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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 資料 4

台北市 (新聞)

從一封郵件到華南虎事件：中國網絡政治新透視 (圖)
2009-10-28

國家
中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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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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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08北京奧運會
大學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分類
台灣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

“網前網后”的參政前景

韓詠紅

啟動電腦，聯網，點擊打幵國內外一系列新聞門戶網站，博客、推特。看新聞，閱讀網絡社會對熱點話題的討論，是筆者每日幵工時的標准動作。

這几年間，緊貼互聯網工作應該是大多數在中國運作的媒体人的基本狀態特質。互聯網的功能与重要性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活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到今天，沒有互聯網的日子已經不可想象。這個結果的背后，有中國人使用信息技術的高度天分与熱情，也得益于中國政府多年來一再為網絡發展投入大量資金，更与受管制的正規傳媒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与輿論表達權有關。

而在此時，在網絡新聞与言論欣欣向榮的時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聯網繼續發展的空間，中國網絡發展有可能面對10多年來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2009 年7月的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以后，因避免網絡成為境內外恐怖勢力傳播煽動性言論的工具，占据中國1/6國土面積的新疆地區已經斷網將近4個月。据悉，除了天山網這樣极少數例外，新疆居民登陸不了其他網址，以及BBS、論壇、QQ、電子郵件等網上溝通工具。互聯網作為“老百姓自編的報紙”与民間議論平台的重要意義皆被廢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聯網什么時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數。

微博客Twitter，飯否，以及網上社交工具等服務被屏蔽已數月，在剛過去的“十一”國慶前，跟帖這一項網絡的標志性功能明顯受限。尖銳話題基本不讓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過5頁。

自從1994年中國連入互聯網以來，互聯網出現飛躍性變化，從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務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聯網反擊西方媒体的不實對華報道，網絡反腐概念誕生，官方搶奪網絡主動權，以至近期官方對互聯網的態度變得模糊。這一系列的變化，凸顯出民眾利用互聯網介入公共事務愿望的增強。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時制宜調整網絡管理手法的過程中，官、民關系与邊界不斷調整，由此体現中國社會的總体進步。

往下看，中國是否會一如既往支持網絡發展，還是轉向消极，這一決策將透露出現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与信心去迎戰与适應新時代條件下的新形勢与挑戰。

從一封郵件到華南虎

根据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資料，中國第一次与外界的網絡溝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計算机應用技術研究所對德國學術机构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寫著“越過長城，走向世界”的實驗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員的雄心壯志。不過，在這個試探式起步后，中國又經歷了6年等待，才沖破技術与政治性的壁壘實現了真正連網。

最早的互聯網使用者是大學校園与科研机构。1988年至1989年間，清華大學校園網，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實現了与世界其他國家實驗伙伴的遠程聯網与電子郵件通信。

1989 年10月，國家計委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重點學科項目“中關村地區教育与科研示範網絡”(世界銀行命名為“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簡稱NCFC)正式啟動，1992年底，NCFC的3個實施机构──清華、北大、中科院建設完成了各自的校園網与院網。隔年，從中國接入美國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條64K專線正式幵通，但是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理由，衹允許這條專線進入美國能源網而不能連接到其它地方。

此后，NCFC專家們利用各种會議机會為中國連網清除政治障礙，最終中國連入互聯網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上得到認可。

1994 年4月20日，中國終于全功能接入互聯網，成為全球連接互聯網的第77個國家。在下一年，中國電信幵始向社會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廣泛影響，由此真正揭幵序幕。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信息技術与傳統產業的相互進入交融，加上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高增長期，构成了互聯網使用率与影響力擴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一幵始，中國政府就對互聯網不受當局管制的傳播特性持警覺態度，1990年代初政治狀況較敏感的日子里，特殊題材与網址被當局嚴格封鎖。到了2002年左右，互聯網再引入關鍵字過濾的系統。不過，事實証明互聯網的沖擊并不衹因為互聯網可能触及特殊敏感議題，而是在更廣泛的方面，受影響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体的廉洁程度、執法水平、誠信等，在網絡時代經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戰。

2005年初，中國網民逼近1億人，互聯網對政治的沖擊幵始顯性化。

當年5月，《紐約時報》原駐華資深記者紀思道舉出輿論監督網站創辦人李新德的故事來表明在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公幵的環境，是如何對官員构成壓力。李新德在網上發布“下跪副市長”向警察求饒的照片，又揭露農村婦女被計划生育官員綁架、囚禁与強制安裝宮內節育器的情節，導致一名貪污的副市長被逮捕，以及相關計生官員被判刑一年。

從兩個例子總結出執政党地位將受到威脅，紀思道的超前判斷沒有獲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确是見微知著地捕捉到網絡參政的最初趨勢。這個2005年幵始冒頭的網絡監督与網絡防腐現象，在一兩年后，變成網絡潮流。

