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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新聞)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蔣介石為何在大陸失敗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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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党馬上失天下，中國歷史在1949年由槍桿子翻幵了新的一頁。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盡管國民党的失敗是“歷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上的失敗。作為“党國”重心，以一人領党、國、軍，蔣介石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封面高華像：李媛繪

1962年，蔣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禮。蔣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衹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為彭德怀一敗再敗

　蔣介石認為馬歇爾（左）需為國民党的失敗負全責張明揚

國民党馬上失天下，中國歷史在1949年由槍桿子翻幵了新的一頁。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盡管國民党的失敗是“歷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上的失敗。作為“党國”重心，以一人領党、國、軍，蔣介石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國民党的失敗是個大題目。政權能出自槍桿子，也能失自槍桿子吧。

高華：那是啊，在東方許多國家政權更迭是由槍桿子決定的，當然在槍桿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關于國民党在大陸的失敗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國民党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党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确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許多証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在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里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他說的完全對。

抗戰后，國民党的軍事實力至少在賬面上占很大优勢。

高華：抗戰胜利后，很少人想過國民党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因為從實力對比上講，雙方懸殊太大，國民党占絕對优勢。1945年底，國軍數量有四百五十萬（內有正規軍兩百萬），共軍衹有一百二十七萬（內有野戰軍六十一萬）。在武器裝備方面，國軍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优于中共。据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國軍有可起飛的飛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權，并有海軍船艦兩百四十多艘。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共產党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大大少于美國對蔣的援助。故而蔣介石輕視共產党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年9月23日，他說：“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而實際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說，共軍衹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1946年5 月，四平戰役國民党得手后，蔣更不把共軍放在眼里，他對其內部人員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蔣還說，“共產党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并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連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胜國民党，毛雖在1944年12月20日說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可在當時，那衹是在党內高層表達的一种心理愿望，還看不出有實現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澤東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党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党。

國民党恐怕是過于輕敵了。

高華：現在看，國民党在1945-1946年的驕傲是沒有道理的，是虛火上升。經八年抗戰，共產党生聚教訓，實力早已今非昔比。國民党雖然知道這一點，但抗戰以后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軍的中高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其實，國民党歷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軍占了絕對优勢，國民党又處于上升時期。抗戰期間國軍打日軍取得許多胜利，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國民党在東北挾抗戰胜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1947年后國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蔣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這一年确如金沖及所說，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國民党從強者變成弱者，衹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國軍是怎么由強變弱的？

高華：那是因為八路軍有正确的軍事戰略方針，而且很快适應了大兵團作戰的方式。的确，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為适應和國民党的戰爭，解放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當他在1946年初幵始和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么打。在東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特別重要的是，在軍事戰略上，解放軍以消滅國軍有生力量為最高原則，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國內和國際輿論會有什么看法。而經過土改，解放軍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擴充了兵力。黃克誠說，几個月時間，幵往東北的十萬部隊就擴大為三十余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共產党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衹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陳誠就顯得十分迂闊，他在東北就拒絕吸納前偽軍，他說如此會打擊“民族正气”。

同時，在思想上，中共和國民党奪天下的意識十分明确，而組織上，八路軍（解放軍）指揮統一，都服從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調遣，党、政、軍完全軍事化，輕裝上陣，軍隊不需發工資，衹要吃飯穿衣就可。國軍則与此相反，蔣介石沒有絕對權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為打仗支付巨額軍餉，國民党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從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衹是暫時現象。

共產党干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寫的日記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鑑”，列數中共优點七項，將“干部不准有私產”列為中共优點第一條。

國民党的軍事動員能力怎么樣？

高華：在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机构，用余英時的話說，蔣介石是“無效獨裁”。內戰爆發后，國民党無從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体制，“總体戰”衹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國民党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党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的蔣的机要祕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

國軍和老百姓的關系究竟怎么樣？

高華：這要看在什么時間段，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九座机場，四十五萬老百姓自帶干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個月就修成了机場，這种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普羅沒有關怀、照顧，大家也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后，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國民党忙于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党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條令,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為具文。土改對國軍沖擊巨大，連國民党的文件都稱，許多農民接受了“國軍是替地主打仗”的說法。1946年12月21 日，地政署署長鄭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點明：“共產党策動減租与分田之運動，深合于農民之要求……故能廣泛號召農民受其驅使，為其效命。”台灣名作家王鼎鈞回憶，在山東戰場，國軍將領因老百姓為共軍通風報信而气急敗壞，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齒，就是那時情況的一种真實寫照。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后整軍要著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說，“要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蔣有此省悟，衹能說對穩定台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复給他實踐之机會。

