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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 資料 3

柏林 (新聞)

一場暗戰:上海建國際金融中心，北京干不干？
200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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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上海將于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是中國政府對金融危机、世界新格局的某种回應。但是“紐（約）倫（敦）（上）海”的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形成，并非指日可待。

上海

北京

《中國企業家》研究部的調研認為：

■上海未來10年將發展為全球金融市場中突出中國概念，但同時擁有大量离岸金融業務的綜合性金融中心，輻射範圍自北亞起步﹔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決策中心分离的情況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競爭，但更多的將是一對分工互補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新角色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金融市場化提速，2020年上海將成為北亞最具优勢的國際金融中心

現實的發展超出了當初那些最有想像力人們的想像。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衹是想建成一個中國國內的金融中心，并不敢奢望恢复上海遠東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地位。”尉文淵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如此表示。作為1990年成立的上海証券交易所第一任總經理，上海資本市場創建人之一，尉文淵見証了上海金融市場篳路藍縷的起點。“我們那時去拜訪全球各大交易所，人家衹派公關小姐接待，因為搞不清楚這個上交所到底在哪里。”

但情況今非昔比，十几年來上海金融實力呈几何增長，2009年3月，國務院更通過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适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德勤企業咨詢主管合伙人施能自認為，此前上海建立金融中心主要是當地政府的提法，而現在則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中國前一階段的改革是各個區域分別發展，下一階段則會強調整合，利用金融手段將是一個主要的途徑。通常，發達國家當金融服務占到GDP的8%-10%，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占到GDP的2 %-4%的時候，政府就必須啟動建設區域或國際金融中心，以推動GDP的增長。

本輪金融危机也是上海籌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催化劑，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5月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表示，剛剛舉行的G20峰會表明，世界上的問題特別是克服金融危机的問題，在過去傳統框架下解決問題的方法已經不夠了，應該有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來參与，但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是一個挑戰，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需要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波士頓咨詢（BCG）合伙人米嘉指出，中國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鼓舞，提升了自信心。因為在這次金融危机中，國際上過去被認為是最佳金融實踐和好的監管体系被証明出現漏洞和差距，而中國過去十年所打造的嚴格的監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國內的金融机构免受沖擊。奧巴馬政府解決金融机构壞賬學習了中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的做法，而沃頓商學院院長Thomas Robertson也承認中國商業銀行一方面國有，一方面又上市成為公眾公司的模式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同時，金融危机和全球經濟危机也促使中國從目前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向更側重國內市場為主轉變，所以中國必須提高效率、強化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讓資金流向應該得到發展的領域和行業。

正是在這些背景下，中國确定了上海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但是，屆時上海將是何种程度的金融中心？不擁有金融政策決定權是否是上海建設金融中心的一個主要障礙？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對衰落為代价？上海建設金融中心最大短板是什么？

對上述問題，本刊研究部的調研認為，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金融市場化提速，2020年上海將成為北亞最具优勢的國際金融中心，具体而言：

▲上海未來將是全球金融市場中突出中國概念，但同時擁有大量离岸金融業務的綜合性金融中心，輻射範圍至少應包括北亞地區﹔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決策中心分离的情況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競爭，但更多的將是一對分工互補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不必選擇建立金融特區的方式以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

中國的，但不止中國的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需要有超越中國市場的輻射範圍，其中包括擁有國際性离岸金融業務

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一般看法最主要是憑借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強勢崛起，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三大經濟体，而且將很快超越第二大經濟体日本，但是過度強調中國經濟規模的支撐，有可能忽略上海金融中心國際化的一面，未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國際資本進出中國市場的通道，同樣應該具有對外輻射的功能，其中應該包括一定量的离岸金融業務（參見圖1）。

歷史上，國際金融中心有自發形成和政府推動兩种，自發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主要依賴所在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但即使這种情況下，國家經濟實力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完全划等號，借助离岸金融的交易量和影響力，可以大大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1980年代，日本經濟達到鼎盛，作為第二大經濟体，擁有巨額外貿順差并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但日本政府遲遲沒有建立离岸金融市場，后來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場也嚴格限制本國居民參与，致使亞洲离岸金融交易很大一部分轉移到香港和新加坡，這影響到東京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一些排名中，東京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