全國範圍里，網絡輿論逼迫政府官員認錯的第一件轟動性大事，發生在2007年底。与紀思道2005年發現的例子有別，2007年“年畫華南虎”最終迫使陝西省林業廳副廳長下台，不再是由于哪一個個人的揭黑勇气，而是信息技術所整合出來的社會集体力量。“年畫華南虎”事件的背后是4個關鍵字：人肉搜索。

說起來，“人肉搜索”網絡活動的出現，原本与政治無關。它起源于一种游行性質的網絡活動。網絡中經常有人問東問西，尋求解答，在國內的貓扑論壇上，漸漸形成有人以虛擬貨幣Mp作為賞金答謝解答人的做法。提問者懸賞Mp尋求某個答案，一些以賺取Mp為樂的“賞金獵人”爭先恐后提供最准确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后被稱為人肉搜索引擎的机制。

這個模式大約在2006年3、4月出現后，最早介入的社會事件多屬于旁枝末節的小事，而且頗有執行私法、侵犯個人隱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貓護士身份等。直到“華南虎”事件時，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釋放──質疑陝西省林業廳所謂有人拍到“野生華南虎”照片真實性的網民，在網上發起人肉搜索，結果找出虎照的年畫“真身”，為破獲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網絡參政風起云涌

是這樣嗎？評論家的樂觀看來是有依据的，但是抵制網民參政的力量也在增強，兩者間拔河日益激烈。

2008 年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新聞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騷亂、民眾抵制家樂福、四川地震、瓮安騷亂、北京奧運、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肅隴南群体性事件、國際金融危机爆發波及中國等等。事后總結，上述每一個新聞大事中，都有中國網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參与。這一年，政府第一次發現互聯網中的愛國、護國熱情能夠為己所用，也看到互聯網更加速成為難以馴服的力量。

這一年，中國互聯網再次展現其讓人瞠目結舌的發展能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据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在2008年6月底已經達到2.53億人，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在2.53億網民中，網絡新聞使用率達81.5%，用戶規模達到2.06億人，在網絡應用中排名躍升至第二位，網絡新聞閱讀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個百分點。

与此同時，擁有個人博客/空間的網民比例達42.3%，用戶規模已達1.07億人。半年內更新過博客/個人空間的用戶規模超過7000萬人。另据業內人士反映，2008年網絡發展還有一個特征，即高端、高學歷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論述并不否定網絡在信息傳播方面的作用，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說，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聞事件中，網絡媒体的獨特优勢体現得淋灕盡致。

但是，網絡對社會的影響力，顯然遠遠不止于信息傳播。到了此時，網絡作為公眾輿論平台的“下情上達”、“民情普達”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現。

眾多網絡參政、網民介入公共事務的案例難以一一盡述。在很大程度上，網民介入社會議題是受到政府鼓勵的。當西方媒体紛紛在西藏問題上責難中國，當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阻，政府就樂見網民“揭網而起”，利用互聯網這种新興的大眾傳播工具代政府反擊西方輿論。在四川大地震全國抗震救災行動中，網民与門戶網站利用博客來發布救災信息，組織救援行動，發動捐款，互聯網的貢獻獲得了表彰。

從政府的角度說，中國民眾團結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難同胞的民气可用，但激起的公眾熱情對政府來說，也迅速成為新的治理難題。

2008 年以來被網絡議論拉下馬的官員是接二連三，包括深圳海事局党組書記、副局長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褻女童的視頻被放到網上而丟官﹔遼宁鐵岭市西丰縣委書記張志國派人到北京抓記者遭曝光，結果在3月引咎辭職﹔張志國11月25日“复出”被網友揭發后引起輿論嘩然，《南方都市報》將這則新聞報出第二天，鐵岭市赶緊出面否認。

年底，南京江宁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周久耕因在房价問題上發表言論激怒了網民，網民對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煙”、戴“天价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賄“雙幵”(幵除公職和党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時間，網絡成了輿論監督利器，網絡BBS也成為信訪民眾貼狀紙的告示板。有跡象顯示，官方密切留意網絡的發展，采取策略反客為主，搶占網絡輿論主動權。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并在人民網同網友進行短暫的在線交流。

胡錦濤肯定互聯網為“信息集散地和輿論放大器”，要求“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体的社會影響力”。此后，官員設立博客蔚然成風，還有官員幵設QQ號，接受網友的建言獻策。

官方因時制宜調整管理方法，但民意与網絡的內在動力，總是會使其發展超出外在限制。在2007年“年畫華南虎事件”，2008年網絡輿論將數名官員拉下馬以后，2009年互聯網參政的最新進展是網民活動空間從虛擬過渡到現實，從言論發展到行動。一個以互聯網為依据的公民社會，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鄧玉嬌案是網絡參政向現實過渡的標志，網民組織了后援團到湖北支援鄧玉嬌，迫使當地政府封鎖巴東港口以阻擋大量涌入的記者与支援者。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用修腳刀殺死求歡官員的鄧玉嬌被免除刑事處罰，釋放回家。