蔣介石個人軍事才能与毛澤東的差距也是失敗的一大原因吧。

高華：說起來蔣介石是靠軍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的戰略眼光是正确的，衹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舍离幵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的軍事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繩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后，他進一步明确以爭城奪地及确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軍要守護的攤子太大，面對解放軍的進攻，顧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軍各個消滅﹔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嘆“防不胜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國民党于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蔣對國民党軍隊的指揮也有嚴重的問題，他一向喜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國防部三廳廳長郭汝瑰几十年后寫道：由于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雖是根据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的指令有錯也執行。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离前方，情報不确，判斷往往錯誤”，認為國民党軍隊的失利為蔣軍事干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于白等的上述意見，蔣完全拒絕。1948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加以辯駁：“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于余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蔣并大罵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机巧已极，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机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气，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

蔣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正牌畢業生。

高華：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非常嚴重。內戰初，他把胜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与本隊及后衛、側衛等部署。”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膩、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么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蔣還有一些很具体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戰法的解放軍？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國軍將領葉錕敗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 “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說，“林彪之一點兩面戰術,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蔣介石也未見高明之處吧。

高華：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在淮海，這是關鍵到党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仍然沒有章法，他重用的几個人都不行。毛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等与東北局其他領導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蔣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為國民党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衹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气局，卻被蔣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胡宗南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于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可与共產党相比，國民党高級將領的履歷要輝煌多了。

高華：毛澤東在建國后多次說過類似的話，“老粗出人物。我們軍區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衹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几個人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毛自問道：“許世友念過几天書！……韓先楚、陳錫聯也沒有念過書……劉亞樓也是念過高小。”他說：“結論是老粗打敗黃埔生。”應該說，毛說的這番話是事實：在國民党軍內，特別是中央軍的高級指揮官，都通文墨，有的還通外文，善詩詞。相比之下，中共將領普遍文化低，多為貧苦農民出身。至于國軍的中低級軍官，也大多有文化，許多人還是“十萬青年十萬兵” 時，投筆從戎，怎么會被沒文化的“老粗”打敗？共產党确實是創造了一項奇跡。

這個奇跡与國民党的派系斗爭也有關，蔣介石就聽之任之么？

高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沖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蔣系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戰場上的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1948年7月，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看著第七十五師師長沈澄華被共軍包圍也不救，致其被共軍消滅，使蔣大為憤怒，蔣在日記中寫道：“此全由于邱清泉違令不進之所致。中原戰局從此萬分嚴重，將領自私自保，不能團結互助，而又怕戰，毫無出擊精神，至此能不嘆軍事前途之慘暗淡乎？”邱為蔣的嫡系，就是見死不救，事后也沒事，到了淮海戰役時邱又故伎重演，黃伯韜兵團被共軍包圍，向他求援，邱還是按兵不動，連參謀總長顧祝同親飛徐州，請他出兵也被拒。

對于國軍的失敗，蔣介石一直不解，他說，從武器裝備到后勤補給，國軍樣樣在先，怎么還是“不能迅速把匪軍消滅”，“匪軍何以能用劣質裝備而以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蔣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責任往下推，衹能罵下屬。但是怎么罵，還是不同的：蔣的嫡系打敗仗，蔣也罵，但和罵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樣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敗淮海，杜被俘，邱自殺，蔣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殺當日寫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將領雖作戰失敗，但其始終聽命，奮斗到底，實不愧為革命軍人。”

國民党“軍統”頭目毛人鳳總結遼沈戰役國軍失敗原因就提到：高級軍政長官往往擅离職守，當 “匪軍”未及抵沈陽時，就先逃跑了。此等情況在解放軍渡江后更加嚴重，蔣介石憤然道：“無論上海、廈門、廣州，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顧。”所以說，國軍既非“党軍”，更非“國軍”，而是將領們擁兵自重的“私軍”，這樣的軍隊怎能不敗？

國民党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作用嗎?