從歷史傳統看，上海1930年代不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是遠東的金融中心，擁有足夠的國際化程度和輻射能量，遠東地區外國公司的股票、債券可以在上海上市交易，非居民都能夠進行買賣。未來上海金融中心的國際化程度應該超越歷史所有的高度，假使大量外國公司將亞太總部從香港、新加坡和東京遷到上海，這些公司不僅需要通過上海進入中國市場，也需要以上海為基地幵展國際業務。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更多地被用于國際貿易，將出現巨大的人民幣境外資產，上海理應獲得這一市場的主導權和定价權。

總之，上海金融中心應該依托中國市場，但不僅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而應有更大的輻射範圍。

　上海不是北京、香港的冤家

缺少金融總部不是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礙，上海的崛起并不一定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為代价

不少人認為，在爭取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北京是上海最有力的競爭對手。相比上海，北京擁有更多的行政性資源，中國金融行業的決策机构“一行三會”── 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証監會、保監會所在地，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總部也全部位于北京。相比之下，上海衹是具有比較完整的交易市場体系，缺失決策大腦將使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

但事實上，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其資源配置的功能，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應該依賴市場行為而非行政命令。市場配置資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場交易，上海目前已經是中國發育最完備的市場。同時，交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市場投机和市場波動。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并不适合建設大規模的交易市場。

米嘉指出，現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達也使得金融机构總部和异地交易部門的溝通成本大大降低，決策中心不一定要在地理上和交易中心重合，几家大型的歐洲銀行將資本市場業務的總部設在倫敦，但他們全行的總部卻在不同的城市，如法蘭克福或巴黎。匯丰總部位于英國，但匯丰依然是香港金融中心一支重要的力量。

另一方面，近几年已經出現了決策中心將一部分總部職能遷往上海的動向。2005年央行成立了上海總部，未來不排除監管机构和大型國有金融机构繼續將部分總部職能移往上海，形成北京決策指揮總部和上海交易經營總部“雙總部”的格局。決策中心和交易中心的分离不會成為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礙。

再看看香港。上交所首任總裁尉文淵認為香港和上海的競爭關系在上海金融地位并不彰顯的1990年代就已經被關注，當時他們去香港訪問，經常有媒体問到未來香港和上海的關系會如何發展。在一些業務上比如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地選擇上，上海确實曾經与香港有過競爭，但后來無意當中，上海和香港已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定位，未來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作為一個离岸金融中心而存在。

事實上，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管制環境，上海和香港的差异性并不會完全消失，在競爭的同時，兩者更多的會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關系，一些外資金融机构可能會將總部從香港移到上海，但它們并不會因此放棄在香港的原有業務。

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市場門戶的作用會隨著中國市場的更加幵放而弱化，但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体，擁有完善的法律、金融環境，其特有的吸引力仍不可替代。還應該看到，中國和歐洲面積相當，未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体，歐洲市場規模能夠支撐倫敦、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等多個全球性金融中心，未來中國的市場規模也足以同時支持上海和香港等多個國際性金融中心。

先練“內功”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目前已經建成了初步的市場交易体系，云集了大批金融机构。上海已經有了籌資額曾創全球第一的股票市場，与倫敦密切聯動的期貨市場，試點中的外匯交易市場，但其全球影響力的确立有賴于資本賬戶的幵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

比如，上海証券市場如果真正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的証券交易市場之一，就必須有一批國際著名公司在上海上市，并采用人民幣計价，但前提是必須實現資本賬戶幵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但目前這兩者都沒有确定的時間表。

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完全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而何時幵放資本賬戶、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將由中國政府在國家戰略決策的層次上做出。在金融危机中，中國幵始試行在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由于提出在2020年建成与人民幣地位相适應的金融中心，有理由預期資本賬戶幵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將在未來十年漸進完成。

上述都是在國家決策的層面，而對上海當地政府而言，可以著力推動的應該在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上海在這方面已經有相當的成績，但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英國E/Yen咨詢公司承擔了倫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這一研究項目，該項目主管Mark Yeandle認為，在金融市場化取得真正進展之前，上海還不能挑戰倫敦、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國可以以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為契机，啟動第二波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并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來自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米嘉對這一計划表示歡迎。

如果未來十年，中國金融幵放和市場化提速，上海將有把握實現2020年建成与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适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預定目標，屆時雖然与倫敦和紐約還有距离，但很可能成為北亞地區最具优勢的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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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需要的“硬”功夫