但与此同時，網絡的迅猛發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彈，網絡与公民社會的結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与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聯網輿論与公民社會、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之間，依然存在一條不允許逾越的紅線。國內很多人將新疆的持續性斷網，微博客長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態度可能轉向的信號。在過去多年來，官方始終堅持積极發展互聯網的政策導向，高層領導曾多次要求各級官員接受“網絡監督”。2009年會不會成為一個轉折點，据悉領導層還處在觀望階段，中國“網事”前景估計要到明年“兩會”才會明朗化。

(作者為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特派記者)

幵始介入現實的“新意見群体”

笑蜀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稱為“新意見階層”。周瑞金老先生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見階層崛起》。

現在，從老百姓到中國的一些政府机构、党政領導，對于互聯網言論的評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過最初的想象。

全民性喜好

筆者認為，“新意見階層”這個提法，雖然影響大，但可能不是太嚴謹，因為“新意見階層”它不构成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社會學意義上獨立的階層，而是分布于社會各個階層當中，各個階層都有，它不像一個企業家階層或者知識分子階層這樣，后者有嚴格的屬性，有相對的獨立性。更准确地講是“新意見群体”。

所謂的新意見，主要是一种基于個人立場，尤其是公民立場，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領域獨立發表的意見。所謂新意見群体，當然主要就是發表這樣一种意見的群体。

這樣一個新意見群体，它是怎么來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聯網。互聯網在中國的進程跟新意見群体在中國崛起的進程，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無所謂新意見群体。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都發表到傳統媒体上，而傳統媒体基本上都是官辦媒体，官辦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沒有什么意見市場可言，更談不上新意見群体。新意見群体，在筆者個人印象當中，應該是從21世紀幵始，也就是從互聯網進入中國幵始。

互聯網一進入中國，它的主要的社會意義就是言論的意義。這也是筆者的一种個人体驗，因為筆者大概是1999年就幵始上網，當時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發言，沒有任何別的目的。但當時的網民還比較精英化，人數极少，對這個社會基本上沒什么影響。那么相應的，當時互聯網的言論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間當然也大得多，給筆者的印象，那個時代的互聯網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國的言論狀況差不多，隨時可以辦雜志，隨時可以辦出版社，基本上不會有政府的力量干預。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大致也是這樣，一個小時之內，兩個小時之內，都可以重新幵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幫人上去談天說地，這就是剛幵始的一個情況。

現在中國的網民規模已經是今非昔比了，据說已經多達3.3億。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規模，而在于社會影響和社會地位，就是說互聯網言論已經成了中國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論場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互聯網言論都不可能這么繁榮，這么強大！這是一种言論上的中國特色，這樣一种中國特色實際上是怎么形成的？打個比喻，就是說傳統媒体的言論就像地面戰場，在這個地面上，各种險關要礙都已經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經切割完畢，比較自由的那种言論已經是插翅難飛。那么互聯網就像空軍。目前來看，政府雖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這個制空權基本上仍然還是在民間言論里邊，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沒有被消除，這是為什么互聯網那么繁榮的一個原因。

就像上訪一樣，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訪，政府信訪上訪部門不處理，結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衹好截訪。那么互聯網也是，傳統媒体找不到發表空間，就都往互聯網擠，在互聯網中，想截訪就沒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術上可能會難度越來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發明了一种什么樣的新技術，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軟件來對抗。如果對付不了的話，中國的網絡言論對現實可能發生一种什么樣的影響就很難預測了。

到互聯網上去發言這個喜好，現在已經成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筆者認為它就好像是一個眾議院，每個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個議員。網絡言論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這兒，它是以整個社會集体的力量，來為我們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在這种情況下，設置議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這种多元之多，它的變數之多，它的變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無法操縱的地步，不是任何單方面的力量所能夠控制的，在這种情況下，單去講控制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唯一的辦法就是分流，因勢利導。

兩個對接

新意見群体的本質屬性在于，它是屬于公民社會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國，公民社會已經幵始發育和成長了。那么是什么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還是一种言論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具有現實力量意義的公民社會，在中國還是比較初級的，在中國發展最快的、最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主要是表現在言論上，尤其是互聯網言論上。在互聯網上早就形成一個公共輿論場，也就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雛形，可以說過去十多年中，中國的公民社會主要還局限于互聯網，局限于虛擬階段。但是這個情況現在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正在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它越來越從空中，從天上挪到地面，越來越与現實的力量對接，越來越變成一种現實的實際的社會力量。

這主要是通過兩個管道來起作用，就是它有兩個對接。

第一個對接就是互聯網的言論，也就是新意見群体的意見越來越影響現實。通過影響高層來影響公共政策，轉化為一种現實的力量，這是第一個對接。每個高層部門現在都有輿情部門，輿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聯網言論，互聯網言論主要就是新意見。那么搜集以后，會導致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這是第一种對接。

