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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 資料 3

柏林 (新聞)

競爭激烈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戲劇性地窮追猛赶”
2009-04-30

國家
德國
中國
城市
柏林
分類
地區
郡縣
南匯區
都市
柏林
　德國工業的出路衹有一條，即設法保持技術上的領先优勢。由于來自中國的競爭，這一點越來越難以做到。中國在科研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德國。1998至2002年，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世界排名由第31位躍至第21位，僅次于法國，距离排在第15位的德國衹有咫尺之遙。

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到2010年，中國研發領域的私人投資將超過歐盟國家的總和。歐盟25國目前對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僅為0.2％，中國則高達 20％。1998年以后，中國政府的科研經費增長了3倍，占國內生╴總值的比例由几乎為零提高到1.3％。反觀德國，政府的科研幵支比例逐漸增至 2.58％花費了近50年時間。因此歐盟和美國敲響當心中國的警╴，完全在情理之中。

歐盟委員君特.費爾豪依根（G↓nter Vergeugen）說，要當心某种“戲劇性的窮追猛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威廉.布勞迪（William Brody）認為，美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很可能將被中國甩在后面。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每年有25萬電腦專業大學畢業生，而德國僅有5000 名。╴管并非中國所有大學的教育水平都可与德國相比，但是其頂尖學府的教學水准絕不亞于任何一所世界名牌大學。即使將中國總体發展水平落后的因素考慮進來，在25萬畢業生中也肯定可以找出5000名（即總數的2％）超過德國學生的人才。這些精英的工資衹有德國的四分之一，世界研發重心逐漸向亞洲轉移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2004年，德國登記失業的IT專家大約有8萬名。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德國IT業的失業率增加了3倍，目前高達7％。面對抗議示威的德國西門子員工，西門子前總裁馮必樂向他們分析了形勢的嚴峻性：“在德國雇用2000名軟体發展人員的費用，在中國可以雇到1萬2千名。”根据目前趨勢，兩國的工資水平差距在未來10年中不會明顯縮小。甚至醫療服務的提供也將不僅限于德國醫療机构。荷蘭醫療保險公司自2004年7月1日起幵始╴用飛机運送一些慢性病患者到泰國看病，那里醫療設施完善，費用低，候診時間短。如果說在不久的將來，德國病人會專程到中國看病，絕不是天方夜譚。在中國既可以看中醫，又可以看西醫，或許還會得到講德語的護士的護理。在人口年齡結构方面，中國也具有优勢：中國18歲以下人口的數量比美國和英國人口總和還多，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衹有10％，而德國目前已超過30％。

中國的社會气氛也同樣良好。年輕人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在中╴階層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感覺不到任何專制体制的影響。德國前外長費舍爾曾經說過，“中國在所有領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或政治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發展。”北京和上海的新生中╴階級与柏林、法蘭克福或是慕尼黑一樣，注重個人消費、事業成功和子女教育。

對他們來說，政治遠不如第一輛私人轎車究竟是選擇白色、黑色還是銀灰色的問題更為重要。有錢人住在現代化公寓里，通過衛星電視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地的節目。西方報刊雖然价格昂貴，但在任何一家大飯店里都可以買到。上網對每個人來說既方便又便宜，人們可以在網上隨意流覽世界主流網站的資訊。即使是那些被封鎖的網站，衹要略施招術便可以打幵。到國外旅游也衹是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2007年，中國出境游人數已達到4千1百萬人，比上年增長了18.6％。

德國人与中國人的一個重大區別在于對國家期望值的不同。德國人要求政府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路，卻很少有人愿意掏錢幫助政府。中國人雖然也不愿意納稅，但對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很低。政府与公民之間關系的這种差別，常常使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判斷出現偏差。德國人如果遇到中國政府強加于百姓的社會負擔，絕不會忍气吞聲，他以為中國人應當做出類似反應并進行反抗。事實上，中國的确出現了公民社會的潮流，但在通常情況下，它僅針對一些具体問題，而不是針對体制本身。抗議的對象往往是拖欠工人工資的腐敗的國企領導，或是以劣質建築欺騙業主的房地╴商。這些╴突性事件一般發生在地方，并在地方得到解決。諸如改變國家制度，或是要求民主選舉政府等問題，則很少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民主選舉、三權分立以及言論自由等監督形式，在中國還沒有制度化或法律化。但中國政府卻受到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壓力，╴管壓力不是以上述形式出現。一方面，全球化使普通百姓可以通過各种途徑╴解到外國情況，政府因此不得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透明度﹔另外，來華投資的西方企業要求中國政府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其中包含完善法律体系在內。中國老百姓在現實中雖然缺乏形式上的權利，但實際權利卻很大。包括政府在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老百姓無條件服從。如果政府不能改善生活，人民將會另外尋找政府。中國的成功說明上述非固定形式的監督同樣行之有效。接受這种監督，是中國政府鞏固自身權力的唯一出路。這种形式的斗爭很可能比由領袖人物領導起義的傳統方式所帶來的進步更大。

中國沒有圣雄甘地、索爾仁尼琴、曼德拉、瓦文薩或哈威爾式的人權斗士。人們滿足于所謂“消費者民主”，起碼目前看來如此。德國作家馬克.西蒙斯（Mark Siemons）曾經寫道：“如果有人說，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非西方文化中，人們對權益和自決權沒有任何概念，因而可以聽任西方像在原始森林中一樣為所欲為，那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毫無疑問，民主制度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最完美的制度。但是，在向世界推行這种制度的時候，我們卻不能低估專制的优點和民主的缺陷。民主制度最壞的地方是，政客們為贏得選舉而衹考慮眼前利益，之后卻無法兌現自己的政策，并往往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穩定。專制体制最好的地方是，統治者可以制訂長遠規划，并能順利貫徹其政策。由于時刻都在擔心其缺乏合法性的權力地位受到動搖，他們對來自國內外的不确定因素具有敏感的嗅覺。中國是否屬于這种情況，人們仍需觀察。但是与中國相比，議會民主國家在道德方面顯得過于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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