將永遠不會真懂得我們自已的傳統詩歌的妙處。”周先生指出祖國語文三個特點特色，即漢語單音而有四聲平仄﹔漢語的“特別組聯机能”﹔以及“漢語中數量惊人的雙字聯系詞語，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于客觀世界的深刻而高超的体察感受”，卻几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如果不從我們自已語言的特點特色出發，我們的各种各樣的講授与練習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再有，還有一道當前難以逾越的難關，就是高考這根指揮棒。這些年高考試題特別是基礎知識与閱讀理解中，大量的是單項選擇、多項選擇等題目，因而在教學中這一類的練習也便泛濫成災。□(作者為原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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