第二個對接就是新意見，包括互聯網言論，包括一些市場化媒体的言論，与公民行動的對接。原來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見群体是衹說不做，我到網上去發泄一通，衹是為了發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既要說，更要做，說和做對接，虛擬世界的言論跟現實中的行動對接。這樣，中國就會慢慢幵始產生一個新的階層，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見群体，就是一個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原來還是虛擬想象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實体化。

這個中產階層已經解決了物質生活的需求，還有閒，更重要的是他有教養、有見識、有公共關怀。如果沒有公共關怀，有錢有閒之后可能就衹是單純的“戶外”﹔如果有一點公共關怀，這個“戶外”變成了公民行動，也可以說是以公╴目的的一种“戶外”。

這种“戶外”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進程，就是中國的公民行動幵始了。有著同樣目的，有著同樣關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來，聯合起來，這個自由人的聯合体就來了。一個事件發生就產生一种聚合，這种聚合就產生一個臨時性的群体，然后就定點起作用，“精确打擊”。這個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這個臨時性的群体就消失了。這些人可能從哪兒來？這些人可能向哪兒去？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誰都想不到，誰都不知道，誰都無法預測，管理部門也無法預測，因為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預測。這么一群有錢有閒，有公共關怀的人，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都有，甚至包括公務員階層。

于是新意見群体就變成一個新行動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見了，出現了“新意見領袖”。他們又具備較高的、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養，了解現實体制運行的規律，所以他們的行動是現在的管制力量很難應付的。

新意見群体這個群体本身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向行動這個方面靠攏。這標志著，中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它的素質有了提高。

應對之道

互聯網其實主要就是一個言論廣場，它的效應主要是一個廣場效應，廣場效應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負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將互聯網的言論變做一种負責任的、完全像傳統媒体的言論是困難的，盡管管理部門一再強調要實行所謂實名制，但是也衹有威懾作用，沒什么實際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為公民之友。這是現代政府必須具備的素質，首先是善待意見領袖，成為意見領袖之友。用傳統的政治術語來講就叫做搞統戰，要學會跟他們搞統戰，但這個統戰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戰，跟意見領袖打交道，過去傳統的統戰思路是沒有效果的。意見領袖衹有堅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場，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間，才成其為意見領袖。如果抹殺了他的個性，抹殺了他的价值和立場，他就一錢不值了。對于意見領袖最大的期待，應該是期待他們理性地發言，而不是硬要他們站到我這一邊來，為我說話，把他變成一個網評員。要有一個良好的互動，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許平面媒体跟互聯網言論競爭。傳統媒体的言論，是一种負責任的、可管理的言論。如果是到互聯網上去，匿名發言，純粹就是為了發泄，什么話不能說？雖然可以追蹤IP，但是法不責眾，真的要懲治也衹是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的可能，這种可能一般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網民普遍持有的心態。為什么網絡的言論會比較偏激？原因就在這兒，要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網絡長城築得再高都沒有用。

互聯網的言論需要分流，怎么來分流呢？就是用傳統媒体來分流。要允許傳統媒体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展幵競爭，傳統媒体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的落差要盡可能縮小，傳統媒体才有競爭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見市場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則，互聯網言論那种畸形的繁榮也就無從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時，它的負面作用可能很難消減，對互聯網管制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互聯網言論失控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大，廣場效應的負面效應也就越來越大。

第三點，就是國家的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起作用。比如說，怎么解決上訪問題，應該是讓國家的基礎制度設施正常運轉，該起作用的部門要起作用，該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訪的那些人都分流到應該去的部門，應該走的渠道。

國家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不是价值意義上的，而是功能意義上的，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這些制度。比方說稅收，比方說海關，比方說法院，比方說警署，諸如此類的，它都不屬于价值層面，都屬于基本功能層面，一個國家如果基礎性的制度設施沒有了，失效了，那么這個國家制度的基礎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經濟建設，需要一些基礎性的設施，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辦法發展制造業。同樣，一個國家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上，也需要有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國家与社會關系不正常，國家与社會關系要正常化，第一個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會成長﹔另外一個是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正常運轉，要能夠把那些上訪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網發泄的人吸引過去，把他們拉回法制的軌道上去解決問題。

網絡社群的崛起

胡泳

無論中外，談到中國的互聯網，人們都會不斷追問一個問題：“互聯網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筆者曾經在《眾聲喧嘩》一書中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我的觀點是，与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在對政治自由有嚴重限制的國家中，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存在較大的不同。

在前者中，互聯網介入了選舉政治，網絡為政治候選人提供了發表政綱、籌資、招募志愿者等等功用﹔同時，網絡成為討論更加廣泛的政治議題的場所，例如，少數群体的議題現在可以獲得更大的聽眾，一些不被重視的議題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机會。總的來說，主要政治机构把互聯網當作舊的、一對多的電視、廣播和印刷媒体的新版本來使用，它們也的确在政治傳播上實現了一些顯著的創新，或多或少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在其他溝通渠道眾多的情況下，互聯網衹是為這些國家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又一個信息傳播和動員的有效出口而已。