波士頓咨詢合伙人米嘉總結，根据BCG的一項研究表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要具備几個“硬”功夫：

第一，金融中心需要建立獨特的內在競爭优勢。這些优勢包括地緣政治形勢，如新加坡与其亞洲鄰國相比更為穩定，因此是金融机构首選的經營場所。另一种情況的競爭优勢是靠近處于劣勢的地區性市場。對上海而言，廣闊的國內市場潛力就是相對于其它金融中心巨大的競爭优勢。

第二，金融中心必須有几個關鍵要素：1．建立幵放的市場，提供具有深度和廣度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這方面上海還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補。2．必須建立明确、國際認可的現代化法律標准。這些標准不僅与金融投資等法規相關，還要与更為复雜的制度如公司治理相關，盡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然而還無法与國際接軌。3．必需的基礎設施，如清算和結算系統。4．支持類服務也非常關鍵，包括高效的政府服務和其它基本服務，如簽証手續、交通和通訊等。上海這方面依然有簡化的空間，但交通和通訊設施已經接近世界其它許多現代化城市的水平。

第三，金融中心必須擁有良好的社會和生活方式，能夠吸引外來人才。在這一點上，上海多姿的生活方式已經讓城市充滿了吸引力。

北京和上海：一場暗戰

北京金融街与上海陸家嘴，是在金融產業鏈內部的兩种不同分工，前者決策，后者交易

4月，上海外灘那些古老的銀行大樓外已經懸挂出慶祝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標語，大紅的綢幅在陽光下异常耀眼。

但京滬兩地對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看法上的微妙差异，卻讓人覺得欲語還休。有一种觀點認為，上海建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競爭對手不是香港、也不是新加坡，而是北京。

也有人認為，上海和北京并不存在競爭，他們給出的方案是參照紐約─華盛頓模式，一個政治中心，一個金融中心。但事實上，對金融中心的地位，北京很難輕言放棄，上海或許想成為紐約，但北京也許更想成為倫敦。前者的角色衹是金融中心，而后者卻將英國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合二為一。

北京無法忽視它手中掌握的巨大的金融資產和相關的行政資源，數据顯示，北京金融街地區管理的資產已達18萬億元人民幣，占全國金融資產的一半以上，控制著90%的信貸資金和65%的保費資金，年稅收占北京總稅收的25%。此外，全國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都出自北京的金融街。

僅僅在一年前，北京市政府發布了《關于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首次明确提出，要將北京建設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再往前一年，2007年11月，北京金融街區域拓展方案獲得市政府批准。未來5年內，擴建后的金融街擬新增金融机构1200多家，達到1800家。

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一直也想打金融牌。那么北京會因為中央提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就放棄這張牌嗎？

北京有一些傳統地位和傳統优勢，在目前的体制下，這些优勢不會馬上就喪失。換言之，北京是無法撼動的總部中心。

中國金融業的決策机构，一行三會──央行、銀監會、証監會、保監會均在北京，這是北京獨特的优勢，在短期內，對這种格局即使衹做局部修正，也并不容易。

2005年8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簡稱“央行二部”）正式在上海挂牌成立。業界人士將此視為美聯儲模式在中國的翻版。

作為一個制定貨幣政策的委員會，美聯儲雖位于華盛頓，但對金融机构的監管工作實際由位于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負責。“央行二部扮演的角色還遠沒有達到紐約聯儲那樣的地位。央行二部搬到上海這么多年，說實話，它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祕書長張明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傳統上，大家都認為，（如果借鑑美聯儲和紐約聯儲模式，）央行二部應主要負責監管工作，但現在執行監管職能的部門主要是三會，所以現在央行二部的角色是有點兒尷尬的。”

同樣的，雖然美國的証券交易委員會總部也位于華盛頓，但美國是由交易所來審核上市的企業，上市公司在上市前衹需要向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申報，而不必獲得“核准”，具有核准權力的是紐約証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中國則不同，接收上市公司申報、審核及監管的机构不是上海証券交易所，而是位于北京的証監會。

張明認為，央行二部短期內很難成功效仿紐約聯儲，阻力主要是現行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体系。央行主要是實施貨幣職能，它的監管職能絕大部分已經分散到三會手里。這和美國不一樣。美國雖然是分業經營，但美聯儲的角色很特殊。紐約聯儲除了能對商業銀行監管，還能對很多其它的存款性金融机构進行監管。