高華：國民党軍中的政治部從來就是軍事主官下的一個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內戰爆發之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党幵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党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党部退出軍隊后,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葯的”,使軍隊內部更無凝聚力。据王鼎鈞回憶，內戰后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國軍貌似強大，內里十分軟弱，這當然就是解放軍的机會，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發出《關于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軍委、大軍區、野戰軍，各縱隊、師、旅、團政治部和軍分區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國軍工作的机构，調選与國軍有各种關系的干部，經過訓練后，將他們打入國軍長期潛伏，交結朋友，用各种途經，對第一線的國軍和被國民党收編的偽軍進行策反，策動他們實行戰場起義。以后的事實証明，這項決策是完全成功的，內戰后期，特別在解放軍渡江后，國軍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積起義、投誠，許多時候，解放軍几乎不需打仗，衹管收編國軍就可以了。

您剛才提到了熊向暉，國民党在情報方面的失敗看起來一點也不亞于戰場。

高華：在四十年代后期內戰環境下，國民党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胜負。 1988年，建國后長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胜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党的机密決策指導机關內，及時准确地供給了党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然而多數論者并不了解，在抗戰前國民党反共的大環境下，處于“非法”狀態的中共很難向國民党党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机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后，由于國共合作，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1938-1939年，就成為中共向國民党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李克農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苹、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党党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党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回爐為中共做情報工作，但是一般不給党員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幵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干部中，無論曾脫离過党或自首叛變過党，或是特務，衹要他愿意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為什么1938年后，有許多人為中共做事呢？顯然不是為了名利。

高華：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軍﹔中共有廉洁和奮斗形象，而國民党有濃厚官僚气，抗戰中期后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党“一個主義，一個党，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強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怀底層的民粹情緒。

据說就連蔣介石身邊都是“諜影”重重。

高華：是啊，南京電信局有一個“軍話專用台”，專門接轉總統府、國防部等要害部門的電話，共有九名工作人員，其中七人為中共地下党。蔣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澤東“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風格迥然不同。蔣的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們的身邊，雖有國民党情治人員的多次舉報，蔣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參謀次長劉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与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么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后証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陳誠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說本來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為劉斐“挑撥离間，才換了人”。

劉斐建國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据郭汝瑰說，他本和劉斐關系很壞，衹要劉有建議，他必反對，后党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的關系，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也是在為共產党工作。正是因為有劉斐等潛伏在國民党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還有長期潛伏在國民党軍中的韓煉成、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里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解放軍包圍圈，蔣怎能不敗？

遷台之后，蔣介石對國民党的失敗有什么反思么？

高華：民國將亡，人心渙散，大勢已去，蔣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李。蔣責美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并非失敗于共匪而是失敗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于俄史而是失敗于美馬（馬歇爾），“美必后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蔣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机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

當然蔣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蔣介石在故鄉溪口寫道： “為政二十年對于社會改造与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党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后對于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到該年年底，蔣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曾總結出國民党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气節的軍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蔣在日記中自省：“一年悲劇与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而最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作為領袖，蔣介石對國民党的失敗還是應負主要責任吧？

高華：蔣介石是党國的重心，以一人領党、政、軍，他對國民党的軍事失敗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蔣是過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齊家的傳統思想。到了二戰后，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与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對牛彈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与修養基礎，能以圣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圣賢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說軍事教育應以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心，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后的台北。1949年8月15日，國民党政權已陷入滅頂之災，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自強自立之道，莫急于興學、養廉，而興學之要，在于窮理致知，實踐篤行﹔養廉首務，在節約勤儉，敦厚樸素﹔戒浪費，祛消耗﹔明禮義，重廉恥。”如此這般，衹能稱得上是迂闊了。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蔣的軍事學“六藝”本無錯誤，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軍的“翻身打老蔣”、“訴苦”？

從日記中看，蔣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的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党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所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對我更是如此”。然而，國民党是一個世俗化的党，國民党政權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它的軍隊更是世俗化的，在當時的條件下，蔣是很難戰胜超凡脫俗的、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共和解放軍的，國軍失敗乃是不可避免的。蔣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為徒勞，大陸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島。中國的歷史由槍桿子翻幵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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