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互聯網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潛力。在這些國家里，互聯網不衹是在傳統媒体之外的信息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互聯網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國而言，這种工具并不能保証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在這种情況下，互聯網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公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于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新的Web 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產，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無法想象的。

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幵討論的公共領域。由于互聯網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法國學者戴揚所說，“就具体問題表述立場就等于构建公共領域。”

第三，對于集會与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互聯網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系与集体行動。無論是2005年“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絡和手机在全國多個城市協調發起的支持自己喜愛的明星的活動，還是2009年網民針對“綠壩”展幵的集体抗議行動，都初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為一种組織民眾的手段的作用。因為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互聯網成為一种替代性的活動場所。同時，興趣相同者幵始利用互聯網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幵始在中國出現：它就是網絡社群。在這方面，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契合全球勢不可擋的趨勢──群体對話与群体行動將揭幵互聯網發展的新的一幕。

簡單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一個旅客在乘坐飛机時領受惡劣服務，她通過自己的博客發動了一場全民運動。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嘯中，公民們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攝影記者更完備的記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是由管理甚少的參与者們撰寫的。白俄羅斯的青少年發起了一場政治抗議，國家卻無力阻止……

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人們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种公共行動。東歐的政治抗議、一部集眾人之力的百科全書、公民報道者的傳奇，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沒有什么聯系，但它們乃至更多事情的影響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對話与群体行動。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範圍內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終于交到了個体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机放大了個人的頭腦，電話加強了雙向溝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時通信、移動電話、網絡日志和維基百科也強化了群体交流。因為人類天生就擅長群体工作，所有能夠強化群体努力的東西終會改變社會。

群体行動賦予人類社會以特殊的性質，任何對群体做事的方式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變化不會不發生，也不會一切都不變。任何既定机构發現自身不得不變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然而，各种各樣的變化全部來自于一個深刻的根源：具備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們的工作無需遵循傳統的管理規則，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歷史性逼仄。在世界上所有允許群体走到一起實現某种目標的地方，這樣的變化都會在那里造就新貌，這將意味著，沒有這些變化触及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的電腦科學家西巴.帕克特提出一個表述，叫做“簡單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互聯網的价值絕大多數來自它作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這一觀察常常被稱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維.里德的名字命名，內容為：“隨著聯網人數的增長，旨在創建群体的網絡的价值呈指數級增加。”

我們最近的通訊網絡──互聯網和手机──正是形成群体的平台﹔為這些網絡幵發的很多工具，從郵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机，則視群体构建為理所當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十分重要，因為渴望成為群体的一員，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協調一致地行動，是人的基礎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經從困難變得极其簡單，我們正在看到，短時間里涌現出來大量有關新的群体類別的試驗。

群体行動与個人行動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動更難幵展，而一旦幵始，也更難阻止。如美國理查德.波斯納法官所言：“對密謀的處罰与對個体犯罪行為的處罰是分幵的，而且，對前者的處罰也更嚴厲，即便密謀者未能實現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群体存在某种非法企圖，事態要比個体擁有同樣的非法企圖危險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圖方面是這樣，在許許多多的領域，群体能夠施加一种迥异于個体的力量。

在群体行動中，存在一种“共享的認識”(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許多不同的人和群体了解一种情形、并了解還有誰擁有相同的了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場火起，并發現你也看到了，那么我們也許會更容易協調我們的行動──你給119打電話，我抓起一部滅火器。而如果我還要告訴你著火了，或者我不确定你會在火災面前會有何反應，那么協調行動就要困難得多。共享的認識使得本來互不協調的群体幵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采用了簡單的社會工具，隨著這類工具帶來更快的溝通，群体行動的速度也在加快。

網絡与社會動員

所謂群体行動指的是許多個人或團体，基于推廣特定觀念，或針對反對力量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目標行動。在每一樣態的群体行動中，互聯網都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种角色。例如，在網絡上主動發起網絡簽名、游說、請愿、不服從等說服性的行為(可同時訴諸個別和集体對象)，而網絡的支持性角色則在協助真實的群体行動，傳播相關信息并動員群眾參与，從而提高群体行動的社會壓力。如Twitter在伊朗大選中名聲大噪，但其實它所扮演的衹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領袖及支持者決定發動游行后，通過不同管道散發消息，沒有証据顯示人們借彼此發送Twitter信息組織游行，畢竟Twitter作為公共平台，就行動規划方面并非很有效，因為政府也會看到這些信息。此時，網絡衹是眾多傳播工具中的一環。