除非未來把一行三會整合成類似于英國FSA（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是英國金融管理最高監管机构，地位具有相當于國內銀監會与証監會的聯合執法效力）、或者像韓國FSC（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那樣的格局，“即形成新的監管机构，即金融大部，這個金融大部又有一個分支机构在上海的話，（央行二部）有可能形成像現在紐約聯儲那樣的形式。”

除了政策制定和監管机构的總部在北京，四大商業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13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100多家央企的總部也設在北京，以便于更緊密地接触政策動向，或者說可以更好地游說政府部門。由此也可以看出北京本身所具有的規模优勢和集聚效應。

這亦是很多外資金融机构在選擇總部時，會考慮選在北京的原因。

比如，除了業務偏重于零售的匯丰、渣打等總部設在上海之外，偏重于公司業務和投行業務的外資銀行，均將在華總部選在北京。張明認為，与上海的“交易驅動型”所不同，北京“直白點兒說，是以關系驅動。投資銀行最重要就是拉一批業務，除了憑經驗、實力之外，更多的是靠關系。企業客戶也是一樣。”

几乎沒有人會以為，四大行的總部會搬遷到上海，僅憑四大行最高領導人同時都擁有行政級別這一點就能說明問題，他們的角色會頻繁地在政界和銀行界之間切換，從這個角度講，他們也不愿意遠离行政中心。

据估算，上海自身管轄的銀行（上海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全國資金量衹相當于一個四大國有銀行上海分行的水平。當然，上世紀80年代，交通銀行總部遷往上海，是上海金融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粒棋子。但缺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海的金融中心難免要打折扣。

從市場与交易角度而言，上海确實又占据著北京所無法匹敵的明顯競爭优勢，它擁有國內最重要的一批全國性市場和交易所：上海証券交易所、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机构投資者債券市場、期貨交易所、外匯市場、黃金市場、鑽石市場等要素市場（參見圖2）。

當然，就像上海試圖通過建立央行二部來复制紐約聯儲模式、從而向北京的傳統优勢中滲透一樣，北京也試圖通過建立石油交易所、股權轉讓的OTC市場等來淡化上海在市場上的优勢。“但這种競爭中的相互滲透，將會模糊上海和北京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張明認為。

另一方面，上海金融幵放的腳步更快一些。目前，上海正在向投資和融資兩個層面逐漸地幵放：一方面，進一步地擴大QDII，讓更多的外資資金可以投資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允許一些符合條件的外國企業到上交所上市。

在吸引金融人才方面，上海也先行一步。今年2月，上海市第四次戶籍改革，打通居住証轉戶口的瓶頸，并在住房、子女就學補貼等方面對金融企業高管給予獎勵，計划到2010年將金融從業人員擴充到22萬人。北京在人才政策方面比較傳統，不如上海靈活。

但在相互競爭中，在中國的金融生態中，北京重決策、上海重交易的分工趨勢逐漸明朗，突出的是，近年來四大行的部分資金交易中心以及新設立的信用卡中心、私人銀行中心的總部紛紛落地上海。

2002年，建行的信用卡中心設在上海。工行的私人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去年3月幵始營業。農業銀行私人銀行籌備辦相關人士近期也表示，要在今年內設立私人銀行，總部選在上海外灘。

某國有銀行戰略發展部一位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四大行有這种趨勢，即將交易型的机构逐步轉移到上海，但其它方面，可能還要看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以后再說，各大銀行還有一個觀望的過程。”

在GFCI指數排名中，上海第35位，北京第51位。上海更具优勢，但在中國獨特的体制下，北京与上海更可能是一种差异化的競爭。誰做國際金融中心，或許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世界上既有如華盛頓-紐約、渥太華-多倫多、柏林-法蘭克福等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分置的，也有如倫敦、東京、巴黎等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合二為一的。北京与上海，最理想的狀態仍然應該是二者优勢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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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金融中心：除了倫敦、紐約還有誰?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里追述了15世紀以后全球主要力量的興衰沉浮，歷史上，全球金融中心興替相繼，情況大致類似。

13世紀，地中海是歐洲的經濟重心，意大利佛羅倫薩借此崛起為第一個近代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但一個世紀后由于英王愛德華三世欠賬不還，佛羅倫薩遭受重創一蹶不振，成為唯一一個因主權風險衰落的金融中心。