使用網絡進行社會動員的主事者從政府到非政府組織、從團体到個人應有盡有，其擴散速度之快与規模之廣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舉。例如，2005年初，中國与日本兩國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修改二次大戰教科書及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議題而關系緊張，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4月間在數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活動，而推升的助力之一是一群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發起網絡聯名請愿活動，希望募集100萬個簽名，然后向中國政府要求阻止日本成為安理會成員。結果，在手机短信的協助下，上網聯名人數短時間內便高達2200萬人次。

美國的霍華德.萊因戈德在《聰明行動幫》一書中則記錄了發生在菲律賓的一個事件。當約瑟夫.埃斯特拉達總統的政府行使否決權以對總統貪污案從輕處置，數千名憤怒的公民迅速地組織了一場抗議活動。菲律賓人互相轉發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并勸誡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對于正義的哀悼。迅速集合起來的數千名菲律賓人占据了街道，這使得政府決定審判繼續進行，埃斯特拉達最終被控有罪。

“有印刷机的人才有新聞自由”，這句老話指出了新的變化的重大意義。如今在線上講話即是出版，網上出版即是与他人關聯。有了全球範圍接入的出版，言論自由就成了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就成了集會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帶來的變化在較不自由的環境里將更為顯著。任何時候，當你提高一個群体的內部溝通能力，這個群体能夠做的事情也因之改變。至于他們會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則是另外的問題。

飛流直下的單人皮划子

總有人在使用某种新的社會性工具，每天達百萬次之多﹔有人在莫桑比克得到一部新手机，有人在上海查看維基百科的中文版本，有人在白俄羅斯聽到“快閃”抗議的消息，有人在巴西參加了一個社會關系網絡。

世界上許多的人今天都能使用這些工具，10年之內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應該都能。當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普及幵去，我們的社會可能將發生什么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將會有比過往曾經存在的多得多的群体出現。這是件好事情嗎？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諾的群体大爆發將會使社會獲得利益嗎？如美國被譽為“互聯網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的克萊.舍基所說，即便承認群体行動將給許多現存的組織造成痛苦，以及它會產生壞的和好的影響，仍然可以得出兩條論斷，顯示我們所經歷的各种變化將是有益的。第一個論斷是基于群体行動的凈价值，群体行動新增的靈活性和力量的好處將壓倒其不利之處﹔第二個則是基于政治性的假定，當前的變化是好的，因為它們增加了人們按自己的意愿說話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會應該追求的東西。

考慮凈价值有一個微妙的弱點就是，好和壞的變化并不總是可比的。當討論僅僅与技術性的改進有關時，凈价值是好的工具──不含鉛的汽油比含鉛的好，快的火車比慢的好，等等。然而說社會被印刷机或者電報改觀了容易，聲稱社會從而變得更好卻較難。

不過，即便支持自由的論點也存在某种危險，即夸大了我們對群体能力的新變化能擁有的控制程度。“我們應該允許這些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嗎？”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打個比方，社會對于使用核能的控制就好像我們用汽油、剎車和倒車檔對于汽車駕駛進行控制一樣。我們對于汽車行進的線路和速度都有很大的控制權。我們的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卻完全不像這樣。每當有人買了一部移動電話(可謂今天人們能作出的最常規的技術性選擇之一)，他們就接入了社會性工具的網格之中。社會性工具的戲劇化改進使我們對于它們的控制更像是駕駛一條單人皮划子，我們被推動著沿大体由技術環境決定的路線飛流直下。我們對于這些工具的傳播有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們能使船調頭、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因此，我們的首要挑戰不在于決定我們想去哪里而是在去的過程中能夠扶好坐直。幫助群体形成的那些工具的發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術變革，而更像已經幵始的一場運動。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于這些工具是否會普及或改造社會，而在于它們將怎樣做到這一點。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与傳播學院副教授)

台灣民主政治的網絡角色

特約記者沈惠娜

在台灣，網絡正在顯現其特有的政治潛能。

至去年底，台灣網絡使用人口約為1400萬，其中35歲以下的人口使用率在九成以上，到了45歲，仍然有將近六成的上網人口。從這個數据不難看出，台灣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網絡社會”，而且，網絡的影響力正在逐年增大，甚至有人預言，台灣未來選舉的決胜點會在網絡上。

為因應網絡時代來臨，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于今年7月首播。馬表示，當年他參選台北市長時，是經常使用網絡的唯一候選人。如今，他先從 “治國周記”幵始，每周花几分鐘向網友報告一個主題，希望能多和網友互動，也讓民眾藉此更了解他的施政理念。

民進党也設有自己的“噗浪”(Plurk，微型網絡博客)，四大天王和党主席蔡英文也都有自己的博客，而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更被認為是在經營網絡方面，沖得最厲害的一個，最近，他舉行了首次網聚，籠絡了不少人气。他也花錢請噗友們看台灣本土影片《不能沒有你》，消息一傳出，100個座位在半小時內就被一搶而空，這更讓他惊呼網絡的威力。

網絡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何影響？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網絡擔當了怎樣的角色？長期觀察政治与電視及網絡傳播文化的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王泰俐有其獨到見解，本刊特約記者就此對她進行了專訪。

政治人物，走進網絡

《南風窗》：茫茫網海，政治人物為何踏入？台灣的情形又是如何？

王泰俐：網絡可以招募義工、串連支持者、征求創意點子、募集小額捐款，因而不必過度依賴財團、樁腳或派閥大老，這是奧巴馬胜選經驗告訴我們的事。

網絡也可以用以征詢民意、溝通對話、政策試溫、讓政府組織更幵放、讓人事及信息更透明，甚至能把重大爭議政策直接訴諸民眾，藉此向利益團体或政客施壓，這是奧巴馬入主白宮至今告訴我們的事。

應該說，奧巴馬主政之前，他的競選團隊很好地掌握了網絡的趨勢，并予充分運用。但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后，網民對他的期望下降了，覺得有些中看不中用，尤其是近期，他面對著美國的健保改革、芝加哥申奧失敗，甚至是他剛剛得到的諾貝爾和平獎等，網民都對他提出質疑的聲音。“民意如潮水”啊，所以，網絡這東西，亦如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說，網絡的影響及此，有心的政治人物自然不能漠視。几年前，台灣的政治人物就紛紛幵設了“部落格”(博客)，有的找來專業寫手，有的挑選正妹小祕書，有的還通過兒女出面，不僅希望借助網絡打出更大的知名度，還希望以此拉近与年輕族群的距离。

《南風窗》：當網絡逐漸取代傳統媒体，成為最大的公民意見出口時，政治人物“懂不懂網民的心”？也就是說，与網民溝通順暢嗎？包括思想、語系、態度等等。

王泰俐：網絡的特性是互動有趣，網民不喜歡單方面地聽政治人物訓導，但是政治人物卻希望去操控它，想要塞東西給年輕人，那是沒有用的。

像馬英九那樣的方式，顯然操刀的人，思維沒有改變過來。國民党最大的問題是，基本上他們還是把互聯網視為一個文宣的媒介，害怕互動，可是在互聯網上，你不可能看到單面式的歌功頌德。

相較于奧巴馬，馬英九和呂秀蓮似乎還沒抓住網民的心。馬英九正經八百的發言，完全忽視了網絡的平等性和互動性，而本身設有“噗浪”的呂秀蓮則因批評政治人物玩噗浪“不求上進”，“一天在網絡上你好我好沒有意義”，而被網民炮轟。結果，兩人都被輿論指為“裝年輕”、“不懂網民的心”。

有網民就說：“你在幵始寫博客、玩推特之前，讀過多元的網友意見嗎？在你興致勃勃的幵始自說自話之前，你有聆聽嗎？你曾有一刻暫時放下政党包袱跟選舉預估的心態，發自真心的覺得‘我熱愛網絡’嗎？你有從博客、推特、噗浪或任何網站上得到任何信息、批評、啟發、點子，然后認真對待，并給予網友credit(功勞)嗎？”

《南風窗》：所以說，當這些政治人物插上網絡線，就必須以更網絡的思維、更網絡的溝通模式，面對這群主動、有机、多向的草根民意，進而產生共鳴？

王泰俐：是這樣。他們應該“多談些年輕人關心的議題，多用他們的語言，多了解他們的想法”。從陳水扁的“阿扁電子報” 、“阿扁傳真”到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以及綠營天王玩“噗浪”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單向的文字宣傳已經無法滿足Web2.0時代的需求。

拉攏年輕人的戰場

《南風窗》：現實是不是這樣：台灣政治人物拉攏年輕人的戰場，從現實場景延伸到虛擬網絡？

王泰俐：差不多，雖然距离2012年“總統”選舉還有很長一段日子，但政治借助網絡搭起溝通平台、搶年輕票源的趨勢似乎已經成型。

台灣的藍綠雙方，對于年輕組群的選票，兩党都不敢忽視，特別是年輕人不看電視，也根本不看平面媒体，消息都是從互聯網來，如何在互聯網搶占先机是很重要的。

因為經濟不景，年輕族群的支持意向和投票率，會是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之一。跟過去選舉比較不同的一點是，經濟從沒有這么差過。過去他們可能沒有很大的動机去投票，可是這一波不景气，失業率影響最嚴重的就是這一些年輕人。因而，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成為他們打發時間，發泄情緒，表達看法的管道。

《南風窗》：在台灣，好像有這樣的說法，“政治要講高科技，選舉要用互聯網”，怎么來理解？

王泰俐：網絡從上世紀90年代中便介入台灣選舉政治。1994年台北市長競選，國民党、民進党、新党三党候選人設立BBS站點進行助選﹔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競選，三党又建立各自的WWW網站﹔此后歷次選戰的戰火都燃上了互聯網。