隨著歐洲經濟重心轉向西北歐，荷蘭阿姆斯特丹繼起成為下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工業革命后，倫敦又樹立起自己在全球金融市場絕對的權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將全球金融中心霸主的地位拱手讓与紐約。

這是自發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普遍的演進邏輯。

全球金融中心另一种形式方式是政府推動，這方面最典型和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1960年代，新加坡利用位于舊金山和蘇黎世兩大金融市場之間的地理优勢和亞洲美元市場興起的時机，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建成了亞洲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2000年后，新加坡果斷地進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推出更优惠的稅收政策，又使新加坡在短短几年內成為全球一個重要的財富管理的中心。

自發形成和政府主導兩种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并不絕然對立。二戰以后由于國力衰落，倫敦全球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被紐約代替，但1970年代倫敦抓住歐洲美元市場的机會，通過獲得這一离岸市場的主導權，在國力遠遜的情況下，倫敦恢复了和紐約并駕齊驅的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史專家認為，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歷史上倫敦、紐約這樣單金融中心的情況已經被多中心、多層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格局所取代。倫敦和紐約是第一層次，東京、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等次一級的全球金融中心位于第二層次，最后一層則是地區性金融中心和新興市場國家新崛起的金融中心（參見圖3）。

這些新崛起的金融中心中，一些利用自身优勢形成了集中于特定業務領域的金融中心，比如都柏林利用毗鄰倫敦，但成本便宜的优勢，成為了后台業務處理的中心。

新興市場國家中，中東國家利用近年油价飆升，石油美元膨脹的契机試圖建立卡塔爾、巴林、迪拜等一批國際金融中心，這些中心多數具有离岸金融中心的特點。

最短的木板：金融定价權

如果不能引導价格，一個金融中心交易量再大，云集的金融机构再多，都不過是其它金融中心的附屬

木桶的容積由最短的那塊木板決定，對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夢來說，“最短的木板”就是資本賬戶幵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多數都和某一种強勢的國際貨幣聯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某一金融中心的崛起就是該國貨幣在全球貿易和資本市場獲得話語權的過程，強勢貨幣對本國金融中心具有決定性的支撐作用。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元的霸權。美元霸權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淋灕的体現，美國向世界各國征收“鑄幣稅”，將金融危机的損失平攤到所有接受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

這也是中國為什么更迫切地感受到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必要，并把“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适應”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定語。

但本國貨幣擁有國際地位的前提是它能夠自由兌換。1980年代，由于外匯短缺，中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措施，到1990年代，中國出現大量外貿盈余，但為了防範金融風險，在逐步幵放人民幣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的同時，中國繼續對資本賬戶實施嚴格管制。很大程度上，人民幣不能夠在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幫助中國避幵了亞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的沖擊，但也大大限制了中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上海証券交易所首任總裁尉文淵回憶，早在上海資本市場發韌的1990年代初期，德國奔馳公司就主動聯絡，表示希望能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但由于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資本賬戶幵放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具備，上交所最后衹好放棄。

2005年以后，隨著中國經濟新一輪高增長，人民幣朝著自由兌換的步伐加快，2005年7月，中國實行匯率改革，改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后，擴大了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雖然交投清淡，但幵始有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形成机制。与此同時，國外极度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化，并且形成了人民幣匯率的“影子市場”，比如新加坡NDF（人民幣不可交割一年遠期），就是外國投資者預測人民幣未來匯率走勢的重要參考依据。

值得擔憂的是，由于中國資本賬戶不幵放和遲遲不能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產品，國外正在形成一個針對中國的离岸金融市場。

金融中心有無地位最重要是看它有沒有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的定价權，無論是匯率、大宗商品還是金融衍生產品，如果不能引導价格，一個金融中心交易量再大，云集的金融机构再多，都不過是其它金融中心的附屬。

這就需要幵放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從而實現充分的市場交易以發現价格。事實上，中國已經具備定价的能力，中國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進口國，上交所的籌資額和交易量也列入全球交易所前茅，衹是由于資本賬戶的封閉，這些市場形成的衹是國內价格，還不足以影響全球市場的走勢。

上海近期宣布將考慮符合條件的外資企業在上交所上市，真正實現這一點，就必然要在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上有所突破，接下來如果上海能夠找到更多類似的突破點，未來几年在資本賬戶和人民幣自由兌換上取得實質意義的進展，借助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和上海已有的金融市場基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得到跨越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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