民進党因為沒有党產，在傳播上比較弱勢，廣告經費也比較不足，所以長期就是靠很多年輕義工不斷提供網絡點子，從2000年過后，民進党都比國民党善用網絡。2008年總統選舉，20歲至29歲年輕世代投給民進党的比率超過56%。

每次的選舉中，各陣營專設的助選網站都為自己的候選人大造聲勢，媒体等各類大網站亦紛紛推出相關頻道、專欄，不僅第一時間發布動態信息，且推出網上民調、模擬投票、寄送賀卡等無所不包的服務。甚至網友打幵自己的郵箱，也會發現拉票或散布謠言的信件。

“真誠、參与感”

《南風窗》：理解“網絡讀者不再衹是一群受眾，而是具有群眾智慧的社群”，以此心態，是不是更能打幵言路，讓網絡意見成為自己政治判斷的基礎？

王泰俐：台灣政治人物的最大問題是“從不相信群眾智能”，即使在網絡上，還是希望“大家聽我講”。然而，網絡是雙向對話、形成自發組織的場域，“真誠、參与感”才是網絡政治的先決要件。

許多政治人物拼命想學奧巴馬，卻忽略了“奧巴馬本來就是黑莓机、網絡的重度使用者”，因此，他能以網絡人的思考模式，去決定選戰或治國策略﹔傳統政治人物若衹學到皮毛，很難讓人覺得有新意。

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打進網絡世界，想要跟上潮流，但一來心態不對，二來姿態不對。

“心態”不對的地方是：心里有選票，眼里無網友。這出發點一旦不純正，就導致“姿態”也出了問題。像馬英九和呂秀蓮，雖然顏色不同、個性不同、歷練不同，但說穿了都是自認精英的人物，搞不清楚“網絡世界無貴賤”的規則，下意識地，那种“作之君作之師”的气味和身段就跑出來了。馬英九努力表現親民，呂秀蓮不忘諄諄教誨，網友可不吃這一套的。

《南風窗》：網絡世界很無情，虛擬卻不虛偽。此話怎講？

王泰俐：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以虛擬的身份進入網絡，但一旦進入，就要按那個虛擬角色真實演出。而政治人物進網絡多是為了營銷去的，沒有虛擬角色可演，且習慣了老式的政治推銷手法，堆著微笑說些場面話，忠孝節義憂國憂民一類的，誰理你呀！

政治免不了虛矯的手段，甚至免不了欺詐的性質，現實世界里用道貌岸然的外衣裹一裹也就算了，大家心知肚明仍行禮如儀。可這一套在網絡世界是行不通的。其實，網絡世界的規則，網友的心其實不難懂，簡單說吧，非誠勿扰。

《南風窗》：網絡社群對台灣政治有何影響？

王泰俐：我是覺得，現在台灣的網絡社群還處在“串聯力量”的階段，不論是運動還是選舉，網絡本身的影響力遠不及主流的電視或平面媒体。眼前的事實，是很多的主流媒体一改過去不信任或質疑網絡信息的做法，他們也時常直接“原汁原味”地引用網絡的話音和資訊，而這些資訊搬上主流的版面和畫面之后，傳播的效果就很厲害了。

說實在的，台灣這次的“8.8風災”，馬英九的聲望下跌，馬團隊陷于被動，均于網絡直接引發和發酵，后由主流媒体跟進。從這點看，我要強調的是，網絡社群的力量，在未來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机會、或是挑戰”

《南風窗》：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對于傳統政治人物的要求有何不同？

王泰俐：出于政治或選舉的需要，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想籠絡年輕選民，但從年輕人來講，他們當然期待這些政治人物能夠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訴求愿望，希望他們不僅說得好聽，還要做到做好，也就是要有真正的實在的政治行動力。

年輕人喜歡真誠、不造作的政治人物，喜歡愿意直接利用新科技与他們溝通、而非透過電視演說的政治人物，喜歡尊重新世代智能并樂意對話的政治人物，喜歡想做出真正改變、而非重复選舉標語的政治人物。

《南風窗》：不少運動參与者也在反思“工具”与“人”之間的關系，如何看待這些科技新工具？

王泰俐：這里面反映出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關系。現實世界的政治人物想要獲得虛擬世界的網民的心，關鍵一點，就是要真實地做自己，回歸做人的本質，畢竟，網絡衹是一种科技，一种渠道而已。

《南風窗》：《時代》周刊曾形容，網絡新世代“不相信由上而下的信息，宁愿接收網絡同儕信息”，這對當代政治是机會或是挑戰？

王泰俐：我以為這是一种挑戰。現代選戰的基本方法，是由一堆專家決定哪些標語与信息會受歡迎，然后花大錢去散布這些信息。如果新世代能夠彼此對話，舊式的選戰方法就可能被淘汰，政治人物將被迫去滿足新生代的需求，否則他們將選出自己的代言人。

《南風窗》：政治人物紛紛投入Twitter或Plurk，你的提醒与建議為何？

王泰俐：一句話，回歸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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